第三十一章抗日模範根據地（一）
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在敵後不但站穩了腳跟，而且在強敵圍攻中不斷發展壯大，受到了中共中央和八路軍總部的高度重視。
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主席團， 1938年10月5日在緻聶榮臻等人的慰問電中稱：你們“已經創造晉察冀邊區成為敵後模範的抗日根據地及統一戰線的模範區。這些都在華北抗戰中已經和将要盡其極重大的戰略作用，而且你們的經驗将成為全黨全國在抗戰中最有價值的指南。”充分肯定了晉察冀邊區各方面的鬥争成就，這是晉察冀被稱為抗日模範根據地的最早由來。
早在1938年3月29日，毛澤東在陝北公學的演講中，就稱贊過晉察冀所取得的成就：“如李白所說，‘大塊假我以文章’，豈隻大塊地方可以做文章嗎？??一一五師副師長聶榮臻現在五台山造成一個抗日根據地，在平漢、平綏之間大唱其戲。一邊喊：‘打倒王克敏’①，一邊喊：‘活捉聶榮臻’，打了好多回合，日本人打不過，便燒了老百姓好多房子。也好，燒了房子他自己也不能去，老百姓又好去當遊擊隊。于是男女老少，全體動員，自衛軍、少先隊，又辦學校，訓練幹部。幾十個縣城沒有官了，于是建立抗日政府，且向熱河打去??我們要在各地建立五台山，人山，各種根據地。”11月，聶榮臻就晉察冀創建一年來的鬥争情況，向中共中央寫了一份詳勁系統的報告。毛澤東看後認為很有意義，要聶榮臻補充修改後出版。補充後的報告共10萬餘字。1939年3月18日，毛澤東接到補充報告後，複信聶榮臻：“榮臻同志：你著的書及送我的一本照片，還有你的信，均收到。這些都是十分寶貴的東西。書準備在延安、重慶兩處出版，（我與王主任①各作一序），照片正傳觀各同志。望努力奮鬥，加深研究，寫出更多的新作品。”同一天，毛澤東還緻電八路軍前方總部、一一五師、一二○師、一二九師等單位，說“這本書對外對内意義甚大”。毛澤東用他那流暢有力的筆觸将書名定為《抗日模範根據地晉察冀邊區》，并在序言中指出：晉察冀邊區是華北抗戰的堡壘??聶榮臻同志的這個小冊子，有憑有據地述說了該區一年半如何實行三民主義與如何堅持遊擊戰争的經驗，不但足以擊破漢奸及其應聲蟲們的胡說，而且足以為各地如何實行三民主義，如何喚起民衆以密切配合抗戰的模範。謂予不信，視此小冊。
朱德和王稼祥也寫了序言。朱德寫道：晉察冀邊區的創造、鞏固與發展，對于我國的抗戰，有着重大而深遠的意義：首先它給全國軍民以堅持敵後抗戰之信心與模範的榜樣；同時它給日寇以無窮的打擊與深痛的隐憂；再有，它給漢奸僞組織予以無情的撲滅與摧毀，使喪心病狂之敗類不無顧忌，使敵後僞政權難以組成，及無法鞏固其統治；還有，它也給全世界先進人士以正确的啟示，在國際人士面前宣告：中華民族是不可侮的，因而增強了我國之外援。凡此種種，它起着在今天配合全國軍民之英勇戰鬥，去停止敵之進攻；在将來配合全國主力之出擊，成為反攻敵人之最前線的有力陣地之偉大作用。
從毛澤東和朱德的序言中不難看出，中央和八路軍總部對聶榮臻開辟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但是，聶榮臻的頭腦十分清醒，他認①王克敏，大漢奸，當時在北平任僞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委員會委員長。
①王主任：即王稼祥，當時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政治部主任。
為，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等人的這些話，并不等于說邊區的工作就沒有缺點了，已經盡善盡美了，相反，還必須加強一系列的工作，才能使晉察冀根據地得到鞏固和發展，經得起更為殘酷的考驗。
由聶榮臻署名的《抗日模範根據地晉察冀邊區》一書， 1939年5月在延安、重慶兩地公開發行，成為第一本系統介紹八路軍堅持敵後抗戰的專著。
引起了國内外的廣泛關注，擴大了共産黨、八路軍的影響。
晉察冀被譽為抗日模範根據地不是偶然的。從聶榮臻率領3000人的武裝留在五台山起，中共中央就在密切地注視着他們的行動，看他們在華北日軍的腹心地區究竟能不能站住腳，能不能堅持下去。如果能夠堅持下去，那就證明八路軍其他部隊也能夠這樣做。這就可以使毛澤東關于抗日戰争的一系列戰略構想成為現實。如關于開展獨立自主的抗日遊擊戰争，充分發動和組織群衆，在打擊日本帝國主義的同時，不斷壯大革命群衆和人民軍隊的力量，為争取抗日戰争的勝利，以及抗戰勝利後的革命鬥争奠定基矗實踐證明，在近兩年的時間内，晉察冀不僅在軍事上取得了一系列勝利，在敵後站住了腳，而且全面地創造性地執行了中共中央有關抗日的各項方針政策，充分發動了群衆，使八路軍的軍事鬥争得到了群衆的廣泛支持，不斷發展壯大，使日本侵略軍深陷于人民戰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晉察冀邊區在彭真、聶榮臻、宋劭文等人的領導下，從一開始就很重視根據地的全面建設。除大力加強主力軍、地方武裝和民兵的建設外，還特别重視黨的建設。聶榮臻和彭真都認為，要建設好根據地，首先必須要加強黨的各級領導。這是根據地得以鞏固擴大的根本保證。在1938年4月中共晉察冀邊區第一次代表大會上，聶榮臻要求無論是地方黨組織還是部隊黨組織，都要真正起戰鬥堡壘作用，領導和教育群衆堅決貫徹中國共産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各項方針、政策，團結起來堅持抗日鬥争。此後，中共晉察冀分局對下屬各級組織，主要是基層組織進行了整頓。基礎好的黨組織，着重加強教育，提高黨員覺悟。黨員數量少的地區和單位，大力吸收抗日活動中的先進分子入黨。在北方分局領導下，除了成立黨校，還大量舉辦了各級黨組織的訓練班，輪訓黨的幹部。在黨員覺悟普遍提高的基礎上，逐步把表現不好或不起作用的黨員清除出黨。這就從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提高了黨的質量，使黨的領導和核心作用大為增強。平、津兩市中共黨的工作，抗戰開始後一度比較沉寂。1942年晉察冀分局成立了城市工作委員會，由劉仁任書記。随後黨的工作逐步恢複，從秘密宣傳、提高人民抗日覺悟，到提供情報、輸送知識分子及各類人才、購買緊缺物資等多方面，有力地配合了晉察冀根據地的抗日鬥争，做出了重要貢獻。加強黨組織建設的工作，主要是由北方分局書記彭真領導的。但聶榮臻在這方面也盡了心力。到1941年1月，彭真奉命去延安，由聶榮臻任北方分局代理書記。1942年7月1日，為紀念中國共産黨成立21周年和貫徹延安整風運動的精神，聶榮臻在《晉察冀日報》上發表了《全面開展整頓三風的學習與檢查》的文章，并在軍區和分局、北嶽區黨委機關黨員大會上，做了關于加強黨性鍛煉的長篇報告。7月4日，毛澤東緻電聶榮臻，指出：“你七月一日的文章已全部收齊看到，即付解放日報發表。此文号召整風學習，糾正整風中的偏向，并指出邊區學習的特點，對整風開展有很大作用。但有一點請你注意者，不要把三風分為某些是下級多些，某些是上級多些。”此次整風“主要與首先的對象是高中兩級幹部，特别是高級幹部”。遵照毛澤東的指示，聶榮臻抓緊了對中高級幹部的整風學習，使黨風有了好轉，這對加強黨的領導，克服1942年面臨的嚴重困難及以後的鬥争起了良好作用。
為了建立既是抗日又是民主的根據地，邊區廣泛地開展了民主政治運動，進行區、村政權民主選舉，逐步加強和改造了基層政權。聶榮臻經常與宋劭文等研究，确定改造原來的舊政權首先要發動群衆。群衆發動起來後，用各種辦法檢舉基層政權中的不良分子，把壓迫人民或不為人民辦事的人都清除出去，然後選舉能代表基本群衆利益的人出來掌握政權。各地還實行各級人民代表會議制度，改革了政權機構。代表由村民大會選舉産生。農民群衆文盲多，投票選舉頗為不便，他們就創造了在當時是極為民主的“豆馴辦法。就是候選人每人背後放一隻碗，選民想選誰就往誰的碗裡放顆豆子，最後以豆子的多少來确定選舉結果。每當聶榮臻與别人談起這些時，總是極為興奮，直到晚年他對此還津津樂道。這樣選出的代表或幹部，大多能真正做到為人民謀利益，得到群衆的擁護。這樣當家做主的民主權利，是晉察冀人民祖祖輩輩從未有過的，從而極大地激發了人民群衆的抗日積極性。
為了充分發動群衆，黨和政府領導群衆貫徹減租減息政策，并将這個運動普及到邊區各地。1938年2月9日，邊區政府即頒布了《晉察冀邊區減租減息單行條例》，規定地主之土地收入，一律照原租額減收百分之二十五；債主之利息收入，一律不準超過一分（即百分之十）。此外，額外附加一律廢除，高利貸一律禁止。1939年1月，聶榮臻在中共晉察冀分局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做報告時又強調，要保障人民已得的利益，各地必須徹底實行減租減息政策。他明确指出，要從政治上壓倒和在經濟上削弱封建勢力，這是根本措施。由于黨、政府和農會在群衆中的工作日益深入，基本群衆的階級覺悟和政治地位大為提高，減租減息形成了廣泛的自覺性的群衆鬥争。他們大量揭露了頑固不化的地主分子、漢奸特務分子，和違背統一戰線及政府政策、法令的違法犯罪分子。減租減息政策的貫徹，大大減輕了封建剝削對貧苦農民的壓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使人民有了新的生機，從而對發動群衆起了關鍵作用。但有的地方也出現了政策界限不清的做法。聶榮臻發現後及時向幹部們指出：“我們是要吃牛肉還是要喝牛奶的問題。吃牛肉一下把地主、富農的财産全沒收，不是很痛快嗎？但這樣做，隻能是幫敵人的忙，會把地主、富農都趕到敵人那邊去，又将形成中央蘇區時‘赤白對立’的現象，危及到我們抗日統一戰線的工作。我們認真搞減租減息，隻要地主、富農執行政府規定的政策，就團結他們一道抗日。這是擠“牛奶’的辦法，慢慢擠，細水長流。”聶榮臻的舉例生動鮮明、通俗易懂，很快被廣大幹部群衆接受。至于減租減息的具體做法，聶榮臻常說：“宋劭文同志做了大量工作，他有細緻的計算辦法，能得到農民和地主的普遍接受。”晉察冀邊區減租減息政策的正确貫徹，使群衆得到了看得見摸得着的利益，抗日積極性大為提高。人們常常稱贊晉察冀的群衆發動得好，發功得成功。其實，奧秘就在于兩項工作做得好：一是減租減息，使貧苦農民從經濟上得到利益：一是實行民主，使他們在政治上得到自由。{ewcMVIMAGE,MVIMAGE, !12300580_0239_1.bmp}晉察冀孤懸敵後，幾乎得不到任何物資接濟，因此聶榮臻非常重視組織軍民生産。在他的倡導下，邊區政府一開始就鼓勵群衆發展生産，植樹造林，興修水利，改良耕作方法，開墾荒地，多打糧食，支持抗日，改善生活。到1939年，又頒發了《獎勵生産事業條例》和《墾修灘荒辦法》，号召平原地區少種棉花，以防被敵人掠奪利用，要求各地多種糧食，發展手工業，盡量自織土布，以滿足軍需民用。有的地方還号召一人養隻雞，一戶養頭豬。早在1938年初，邊區便開始組織合作經濟，建立各種合作社，群衆自願集資合股，實行民主管理。當時，合作社主要經營消費品和組織運輸。1939年春，邊區政府頒布了《合作社暫行規程》，使合作社經濟進一步健全發展。群衆性的互助合作經濟，便利了農民的生産和交換，減少了奸商和高利貸的盤剝，而且有利于進行有組織的對敵經濟鬥争。
晉察冀邊區還逐步加強了财政建設，健全了财政制度，保障了軍需民用。
根據地的軍政費用，主要來源于“合理負擔”、田賦和稅收。聶榮臻說：由于我們的部隊和幹部，大多來自勞動人民，從樸素的階級感情出發，一開始他們就提出，抗戰的财政都要由有錢的地主、富農或工商業主負擔。這樣做顯然不符合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方針。所以，根據中央的指示精神，我們提出了合理負擔的辦法。怎麼個合理法，都是宋劭文領導邊區政府摸索研究出來的。他懂經濟，又很鑽研，工作很細，提出的辦法得到邊區廣大群衆的擁護和支持。
晉察冀合理負擔的辦法，開始時不分貧富，按每戶全部收入折米計算，農戶平均每人收入小米一石四鬥以下的免征救國公糧，一石五鬥至二石的征收3％；二石一鬥至三石者征收5％；以後每加一石增1％，直增到20％為止。
經營工商業的，按同樣的比例繳納現金或實物。後來，覺得免征點稍高，負擔面窄了些，對統一戰線不利，便降低了免征點，使負擔面擴大到邊區總戶數的60％左右。“救國公糧”由村政府征收、支付和保管。這樣，村村有糧站、村村有倉庫，可以到處取給，不誤需用，還節省運輸，減少了損失。部隊、政府機關用糧，由政府按月按定量發給糧票，保障了供給。采取這些措施以後，邊區财政逐步走上軌道。聶榮臻曾不無目豪地說：自古以來，就有“兵馬未動，糧草先行”的說法，我們在抗日戰争時就不存在“糧草先行”的問題，部隊基本上是走到哪裡，便可以就地取得“糧草”供應。
晉察冀在發動群衆進行政治、經濟等各項鬥争中，還大力加強了對群衆組織的領導。根據地的工人、農民、青年、婦女和兒童，都廣泛地組織起來，使他們在抗日鬥争中發揮更大的作用。農會吸收和依靠貧雇農，并以貧雇農中的積極分子為骨幹，團結廣大農民，以各種方式支持抗日戰争，這是八路軍最可靠的群衆基矗邊區青年在各條戰線上是最活躍的力量，是黨和軍隊的重要後備軍。中共各級組織特别注意了對“青年抗日先鋒隊”的領導，通過這個半武裝性的群衆組織，使廣大青年在對敵鬥争和各項工作中發揮了有力的作用。聶榮臻說：抗戰時晉察冀的群衆組織得很好，社會秩序井然，真可以說是做到了“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程度。隻要在邊區，我們走到哪裡都非常安全。事實也确實如此。聶榮臻經常到各軍分區檢查工作，或到北方分局開會，有的相距百裡以上，他都是隻帶一名警衛員，一人一匹馬，說走就走。有時在老鄉家吃飯或過宿，都受到熱情接待，安全得很。
聶榮臻還十分重視邊區人民的政治文化教育，他支持宋劭文和主管文化教育的邊區政府委員婁凝先等，普遍發展了小學、中學和冬學、夜校，襯村辦有“掃盲班”，幫助不識字的農民學文化。文化教育活動，不僅遍及邊區各地，還發展到一些遊擊區和敵占區。到1939年底，據不完全統計，北嶽區和冀中區共辦有7000多所小學，7所聯合中學，中小學生達三四十萬人，晉察冀還創辦了華北聯合大學和抗戰建國學院兩所高等院校，培養了大批各類幹部。邊區軍民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對建設邊區、保衛邊區産生了積極影響。
1940年8月，在彭真主持和聶榮臻的參與下，對晉察冀推行的各項方針政策，進行了全面系統的研究總結，制定了《中共中央北方分局關于晉察冀邊區目前施政綱領》。因為綱領恰恰是20條，所以稱為《雙十綱領》。這個綱領被延安《新中華報》稱為“它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民主主義的施政綱領，是最适合目前抗日需要的”。綱領受到晉察冀各階級、各階層的熱烈歡迎。它使邊區建設取得了進一步的成就，使根據地日趨鞏固，對遊擊戰争的堅持和發展起了重大作用。
根據地火熱的鬥争生活，給了當時任抗大二分校大隊政治委員的傅崇碧以深刻的印象。他後來回憶說：1938年秋天，我從抗大來到了晉察冀邊區。我們首先到了蛟潭莊、城南莊等地。以後又到了根據地其它地區，親眼看到和親身體會到了模範抗日根據地的大好形勢。我們每到一處，都強烈地感受到當地的人民群衆對共産黨是那麼的擁護，對日本侵略者是那麼的仇恨。我們看到有許多老人和兒童在村裡站崗放哨，組織得非常好。邊區的人民群衆真正是被發動起來了。我們到這裡後還碰上了趕集市，這是我們來之前所沒有想到的。趕集的人成千上萬，熙熙攘攘很是熱鬧。集市上吃的、穿的、日用的，什麼東西都有。可以看出，根據地的生産是抓得很不錯的。更令人驚歎的是當地群衆對敵人竟沒有一點害怕的樣子，完全像是生活在一個和平、安全的環境中。隻要敵人或敵機一來，放哨的人就會敲鐘。聽到鐘聲，人們就極有秩序地分散、隐蔽起來。對于我們初到晉察冀的人來說，那裡真是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我來到晉察冀邊區不久，就參加了陳莊戰鬥。這次戰鬥雖然粉碎了敵人的進攻，但是有許多村莊都被敵人燒光了。我看到老百姓一不害怕、二不悲觀，很快就在廢墟上建起了自己的房屋。
晉察冀邊區的文化生活也很豐富，搞得非常活躍。我記得1939年冬，賀龍率一二○師要回晉綏去，軍區為他們組織了演出、籃球比賽等文體活動。
文工團、體工隊、各軍分區的領導人及軍區的幹部們都參加了各項活動。快過年時，鄉村裡到處都可以看到跳秧歌舞、踩高跷和唱戲的人們。在敵後根據地文化生活開展得這麼好，的确是不多見的。在晉察冀邊區，報紙從來沒有間斷過，我們天天都有報紙看。敵人來“掃蕩”時，印刷機用牲口馱着走，走到哪裡在哪裡印報，然後再通過民兵把報紙分送出去。根據地對培養幹部非常重視。部隊連以上幹部都要在抗大二分校進行訓練，民兵隊長都必須在學校接受半年時間的訓練，學習怎樣埋地雷，怎樣打遊擊戰等。邊區還辦了黨校，專門學習黨的政策、法紀等。對這一點聶司令員抓得很緊，他經常到學校或教導團講話，鼓勵大家好好學習。在根據地，軍民關系是非常融洽的。
當地群衆抗日救國的熱情很高，信心很足。那時，軍工廠做地雷缺鐵，群衆知道了就把廟裡的大鐵鐘拿來燒化了做地雷。在老百姓家的門窗上，到處可見挂着的手榴彈、地雷，敵人害怕極了。再有就是群衆家家戶戶挖地道，和敵人展開地道戰。軍民關系很密切，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共同抗日，那種軍民團結打擊敵人的氣氛是令人難忘的。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的光輝成就，特别是在實行民主政治、改善人民生活方面的突出成就，與國民黨統治區形成鮮明的對照。在國民黨統治區，人民的負擔不僅沒有減輕，而且苛捐雜稅愈益繁重，人民不堪重負。國民黨軍隊依靠“抓壯侗的辦法，把老百姓繩捆索綁地驅上前線。因此，從大後方來到敵後根據地，如同發現了一個新天地。
對晉察冀尤其贊美不已。著名愛國民主人士李公樸先生，曾在晉察冀做了6個多月的考察，在15個縣、500多個村莊進行了調查訪問，後來寫了一本影響頗大的書：《華北敵後――晉察冀》。他在書中熱情地呼喊道：“抗日民主之花開遍了華北！”“華北是我們的！中華民族是不可征服的！”他稱晉察冀為：“模範的抗日根據地。模範的抗日民主、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晉察冀邊區，象征着中華民族解放的勝利，象征着新中國光明燦爛的前景。
它的名字深深地銘刻在人們心頭的深處，激蕩着每一個愛國者，每一個有志氣的中國人，特别是鼓舞着年輕一代的希望和向往。”最後，他大聲贊美道：“晉察冀邊區是新中國的雛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