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微山湖畔挽狂瀾
－－－－－從魯西到魯南
一九三九年秋，羅榮桓在經營魯西的同時，逐漸把注意力轉向津浦路東的魯南地區。
所謂魯南，開始是指津浦路以東、膠濟路以南的山東廣大地區。後來，因抗日形勢發展的需要，又把這個大魯南劃分為魯中、魯南、濱海三個區域。這裡所說的魯南，即指津浦路以東，隴海路以北、沂河以西、蒙山以南這一塊地方。它北倚沂蒙山區，南接徐（州）海（州）平原，是華中通向延安的交通要道，也是在徐海平原開展敵後遊擊戰争的重要依托。控制它可以威脅津浦、隴海縱橫兩條鐵路，戰略地位十分重要。
一九三八年間，日本侵略軍已控制了鐵路，侵占了魯南所有縣城，對魯南山區形成四面包圍之勢。在層巒疊嶂的山區内，日僞軍、國民黨部隊和封建地主武裝，犬牙交錯，各霸一方。
在魯南也有一支由共産黨領導的武裝，叫人民抗日義勇總隊，創建人有郭子化、張光中和何一萍。
郭子化是中共蘇魯邊區特委書記，一九三七年他赴延安參加黨的蘇區和白區代表會議回來後便醞釀建立抗日武裝，翌年春發動武裝起義并于五月間将沛縣、滕縣、峰縣的起義武裝調至峰縣集結，從李宗仁領導的國民政府第五戰區取得“人民抗日義勇總隊”的番号。由蘇魯邊區特委委員張光中任總隊長，何一萍任政委。總隊成立後，曾多次破襲臨（城）棗（莊）鐵路，襲擊日軍小分隊和辎重隊。後來被秦啟榮、申憲武等頑軍所包圍，乃派人到泰萊山區向中共山東省委求援。七月間，省委率山東人民抗日遊擊第四支隊①兩個團到魯南〔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徂徕山起義後組成，後改編為八路軍山東縱隊第四支隊〕，計劃建立魯南根據地，因受各縣地主武裝包圍不能立足而撤回魯中。九月間，孤單弱小的人民抗日義勇總隊隻好接受當時對共産黨态度尚好的國民黨臨沂專員張裡元部直轄四團的番号，困處于棗莊東北的抱犢崮附近的車辋、大爐一帶，各方面都受到極大限制。
一九三九年四月，國民黨蘇魯戰區總司令于學忠率東北軍第五十一軍、第五十七軍約二萬人，受蔣介石之命，由皖北進入魯中、魯南，駐紮于沂（山）魯（山）、莒（縣）日（照）、臨（沂）費（縣）等重要山區。沈鴻烈立即拉攏于學忠，作出了一個“防區劃分”的決定。把山東縱隊的防區劃在泰山、徂徕山以南，津浦路以東，滕縣以北，石萊（新泰縣西南角）以西的狹小山地，并規定：山東縱隊“除膠東、魯西各支隊仍在現地……外，其魯南及膠濟路北各支隊應向前定地區集結，限五月十五日以前到達”。顯然，沈鴻烈搞這個決定是一個詭計，是企圖依靠東北軍的力量來限制八路軍的發展，并且借以挑撥八路軍和東北軍的關系。于是，八路軍在魯南的處境就更加困難了。
一九三九年六月，日軍二萬人“掃蕩”魯中、魯南。六月二十一日，毛澤東緻電集總，指出：在日軍“掃蕩”後，魯南①〔此處指大魯南，包括魯中地區〕局面混亂，省府秦部及東北軍損失很大，我應趁此機會将一一五師師部及六八六團（和）肖華（縱隊）一部開赴魯南，以鞏固魯南根據地，并應大放縣長、區長，及在可能條件下放專員，以争取政權。但是，七月間，山東分局向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建議，第一一五師指揮位置仍應在魯西地區。
八月一日，第一縱隊又緻電第一一五師，要求将第六八六團調往魯南，于是第六八六團立即由魯西出發，過南陽湖，首先進入鄒縣滕縣邊界，九月初進入抱犢崮山區。八月上旬，師部機關由費縣南下，于九月一日到達大爐。陳光、羅榮桓率領少數參謀人員和兩個連隊仍留在泰西。從此，津浦路以東也有了八路軍的主力部隊，而且是在平型關打擊日寇的老八路。這對日僞和國民黨軍隊都産生了很大震動，沈鴻烈排擠山東縱隊的計劃也因此而成為泡影。
九月四日，集總緻電第一一五師，指出肥城山區甚小，主力應轉移到泗（水）費（縣）臨（沂）地區。此時，第六八六團和師部已到魯南，需要轉移的就是陳光、羅榮桓和他們的随行人員了。
十月間，羅榮桓正準備向魯南轉移時，接到冀魯豫支隊②〔由一一五師三四四旅一部組成，當時在豫北和魯西南（今山東菏澤專區一帶）地區活動，直屬八路軍總部指揮〕③彭明治發來的電報楊得志等和蘇魯豫支隊〔原魯南人民抗日義勇隊第一總隊，一一五師進入魯南後，編為一一五師蘇魯支隊，支隊長張光中，政委彭嘉慶〕，說（微山）湖西地區的蘇魯豫區黨委正在搞“肅托”，殺了許多人。彭的電報說，連蘇魯豫支隊的副支隊長兼四大隊長梁興初也被當作“托匪”抓了起來。主持此事的是蘇魯豫支隊政治部主任兼四大隊政委王鳳鳴。羅榮桓發電報命令他立刻停止捕人殺人，同時将楊得志等的電報轉發給山東分局。這時，山東分局書記郭洪濤和山東縱隊指揮張經武正要率領一批幹部去延安，将要路過湖西。郭洪濤考慮到這事與一一五師有關，認為和羅榮桓一起去處理更好些，于是打電報與羅商量。羅榮桓決定親自去處理。他打電報給原一一五師保衛部長、當時的魯西軍區政治部主任朱滌新，要他一起到湖西去。
十月二十六日，羅榮桓趕到大爐與張經武、郭洪濤會合，随即再次打電報通知王鳳鳴，所有被押人員一律不得處決，要等他到達湖西後再作處理。然後，抽調了一支警衛部隊，把師政治部保衛部的幹部幾乎全部帶上，同郭洪濤、張經武等，馬不停蹄，星夜奔赴湖西。
－－－－－湖西“肅托”的由來
湖西地區處于微山湖以西的蘇、魯、豫、皖四省邊界，緊靠津浦、隴海兩條鐵路幹線，逼近戰略要地徐州，是連接華北與華中兩大戰略區的紐帶。
抗戰一開始，湖西人民就在當地中共組織領導下，發動了多次武裝起義，一九三八年五、六月間，成立了人民抗日義勇隊第二總隊①〔總隊長是李貞乾、政委是王文彬（後改為郭影秋）〕，後改稱八路軍山東縱隊挺進支隊，為開創湖西抗日根據地做出很大貢獻。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由第一一五師第六八五團改編的蘇魯支隊到達湖西，和山東縱隊挺進支隊合編為蘇魯豫支隊，接連打了幾個勝仗，粉碎了四千多敵人對湖西的首次“掃蕩”，受到湖西群衆熱情歡迎。與抗日義勇隊第二總隊合編後，部隊迅速發展壯大，共有第一、二、三、四大隊和遊擊七大隊及獨立大隊，曾發展到八千餘人。
一九三九年五月間，遵照中共中央要蘇魯豫支隊向隴海路以南發展的指示，支隊長彭明治率支隊部和第二、三大隊及獨立大隊，支隊政委吳法憲率第一大隊和第七大隊一部，分别進到隴海路以南的津浦路以西、以東地區活動。第四大隊由副支隊長兼大隊長梁興初和支隊政治部主任兼大隊政委王鳳鳴率領，留在湖西地區活動。蘇魯豫支隊的這三支隊伍分别處在津浦和隴海兩路十字交叉點徐州的西北、西南、東南角（第六八六團則進入徐州的東北角），南聯彭雪楓縱隊、西接冀魯豫支隊，抗日烽火，熊熊燃燒。
然而，到一九三九年八月間，湖西地區突然掀起了“肅托”的狂風惡浪。不到兩個月，被關押的黨員、幹部達數百人，約三百人被無辜殺害。
所謂“肅托”，即肅清托派。托派，原本是蘇聯共産黨中以托洛茨基為首的一個派别。三十年代在蘇聯曾開展了大規模的反托鬥争，許多人被當作托派而遭到殺害。在中國，陳獨秀等人在一九三一年五月成立托派“中央”，進行反黨活動。一九三二年十月，陳獨秀被國民黨逮捕，托派組織即發生了分化。抗戰期間，托派并無統一的組織。在共産黨内部更不曾潛伏着一個從上到下的系統完整的托派組織。可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王明和康生從蘇聯一回國便照搬蘇聯模式，大肆鼓吹“肅托”。一九三八年一月，康生抛出了《鏟除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托洛茨基匪幫》的長文，毫無根據地指責陳獨秀為接受日本特務機關津貼的漢奸，從而把肅托和反對漢奸相提并論。一九三八年八月，他擔任中共情報部和中央社會部部長後，便直接掌管“肅托”大權，濫殺無辜，惡劣影響波及全黨。
當時，廣大幹部甚至許多領導“肅托”的人其實并不真正懂得托洛茨基派一詞的含義。他們直接間接地從康生的小冊子受到的影響是把“托派”這個詞當成“漢奸”，或者如同十年内戰時期的“AB團”、“改組派”那樣來理解。
湖西的“肅托”，首先從區黨委下屬的湖邊地委搞了起來。一九三九年八月，湖邊地委組織部長王須仁誣指湖西幹部學校的教員魏定遠為“托匪”。他施用殘酷的肉刑，逼迫魏定遠招認是“托派”，并逼供出第一批“托派”名單。
王須仁搞“肅托”，得到當時兼任湖西區軍政委員會主席王鳳鳴的支持。二王又挾持蘇魯豫區黨委書記同意他們的行動。于是，他們刑訊逼供、誘供、串供，然後再依據口供抓人。如此惡性循環，“托派”越“肅”越多。
“肅托”象瘟疫一樣，很快蔓延到區黨委。許多領導幹部被關押。區黨委宣傳部長馬霄鵬、統戰部長王文彬、軍事部長張如、社會部長趙萬慶等大批優秀幹部被害。二王肆無忌憚地草菅人命，不僅不向山東分局和一一五師報告，而且還向冀魯豫支隊楊得志發報，說該支隊活動的魯西南地區黨委中也有不少“托派”，要楊将他們逮捕後送到湖西去交他們處理。楊得志一面向上級反映，一面回電嚴詞拒絕。不久楊得志率部隊路過湖西，聽說他們仍在殺人，又當面對王鳳鳴和大隊長梁興初提意見說：“你們殺人有沒有請示報告？這樣搞不行。”王鳳鳴置若罔聞。而梁興初當時剛從隴海路南回來，不了解“肅托”的情況。他聽了楊的意見後，表示同意，也向王鳳鳴提出意見。王不但不聽，反而說有人供出梁興初與徐州敵人有密切聯系，也是“托匪”，突然把梁也抓起來了。此例一開，四大隊的營連幹部，也一個一個被投進監獄，他們大都是經過長征的老紅軍。
聽說梁興初被關起來後，蘇魯豫支隊長彭明治立即趕到湖西。他對王鳳鳴搞的肅托表示反對，不同意逮捕梁興初。王鳳鳴不僅不聽，反而又想抓彭。彭無力扭轉王造成的險惡局面，隻得發報向羅榮桓、陳光反映。
羅榮桓制止亂抓亂殺的電報很快到了湖西。王鳳鳴慌了手腳。他一面不得不派偵察科長到湖東偵察敵情，準備羅榮桓的到來；一面又夥同王須仁繼續編造口供，抓人殺人，企圖讓羅榮桓承認他們造成的既成事實。
被關押的幹部有的很快認識到這是一起大冤案。山東縱隊挺進支隊副支隊長李發原是紅二十五軍幹部，内戰時期見識過“肅反”擴大化。他不願坐以待斃，設法逃出了虎口，向山東分局作了報告。區黨委巡視團主任張子敬也跑掉了，但又被抓了回來。一些逃脫不掉的幹部也幹方百計向上級報告情況。被關押的區黨委組織部長郝中士等，在一個紙煙盒子的背面，給山東分局和一一五師寫了一封信，報告了湖西肅托的情況。然後把這封信交給同監一個小販，托他釋放後交給共産黨的地下交通站，再轉到分局和師部。羅榮桓趕到湖東時，收到了這一封信。
“肅托”在繼續蔓延。那位去湖東的偵察科長回來後也被投進了牢房。牢房設在一座地主宅院的幾間陰暗潮濕的下房内，裡面關了許多重要人員，除了上述人員以外，還有湖西人民抗日武裝最早的領導人李貞乾、魯西南地委書記戴曉東……他們的許多戰友已慘遭殺害，而他們的生命也已朝不保夕。可這位偵察科長卻帶來了好消息，他告訴大家：
“羅政委要來了！”
陰暗的牢房裡立刻活躍起來。“有救了，有救了！”人們還不敢歡呼雀躍，隻能交換着欣喜的目光。白天，大家都把目光轉向窗戶，盼望着看到羅政委的身影；夜晚，大家都側耳傾聽，想聽出羅政委來到的馬蹄聲。人們都在默默念叨：羅政委，你快來吧！
快刀斬亂麻的處理
這時，羅榮桓一行正馬不停蹄地趕路。他親自聽取偵察員報告，了解敵情，決定行軍路線，采取一切措施，提高行軍速度。他們在滕縣與薛城之間迅速穿過津浦鐵路，到達微山湖東岸，第四大隊的第二營營長江燮元率領部隊過湖來迎接羅榮桓。羅榮桓問江燮元：
“你怎麼不是托派呀？”
“我怎麼會是托派呢？”江燮元不解地回答。
羅榮桓說：“許多人都不是托派，不都被打成托派抓起來了？”
一句話揭穿了湖西事件的真相，解開了江燮元心中的疑團。江燮元向羅榮桓彙報了湖西“肅托”後的嚴重局勢。羅榮桓叮囑說：“你們暫時留在湖東吧，不要回去了。王鳳鳴也會把你們抓起來的。我們去處理這件事情。”
羅榮桓一行渡過微山湖便直奔單縣。到達第四大隊駐地附近住進一個小村子裡，随即派朱滌新去通知王鳳鳴和區黨委書記兩人來彙報，并把所帶的幹部分為兩組，立即深入下去，訪問群衆、幹部和被害人員家屬，調查事件真相。
在村子裡，羅榮桓看到街道上到處貼着題為“為肅托的初步勝利告蘇魯豫群衆書”的油印傳單。羅榮桓看了王鳳鳴編造的謊言，憤憤地說：“把黨組織都搞垮了，大批黨員幹部被殺掉了，弄得群衆人心惶惶，幹部戰士人人自危，還說什麼‘初步勝利’，如果‘徹底勝利’，那要搞成什麼樣子！”按照事先的安排，郭洪濤與區黨委書記談，羅榮桓和王鳳鳴談。
王鳳鳴一跨進門檻，就看到羅榮桓政委緊皺雙眉，從眼鏡後面狠狠地盯着他。他敬了個軍禮便趕緊低下腦袋。他手裡拿着一疊事先趕出來的材料。假的便是假的，他的彙報漏洞百出。平時非常耐心，總是讓人把話說完的羅榮桓實在沒有耐心聽下去了，便打斷他的話，單刀直入地問道：
“你為什麼把梁興初抓起來？”
“他是托派，和徐州敵人有勾結。”王鳳鳴硬着頭皮強詞奪理地回答。
“有什麼證據？”羅榮桓追問。
王鳳鳴一舉手裡的材料：“有别人的口供。”
“這口供是怎樣弄來的？”羅榮桓嚴肅起來，他根本不理那些材料，不等王鳳鳴回答就進一步追問：
“你打人了沒有？有沒有逼供？有沒有用刑？”
這一連串的問題，好象是連珠炮，王鳳鳴招架不住了，不得不吞吞吐吐地承認用了刑罰。
“用刑罰逼出來的口供，算什麼根據！如果别人的曆史你不了解，梁興初的情況你還不知道嗎！他爬過雪山、走過草地，身上負了十幾次傷，怎麼會成為反革命？！”
王鳳鳴還想狡辯，羅榮桓拍案而起，厲聲責問道：
“你抓了那麼多人，殺了那麼多人，既不請示，又不報告，你無法無天到什麼地步！我要不是帶着部隊來，我看你也會把我抓起來。”
在羅榮桓義正辭嚴的譴責聲中，專橫跋扈的王鳳鳴，此刻就象斷了脊梁一樣癱在椅子上了。
原先對王鳳鳴唯命是從的黨委書記經過郭洪濤談話也悔恨自己鑄成大錯。羅榮桓同他談話時說：“你們應當分析一下嘛！區黨委的同志，象王文彬同志，我聽六支隊的段君毅同志說，他是參加過‘十二九’運動的，曾經當過北平學聯的宣傳部長，他和張如等同志在湖西拉起那麼多武裝，為黨做了很多工作，如果他們是托派，能這樣幹嗎？”
這時，在“牢房”中的犯人，從窗戶看到一些過去未見過的幹部，都估計：可能羅政委已經到了。大家為很快就要被解救而歡欣鼓舞。然而，住在單人牢房中的蘇魯豫支隊獨立大隊政委郭影秋，并不知道羅榮桓的來到。前幾天審訊時，審訊者拿着一張紙在郭面前搖晃，說這是山東分局來的電報，電報裡說，郭子化①已經交代自己是托派了〔 郭子化（一八九六-一九七五），當時任山東分局統戰部長，建國後曾任國務院衛生部副部長〕，而且供出你是托派。郭影秋隻好說：“我是由郭子化介紹入黨的。既然他是托派，那我隻好承認我也是。”郭影秋被押回來後，越想越不對頭，又翻了供，于是被關進了單人牢房。就在羅榮桓到達湖西的這一天上午，王須仁再次提審郭影秋，因取不到口供，當着郭的面把另一名“犯人”民運幹事陳景文打死，并氣急敗壞地威脅郭說：“如果再不承認，就将和陳景文同樣下場！”
當時，郭影秋并不知道，這是王須仁的垂死掙紮，更不知道這也正是羅榮桓即将來解救他們之時。
過了幾個小時，郭影秋被帶到一個四合院的西屋内。他擡頭一看，對面桌後坐着幾個人都不認識。
中間坐着的那人招呼郭坐下後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郭影秋。”
“你認為肅托怎麼樣？”
“我認為肅托是正确的，可我是被冤枉了。”他受到當時條件的限制，隻能這樣回答。
“是誰冤枉了你？”
“是郭子化。”
“郭子化怎麼會冤枉你呢？”
“郭子化在山東分局自首，承認自己是托匪，而且還供出我也是托匪。可是，我不是……”
“郭子化自首，還供出了你，你是怎麼知道的？”
“審訊我的人說是分局來了電報。”
“豈有此理！”中間那人氣憤地拍了一下桌子，站起來說：“郭影秋同志，我不是來審訊的。分局根本沒有發過那樣的電報，郭子化同志也從來沒有自首過，這完全是捏造！”他走到郭影秋面前自我介紹說：
“我是羅榮桓。”他又指指身旁的兩位幹部說：“這位是張經武同志，這位是郭洪濤同志。郭子化同志也來了，你停一會就會看到他。”
羅榮桓命令立即釋放郭影秋。郭影秋一聽，淚落如雨，激動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後來，郭影秋回憶道：“羅榮桓同志再晚來四小時，我和李貞乾、郝中士、梁興初幾位同志，也被拉出去槍斃了。羅榮桓同志到了湖西之後，所謂‘肅托’鬥争才被制止。”
經過同郭影秋這次談話，羅榮桓和郭洪濤、張經武一緻認為，已經沒有必要逐一甄别了。羅榮桓決定快刀斬亂麻，無條件釋放一切被關押的同志，讓他們返回原崗位，恢複工作。
接着，羅榮桓等又去看望被囚禁的梁興初、李貞乾。
衣衫褴樓、累累傷痕的梁興初，看到羅政委走進牢房，立即撲上前去，緊緊抓住羅榮桓的雙手，泣不成聲地說：
“羅政委啊，您再晚來一步，我們就見不到您了！”
羅榮桓攙扶他坐下，仔細察看他的刑傷，憤慨地說：“這簡直是犯罪！”他向梁問了一些情況，勉勵他打起精神，好好工作。
羅榮桓等又去看望李貞乾。他是受刑最重的一個，受刑後一直卧在地鋪上。羅榮桓進去時，他掙紮着要坐起來，羅榮桓趕緊迎上前去，随行人員介紹說：“這就是羅政委！”李貞乾沒有見過羅榮桓，目光中還有一絲疑慮。羅榮桓立即安慰他說：“李貞乾同志，你受委屈了！你是一位好同志。為了開辟湖西根據地，你和區黨委的同志做了許多工作，黨是知道的。”李貞乾聽着暖人肺腑的話語，熱淚奪眶而出。羅榮桓随即派人将李貞乾轉送衛生隊，并再三囑咐，細心護理，精心治療。
幾百名“囚犯”一下子自由了，好象春潮沖破冰封，仿佛黑夜突見光明，人們很難掩飾激動的心情。羅榮桓和郭洪濤召集被釋放的同志開會。面對着一雙雙熱淚盈眶的眼睛，羅榮桓親切地說：“同志們，你們受苦了，受委屈了！我代表山東分局和一一五師向你們慰問！慰問受冤枉的同志，慰問無辜受害者的家屬！”
人們再也抑制不住了，會場上響起了一片激動的哭聲。這哭聲發自對黨的感激，對死者的哀痛，對劊子手的憤恨。羅榮桓的眼睛也濕潤了，他激動地說：
“這不僅是哪一個同志的不幸，這是由于逼供信而造成的又一次慘痛的教訓。這是我們黨的嚴重損失！”他痛心地指出，由于湖西“肅托”的嚴重錯誤，破壞了黨的威信，削弱了黨的戰鬥力，損害了我黨我軍和群衆的魚水關系。他号召全體同志，要加倍努力地工作，盡快地挽回這一事件給黨造成的嚴重損失。他要求受冤屈的同志，本着實事求是的原則，積極幫助黨把問題搞清楚。
－－－－－－－餘波
“肅托”被制止了，大批幹部和指戰員得到解救，可羅榮桓心情仍然十分沉重。有一天，他散步時，遇到了在第四大隊一營當組織幹事的陳忠梅。陳是一九二九年參加革命的紅小鬼，曾在羅榮桓領導的第一軍團政治部工作過。如果在别的時間，别的場合，羅榮桓見到他一定會親熱地談一會。可是此時此刻，羅榮桓的心情很沉重，他一見到陳忠梅就很嚴肅地說：“小鬼呀，你還記得打AB團的教訓吧？湖西事件又重犯了那種錯誤呀！”
但是，這一事件為什麼會發展到如此嚴重的地步？教訓是什麼？羅榮桓一直在思索着這個比釋放幾百名同志更難解決的問題。羅榮桓一到湖西，就注意到王須仁這個人。他整天弓着腰，顯出一副謙卑的樣子，兩隻眼睛深深地陷在滿是絡腮胡子的臉上，加上一副眼鏡擋在前面，很難看清他那詭秘的眼神。羅榮桓來了以後，王須仁很少抛頭露面，話也不多，似乎并無多大本事。可是郭影秋、郝中士等都揭露了王須仁的大量駭人聽聞的嚴重罪行。羅榮桓初步了解了情況後，便很尖銳地向區黨委書記指出：“現在可能是這種情況：好人犧牲了，壞人卻逍遙法外。”
羅榮桓指示保衛部進行調查，原來王須仁是一個來曆不明的人物。據說抗戰前，他在北京讀書時入過黨，以後被捕自首。抗戰後，他和北平流亡學生一起到了山東，先在韓複榘部隊和第五戰區第二遊擊司令部幹了一段，後來加入了湖西人民武裝抗日義勇隊第二總隊。政委王文彬感到他來曆不明，沒讓他帶兵，叫他在政治部當軍法官。後任政委郭影秋見他搞刑訊逼供，便不讓他管審訊，分配到湖邊地委當組織部長。
羅榮桓決定解除王須仁的職務交保衛部進一步審查。不久，王畏罪自殺。
至于王鳳鳴，由于他很年輕，又經過長征，羅榮桓當時認為他是受人利用，在政治上犯了錯誤。羅榮桓在對他進行了嚴肅批評後，将他調離湖西，分配到第六八六團當團長。一九四○年十月，羅榮桓和陳光在關于一一五師幹部的配備問題給集總和中央的一份電報中提出：“王鳳鳴因肅托錯誤嚴重，拟撤銷工作調回政治部，在部隊内開展深入鬥争。”一九四一年二月，中央決定判處王鳳鳴徒刑。文件輾轉傳到山東，已是夏天。羅榮桓即以他和陳光的名義打電報給中央，表示擁護中央決定，同時将王鳳鳴叫到師部，向他宣布開除其黨籍，調到師部機關做行政管理工作。羅榮桓打算随後把王送到延安，再宣布對其執行徒刑。王鳳鳴自知罪惡深重，連夜逃跑投敵，當了漢奸。羅榮桓立即以陳、羅名義報告中央，“我們對王鳳鳴有遷就姑息。這個錯誤我（榮桓）負責任，請求中央給予批評和處分。”①王逃走的第二天〔據當時在一一五師師部任秘書的武清錄同志回憶，此時陳光去養病，不在師部〕，羅榮桓在師的政工會議上講話時，又就此公開作了自我批評。
羅榮桓的自我批評說明了他對王鳳鳴這樣的人過于相信。羅榮桓一貫是與人為善的，總是把幹部往好裡估計，尊重幹部革命的自覺性。但是，碰到王鳳鳴這種壞人，就不免要産生失誤了。有了過失，他就檢讨。他這種光明磊落的品德，給大家以深刻的教育。
王鳳鳴所在的四大隊隸屬于蘇魯豫支隊。“肅托”事件發生後，支隊政委吳法憲沒有露面。羅榮桓到湖西後便打電報，叫他迅速從隴海路南到湖西來。但吳行動遲緩。羅榮桓嚴肅地責問道：
“你是支隊政委，湖西發生了這樣嚴重的問題，你為什麼不來處理？”
“王鳳鳴把梁興初都抓起來了。我來也處理不了。”吳法憲說。
羅榮桓經報請上級批準後，決定讓吳改任支隊政治部主任，由朱滌新接任了支隊政治委員。
羅榮桓以果斷的措施，挽救了湖西的危局。區黨委和湖西各縣縣委陸續恢複了工作，湖西抗日形勢逐步好轉。在湖西被羅榮桓營救的幹部，後來許多人擔任了各級領導職務。羅榮桓處理湖西事件的曆史功績，永遠銘記在千萬湖西人民心中。
湖西事件以後，羅榮桓經常以此為鑒教育幹部嚴格掌握黨的鋤奸政策。在第一一五師機關和部隊中，再未發生類似事件。
但是，在康生的影響下，山東有些地區從一九四○年到一九四二年，仍然發生了錯誤的“肅托”事件，殺了不少人。羅榮桓在他影響所及的範圍内，進行了幹預，又挽救了不少幹部的生命。
一九四○年，魯南的第三地委曾開了一個七十多名“托匪”嫌疑分子名單，并在費縣抓了二人。當時駐魯南地區的羅榮桓發現後，立即對地委負責人說：“這個名單有沒有根據呀？這是很嚴肅的事，不能盲目的搞。”根據羅榮桓的意見，魯南的“肅托”很快停止了。
一九四一年，第一一五師師部進駐濱海區。一天，羅榮桓聽說山縱第二旅奉命在搞“肅托”，抓了幾十個人。他立即對旅長孫繼先、政委江華說：“此事應當慎重。如果沒有充分證據，要趕快把被捕的人放掉。”孫、江按羅榮桓的指示立即将被捕的七十二人全部釋放，在山縱第二旅未造成嚴重後果。
山東的“肅托”，直到一九四二年四月，劉少奇來到山東檢查工作後，才完全制止。
為了避免重犯湖西事件的錯誤，羅榮桓總結了湖西事件的教訓，在一九四○年四月下旬召開的一一五師魯南團以上幹部會議上指出：錯誤的鋤奸方法給了我們很大的損失，隻是用簡單的審訊拷打，輕信口供，造成鋤奸工作的神秘化。結果是造成統一戰線的破裂，脫離群衆，使同情者失望。
從抓AB團到“肅托”，在黨的曆史上曾多次程度和範圍不同地發生過“肅反”方面的“左”的錯誤。對于這種“左”的錯誤，羅榮桓每一次都給予抵制，以盡力減輕其對黨對幹部的傷害。羅榮桓逝世後不久，發生了文化大革命，這種錯誤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全面地總結了這一方面的曆史教訓，使全黨對這種“左”的錯誤有了深刻的正确的認識。這時，人們再回過頭來看羅榮桓，便更加感到他在堅決抵制肅反中“左”的錯誤時，無所畏懼地一貫堅持實事求是的精神，是難能可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