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在中央特科
1930年5月，聶榮臻開始了中央特科的工作。
當時，中共中央機關設在敵人控制下的上海。敵人一直利用各種手段，特别是叛徒告密，窮兇極惡地搜索并破壞黨的各級組織。黨的重要領導人陳延年、趙世炎、羅亦農、彭湃、楊殷、向警予等人先後被捕犧牲。如何在白色恐怖下保證中共中央的安全，是一個極其嚴峻的任務。1927年11月，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設立特科。1928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由向忠發、周恩來、顧順章組成特别委員會，負責這一工作，簡稱“特科”。它是中央的情報和保衛工作機關，負責派人打入敵人内部，了解情況，保衛中共中央和地下工作人員的安全，營救被捕的同志和鎮壓叛徒特務。特科工作的決策人是周恩來，日常工作由顧順章負責。
顧順章雖然是工人出身，但流氓無産者的習氣很重，而在特科，出于工作性質的關系，又什麼事情都可以做，生活日益腐化。這樣一個人做特科工作，政治上太弱，中央怕他堕落，要聶榮臻去加強特科的政治領導。不過，對顧順章實施政治影響是很困難的，他不聽那一套，他又是負責日常工作的。
他叫聶榮臻負責搞行動，意思是看你這個知識分子行不行，敢不敢殺叛徒、特務。做具體領導工作的，還有陳赓、李強等人。陳赓負責情報工作，李強負責無線電通訊工作。
中央的地下無線電台就是這一時期建立起來的。這些電台保證了中共中央同共産國際之間的通訊往來，加強了中央對蘇區工作的指導，使紅軍能及時了解敵情，迅速調動。
搞行動，最基本的工作是審訊和處置叛徒、特務。後者好辦，前者很困難。蔣介石捕殺共産黨人的重要手段之一是依靠叛徒。叛徒熟悉内情，認識黨的重要領導人，了解黨的行動規律，具有很大的危害性。為了完成這一工作，聶榮臻仍以記者身份作掩護，化名李先生，經常淩晨外出，深夜方歸，甘冒各種危險。
張瑞華回憶這一段生活時說：“那時搞特科，是我沒有生孩子以前。他天天像夜貓子一樣，一清早5點鐘就出去了，一直到晚上12點鐘，一兩點鐘，甚至有時到3點鐘才回來。我5點鐘就要搞好吃的，吃得很簡單。他走了，我在家，還擔任着機要交通的任務。他晚上兩點左右回來了，我不能睡，晚上總是聽着，聽着，有聲音沒有，他一走進胡同口我就知道。他的皮鞋聲與别人的不同。我就悄悄地在門裡邊等，等着腳步聲音停了，按約定輕輕敲幾下，知道是他，就開門讓他進來。”
捕捉和審訊特務、叛徒，是件很危險的工作。敵人得到一個有價值的叛徒很不容易，自然要努力保護。要處決一個叛徒必須證據确鑿，使其無從抵賴，如果稍一疏忽，不僅抓不到叛徒，而且自身就有犧牲的可能。聶榮臻對張瑞華說：“如果到黎明我不回來，你就離開這個地方。”
由于持續地高度緊張，張瑞華得了神經官能症，這個病症一直伴随她到晚年。
特科在反對白色恐怖、保衛中共中央的工作中是卓有成效的。情報工作一直做到英租界管情報的組織裡。凡是要危害共産黨的事情，打入敵人情報組織裡的人就先發現了，轉告中央，趕快采取對策。這樣，黨組織一次次地避免了危險。
1930年4月至10月，蔣介石等國民黨新軍閥之間發生了空前規模的大混戰，投入總乒力達100萬以上。他們的後方空虛起來，這為革命力量的發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時機。在這種情況下，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錯誤惡性發展。6月11日，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通過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7月13日，李立三在臨時政治局會議上提出：在南京組織士兵暴動是推動全國革命高潮的起點，緊接着組織武漢暴動，以争取武漢為中心的附近幾省的首先勝利。
李立三叫聶榮臻去組織鎮江起義，成功後，再進攻南京，最後與攻打長沙、南昌的紅軍會師武漢；叫劉伯承到武漢策劃起義，以迎接各路大軍在武漢會師。李立三還要求各地紅軍向大中城市發動進攻。于是，劉伯承去武漢，聶榮臻到鎮江。
聶榮臻帶了兩個人，一個叫伍雲甫，一個叫塗作潮，是搞無線電的，拟打下鎮江後用無線電與中央聯系。
他們到鎮江分别住下後，聶榮臻找到鎮江市委書記，了解鎮江情況。那位書記說，他們能夠控制的力量，一是鎮江兵營裡有一點人，還有鎮江附近的一小股民間武裝。這就是鎮江起義攻打南京的基矗聶榮臻馬上意識到根本沒有條件，起義不能搞。
而這位市委書記，已被敵人盯上了。聶榮臻在旅館和他談過話後，上街買了一張地圖，想研究一下南京地區的地形，又在街上逛了一會兒。當他回到旅館，看到他住的房間裡有兩個陌生人，職業上的警覺使他明白出事了，立即轉身走開。
他徘徊在街頭，決心取消這次起義。天黑了，總要有個安身之所。他走進一家澡堂。鎮江的澡堂是徹夜開放的，這為他提供了避難所。他在這家澡塘洗兩個鐘頭，在竹床上躺一會兒，已經是半夜了，又換一家澡堂，再跳入浴池，總算挨到了天明才走出澡堂。外面細雨蒙蒙，他看看街上有行人了，便雇了一輛人力車，直奔火車站。
回到上海，很快就看到報上登出鎮江市委被敵人破獲的消息。他回想起昨日回旅館看到的情形，感到真是萬幸。他隻要一步邁進那個房間，其後果是可想而知的。
回到上海，知道同去鎮江的伍雲甫和塗作潮倆人沒有回來，他又返回鎮江。好在事前有準備，很順利地把他們接回上海。
他向李立三彙報了事情經過，說明鎮江根本不具備起義的條件。李立三還不相信，叫顧順章派人去鎮江核實，得知市委機關确遭破壞，市委書記被捕，此事才算了結。
去武漢發動起義的劉伯承同樣沒有搞成，也相繼返回。與劉伯承一起去武漢的劉雲卻犧牲了。聶榮臻八旬高齡時談及此事還不無憤慨地說：“李立三那個盲動主義，簡直是坐在家裡想的，根本不去考慮條件，主客觀的條件。
你不能這樣嘛。”
不久，瞿秋白、周恩來從莫斯科回國。9月24日至28日，在上海召開了擴大的中共六屆三中全會。聶榮臻列席了這次會議。在會上，向忠發做了中央政治局工作報告，周恩來做了傳達國際決議的報告和組織問題報告。周恩來的報告全面地分析了形勢，批判了李立三對形勢的錯誤估計。李立三在會上作了自我批評。瞿秋白做了政治讨論的結論。六屆三中全會後，李立三離開了領導崗位，取消了全國總暴動和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行動。聶榮臻對這些都是深表贊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