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青少年時代
第一節 第一次動蕩
1901年8月26日，清光緒27年（辛醜）7月13日，陳毅出生于四川省中部樂至縣複興場張安井村“一個小地主”家裡。①陳毅，字仲弘（也寫作仲宏），原名陳世俊，在陳家按“堯、舜、禹、湯，文、武、榮、昌，世、德、延、遠，福、壽、綿、長”排列的譜系中，是“世”字輩。小名秋江。
陳家原籍湖南省新甯縣，是清初“湖廣填川”②時遷到四川的。到湯字輩陳湯佶讀書赴考，中了個拔貢，陳家曾經上升為有田産800畝的地主。
陳毅的祖父輩有兄弟兩人，父輩兄弟5人。陳家是“耕讀傳家”、“義門世家”，家風和順。陳毅的父親陳昌禮在5兄弟中讀書最多，詩詞歌賦、琴棋書畫都懂一些，對陳毅的中文學習頗有影響。陳毅的母親黃培善（陳毅姑祖母的女兒嫁回陳家的）是陳毅少年時期品德的主要培育者。自從1840年鴉片戰争之後到陳毅出生前的這60年間，由于清王朝的腐敗，中國已在帝國主義的侵略下，變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在這變化中，陳家也逐漸敗落。陳毅出生前後幾年間，四川又連年遭受水旱災荒，再加苛捐重稅，陳家的敗落加速。陳毅出生時，陳家已降落到相當于上中農的經濟地位。堂兄陳修和回憶：陳毅的祖父和5個兒子共有田40畝，出租8畝，自種32畝，主要勞力為兩個叔父，平時雇一長工，忙時全家參加勞動。
從陳毅的祖父陳榮盛開始，大伯陳昌仁、父親陳昌禮、母親黃培善都憧憬着陳家的中興發達，對陳毅他們寄托着很大的希望。
陳毅在堂兄弟輩中排行第五，親兄弟中則是老二。同胞兄弟姐妹5人。陳毅3歲開始跟着兩個哥哥背誦《三字經》，5歲開始由父親課讀《千字文》，半年後，進入私塾就學。
陳毅7歲那年，外祖父黃福欽捐200兩銀子得了個湖北省利川縣建南司“巡檢”的小官。黃福欽要女婿去幫辦文書，并把外孫帶一個去。陳毅于是随父親到了外祖父的任上。
巡檢司專司“捕盜賊，诘奸宄”的職責。衙門裡三天兩頭殘酷拷打“犯人”。黃福欽還讓陳毅去認幹爹，拜老庚，結交當地權貴。後來，陳毅得知那些被外祖父拷打的“犯人”多半是交不起租谷的窮苦農民，有的還是打富濟貧的人物。1942年3月8日陳毅在給奧地利醫生羅生特的信中，曾這樣回憶這段生活：“我在那裡過着衙門生活。那時候留下一個至今難忘的印象，就是他衙門裡經常毒打犯人，使我在旁邊看了非常難受。我很同情那些被打的人，在我心裡開始種下了對舊社會憤怒不平的種子”。“在那裡過了兩年多時間，??官府中腐敗黑暗的情況，引起我極端的厭惡??”1910年（宣統2年）春夏間，9歲的陳毅由父親帶回四川，經樂至老家到了成都。還在1909年，陳家已将40畝田産抵押掉由鄉下遷到省城，居住在成都東門外的上河心。
①陳毅：《給羅生特同志的信》，《陳毅詩詞選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359頁。羅生特，奧地利醫生，當時在新四軍軍部工作。據陳毅的堂兄陳修和回憶，陳家當時經濟地位相當于上中農。
②清初，由于先有張獻忠入川和清将豪格征川，後有吳三桂等的“三藩之亂”，四川人口劇減，乃由湖廣（清代地名，今湖南湖北）遷移人口填補，故謂“湖廣填川”。
陳家遷居都市，主要是為了給陳毅他們創造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陳毅的祖父和大伯都認為時勢變了，科舉已經廢止，新學堂已經興起，陳家要重振家聲，隻有學“聲光化電”，搞工礦實業，而這些，在鄉下不如都市便利。
在上河心，他們從地主家租了200來畝地耕種。居住的房子，也是租自那個外号叫“林四頑子”的地主的。
陳毅到成都後，和堂兄陳修和、胞兄陳孟熙等一起進了錦官驿兩等小學，開始學習新學。和樂至鄉下比起來，成都當然算是有現代科技設施的地方了。
他們上下學都經過陸軍部四川兵工廠門前，廠裡全部是德國進口的機器，附近還有一座大鐵橋；加上來去利川途經重慶看到過的大輪船、大兵艦，便陳毅對科學和工業的神奇力量驚歎不已。他對新學的各門課程學得都很認真。
頭年秋天，由于突發大水，租田被淹，陳家無租可交，被“林四頑子”以“惡佃罷租”的罪名告到官府，陳毅的大伯陳昌仁一度曾被拘留。結果，租田的押金被扣，陳毅的祖父陳榮盛也在敗訴後一病不起，不久去世。陳家更迅速地破落下去。
第二年，1911年（宣統3年辛亥），開春不久，聲勢浩大的“保路風潮”①席卷了四川全剩陳家的住地上河心一帶，是保路同志軍過往和駐屯的地方；陳毅讀書的學校附近九眼橋、三官堂一帶，是革命黨人宣傳革命最活躍的一些場所；東門牛市口一線，是保路同志軍與清軍作戰最激烈的地段之一。
成都各大中小學，也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罷課，并組織了“學生軍”，參加了鬥争。10歲的陳毅雖然沒有參加學生軍，但從罷課開始的整個鬥争他幾乎全部都經曆了。他還親見焚香請願的群衆遭受清軍排槍屠殺的慘景。後來，陳毅在《給羅生特的信》中說：“我當時還不懂得革命的政治意義，但是暴動的事實為我所親見，在我童稚的心靈中激起了共鳴”。
家庭的遭際和革命風暴的蕩滌，使陳毅對封建王朝的腐朽又有了深一步的感受。當他和胞兄孟熙路過桌台衙門，看見人們在剪辮子以示對清王朝的反叛時，他們也毫不猶豫地上前把自己的辮子剪掉了。
由于時局混亂，這年――1911年秋天，陳毅和孟熙回到樂至鄉下的外婆家寄讀，上了青海寺的學堂。陳毅格律詩詞的基礎是這時打下的。青海寺的陳玉堂老師比較同情和支持當時的革命，師生間結下了深厚的情誼。陳毅後來曾賦詩紀念這位老師：“青海設帳啟幼蒙，博文約韻坐春風。出國歸來先生逝，隻憶音容難尋蹤”。
1913年初，母親帶着他和孟熙回到了成都。這年，陳毅12歲。家庭的經濟已十分困難。華陽縣（當時成都分為成都縣和華陽縣）德勝鄉高等小學（簡稱華德高）規定每班的前三名學生可以免費。下半年，他和孟熙考進了華德高。陳毅讀書刻苦，和孟熙各在自己的班級裡每學期都考取了前三名。
校長馮湛恩是成都有名的古文家，對陳毅的影響頗大。“這段時間，讀了《古文觀止》、《古文辭類纂》、《千家詩》、《唐詩集解》以及《西遊記》、《封神榜》等書籍，奠定了文化基幢。陳毅作文課成績優異。
陳毅在高等小學快畢業時，正是袁世凱攫取辛亥革命的果實竊國稱帝和①保路風潮，即保路運動。1911年春，四川等省人民為反對清政府将原由民衆集資建設的川漢、粵漢兩鐵路收歸“國有”，又将築路權出賣給英、法、德、美4國銀行團，在廣東、湖南、湖北、四川掀起了保路運動，四川尤為激烈。9月7日，四川總督趙爾豐屠殺請願群衆激起四川人民更大憤怒。同盟會發動武裝起義，把保路運動推向高潮，成為武昌起義的前奏。
反袁浪潮高漲之日。“科學救國”、“工業救國”的口号也更響亮地提了出來。陳毅曾反駁一位遺憾四川沒有出過皇帝的老師說：“現在是民國了，無須出皇帝??現在要多出幾個科學家就好了”。①而這期間，由于陳毅祖母的去世，陳家分了家，經濟更趨困難，陳毅父親去重慶鹽務局當了抄寫員，每月隻有大洋6元錢維持家庭生活，母親不得不租種幾分菜地貼補家用。國家的出路和個人的出路結合起來，華德高畢業後，陳毅走上了學工的道路。1915年下半年，他先在成都工業講習所讀了半年，然後于1916年初考上了成都省立甲種工業學校（簡稱甲工校）開始學習染織專業。
但是，這時陳毅“實在的興趣是集中在政治和文學方面”。這以後的一段時間，學工、關注政治和傾心文學成了陳毅發展道路上并行的三個方面。
從1916年初到1917年底，陳毅在甲工校學習了兩年。這兩年中，反袁反帝制鬥争的迅速勝利，使他看到辛亥革命所激起的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帝制的意志還是有強大潛力的，但是，緊接而來的卻是遍及全國的軍閥戰争，四川是軍閥混戰最為慘烈的地區之一。戰亂中，陳修和和陳孟熙都差點兒喪命。陳孟熙說，軍閥混戰“是以後促使仲弘投身革命的直接原因之一”。陳毅也曾說：“辛亥革命以後四川連續不斷的軍閥混戰，引起了我對于政治和社會問題的注意”。他開始有意識地抨擊時事，并帶領同學們“鬧學潮”，在甲工校裡成了頭角峥嵘的人物。同時，由于他踢得一腳好球，“陳Forward”（足球前鋒）成了成都學界有名的“五虎”之一，使他在甲工校外也有了一些名氣。這一時期，陳毅“開始接觸到一些資産階級思想，要搞實業救國??但基本上仍是封建主義思想”。①1917年底，由于家庭經濟更加困難，陳毅中途辍學了。恰在這時，吳玉章等在成都創辦了一個可以免費的四川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陳毅和孟熙都去報考并雙雙被錄取了。1918年3月，陳毅開始就讀留法預備學校。
考入留法預備學校的同學，除了尋找出路和出洋鍍金的目的之外，許多人的确同時抱着到西方強國去尋找救國救民真理的宗旨，即如陳毅所說的“轉輸文明”。預備學校的教師，也幾乎全是留法或留比的學生。因此，當時學校裡政治讨論的空氣十分濃厚。“五・四”前夜的中國，救國救民的主張無奇不有：無政府主義，國家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科學救國”、“實業救國”、“教育救國”、“關稅救國”??陳毅兄弟倆和同學金滿城、楊持正、周光偉、夏時爍、陳中凡等也受這些主義、思潮的影響，經常談論、争論。經過一年的學習和對法國革命的初步了解，民主和科學的思想在陳毅頭腦中漸漸明确，資産階級民主主義思想已成主導方面。
1919年春，陳毅和孟熙在留法預備學校畢業，雙雙考取官費留學（共30名）的資格。6月1日，他們離開成都，踏上了赴法的征途。這時“五・四”運動的消息還沒有傳到成都，在上海了解到“五・四”的精神以後，陳毅的思想就迅速地轉到“五・四”新潮流上來了。
恰巧他們抵達上海的第二天，是北京政府的代表在巴黎被迫拒絕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的日子。消息傳到上海，各界興奮，萬民歡呼，還舉行了①陳毅：《早年回憶》，《陳毅早年的回憶和文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第1版，第3頁。
①陳毅：《選擇革命道路》，《陳毅早年的回憶和文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第1版，第19頁。
規模巨大的示威遊行。陳毅深受鼓舞，也約孟熙、金滿城等幾個同學積極參加到示威遊行和慶祝集會中去。
在上海滞留的一個半月中，除了聯系赴法船隻和參加一些零星的集會及示威遊行，陳毅他們主要是在上海觀光和聽一些當時的社會名流的講演。特别是吳稚晖和康白情，一個宣揚“反孔”，一個介紹“五・四”，都使陳毅的思想發生激烈震蕩。
康白情是“五・四”運動的直接參加者。他主要給同學講“五・四”運動情況，“号召我們起來講科學、争民主、做白話文、白話詩”。他介紹大家讀《新青年》，讀《華盛頓傳》、《孫文傳》、《拿破侖傳》??于是，陳毅去搜購了大量的《新青年》和偉人傳記閱讀，很快，反帝反封建和講科學、争民主在陳毅頭腦中溶為一體，變成了他信仰和崇拜的東西。
8月14日，陳毅一行登上“麥浪号”從上海起錨赴法，經過了59天的艱難航行，于10月10日到達法國南部的大城市馬賽。對于“五・四”前後這一時期的思想演變，陳毅曾這樣總結：“1919年6月，我們離開成都到了上海，這是中國資本主義的中心。在這裡，經曆了思想上第一次的動蕩”。①大體說來，這是陳毅抛棄封建主義思想和接受資本主義思想的一次動蕩。
①陳毅：《選擇革命的道路》，《陳毅早年的回憶和文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第1版，第25頁。
第二節 西方文明的啟示
由于“麥浪号”是艘貨船，設備很差，而且“船中位次甚劣，飲食尤惡”，酷熱、暈船，加上沿途又目睹了殖民地人民被殖民主義者奴役的慘狀，使本來應該是十分愉快的這次旅行變得如同苦行。陳毅在船上患了腳氣病，半身浮腫。他是被人背下船的。他和孟熙在馬賽華工醫院住了兩個月後，病愈出院，1919年底，從馬賽乘火車到法國的首都巴黎。“剛到巴黎，覺得是到了天國一樣，社會秩序安定，城市清潔繁榮，對法國文明佩服得五體投地，覺得中國古代文明是一錢不值了，再也不想讀古書、作古詩了”。
幾天後，由華僑協社安排，陳毅去蒙達尼中學專為勤工儉學生開辦的法文補習班學習法文。不久，蔡和森等也被分配到這裡。從這時開始，陳毅與蔡和森成為親密的朋友。他們同教室聽課，蔡和森與陳孟熙還同一課桌。
由于受“五・四”精神鼓舞，且存法國的自由環境，在蒙達尼，各種思想的學習和争論十分普遍熱烈。勢力較大的有由追随李石曾、吳稚晖的同學形成的無政府主義派，以曾琦、李璜為首的國家主義派和由蔡和森、李富春等一批湖南籍學生組成的社會主義派。三大派外，其他自由主義、改良主義等等也都有人信奉。陳毅完全在這種氣氛的包圍中。不過，隻有蔡和森等所鼓吹的社會主義思想，陳毅覺得新鮮強烈，有吸引力。因為陳毅他們雖然在1918年春夏間就已接觸過“社會主義”，但并未有具體明确的認識。而蔡和森他們明白宣稱中國也應走蘇俄十月革命的道路。在成都時，陳毅曾了解過那嘲過激派革命”。當時他隻知道，那是“過激黨和富人作對，搞共産”。
當時他曾說，倘若那是真的，他就支持那場革命。因此，當有錢的學生說，有錢人應該出錢雇人把過激黨打垮的時候，他便反駁他們：“有錢也買不到窮人去替富人打仗，假如窮人知道過激黨是為自己謀利益的，他們又何必替富人賣命”。
當然，在陳毅心目中，這時比蘇俄的成功更有吸引力的還是眼前的這個“天國”一樣的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看着巴黎的華美與彼邦的文明，才知祖國毛病太多”，他更“不能不以改造者自任”了。他“到了法國以後，資産階級思想有了發展，崇拜資産階級的自由、平等、博愛”。①他要認真地學習西方世界。他把主要精力放在補習法文上，也勸孟熙不要輕易接受什麼“主義”或“思想”。
在蒙達尼補習幾個月法文後，陳毅被分配到施奈德公司位于巴黎克裡西門外的一個工廠工作。施奈德公司是法國有名的“二百家”大公司之一，這個廠也是大廠，制造汽車、火車頭、耕田機、鐵甲車等。成都的兵工廠與之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陳毅以為，進入這樣的工廠，一定可以進一步看到西方的發達和文明了。誰知一進工廠，他就發現“若用我們在法國社會上的感覺，去推想工廠内的情形，完全是一種錯誤。”②首先給陳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工廠内階級森嚴”。“法國工廠是工頭制。資本家派一個總辦，以下有總工頭，工程師，監工，小工頭，以下便是工人，分如許的階級，由下至上，與小官見大官一樣”。他們不但“常常拿①陳毅：《選擇革命的道路》，《陳毅早年的回憶和文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第1版，第37頁。②身份來淩辱工人”，“且工資分配很不平均”，這是陳毅“極不滿意的”。③陳毅入廠之後分配的恰恰是處于這個森嚴等級最下層的“雜工”。“打掃衛生，搬運貨物，工作很重”。不僅如此，外國工人還比法國本國的工人多受一層歧視。“他們看到黃臉人，以為你是愚蠢與黑人一樣。他們的對待，令人更難當了”。象陳毅這樣的外國勤工儉學生，由于“能力不強，技藝不熟，語言不通”，當然就更“大吃其虧”。這在陳毅是思想準備不足的。他把西方世界看作理想的“天國”，以為到處都會有巴黎街市上看到的那種自由平等的“車揖馬下”之風。這料想不到的現實，深深刺痛了他。從工廠内的生活，他得出結論：“人道的敵人，便是資本主義”。①其次，是法國普通工人“差吾國貧人不遠”的低工資和低生活水平。“資本家完全為自己的利益起見，實毫無人心”。貨物銷路一旦低落，就把工人“大批取締”而出。在廠的工人，如是靠一人養活的幾口之家，生活已經困難。一旦被解雇，生活就更毫無依靠了。“常見工人被辭退出廠的情形，就用‘神情喪失’、‘面若死灰’都形容不盡緻”。陳毅在《我兩年來旅法勤工儉學的實感》中喟然而歎：“我才知歐洲資本界，是罪惡的淵薮”。
再有，就是陳毅感覺到了工人和資本家之間那種針鋒相對，不可調和的矛盾和對立。陳毅和法國工人相處得稍為熟悉一些之後，法國工人就教給他種種磨洋工的辦法，以發洩對資本家的不滿。當矛盾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工人們就舉行罷工。陳毅入廠不久就碰到過罷工。在“五・一”勞動節舉行的大規模遊行示威中，陳毅還帶領同廠的幾個留法同學和孟熙一起參加了。他們的這一行動，“受到法國工人的熱烈歡迎”。一次陳毅工傷休息，同廠的許多工人來看望他。他們對廠方隻準陳毅“休息三天，養傷費發得很少”大為不滿，公開“罵資本家沒良心”。更使陳毅驚奇的是，法國工人對俄國的革命和列甯的名字都很熟悉。陳毅十分具體地感到，工人和資本家是完全對立的。隻是由于“資本家有政府為後援”，有“兵大爺”們撐腰，“很不容易至于失敗”罷了。陳毅認識到：“一言以蔽之就是社會制度不好”，“覺得社會革命是極合道理的事”。
在這個“罪惡的淵薮”中，陳毅個人的美好願望也象夢幻般地破滅。他原以為“勤工便是生産，替社會充裕生計，儉學就是求學，是精神生活，是創造文化，為社會求進步”。“工學兼營，即理實并重”，用自己的“兩手解決我的生活問題與求學問題，這真是少年的偉力。”可是，一天12法郎的工資，除可糊口外，要想通過“勤工”來達到“儉學”的目的已經困難；做工、自理生活，時間很緊，“所以工餘求學，是夢想的了”。
蔡和森鼓吹的蘇俄十月革命的道路，在陳毅面前明亮起來。蔡和森介紹他學習了《共産黨宣言》，使他感到豁然開朗。陳毅曾說：“蔡和森對我起了很重要的影響。”“我們逐漸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認識到搞無産階級革命的光明前途”。
這是陳毅對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由崇拜到失望的過程，也是他在後來寫的《選擇革命和道路》中提到的“思想上第二次大震動”。從此，陳毅開始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和蘇俄無産階級革命實踐的初步研究。
③陳毅：《我兩年來旅法勤工儉學的實感》（1921年6月14日），《陳毅早年的回憶和文稿》，第47頁。
①陳毅：《我兩年來旅法的痛苦》（1921年7月10日），《陳毅早年的回憶和文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第1版，第54頁。
入廠3個月後，陳毅被提升為技術工，工資也從每日12法郎增加到了18法郎，開始有了積蓄。這時，陳毅的思想進程發生了曲折。原因是，有了積蓄就有可能在法國讀書，将來上正規大學，以“求最後的勝利”，“可以當個文學博士。所以又不太願意和搞革命的人來往，怕被别人利用，要自己走出一條路子來。下了工就補習法文，讀文學作品，想搞文藝”，走“文藝救國”的道路。當然，他對馬克思主義和無産階級革命的認識是沒有變的。
他隻是不想直接參加到革命隊伍中去，而是想做一個站在革命組織之外支持和參與革命的文學家。在這段時間中，他讀了大量的法國及西歐的文學作品，特别是巴爾紮克、雨果、盧梭那樣的名家的作品，這使他不但進一步加深了對西方世界的了解，文學修養也提高了一大步。不過，這種遊離的時間也不久，在冷酷的現實面前，他的這種夢想很快就破滅了。
這現實，就是法國戰後的經濟蕭條和中國國内的舊勢力給勤工儉學帶來的重重障礙。法國戰後的經濟困難，完全轉嫁到工人階級身上了。而外籍工人首先成為這種轉嫁對象。陳毅的好友周光炜被從勒哈佛爾解雇回巴黎了。
提升為技術工不久的陳毅和孟熙也面臨着同樣的危險。有些同學已要求國内寄錢，而國内的景況又是十分糟糕。陳家更甚。四川軍閥連年混戰，已使陳家趨于赤貧，以緻連妹妹世芳的婚事都無法料理。兩兄弟隻得把僅有的一點積蓄寄給家裡。依靠積蓄上大學的如意算盤落空了。緊接着，他們又遇到了四川同學安子初在緊張的勞動中喝了化工廠的自來水中毒身亡的重大變故。
陳毅深切地感到了“國内舊社會”和“資本制度的罪惡相加”的痛苦，也進一步看到了自己無法與之分離的整個勤工儉學的艱難前途。這推動着陳毅，使他又和無産階級革命道路靠緊起來。1920年冬，他參加了張昆弟、李富春、李維漢、顔昌頤他們發起組織的“工學世界社”。這個組織，實際上就是以後的旅歐的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前身和外圍組織，以“信仰馬克思主義和實行俄國式的社會革命”為該社宗旨。①但是工學世界社還隻是群衆組織，當時公開活動的内容，主要就是争取勤工儉學生的出路。陳毅所走上的，是熱心于愛國學生運動的道路。
這時，被解雇的同學不斷增多，在候工的同學當然更難安排，法國政府對仍在工廠做工的同學也不能做出明确保證，随時有解雇的可能，而國内主管此事的華法教育會經費拮據，無法接濟同學們上學。1921年初，華法教育會會長蔡元培到法國走了一趟也未能解決問題。同是勤工儉學倡導者之一的吳稚晖已在國内宣傳勤工儉學生們“既無勤工之能，又無儉學之志”，揚言要将他們“遣送回國”。同學們既氣憤，又着急，準備通過北洋政府的駐法公使館一總解決。
作為日收入18法郎的技術工，而且在工廠裡與工程師逐漸親近不會有被解雇之虞的陳毅，處境遠比其他同學為好。但是他既已跳出獨立地尋找救國道路的圈子，就沒有隻顧自己，而是冒着被解雇的危險積極投入了為同學們求生存和出路的鬥争。他很快成為四川學生的代表。
在學生代表們的堅持鬥争下，駐法公使陳為解決同學們的問題當着學生代表的面給國内拟發了電報。但是，不久後北洋政府回電說：現時國庫奇绌，在法學生之無錢無工者，惟有将其分别遣送回國，并“責成公使館辦理”。
這使同學們大失所望。1921年2月28日，紛紛從法國各地趕到巴黎的500①李維漢：《回憶新民學會》，《回憶與研究》。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4月第1版，第18頁。
多名勤工儉學生，在陳毅等11名代表的帶領下，浩浩蕩蕩地開赴中國駐法公使館，與陳展開了針鋒相對、緊張激烈的面對面鬥争。
這就是留法勤工儉學生為“争吃飯權、工作權、求學權”而掀起的著名的“二・二八”運動。陳毅由于曠工參加了這場鬥争，被廠方解雇了。
“二・二八”運動得到了在法華工的支持，赢得了法國人民和輿論的重視，也引起了法、中兩國政府的關注。從法國自身利益着想，法國政府對接納中國的這批勤工儉學生曾抱有很大希望。現在由于經濟困難和中國國内的原因把學生推入絕境，和他們的初衷是不符的。在法國一批“有識之士”的奔走下，通過與中國方面協商，于5月14日成立了“留法中國青年監護處”，由法國有關部門撥出一些款項進行維持。同時，盡量安排一些勤工儉學生做工或就學。陳毅也被安排到聖・日耳曼中學繼續讀書。但是他知道，所謂“監護”，就是為了把勤工儉學納入中、法官方所需要的軌道。“維持費”要一周一周地領就是明證。中、法兩國政府是不會花錢培養反對自己的人材的。
勤工儉學生們的問題還遠沒有解決。
6月的一天，陳毅從一位法國工程師那兒了解到一個驚人的秘密借款消息：北洋政府派專使朱啟钤、财政次長吳鼎昌來法，決定以滇渝鐵路和兩粵鐵路的建築權作為交換條件，以全國50年的印花稅、驗契稅作抵押，向法國政府商借3億法郎巨款。
與此同時，在雷諾工廠做工的周恩來也從報紙上判明了這一喪權辱國的買賣。這種賣國行徑決不能允許。周恩來、陳毅立即分頭把消息透露給了在法同學，并很快通知旅法各華僑社團以及“工學世界社”等，于6月30日在巴黎召開了有旅法各界代表參加的“拒款大會”。
陳毅在鬥争中做了大量宣傳和組織工作。他不但團結和争取官費生和自費生一起參加鬥争，還深入華工區進行演說和組織。
巴黎的拒款鬥争，很快影響到國内和國際輿論。中國國内的工人、學生、知識界、工商界都支持中國留法學生的這場愛國運動，并迅速掀起反借款鬥争。法國的正義輿論也同情中國學生的鬥争。其他列強由于争奪侵華利益，得知中國向法國借款消息後也紛紛責難。中、法兩國政府隻好暫時把這項肮髒交易隐匿下來。
但是，7月下旬，同學們突然得知借款密約已經簽訂，而且将借款數額從3億增加到了5億。8月13日，規模宏大的第二次“拒款大會”在巴黎召開。大會由周恩來、趙世炎、陳毅、蔡和森、王若飛等主持。會上，憤怒的與會代表控訴了賣國政府的這一罪行，痛打了拒不說明借款真相的代表陳出席會議的公使館秘書王曾思，迫使他代表陳“向法外交部聲明反對此次五萬萬法郎的大借款”，使拒款鬥争取得了完全勝利。
拒款鬥争中，除了許多領導和組織工作外，陳毅似乎是同學中唯一能寫白話文的人，他全天在忙碌起草；有那麼多的宣言、通訊竟使得他天天不得閑。他把這些宣言、通訊以油印的方式向旅法華僑各界和法國上層人士及各報館廣為散發。拒款鬥争後，陳毅在同學們中的威信更高、影響也更大了。
拒款鬥争激怒了中、法兩國政府。“留法中國青年監護處”宣布從9月15日起，停發勤工儉學生的維持費。（陳毅起草的《克魯鄒工廠勤工儉學生争回裡比兩大運動團通告》中記載了這一史實。）恰在此時，又傳來了一個更令同學們吃驚而憤怒的消息：裡昂中法大學（簡稱裡大）即将開學，在法國的勤工儉學生将被拒之門外，吳稚晖等在國内已另外招收了一批學生，并發了一個專門為了限制勤工儉學生入校的《通告》，說入學者必須有“财力”保證，有“畢業文憑”，并要通過考試。
裡昂中法大學，“在曆史上，是因??勤工儉學生而後有”。法國政府效美國用中國的“庚子賠款”創辦清華大學的先河，在中國的留法勤工儉學生一批批湧入法國而法國政府事實上不能給予妥善安排之後，遂與中國政府決定也用“庚子賠款”創辦這所學校。勤工儉學的幾位主要倡導者蔡元培、李石曾、吳稚晖等都從未諱言過創辦裡大是因為“已有千餘學生來法之故”。
井曾“主張将勤工儉學機關，并入裡昂大學籌備處”。可是，曾幾何時，為勤工儉學生創辦的裡大，突然間要對勤工儉學生關門了。
陳毅等人敏銳地看到，勤工儉學生們之所以被抛棄的原因，是不久前掀起的拒款運動。“陳對于各界人士無可如何，專歸咎于勤工儉學生”，并借此給學生們戴上“過激黨”的帽子。陳毅等大聲疾呼：“正當的争攘，不是惡德”！他和蔡和森、趙世炎、李隆郅（即李立三）等發起在巴黎組織各地勤工儉學生聯合委員會，作為最高領導機關，決定發動鬥争，争回裡大。
情勢變化很快。各地代表抵達巴黎成立聯合委員會，得悉吳稚晖率一批國内新招的學生将于9月21日抵法，裡昂中法大學也将于是日開學；而駐法公使館對于勤工儉學生們的要求，遲至此時還毫無準備協商的态度。為了與有關當局進行有力談判，9月20日，蔡和森、趙世炎、陳毅、李隆郅等率領已彙集于巴黎的各地代表100餘人組成了“先發隊”，開赴裡昂，占據了裡大校園。這完全是在中、法當局的迫害下，“前途茫茫，危急萬狀，勢不得不挺而走險”“以求一總解決”的不得已而為之的“最後之行動”。學生的原意也無非是借此以作為條件與有關當局談判。因此，“20日到裡昂後，共100同學暫在裡大屋後一坪内等候，無所要求，亦無以擾亂，并向裡大辦事人已申明來意”。①但是，在中國駐法公使館，中法裡昂大學當局和法國政府方面看來，這已經成為他們進行鎮壓的口實。他們三方勾結，先由“裡昂官廳派來警兵10餘人”，将他們“看守、限制出入”，并以欺騙手段收走了“先發隊”全體成員的居住證。随于“第二日下午，忽派來武裝警察一大隊”，把他們全部拘捕，押上囚車，送到裡昂市郊一個廢舊的軍營關押。
陳毅等在《被迫回國留法勤工儉學生一百零四人通啟》中，還記載着：“至10月??13日上午，裡昂官廳來營報告，說中國政府來電，無法解決你們，決計送你們回國。今晚11時動身赴馬賽，明天由馬賽起程回國，不準要求，不準反抗，命到必行”。同學們被武裝軍警偷偷押到馬賽，強行送上“波兒特加”号郵船，10月14日被遣送出境，“一直押送到上海”。
從9月初“留法中國青年監護處”宣布與勤工儉學脫離關系到10月14日被押回國的将近一個半月中，陳毅作為主要負責人之一，做了大量工作。
他代表勤工儉學生起草宣言、通告，撰寫報刊文章和宣傳傳單，擔負起了制造輿論的主要任務，同時四出奔走、寫信，向旅法僑團和國内各界呼籲募捐，以解決同學們的生活問題。被關押以後，他積極與各方聯絡、談判，組織同學們進行鬥争。10月10日所進行的被稱為“三十節”（民國十年十月十日）的絕食鬥争，使中、法當局大為驚恐，并赢得法國輿論和人民群衆的同情和支持。①陳毅：《被迫回國留法勤工儉學生一百零四人通啟》，《陳毅早年的回憶和文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第1版，第69頁。
第三節 入團入黨
歸國途中，同學們在船上組織了“學生幹事會”，由蔡和森、李隆郅、陳毅等負責，準備回國後繼續領導鬥争。為了尋找共産黨的組織，也怕引起反動當局的過分注意，當時已經很紅了的蔡和森、李隆郅在香港先期下船，這樣，1921年11月23日陳毅一行回到上海後，領導鬥争的擔子就主要落到了陳毅肩上。
被押送回國的學生，由馬賽動身時，事前既無準備，行李不及帶來，無衣服更換，無書籍用具，身上又無一文錢。陳毅不但必須向國内父老說明此次歸國事件的真相，還必須奔走解決同學們的食宿醫療諸問題。從11月23H至12月12日的20天中，他廢寝忘食地撰寫文告，座談講演，四處奔走，各方聯系，赢得了廣泛的社會同情，為留法的一些同學争取到了部分經費（如甯波同鄉會就先彙2萬法郎資助在法的10名甯波籍學生），為被押送回國的同學争取到了一些食宿費、路費和轉入北京中法大學讀書的條件。但是，在上海無法解決全體留法勤工儉學生的問題。陳毅和幹事會的同學商量後，選派了各地的代表分頭回到各省去尋求解決辦法。他自己則作為四川省的代表回四川。
臨行，蔡和森找到陳毅，蔡和森是在香港下船後又潛來上海的。中國共産黨正式成立已近半年。蔡和森回國後，馬上與中共組織取得了聯系，并很快參加了中共中央的領導工作。他了解陳毅。他和陳毅作了深談，問陳毅願不願意入黨或去蘇聯學習。
陳毅在《選擇革命的道路》中說道：“1921年11月回到上海，當時還沒有下定決心幹革命，又經曆了一次動遙”陳毅沒有同意入黨，也不想去蘇聯。他還沒有放棄當一個自由作家的夙願。這樣的作家，信仰共産主義，可以支持和參加中共所領導的革命運動，隻是不想受組織的約束；而是想以個人的努力，獨立地為祖國為人民作貢獻。而且，他感到肩上還擔負着沒有完成的一個神聖使命，為勤工儉學同學奔走。他答應給黨發行書刊。而後，于1922年1月下旬，作為四川籍學生的代表，他回到了重慶。
和陳毅同行的有另兩位代表黎純一、喻正衡以及周欽嶽等一部分同學。
由于軍閥連年混戰，四川的軍政巨頭更疊頻繁。這時，總節四川軍政事務的頭兒是大軍閥劉湘。劉湘和第二軍軍長楊森都住在重慶。陳毅等到達重慶後，立即設法面見了劉湘和楊森，陳述了一切，要求川省當局解決川籍學生的學習和經費問題。
大出陳毅等意料，劉湘、楊森都表現得熱情積極，表示責任所在，無論如何要為他們謀一根本解決辦法。他們告訴陳毅等人，歸國同學在上海發的各種函電、通啟、宣言等，川省均已收到。他們已責令各縣籌款接濟，并已緻電駐法公使勿再迫令川生歸國。他們并決定從路款（即曾引起過“保路風潮”的那筆鐵路款項）中撥出一部分來解決在法的川籍學生求學問題。
然而，隻聞雷鳴，并無而下。時間一天天過去，陳毅等并沒有得到一點具體結果。原來，劉湘等既想出面解決以博令名，又不願自己出錢，而且，當時劉、楊的勢力實際隻控制川東一隅，統治不穩。因此，與掌握路款的代表推來推去，延宕不決。其間，卻由楊森出面聘請陳毅等到他們軍隊當“秘書”。陳毅斷然謝絕。
陳毅還想繼續争取，軍閥混戰又開始了。劉湘戰敗下野，楊森被趕出重慶，成都的劉成勳宣布就任了四川省長兼總司令。為了尋找新的當權者解決問題，陳毅在重慶奔波将近半年之後，趕到成都。
成都的當權者們此時正忙于打仗。陳毅等在成都又奔走了幾個月，隻見過劉成勳一面，毫無結果。黎純一等怅然别去，最後隻剩下陳毅一個。希望破碎了。這使陳毅又一次看到，依靠個人的努力，推動或迫使任何一個封建政權或資産階級政權來做有益于人民的事，都是徒勞。好在這時他已開始為中共發行刊物，就是由蔡和森主編的中共中央的刊物《向導周報》。上海别後，他一直和蔡和森保持聯系。他把回川後的情形及時寫信告訴他，他則把該發行的《向導周報》和其他宣傳小冊子寄給陳毅。學習了這些東西，十月革命道路之應用于中國，在陳毅的心中更加明确起來。
1922年初秋，陳毅形單影隻地回到樂至鄉下。在陳毅留法的兩年中，陳家更已敗落不堪。陳毅的二伯已經凍餓而死。大伯、四叔、麼叔和陳毅的母親，都已将家産變賣罄盡，在成都無法謀生，先後回到樂至老家合住在祠堂裡，租種10來畝田為生。陳家已完全淪為赤貧。
陳家的這種變化，在當時農村世俗眼光裡最被鄙視。而今，陳毅兄弟出洋留學，不是“衣錦榮歸”，卻是被押解回國，連個職業都沒有，更叫鄉人瞧不起。
為了謀一個适當的職業，陳毅在成都和回樂至後都詢問過許多地方。但是，“找不到。比較理想的，人家不肯給，說是我這個小廟容不下你這個大菩薩；人家願意給的，我又嫌低了，不肯俯就”。他在家鄉到處受到歧視，使他感到周圍有一股窒人的可怖的力量――封建的愚昧的社會心理，最難改變的舊勢力。這時，陳毅對中國的曆史和現狀有了更深切的了解和認識了。
從中國到法國，又從法國到中國，陳毅進一步看到，不是那種新的極其強大的力量，即他已經認識到的新興的無産階級和它的政黨共産黨，去摧毀這陳舊的一切，中國是很少有什麼希望了。個人奮鬥是軟弱無力的，隻有參加到組織中去，才能有所作為，有所貢獻。他給蔡和森寫了申請加入組織的信，至此，陳毅的思想已在根本上完成了從資産階級到無産階級的轉化。
1922年秋，蔡和森給陳毅寫了回信。“就這樣，經蔡和森通信介紹，加入了共産主義青年團”。①這一年過年時，陳毅的心情大不一樣。除夕之夜，陳毅給陳家祠堂寫了副春聯：年難過，年難過，年年難過年年過；事不成，事不成，事事不成事事成。橫披是：春待來年。
1923年春，陳毅回到重慶，應聘擔任了重慶《新蜀報》的主筆。
去年1月回川以後，陳毅一直給《新蜀報》寫稿。《新蜀報》為了标榜自己的民主精神，允許在報上刊登一些不直接損害軍閥根本利益的反映社會現實的文章。陳毅回川後在為勤工儉學生奔走中寫的許多富有現實感的文章，也被刊用了。這些文章的見解和文采，正是他被聘用的主要原因。擔任主筆，陳毅找到了一個為共産黨工作同時又可以施展自己文學才華的天地，①陳毅：《選擇革命和道路》。《陳毅早年的回憶和文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第1版，第27頁。按：陳毅在這裡所說的“共産主義青年團”。實際上當時是“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才改為“中國共産主義青年團”。
心情很好，寫出了大量詩文，抨擊當時黑暗的軍閥政治，在重慶的知識界特别是青年學生中産生了積極的影響。胡蘭畦就是許許多多受他文章鼓舞的青年中的一個。她直接到報館尋找陳毅。他們從此成了親密的朋友。
可也因為這樣，很快引起了當權者的忌恨。當時楊森在吳佩孚支持下據有重慶。在一次宴會上，楊森的秘書長公開對陳毅說：“請陳先生在報上多談點國際形勢吧”。陳毅當然不可能接受這樣的“勸告”。陳毅自己曾說，“我覺悟得比較遲，但一經覺悟就堅決幹”。陳毅繼續抨擊四川軍閥的種種弊政。不久，更在《新蜀報》上發表了一篇據别人回憶題目為《論民衆武裝》的猛烈聲讨軍閥政治的文章，惹怒了楊森，“被禮送出川”。
在《新蜀報》工作期間，陳毅結識了共産黨員肖楚女，雖然他們在組織上沒有聯系，但在為共産黨的共同事業奮鬥中成了知交。臨走時，陳毅推薦肖楚女接替了自己在《新蜀報》的職位，為共産黨保持了一個宣傳陣地。
這是1923年10月的事。陳孟熙和金滿城多次來信，介紹北京中法大學的情況。陳毅于是決定先去北京入學，再與中共組織取得聯系，乃經武漢轉道到北京進入了設于西山碧雲寺的中法大學。
入學後不久，1923年11月，經過中共北方區委的考察，由顔昌頤、肖振聲介紹，陳毅從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轉入中國共産黨，成了中國共産黨正式黨員。
第四節 “踏上了職業革命家的道路”
陳毅轉黨時，中國共産黨已經從剛建黨時的50餘名黨員，發展成為有500多名正式黨員的組織。
當時，由于中國共産黨統一戰線工作的成功，孫中山在多次挫折和失敗後，接受了中國共産黨的主張，并于1923年11月25日國民黨改組特别會議上确定了革命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對中國國民黨進行了徹底改組。這标志着國共合作共同進行國民革命新階段的到來。
入黨不久，經上級組織批準，陳毅擔任了中國共産黨北京地方委員會（簡稱北京地委）西部區18個支部之一的中法大學支部書記。這是陳毅在黨内擔任的第一個職務。
這時最大量的工作就是搞統一戰線，宣傳群衆和發動群衆。他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這些工作中。他每月召集一次黨的會議，把北方區黨委和北京西部委的指示及時傳達下去，并對共産黨在學校内工作和附近農村的工作認真地進行彙報、總結。他整天奔波忙碌，朝氣蓬勃，正如中法大學的校長李書華以後說的：“陳毅作為學生，哪兒是讀書！讀書是掩護，其實是在搞革命”。
為了反對校政的腐敗，由陳毅等7人署名上書校方要求撤換教務主任宋春舫，并因此陳毅等7人被校方開除學籍，又由此而引起了長時間的罷課鬥争。作為這場鬥争的核心人物，陳毅忙得廢寝忘食。鬥争的結果，雖然宋春舫沒有被撤換，但學校的條件得到了一些改善，陳毅等被開除學籍一事也不了了之。
陳毅是共産黨支部書記，但他也是學生，他必須讀書，以便将來從事一定的社會職業。陳毅最愛的是新文化的一套書籍，科玄論戰的若幹文章他非常感興趣，報上一有他就收集。哥哥孟熙，老同學金滿城，還有在北京新認識的同學李嵩高，都喜歡文學。這樣，陳毅着重學文史哲，一面做黨的工作，一面就“自己發展”搞文學創作。他繼續為《新蜀報》及北京的各報刊撰寫了大量詩歌、散文、雜文、小說，還有譯作和評論。他逐漸同沈雁冰、鄭振铎、王統照等著名作家發生了聯系，後來還參加了他們組織的“文學研究會”。
1925年春，陳毅與金滿城、李嵩高等還組織了一個文學小團體“西山文社”。
當時，共産黨的經費困難，黨員要資助黨，還要幫助困難的同學，也是陳毅“隻好賣稿子”的重要原因。
作為中法大學的學生代表，陳毅還參加了北京市學聯的工作，參加領導北京各校的鬥争。當時，中法大學在北京各大專院校中是最不成規模的，人數既少，組織也松散，甚至連一個統一的宿舍和夥食單位都沒有（同學們隻好經常吃小飯館）。但是，每次示威遊行，中法大學的學生卻表現得很有力量。有一次學生遊行與警察發生沖突，陳毅率領中法大學的隊伍迎險而上，使遊行隊伍得以突破警戒線。據當時北京八校之一的北京農大學生，共青團北京西部委書記樂天宇1980年3月回憶，陳毅在各校學生積極分子中很有威信。每當類似這樣的時刻，同學們總是喊：去找陳毅！去找陳毅！
“1925年，我離開了學校，開始搞工會工作，學生運動，統戰工作，參加北京地委。文學活動就逐漸停止了。那時是第一次國共合作，黨批準我參加國民黨北京特别市黨部工作。國民黨方面有吳稚晖、顧孟餘，共産黨三個代表：李大钊、張國焘和我。我同時還擔任學生聯合會的黨團書記”。①從1924年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于北苑召集軍政會議組織國民軍，電請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到這年年底孫中山扶病北上，抵達北京後，北方國共合作出現了較好的局面。這時，中國共産黨在北方的領導機關是中共北方區執行委員會（簡稱中共北方區委），由李大钊負責。而李大劊同時又是中國國民黨北京政治委員會的領導人之一。設于翠花胡同8号的國民黨北京特别市黨部（簡稱北京特别市黨部）實際上受中共北方區委的影響，其中的領導骨幹和工作人員多為跨黨的共産黨員和國民黨中的左派分子。陳毅就是其中之一。
但是，重新被擁為“中華民國臨時總執政”的段祺瑞對孫中山毫無誠意。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逝世于北京。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内的左派和右派迅速分化，7月23日，以後成為“西山會議派”主角之一的戴季陶出版了《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反對三大政策，反對共産黨，反對工農運動。
對孫中山的逝世，陳毅是悲痛萬分的。他寫詩贊頌孫中山是“光明的戰士”、“民族的母親”、“吾族空前的英雄”，帶領同學們參加護靈守靈。
對國民黨右派在孫中山屍骨未寒的情況下就背叛孫中山的革命政策，陳毅當然義憤填膺。對北京的軍閥政府包括對馮玉祥以及對國民黨内的力量變化，他也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人主張依靠馮玉祥”，他“認為到時候馮是會有變化的”。有人盲目地主張“依靠國民黨左派”，他“認為那些左派已經腐朽，應該創造真正的左派”。在鬥争實踐中，陳毅還深刻地認識到，真正的革命主力軍是“直接受帝國主義者的宰割”的“工人和農人”。他在《誰是救國的主力軍》①一文中，生動而慧眼燦然他說：“我們和他們談什麼國魂、民族的遺産，他們雖然不懂，即對于我們痛苦流涕的宣講，他們也詫異莫名其妙。但我們與他們說：‘現在米價一天貴一天，而且是永遠貴下去。就是說我們的生活一天一天的艱難起來。我們憑這一點也要起來自救！你們試看到中國來的外國人誰個不闊綽，坐汽車、修高房、穿好衣服、吃好食品，然而我們同胞則面黃肌瘦，無可為生。這便是外國強盜搶了我們。中國的軍閥與強盜勾結，來搶我們。現在強盜搶了我們，公然在上海、漢口、沙面、安東殺起我們人來。所以大家要知道??我們的歸路不是餓死，便是被殺而死。
與其死，不如起來反抗！所以我們大家應該團結起來！’”“這個意思至少使他們驚心動魄。”因此，陳毅大聲疾呼：“工人農人們，才是我們救國的主力軍，有智識的愛國之士，與其在都市上出特刊開大會，不如放身歸田，或者投身工廠，去從事組織工農，這才是我們成功的捷徑，這才是我們永遠的辦法”。陳毅的這一思考，在當時國共合作中和在中共的革命史上是很有見解的。不難看出，這正是對國民黨右派背叛孫中山三大政策、反對共産黨、反對工農運動的反擊。這說明陳毅對于黨的路線已有一定的認識。他已踏上了職業革命家的道路。
國民黨右派的活動日益猖狂。8月20日，刺殺了廖仲恺。随後，以反共著稱的林森、鄒魯、戴季陶、謝持等在北京舉行了“西山會議”，在上海另設“中央黨部”與廣東中央黨部對抗。在北京，他們也片面決定開除李大钊等共産黨人，分裂國民黨的北方領導機構，在漢花園1号，另立國民黨北京①陳毅：《早年回憶》，《陳毅早年的回憶和文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第①北京《京報》1925年7月28日副刊《民衆周刊》第30号。
市黨部，與翠花胡同8号原國民黨北京特别市黨部唱對台戲。接着，他們就在北京等地雇用流氓、暴徒冒充“共産黨”放火燒房并用共産黨發動群衆運動是“要在北京建立工農政府”等論調挑撥國民軍與工農革命群衆的關系。
在這種情況下，鞏固内部、反擊國民黨右派，繼續維護和加強整個統一戰線成了當務之急。
這時，正是醞釀産生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簡稱“二大”）代表的緊張階段。陳毅一面時刻提防流氓暴徒的搗亂、漢花園1号的破壞，一面又忙于籌備大會，工作繁重。這年夏秋間的一天，選舉國民黨“二大”代表的會議，終于在陳毅等的努力下，如期在北京大學三院召開。
能否推選好代表開好“二大”，是關系着能否繼續沿着孫中山生前制訂的路線前進的大事。但是，以李璜為首的一小撮右派分子竟然為反對李大钊等入選而大鬧會常陳毅當機立斷，帶領幾名身強力壯的同學采取了有力的措施，把右派的氣焰壓了下去。大會繼續進行，選舉了于右任、李大钊等一批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黨員為代表。
年底，陳毅畢業于中法大學文學院（服爾德學院）。
在共産黨的幫助下，國民黨“二大”取得了成功，全國革命形勢又得到了新的發展。這使帝國主義和軍閥異常驚恐。他們急忙策動“反赤運動”。
英國銀行家首先拿出了60萬鎊巨款，作為在東方宣傳反共、反赤、反民族主義的費用。緊接着，日本帝國主義派出軍艦駛入大沽口，幫助反動軍閥張作霖進攻天津，開始了反對國民軍的戰争。同時，北京的段祺瑞政府和各帝國主義國家設立了專門為了“防赤化”用的5000萬元借款。1926年春，帝國主義和反動軍閥相互勾結，對革命擺出了一副殺氣騰騰的架勢。
面對敵人的嚣張氣焰，在陳毅的積極參與下，北京特别市黨部準備組織一次對反革命勢力的有力反擊。在3月13日孫中山逝世周年紀念大會上，①陳毅痛斥了英、日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和反動軍閥張作霖、吳佩孚的罪行，提醒人們警惕段祺瑞“反共”、“反赤”的陰謀，“試看段執政将如何動作！”
3月14日，在中共北方區委領導下，在北京舉行了聲勢浩大的國民反日大會，憤怒聲讨了日軍炮擊大沽口的暴行。3月16日，英、美、法、日、意、西、荷、比8國，向段祺瑞政府提出最後通諜，蠻橫要求國民軍在44小時内拆除天津至大沽口之間的防禦工事。中共北方區委得悉，一方面立即把這蠻橫無理的“最後通諜”迅速傳播出去，以引起各界各階層群衆的反響，一方面連夜開會，準備于3月18日通諜期限未滿以前舉行一次國民大會并進行大規模的示威運動，以敦促段祺瑞政府駁回8國的最後通諜。為了籌備這次大會，3月17日，國民黨北京特别市黨部專門召集了各界代表的緊急會議，确定了這次大會的名稱和主席團成員廢會議程序，并決定把到會代表分為兩組，到外交部和國務院交涉，“非得到圓滿答複，誓不空回”，陳毅被推舉為4位“赴國務院發言代表”之一。②3月17日下午4時，赴國務院交涉的67位代表到了鐵獅子胡同國務院門口。這是一場艱巨的流血談判。一到國務院門口就與如狼似虎的衛兵發生了沖突，經過再三交涉，陳毅等4位發言代表才得準進門。但段祺瑞執政和①孫中山逝世周年紀念原為3月12日，這次會議因故推至第二天即3月13日舉行。
②《黨聲》第三期《本特别市執行委員會對于三一八修案之經過呈報中央執行委員會書》，赴國務院發言代表4人為：陳毅、陳月新、王布仁、辛煥文。
賈德耀總理都避而不見。從下午4時相持到深夜11時，經陳毅等堅決鬥争，國務院才不得不派出其秘書長鄧漢祥以外交負責人身份接見陳毅等人。在相持的7個小時中，段祺瑞的衛隊用刺刀刺傷代表多人，緻使候在門外的代表們被迫撤走，但陳毅等毫不畏懼，毫不退縮。4位發言代表嚴正要求鄧漢祥并轉告段、賈：必須嚴懲行兇衛隊，必須斷然駁回8國的無理通諜，必須容納人民的意見，與全國民衆站在一起，不要自絕于人民。陳毅警告段祺瑞的秘書長現在已經是民國，反對人民的人如清朝皇帝、袁世凱都垮了台，段祺瑞也不一定保得祝待鄧漢祥唯唯表示後，陳毅等才離開國務院。第二天，3月18日，上午10時，如期在天安門廣場召開了萬餘人的北京反對八國通諜大會，李大钊、徐謙、顧孟餘、于右任等13人組成了主席團。徐謙報告了大會宗旨後，顧孟餘報告了昨天國務院門前的流血事件。最後大會通過了《國民駁複列強最後通電》和組織“北京國民反對各國侵略中國大同盟”的決定，進行了示威遊行。作為遊行帶隊人之一，陳毅走在隊伍的最前面。群情憤激，大家高喊着口号。下午1時半，行進到鐵獅子胡同執政府大門口。誰知段祺瑞早有陰謀準備。上午9時北京警備司令部表示過要“保護”這次和平示威和請願運動，這時段祺瑞用以迎接手無寸鐵的群衆的卻是軍警們的排槍子彈。血案立即發生。在軍警們的子彈、刺刀、棍棒有預謀的襲擊下，遊行群衆紛紛傷亡倒地。3月18日，正如魯迅所形容的，是“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陳毅“被人群擠在兩挺機關槍之間，幸未負傷”。但是，“遊行隊伍被打散”了。正義的轟轟烈烈的行動，被反動派的屠刀鎮壓了下去。陳毅又經曆了一次反動武裝的血的洗禮。陳毅在1955年3月18日的日記中還回憶道：“當時我在鐵獅子胡同作人民代表，與安體成、鄧文輝、路友于四人站最前線打沖鋒。四人當時未被難。安等三人殉難于1927年李守常案，我則幸存至今。痛念故友，不禁凄然。”
慘案之後，白色恐怖立即籠罩了整個北京城，李大钊等遭到了反動軍閥政府的嚴令“通緝”。“北方區委有人估計為反動時期的到來，革命退潮開始，主張撤退機關，轉入地下，不敢組織示威反擊”。陳毅的主張則“相反，認為革命仍在高漲，應乘勢暴露段祺瑞的罪惡”。當晚，他們在北大一院召開了有北京市200餘團體參加的聯席會議，組織了慘案善後委員會，并痛斥段政府的倒行逆施。第二天，陳毅擔任主席，主持召開了北京特别市黨部緊急會議，《北京特别市黨部第二次執行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記事錄》（1929年3月19日）載：決定組織行動委員會，派代表分赴上海、廣東、長沙、南京、天津、張家口、漢口宣傳慘案真相，喚醒民衆一緻反段，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接着，陳毅又四處奔走，和輿論各界聯系，公開揭露段政府罪行，并組織追悼會，慰問死難者家屬和受傷群衆。他冒着被捕的危險，全力領導着慘案的善後工作和大部分中共北方區委和北京特别市黨部的公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