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任廣東省委軍委書記
1928年1月，聶榮臻任中共廣東省委軍委書記和省委常委。對聶榮臻當時的工作， 1928年12月，廣東省委的“幹部分子調查表”上有這樣一段話：“1925年由俄國返，到現在都是任軍事工作，粵、湘、鄂軍委工作??工作能力極好，可做黨及軍事工作，特别是軍事工作。”①經曆了南昌、廣州起義，聶榮臻思索了許多問題。眼看着轟轟烈烈的鬥争失敗了，革命遭到巨大的損失，他深深感到，搞武裝鬥争需要有根據地。
進行武裝暴動，不建立根據地是站不住腳的。
正是這種探索精神，使他求教于曆史。他和葉劍英一起，忙裡偷閑，閱讀了《洪秀全野史》，一起研究讨論了太平軍的作戰方法，主要戰役的過程，失敗的原因。他們覺得，太平軍打到哪裡，“呼噜”一下子就過去了，不鞏固所占領的地方，不注意建立根據地，這是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兩位共産黨内優秀的軍事人才，相互切磋，共同總結經驗教訓，結下了深深的友誼。
但是，以李立三為代表的省委主要領導人卻沒有從失敗中得出教訓，還是實行“左”傾盲動主義，使已經遭到很大損失的革命力量繼續遭受損失。
對這種現象，聶榮臻是不滿與抵制的。
1928年1月，李立三派周文雍去廣州，任務是發動黨員和群衆貼标語、撒傳單，表示共産黨仍有力量。當時，起義剛剛失敗，敵人仍盤查很緊。而周文雍長期在廣州城裡從事工人運動和學生運動，廣州起義時任工人赤衛隊總指揮、廣州蘇維埃政府勞動委員，很多人認識他。在這種情況下派他去廣州，無異于是去做無謂的犧牲。聶榮臻提出了反對意見，但李立三堅持要派。
周文雍忠實地執行命令，幾天以後與以妻子身份掩護他的陳鐵軍一起被捕，他們威武不屈，演出了悲壯的“刑場上的婚禮”。聶榮臻讀到他們英勇就義的消息，不禁流下了熱淚。他懷着對戰友的深深懷念之情，把那塊剪報珍藏起來，保存了多年。
在周文雍英勇就義前後，省委接連派出的許多領導幹部，也相繼被捕犧牲。他們當中有省軍委的黃錦輝，省委負責人張善銘、趙自選，省團委書記區夏民（女）等人。聶榮臻心情沉重他說：在革命低潮時，勉強地派負責幹部去冒險，已經多次證明是錯誤的。他不止一次地向省委提出意見，均歸無效。
中共“六大”以後，向忠發當了中共中央總書記，但掌握實權的是李立三。李立三仍抱住他的老一套，下令香港黨組織在1929年的“五・一”節搞遊行活動。當時，鄧發任香港市委書記，是遊行總指揮。省委決定聶榮臻參與指揮。聶榮臻到現場一看，來的全是骨幹，有的還是區委的負責人，大多是共産黨員和黨的各級組織負責人。聶榮臻感到，一旦把遊行搞起來，就全都暴露了，實在危險得很。可是，不執行黨中央的遊行命令，責任重大。聶榮臻決心說服鄧發取消這次遊行。他當即找到鄧發，說：“我個人的意見，今天不能搞，如果搞，就便宜了香港帝國主義，我們會被一網打荊把你各區的黨員都抓了，你還有什麼？我的意見是取消這次遊行。你是總指揮，你下決心。”鄧發看了一下，也感到事情不對，于是通知到場的都分散返回。
人是退走了，但怎麼向中央交待？聶榮臻約鄧發到近處的一個茶樓裡，以喝①原件存中央檔案館。
茶做掩護，研究向中央彙報的事。聶榮臻說：“你總指揮去報告吧。”鄧發說：“不行，要報告由你報告。”聶榮臻立即承擔下來。不久，他去上海彙報，李立三不肯跟他談。因為聶榮臻總覺得李立三觀點不對頭，争執過多次。
他把經過給向忠發談了。向忠發說：“你臨陣脫逃！”給聶榮臻戴了一頂很大的帽子。他對向忠發闡述自己的觀點：“作戰麼，總有個進攻、有個退卻，這是雙方力量對比決定的麼，你沒有力量怎麼進攻呢？隻進攻不退卻，沒有這個道理。幾年辛辛苦苦積累起來的力量，被一網打盡，香港帝國主義再沒有比這便宜的事了。随便你們加什麼帽子都可以。但如按你們的意見辦，總而言之是我們黨受損失。你們這個辦法是全軍覆沒！”
由于取消了這次“左”傾冒險行動，對保存香港黨組織的力量，起了重要作用。
廣東省委軍委的工作主要有兩項：一是指導武裝鬥争，二是做敵軍工作，往張發奎部隊派幹部。
這期間，聶榮臻還參與指導海陸豐地區的武裝鬥争及海南島和廣西的武裝鬥争。1927年9月份海南起義，成立紅三師，以五指山、黎母嶺地區為根據地，與敵人進行了堅持不懈的鬥争。海南島的革命紅旗一直飄揚在五指山上，為日後海南島的解放，做出了卓越的貢獻。1929年，中央派鄧小平、張雲逸到廣西領導發動百色起義，燃起了星星之火，後來成立了紅七軍、紅八軍。百色起義以後向廣西派人，開展廣西工作，也是廣東省委軍委的重要任務。
1929年10月，聶榮臻奉命代表省委到東江特委巡視工作。他10月底自香港動身，經潮安，到達東江特委所在的豐順大山裡。這時東江紅軍有3個團共1000餘人。他對特委講形勢，鼓鬥志，部署秋收鬥争，調整組織，在大山裡住了一個月的草棚。此次巡視，聶榮臻在給省委的報告中提出：“東江目前的唯一中心工作，便是堅決地實行秋收鬥争，隻有在這秋收鬥争中，才可以把東江群衆發動起來，東江才是真正的鬥争區域，東江的鬥争才能與紅軍的勢力彙合起來。否則東江的工作将不實際而走到失敗的途上，這是目前極大的關鍵。”①他明确地提出了發動群衆、實行武裝鬥争與農民運動相結合，在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的思想。這一地區的鬥争，後來由古大存等人領導，長期堅持了下來。
為了培訓軍事幹部，廣東省軍委還經常辦訓練班，講軍事課，聶榮臻親自任教，講軍事技術和戰術。他結合南昌起義、廣州起義以及太平天國成敗的經驗教訓講課，很受聽講人的歡迎。
在這兩年，香港處于白色恐怖中。聶榮臻多次曆險。為了逃避特務和叛徒的追捕，他學會了從行駛的電車上跳下來，把敵人甩掉。他養成了聽大街上腳步聲的習慣。香港的警察穿皮靴，走起來“咔”、“咔”地響，很有節奏，老遠就能聽到。每當他聽到“不祥之音”，就及時避開。他每到一個接頭點或一個住處，總要注意觀察可疑的征候。一次，他與恽代英一起和葉劍英碰頭，談完話後各回自己的住處。他回到住所，在門口看到雇請的阿姨正從樓上搬出他的行李，覺得很奇怪，便沒有吭聲；阿姨給了他個眼色，聶榮臻知道出事了，轉身便走。事後得知，省委機關被破獲，敵人在一張紙條上發現他的住處。他返回時，敵人已經把一位與他同住的同志抓起來，正在等①《聶榮臻軍事文遜，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15頁。
他。
1928年4月，聶榮臻與黨的機要交通員張瑞華在香港結婚。
他自赴歐留學至今，始終是孑然一身，現在，已近“而立”之年了。在武漢軍委工作時，他認識了張瑞華。{ewcMVIMAGE,MVIMAGE, !12300580_0056_1.bmp}張瑞華中等個頭，長得很秀氣， 18歲，河南信陽人，原在信陽女子師範學校讀書，北伐軍打到武漢後，她投筆從戎，就讀于武漢軍校，開始了革命生涯。她那時已是中共黨員，常到中和裡軍委機關。一年以後，經曆了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在香港他們又相逢了。
在香港，有次聶榮臻正在講課，張瑞華拿着文件推門而入。她是到這裡送文件的。廣州起義失敗後，她到香港擔任黨的機要交通員，來往于香港、九龍、廣州之間。過了幾天，聶榮臻到了張瑞華的住處，提出要找她談談。
張瑞華說：“我今天沒有時間，要到九龍去送文件，隔一天行不行？”聽說是執行任務，聶榮臻馬上說：“可以，過幾天我再來。”說完他就走了。張瑞華還鬧不清是怎麼回事，因為是自己的上級，也不便問。過了幾天，聶榮臻又來了。談話中間，聶榮臻流露出對張瑞華的愛慕之情。張瑞華對聶榮臻也有好感，就同意了。
在那個急風暴雨的時代，哪有過多的時間談情說愛呢？鬥争環境、革命工作決定了他們的戀愛是在特定的條件下進行的，他們的愛情是建立在對革命忠誠而相互高度信任的基礎上的。這種珍貴的感情使他們同生死共患難達64年之久。
張瑞華搬出住處，提着僅有的包括她所有财物的小箱子，住進了聶榮臻的秘密住所。這時聶榮臻29歲，張瑞華19歲。他們的結合，沒有舉行任何儀式。
為了表示良好的祝願，周恩來到他們家作客。那是他們結婚幾天之後，周恩來從上海到香港主持省委擴大會議，忙裡抽空到了他們在香港皇後道的家裡。周恩來對他們表示祝賀。這是張瑞華第一次見到周恩來。後來她回憶說，“一見到總理，印象就非常深刻。總理對人親切、可敬，非常有禮貌。
我雖然是毛孩子，但總理不是把我當成毛孩子，他是那樣溫和、親切，我一下子就記住了。第一次的印象就是這樣。以後印象一直是這樣。”
聶榮臻有了一個小家，生活緊張、愉快，也很清貧。每月的生活費，按當時規定，男同志每人15元，女同志7元，房租水電費由公家出，外有3元交通費。這樣少的錢，用起來自然顯得拮據。整個夏天聶榮臻隻有一件繪紗短袖白襯衣。他們住的地方很高，有幾十級台階。張瑞華在窗口就能看到他必經之路。他一進屋，總是渾身大汗，立即脫下上衣洗淨，隻剩下一件背心。張瑞華因為擔任交通員的工作，為便于掩護，乘船需要好一點的艙，穿着也要符合身份，自然要比聶榮臻的好一點，不過也隻是兩件比較體面的衣裳，是當時時興的旗袍，在工作需要時才穿。聶榮臻與張瑞華有時開玩笑說：“我們的生活用品倒是簡單，到哪裡去，随身就走了。”他們過得清貧、幸福。有一個愛侶為自己分擔失敗的憂慮，也共享勝利的愉悅。
1930年初，中央通知聶榮臻去上海。張瑞華留在香港聽候消息。一個月後，省委通知她也到上海。現在，她帶的東西多了，一個藤箱，一個手提包，由香港乘輪船去上海。當她踏上上海碼頭時，看到了等待着她的丈夫。他們在上海一家旅館住了兩天，就買了去天津的船票，奔赴新的工作崗位。聶榮臻被分配到順直省委工作。他們在客輪的包間裡，觀賞着渤海灣的驚濤駭浪，久久地疑視着跟随輪船掠浪而飛的矯健海燕。他們自身又何償不是迎着新的急風暴雨飛去的海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