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在西南軍區
改造起義部隊，團結民主人士
在解放西南過程中，國民黨軍起義、投誠和被俘的官兵達90萬人。其中起義的就有56萬餘人，是解放戰争中曆次戰役人數最多的。這些部隊，許多是在解放軍大軍壓境或被包圍的情況下，不得已而起義的，情況十分複雜。
起義後，他們有的虛報人數，以增加同共産黨讨價還價的資本；有的隐藏特務，包庇壞人；有的仍然抓兵征糧，騷擾地方，搶劫百姓；還有的散布謠言，進行反動宣傳，甚至故意開槍打炮，制造混亂；有些人包括某些高級将領，存在着嚴重的抵觸、對立情緒；更有甚者，有少數部隊在國民黨特務分子的挑撥煽動下，與當地的土匪惡霸、幫會頭子勾結起來發動了叛亂。
怎樣對待這麼多情況複雜的起義部隊呢？賀龍認為，必須抓緊時機，認真處理，否則将危及西南地區的安定。他提出：必須将這些人養起來，如果全部遣散，會造成社會動亂，那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我們的政策是對他們進行徹底改造和妥善安置，使他們各得其所。成都戰役結束後， 1950年1月5日，賀龍和周士第、李井泉向中共中央軍委和劉伯承、鄧小平上報了對國民黨起義部隊處理意見的報告。他們認為，應将國民黨起義部隊分為四類：一是地方系劉文輝、鄧錫候、潘文華等領導的部隊，他們實力不大；二是國民黨嫡系正規軍，人數多，而且大部分是被迫起義的；二是地方遊雜武裝，成分複雜；四是在解放軍包圍下放下武器的其他部隊。對不同情況的起義部隊應當采取不同的處理方法。如對第一類部隊，保持原番号，按其實有人數進行整編。對劉、鄧、潘等将領給以适當安排；對第二類部隊，授予适當番号，指定地點，分散就糧，逐步改造，并派得力幹部前去聯絡，了解情況，宣傳共産黨的政策，穩定情緒。賀龍等認為，這樣做可以穩定一切起義和投誠部隊，影響散匪，利于剿撫；對尚待消滅的國民黨軍殘部，也有分化瓦解作用。1950年1月29日.賀龍簽發了成立工作團的命令。随後，便挑選了一批幹部，首先向在川西的原國民黨軍第七、第十六兵團，第二十、第二十四和第九十四軍派出了工作團，對這些起義部隊進行教育改造，以取得經驗。
2月8日，賀龍在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次會議上，對改造國民黨起義部隊的方針政策、步驟方法等作了闡述。他說：對國民黨軍隊的改造，是一項十分複雜和艱巨的任務。首先，要向他們講清楚，他們過去對人民是有罪的，共産黨同他們沒有個人恩怨。我們的方針是：從組織上、思想上按解放軍的标準徹底改造他們。在部隊中實行政治、軍事和經濟民主。改編要選好突破口。第一步，改編王瓒緒的部隊；第二步改編川鄂綏靖公署的部隊；第三步改編國民黨其他正規部隊。為了便于解決糧食問題，有利于改編工作的進行，應把各改編部隊調開，使起義部隊的幾個主要集團隔離開來。要召開大會、小會對起義官兵進行宣傳教育，講明我黨的方針政策。向起義部隊派工作團，必須明确軍代表在起義部隊中的職權。在起義部隊中要取消反動特務組織，割斷各起義部隊電台和政工機關問的橫向聯系，建立戰士委員會等一套新的制度。
賀龍認為，要順利改造起義部隊，關鍵是要做好起義的高級将領的工作。
在這方面他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1950年1月11日，十八兵團在成都市蓉光電影院召開歡迎國民黨軍起義軍官大會。出席會議的有劉文輝、鄧錫候、潘文華、裴昌會、羅廣文、陳克非、董宋珩、王瓒緒等高級将領，以及他們部下的團以上軍官。賀龍登上講台，向大家問候說：“你們辛苦了！我們歡迎你們。在座的各位同志，從今日起，我和諸位共事了。”
短短的幾句話，特别是“同志”和“共事”這兩個有着特殊意義的詞彙，一下子使賀龍與起義軍官的距離縮短了，台下爆發了一陣充滿感激之情的掌聲。賀龍接着說：“人民解放軍對待堅決脫離國民黨反動派的起義官兵，一向是熱誠歡迎的。起義之後，按照人民解放軍的制度進行改造，完成整編以後，也就是人民解放軍了，應該和解放軍緊密地團結起來。但是，大家首先要做到推誠相見，然後才能由組織上的一緻達到思想上的一緻，成為真正的人民軍隊。在座的諸位中，可能有人有顧慮，怕過去是解放軍的對頭，現在得不到寬大。共産黨人以人民利益為重，是改造人、改造社會的，不計較個人恩怨。不論過去是高級将領，還是下級軍官，隻要起義或放下武器，人民解放軍就可以寬大處理。隻要他們願意接受改造，願意為人民服務，就一定能為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中國貢獻力量。”接着他談到了“改造”的艱巨性。
指出：“改造是痛苦的。進步慢則痛苦的時間就長，進步快則可以縮短痛苦的時間。但是，如果在頭腦中取消了‘名’和‘利’，就會大大減少痛苦。
在座的許多人都知道我的過去。那時候我帶的部隊，就是我私人的本錢，把一排人拉過來就當連長，把一連人拉過來就當營長。今天就不是這樣了，部隊是國家的、人民的，不是私人的了。你們一定要清楚這一點。過去養成的惡習，必須徹底改掉，迅速建立起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作風，給人民當個老老實實的勤務員。”
賀龍針對起義軍官的思想狀況，語重心長地講了3個小時，然後同起義将領們一一握手。許多起義将領為他坦率而真誠的話語所打動。郭勳祺剛一散會便說：“賀司令員這一講，我就放心了。好象吃了定心的湯元。”
在四川一些有影響的起義将領中，有的曾和賀龍共過事，有的則是打過仗的老對手。賀龍根據自己同國民黨上層人士打交道的豐富經驗，區别不同對象，有針對性地做團結争取工作。
賀龍進入成都的第二天，便收到了劉文輝、鄧錫候、潘文華等人的請柬，要設宴為他接風洗塵。賀龍認為這是聯絡感情、開展工作的絕好機會，欣然前往，同起義将領們親切交談。他說：我過去也帶過地方軍，并且在你們四川駐過防；曾同在座的有些先生打過仗，這叫不打不相識嘛！今天，我們終于走到一起來了。賀龍豪放的性格，揮灑風趣的談吐，赢得了大家陣陣熱烈的掌聲和歡笑聲。最後賀龍向大家宣布：“過兩天，軍管會将請各位先生開座談會，共同商讨大政方針”。起義将領聽到這個關系到他們前途的消息，都很激動。幾天後，軍管會便召開了各界代表座談會。劉文輝等起義将領應邀出席。賀龍在會上毫無拘束地同大家交談，宣傳黨的方針政策，聽取大家的意見和建議。他這種謙虛和藹的作風，給與會人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賀龍了解劉文輝、鄧錫候、潘文華、盧漢等四川、西康、雲南地方實力派人物，知道他們同蔣介石早有矛盾，被蔣視為異己，受到排斥和打擊。在解放軍進軍西南之際，他們率先起義，對加速西南的解放進程起了作用。賀龍對他們的功績給予充分評價，主動團結他們，真誠地同他們交朋友。他同劉伯承、鄧小平一起，建議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劉文輝和從香港歸來的原雲南省主席龍雲為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鄧錫候、潘文華、盧漢、裴昌會、陳鐵等擔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裴昌會要求到地方工作，賀龍便推薦他擔任了川北行政公署副主任。
賀龍曾親自同許多國民黨起義将領個别交談，做思想工作。以平等的态度，不厭其煩地向他們交代黨的政策，指明前途。原國民黨軍綏靖公署副主任董宋珩和兵團副司令曾d元，在起義之後，不知怎樣才能穩定部隊。賀龍誠懇地給予具體指導。他說：“你們要趕快整理部隊，撤銷空番号，把多餘的軍官集中起來組織他們學習，把部隊中的國民黨特務逮捕起來，這樣你們的部隊才能穩定。”有一位起義将領對改造他的部隊抵觸情緒很大，他頭發不理，胡子不刮，成天戴着鋼盔，穿得破破爛爛。賀龍知道後，馬上找他談話，談一次不行，談二次、三次??共談了五次。精誠所至，金石為開。他終于被賀龍寬廣的胸懷、熱忱的态度所打動，思想轉變了過來。
賀龍很注意做好上層民主人士的工作。成都住着一位早年追随過孫中山的老同盟會員熊克武，他曾是賀龍的上司。後來他拒絕出任蔣介石給他的任何職務，一直閑居成都。蔣介石逃離大陸之前，曾派人拉他去台灣，他拒絕了。這是一位在西南和國民黨上層中頗有影響的人物。一天，賀龍和李井泉在四川地方黨負責人的陪同下，來到熊克武寓所。熊克武開門出迎，發現來客是闊别了20多年的部下、當今西南地區的最高領導人之一的賀龍，驚喜交加，趕快邀請進屋。賀龍見他布鞋長衫，居室簡樸，頓生欽佩之情，便邀他出來參加工作。開始，熊克武婉言推辭：“我年老力衰，思想陳舊，恐怕跟不上形勢。”賀龍希望他能“為建設新中國、新四川帶頭做貢獻，做個繼續前進的革命老人”。熊克武終于被賀龍的真誠态度所感動，接受了他的邀請。
1月10日，賀龍緻電劉伯承、鄧小平和中共中央，舉薦熊克武，稱贊他“一貫不滿蔣，向來生活上較嚴肅”，”不貪污，不置私産”，“是較正派的人物。”“他表示擁護共同綱領，擁護毛主席，今後願在毛主席的領導下盡自己一份力量”。建議給以軍政委員會副主席的職位。中共中央同意了賀龍的建議。
賀龍除了自己積極做工作之外，還動員其他幹部去做起義将領的工作。
成都市軍管會委員馬識途是起義将領羅廣文的同鄉。有一天，馬識途收到羅廣文請他赴宴的請帖，不知該不該去？便去請示賀龍。賀龍說：“去，為什麼不去？你有這個關系，為什麼不很好利用！你去對羅廣文說，要他老老實實接受改編，把部隊中的國民黨特務抓起來，隻要他把部隊完整地交出來接受改編，不但我們對他既往不咎，他還可以立功受獎，有光明前途。”馬識途如約赴宴，向羅廣文轉達了賀龍的口信。羅廣文聽後，感動地說：“有賀司令員這句話，我就放心了。請你回去報告賀司令員，我們願意接受改編。”
後來，他果然清除了部隊中的國民黨特務分子，按中共中央軍委的命令，把部隊開到華東進行改編。羅廣文本人當了山東省林業廳廳長。
為了便于更好地做起義軍官的工作，西南軍區在軍政大學舉辦了由上校到中将級軍官參加的”高級研究班”和”教導總隊”，由賀龍直接領導。高研班第一期于1950年3月正式開課。賀龍認真貫徹執行黨的政策，根據他們的不同情況、不同表現，區别對待。對确有真才實學的，結業後絕大多數分配了适當工作。原劉文輝的參謀長楊家祯是國民黨陸軍大學的畢業生，被輸送到南京軍事學院，成為那裡的第一批教官。對堅持反動立嘗抗拒改造的，則嚴懲不貸。有一個少将政工處長，拒絕改造，叛變逃跑，又被抓回。賀龍指示召開有高研班和教導總隊全體學員與其家屬參加的公審大會，按照政策法規予以嚴懲。
按照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軍區決定，軍區下屬各部隊抽調了一批幹部組成工作團，攜帶電台，分赴各起義部隊去領導和幫助改造工作。工作團到各部隊後，即同所在兵團或獨立軍的主管人員，組成軍政委員會，并向師以下單位派出軍代表，統一領導部隊的改造工作。賀龍和鄧小平規定，軍代表的主要任務是：在起義部隊中進行政治教育，開展政治工作，實行政治、軍事和經濟民主，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把起義部隊改編為人民解放軍；在起義部隊中行使人民解放軍的政治委員職權，凡部隊對上對下的報告、命令、正式公文函件，軍代表簽字後方能生效；負責溝通與就近解放軍、人民政府、人民團體的聯系，解決部隊的困難。工作團應将各起義部隊的電台集中保管，不再使用，部隊中的國民黨特務組織，應予嚴格取締。
在工作團出發之前，賀龍接見了部分成員。他說：國民黨部隊起義，回到人民的懷抱，是好事。但是這裡邊有壞人，要清理。
不過急了不行，要實行“剝筍政策”，一層層地來。第一步可以将已經公開了的特工人員，集中學習一段時間後，送到成都來由軍區處理；對暗藏的特務，要摸清情況，逐步解決。
工作團到各起義部隊後，認真宣傳黨的政策和解放軍的優良傳統，發動士兵訴苦，絕大多數官兵的思想有了明顯轉變。然而，也有極少數軍官仍然堅持反動立場，拒絕改造，甚至發動叛亂。從1950年1月到6月的半年之内，起義部隊中共有27個單位、39萬餘人叛亂，殺害軍代表等100餘人。
其中僅雲南暫十三軍叛變的1個團，就殺害了江川縣委副書記、組織部長等80餘人；貴州起義部隊叛變的占五分之二以上；駐川西的原國民黨第二十軍楊漢烈部、第十六兵團三○二師等部分别于1月至3月叛變，逃入深山。賀龍接到報告以後，立即派部隊平定，并指示平叛部隊“要狠狠地打，堅決鎮壓，不準漏網。首先要消滅其中的頑固分子，促使其他叛兵動搖分化。”
在處理起義部隊叛變的問題上，賀龍非常注意黨的政策。他把起義将領同少數反動軍官，廣大官兵和個别壞人嚴格區分開來。原國民黨第三○二師叛亂後，他派人去看望正在病中的董宋珩，重申對起義部隊的政策，希望他勸說叛亂者返回。董宋珩深為感動，抱病驅車至什邡，派人上山說服第三○二師叛部。但有幾個首惡分子拒不聽從勸告，妄圖頑抗到底。于是，賀龍命令部隊予以全殲，很快就平息了川西這次規模最大的叛亂。除對3名首惡分子依法嚴懲外，對絕大多數官兵仍采取了寬大政策。
第七兵團也有數百人攜槍叛逃。裴昌會甚為不安，打電話請示賀龍：“賀司令，是不是我把部隊的槍都下了？”賀龍答道：“不能下。”裴昌會又說：“現在有些部隊思想不穩定。不下槍，他們拖槍跑了怎麼辦？”賀龍明确地告訴他：“起義部隊怎麼能下槍呢？要按中央的政策辦。如果有人要跑，跑了以後再想法子解決。”劉文輝的第二十四軍有數百人在雅安叛亂。劉文輝心裡不安，主動找賀龍當面報告此事。賀龍安慰他說：“你不要慌，等把情況查清楚再處理。”幾天後，賀龍來到劉文輝家中，對他說：“事情已經查明，哪一級出事哪一級負責，你放心，我們決不會因為下級出事而牽連到上級。”
賀龍這種是非分明，胸懷博大，坦誠相待的态度，使起義将領十分欽佩。他們說：賀司令員對我們信任諒解，平等相待，真正體現了共産黨的政策，我們十分願意和他交往。
賀龍正确地執行了黨的政策，成功地做了起義部隊将領的工作，及時地向起義部隊派出了工作團，妥善地處理了叛亂事件，從而保證了改造起義部隊工作的順利進行。除遵照中共中央軍委命令将起義部隊中的3個兵團調往外區外，留下的2個兵團和5個軍，在4個月以後，都順利地編入了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序列。這些部隊在剿匪、進藏、正規化訓練和文化學習，以及支援地方經濟建設中，都作出了貢獻。
“土匪一定要剿滅”
西南是大陸最後解放的地區。這個地區的國民黨軍主力雖然被消滅了，但反動殘餘勢力還相當大。他們對蔣介石和帝國主義抱有幻想，妄想把這塊地盤作為反攻複辟的基地，因此，成都戰役剛結束，土匪暴亂也就開始了，而且蔓延迅速。西南軍區的部隊未及休整，便立即投入了剿匪作戰。賀龍把它當作當時的中心任務，親自領導這場鬥争。
賀龍對四川社會的曆史和現狀甚為了解。他指出：四川的土匪暴亂不是偶然的。解放前，有一個時期，四川有軍隊30萬、土匪30萬、“袍哥”30萬，這叫“三三制”。國民黨的藍衣社有十三太保，四川就占了兩個，康澤和曾擴清。被稱為袍哥的四川青紅幫勢力很大，情況複雜。他們滲透到城鄉的各行各業、三教九流之中，領導權大多數掌握在地主惡霸手中。他們熟悉本地情況，是些地頭蛇，具有極大的危險性。蔣介石在逃往台灣之前，對在大陸繁殖“遊擊戰争”、建立“遊擊根據地”作了布置。1949年4月，國民黨在成都和貴陽辦了“遊擊幹部研究班”，專門培訓特務土匪的領導骨幹。
在成都的國民黨中央軍校辦了5期，培訓了3000多人；在貴陽培訓了1700多人。他們在川西北和其他地區建立“反共救國軍”、“遊擊挺進軍”等反革命武裝，還按行政區劃成立了各級指揮部，原國民黨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成了總司令。“軍統”也在西南地區作了布置。10月，保密局西南特區區長徐遠舉，在重慶多次開會研究布置開展“遊擊戰争”，成立了“遊擊指導委員會”。11月初，在人民解放軍逼近重慶時，保密局局長毛人鳳親自主持召開了“特幹緊急會議”，布置開展遊擊戰争。12月，重慶的特務機構撤到成都以後，又成立了由徐遠舉領導的辦事處，專門負責聯絡各地的“反共救國軍”。胡宗南逃跑前，也搞了一個“反共救國會”，吸收地方反動勢力，組織所謂“中國國民黨四川省救民義軍”和“别動隊”，準備開展遊擊戰争。所以，西南地區的土匪，是有曆史性和政治性的，一定要下決心将其消滅，否則其他一切事情都做不好。
為了适應剿匪反霸、發動群衆、建立人民政權、進行生産建設等任務的需要， 1950年1月17日，在賀龍主持下，召開了川西北臨時軍政委員會會議，讨論十八兵團部隊地方化問題。決定建立川北、川西、西康等軍區及其下屬的各軍分區。當天，賀龍把讨論的意見報告了中央軍委及中共中央西南局。經中共中央軍委批準，在西南軍區管轄的地區，相繼成立了貴州、川東、川南、川北、川西、西康、雲南等軍區。①為了迅速平息匪患，保衛勝利果實，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軍區決定，集中13個軍共37個師又2個團的兵力，從1950年2月初開始，采用合圍、駐剿、奔襲與窮追、搜剿相結合的戰法，展開了大規模的剿匪作戰。
①貴州軍區于1949年11月15日成立，由第五兵團兼，楊勇為司令員、蘇振華為政治委員。川東軍區于1950年1月1日成立，由第三兵團兼，王近山為司令員、謝富治為政治委員。川南軍區于1950年2月1日成立，由第三兵團第十軍兼，杜義德為司令員、李大章為政治委員，川西、川北、西康軍區于1950年2月8日同時成立，川西軍區司令員為張祖諒、李井泉兼政治委員；川北軍區司令員為韋傑、政治委員胡耀邦；西康軍區司令員劉忠、政治委員廖志高。雲南軍區于1950年4月1日成立，由第四兵團兼，陳赓為司令員、宋任窮為政治委員。
2月3日，賀龍同周士第、王維舟和胡耀邦由成都去重慶，參加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次全體會議。會議期間，六十軍一七八師政治部主任朱向籬帶1個班外出執行任務，在成都近郊的龍潭寺和石闆灘遭到了名為“川西人民反共救國軍”第六兵團的1000多名土匪的襲擊，朱向籬等全部被害。土匪還搶劫了1支解放軍的運糧隊，包圍了趕去救援的1個連，圍攻解放軍駐石闆灘的軍事代表，殺害了軍代表等26人。賀龍得到報告，極為憤怒，立即命令第六十軍前往清剿。到2月7日，這股土匪即被消滅。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次全體會議決定：“以剿匪生産”作為“當前的中心任務”，要求西南軍區和各地政權機構堅決貫徹中共中央制定的“軍事打擊、政治瓦解、發動群衆三者相結合”的方針，嚴格執行“鎮壓和寬大相結合”，“首惡必辦，脅從不問，立功受獎”的政策。
2月11日，會議剛結束，賀龍即和王維舟、周士第、胡耀邦冒雨從重慶趕回成都去處理川西土匪暴亂事件。西南軍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李達為了賀龍一行的安全，派1個加強連護送。
車隊從重慶出發時，賀龍的吉普車一直跑在最前邊。大家擔心他的安全，紛紛勸說。午飯之後，他才答應走在警衛部隊後邊。天近黃昏，他們遇到一股土匪的突然襲擊。賀龍說：“不要理他們，繼續前進。”警衛連在汽車上用輕機槍向土匪還擊，匪徒們慌亂地撤走了。
入夜時分，賀龍一行到達資陽。這裡是起義部隊第十五兵團羅廣文部的駐地。因情況比較複雜，從安全方面考慮，有人主張不在此停留，連夜繼續趕路；有人主張即使在這裡住下，也不要通知羅廣文，免生意外。賀龍笑着對大家說：“今天就住在這兒了。我們不但要住下，還要大搖大擺地進城。
羅廣文是按我們指定的位置駐紮在這兒的，沒有什麼不正常的情況。人家已經起義，我們就不能輕易懷疑。”他們住下以後，賀龍會見了羅廣文，對他有所鼓勵。第二天，賀龍一行安全抵達成都。此時，成都周圍幾個縣都有土匪公開活動。有的甚至跑到了成都市郊，白天攔路搶劫，襲擾人民解放軍，夜間用機槍朝成都城内射擊，擾亂民心。市内暗藏的土匪、特務也與之相呼應，搶商店，打黑槍，造謠惑衆，制造混亂。他們煽動數千人到市軍管會鬧事，甚至公然撕掉軍管會人員的臂章，燒毀停在軍管會門口的卡車。國民黨特務還打算暗殺賀龍和軍管會主要負責人。反動氣焰嚣張到了極點。成都市内商店不敢開門，居民不敢上街，人心惶惶。賀龍氣憤地說：“我不相信這幾個毛賊就鬧翻了天！”他立即同川西軍區黨委成員一起研究了一個剿匪方案，決定由第六十軍先集中8個團的兵力，圍剿成都市周圍和岷江兩岸溫江、郫縣、灌縣等地的股匪。
賀龍對軍管會和川西軍區的領導人說：“你們都是經過南征北戰的，現在不能住在城裡不出去，讓土匪橫行霸道。我們解放軍什麼時候遭到襲擊不還手？我們的主力部隊必須全部拉出去剿匪。對土匪要堅決打擊，不要手軟。”
有的幹部反映：“土匪多數穿老百姓的衣服，分不清哪些是土匪，哪些是老百姓？部隊怕打錯了。”
賀龍說：“今後凡是拿槍打解放軍的，都是敵人，一律消滅。但是對經過喊話，放下武器的，就不要打他們了；對被土匪裹脅的群衆，也不能打。”
賀龍對剿匪部隊說：打蛇先打頭，擒賊先擒王。進剿大股土匪時，首先要打掉他們的指揮部，把土匪搞得驚慌失措，陣腳大亂，這樣我們就能掌握主動權。他同剿匪部隊的指揮員一起根據掌握的情況，認真分析匪情，認為此番成都附近暴亂的中心點是灌縣巨源常他命令十八兵團副司令員王新亭坐上裝甲車，率領精銳部隊直搗土匪的巢穴，一下子就将其指揮部摧毀了。
土匪失去指揮部，如鳥獸散。解放軍乘勝擴大戰果，很快打通了成都到灌縣的公路。成都附近的土匪見勢不妙，紛紛向遠處逃竄。成都附近的匪患基本解除。
四川各地的剿匪鬥争不斷告捷，到1950年2月底，川東、川西、川南3個地區已殲匪4.5萬多人。但是，尚未打更多的殲滅戰，大股土匪多數未被全殲。那時，西昌還未解放，許多股匪同逃到西昌的胡宗南、賀國光取得了聯系。在他們支持下，匪患仍在蔓延。賀龍等在向中共中央作的《西南軍區3月份綜合報告》中說，這些匪徒“為害甚巨”。“蓉雅、川湘兩路線上的橋梁全被其破毀，成渝、渝築兩路之運輸時遭襲劫”，“邛崃縣城曾遭匪萬人圍攻”，“我地方幹部、征糧人員和小部隊因受襲而傷亡者，已在3000人以上。糧食損失1億餘斤。十八軍進軍（西藏）時間，則因匪勢嚴重而推遲了1個月。”因此，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軍區于3月15日，發布了《關于開展一元化剿匪的指示》，确定從各軍區、軍分區至縣、區、鄉、保各級都組織剿匪委員會，作為剿匪的統一領導機關，由各級黨委書記任主任或副主任，軍事首長為副主任或主任，并吸收黨外民主人士和少數民族中上層進步人士參加，以便孤立匪特，廣泛團結和組織人民群衆參加剿匪鬥争。
賀龍認識到，剿匪是同國民黨殘餘勢力進行的一場尖銳複雜的鬥争，涉及面很廣，政策性很強，需要充分發動群衆、依靠群衆。3月16日，他在成都各界人民代表大會上，針對當前情況，就剿匪問題發表了氣度非凡的長篇講話。他說：從“繳獲土匪的《遊擊根據地地理圖》，《遊擊戰術》和僞國防部‘委任狀’等等文件和宣傳品，以及俘虜的口供都證明，土匪組織的暴亂，乃是以國民黨特務分子和王陵基創辦的‘遊擊幹部研究班’，以及少數封建惡霸，勾結慣匪流氓、散兵遊勇所發動的有預謀、有組織的反革命行動。
四川是國民黨反動派據以頑抗的最後的中心地區，特務分子在這裡特别多，因而他們在這裡所作的反革命部署也就較其他地區更為周密。當我們大軍挺進四川的時候，打亂了他們的組織，打昏了他們的頭腦，可是，當他們稍事喘息之後，便重整反動力量，乘我們人民政權尚未鞏固，擾亂社會秩序和破壞人民政權，這是不足為怪的??他們所提的口号是：‘擁護蔣總裁’、‘繁殖遊擊戰争，堅持到第三次世界大戰’，‘打穿舊軍衣、戴八一帽徽的（即解放軍），不打穿新軍衣、不戴八一帽徽的（即起義、投誠部隊）’，并且假借起義部隊的番号印發傳單，号召反對共産黨、反對人民政府。在座的一些人中，對減租減息不滿意。你們長期吃農民的，穿農民的，現在拿出點來給農民，有什麼不可以呢？還有些人在暗中支持土匪鬧事。有人說，土匪暴亂，就是因為人民政府實行合理負擔，禁用銀元，因此提出要修改人民政府的政策。這顯然是替土匪、特務和封建勢力說話。劉伯承主席在重慶各民主黨派人士參加的會議上有一段講話，很恰當地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說：‘有些人說封建勢力在此次剿匪中要來點手法，做點臉色給我們看。臉色是吓不倒人的’！我們大家見過土匪袒着臂膀，拍着胸脯，裝腔作勢，運用敲詐伎倆的臉色吧？但最厲害的臉色也無非是美式的、現代化的飛機、大炮、坦克了吧？這又算得了什麼？蔣介石的幾百萬軍隊還不是被解放軍打敗了嗎？土匪有什麼了不起？有些特務、土匪揚言要跟我們打遊擊。可以正告他們，我們共産黨是打遊擊的祖師爺，我看他們是堅持不了多久的。土匪一定要剿滅，特務一定要肅清，這個方針是不會有絲毫動搖的。”
賀龍這一番話，對于那些企圖在暗中支持土匪，藉以擡高自己的身價，同人民争權力的某些人，起了很大的震懾作用，促使他們老老實實下定決心接受改造。有位過去從未見過賀龍的民主人士，聽了他的演講，敬佩之意油然而生，情不自禁地說：“賀龍這個人真不簡單啊！”
3月23日，賀龍和劉伯承、鄧小平共同簽發了《西南軍政委員會暨西南軍區剿匪布告》，明令“各地人民解放軍一緻行動起來，不惜任何疲勞艱苦，以不根絕匪類決不休止的決心，堅決遂行剿匪”任務，還宣布了五項剿匪政策和十條《人民剿匪自衛公約》，号召全體人民與人民政府協力一緻剿匪自衛。
由于充分發動了群衆，剿匪鬥争不斷深入。到4月初，各省腹地的大股土匪已基本肅清。4月4日，賀龍在歡迎西南軍區前指遷到重慶的大會上說：“目前大規模的戰鬥雖已宣告結束，但散伏在各地的小股土匪、特務武裝卻亟待我們去肅清。最近土匪特務武裝在各地區肆無忌憚地破壞工廠、機關，搶奪公糧，襲擊我分散的部隊及人民政府，到處騷擾、搗亂，夢想着‘打遊擊戰’，苟延殘喘。我們是打遊擊出身的，隻要重新撿起遊擊戰術來，勝利是穩有把握的。”怎樣消滅分散成衆多小股的土匪呢？5月上旬，賀龍在西南軍區高級幹部會議上作了詳細說明：對于剿匪，“也要樹立打殲滅戰的思想。有些同志說匪民不分，不能打殲滅戰，這個說法是錯誤的。作戰指揮要靈活，部隊的裝備要輕便，要避免用打正規戰的戰術去打土匪，也反對打散和趕跑了事。應該發揮艱苦奮鬥的作風，不怕疲勞，窮追猛打。總之，剿匪的戰術應該是：以集中對集中，以分散對分散，以隐蔽對隐蔽，根據具體情況決定對付敵人的辦法。剿匪也是反封建的鬥争，因而也是長期複雜的鬥争。
尚未建立剿匪委員會的地區應盡快建立，貫徹黨的一元化領導，以便組織各界人士，組織軍事、經濟、文化各方面的力量全力剿匪。要正确掌握以政治為主、軍事為輔的鬥争方針，深入發動群衆、組織群衆、聯系群衆，各縣都要建立點線聯絡站，進行瓦解上匪的工作。政治瓦解，必須在軍事打擊見效的條件下，才能展開。‘首惡必辦，脅從不問（但要教育批評），有功者賞’的原則，一定要正确執行。殺掉幾個首惡者是完全應該的。前一段，群衆對我們不殺匪首是有埋怨情緒的。我們不殺那些騎在群衆頭上作惡的匪首，群衆就發動不起來，但是對某些地區的亂殺現象，也是應該制止的。”
由于西南軍區正确地執行了武裝進剿和政治瓦解相結合的方針，實行了首惡必辦，脅從不問，立功受獎的政策，在4個月的時間内，就殲滅了土匪19萬餘人。6月份，賀龍向重慶各界人士作關于西南地區剿匪情況的報告時，滿懷信心地說：“這些成績表明，人民解放軍剿滅土匪是有足夠的力量與把握的，現在各主要交通線上的股匪已基本肅清，各地的土匪遭到了緻命打擊，殘匪被徹底消滅的時間為期不遠了！”
經過半年的努力，到7月止，剿滅土匪已達34萬多人，比較富庶的地區和主要交通線兩側已基本淨化，征糧任務如期完成，城鄉工商業已正常運行。
但是，由于西南地區土匪數量多、分布廣，加上地理條件複雜，各地剿匪工作進展不平衡，因而，當解放軍集中兵力在四川、雲南、貴州和西康的平川富庶地區和主要交通線兩側進剿的時候，有一部分上匪逃竄到了各省交界或各省邊沿地形險要的深山地區。其中貴州境内的五六萬土匪，控制了邊陲21個縣城。他們在台灣國民黨的指揮下，公然建立“政府”，開辦工廠、學校，架設電台，發行紙币??準備長期頑抗。
7月下旬，鄧小平、劉伯承和賀龍主持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次全體會議。會議決定從1950年冬到1951年春，在西南全面開展清匪反霸和減租退押運動。鄧小平提出：清匪、反霸、減租、退押運動是西南地區反封建鬥争中的“淮海戰役”。賀龍十分贊同這個提法。在8月下旬召開的中共西南軍區黨委第一次全體會議上，他建議把鄧小平的這一提法寫進《關于下半年部隊工作任務的決定》和《西南軍區剿匪指示第十一号》兩個文件中去。賀龍主持寫的這兩個文件指出：“清匪、反霸、減租、退押運動，是西南鬥争中的‘淮海戰役’，也是全軍今冬明春的中心任務與戰略任務”，在繼續深入腹地清剿的同時，必須抽調足夠的兵力，大力組織對邊沿匪特控制區，特别是貴州邊沿區的圍剿和會剿。為此，西南軍區從四川抽調4個師人黔會剿。
西南地區剿匪反霸全面展開以後，防止擴大化是非常重要的，這樣才能穩、準、狠地打擊土匪。賀龍等及時發出了《嚴防清匪中誤捕亂捕現象》的指示，并主持制定了《捕捉處決土匪的權限規定》，指示各部隊和公安機關：“必須嚴格将目前仍手持武器殺人搶劫、組織暴亂之土匪特務與社會上一般之反革命罪犯加以區别。上述手持武器之反革命匪類，均應以反革命之現行罪犯，嚴格處理”。“對捕獲之罪大惡極之匪首須即處決者，可由地委、軍分區報請盛區黨委、二級軍區批準處決，報大軍區備查”。
1950年，西南地區展開了大規模鎮壓現行反革命分子的運動。這些反革命分子與土匪暴亂緊密配合，除在城市從事破壞活動外，還在農村利用封建會道門，組織僞農會，幫助地主惡霸奪田、逼租、索債、暗殺，以打擊新生的農村基層組織。在重慶、成都、昆明、貴陽等省會，公安機關多次召開公審大會，公開槍決了一些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匪特。據1月至10月的統計，全西南地區捕獲國民黨特務分子6000餘名，自首登記的1.23萬名，破獲陰謀暴動案1391起，繳獲電台113部。
西南剿匪的“淮海戰役”，在1950年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全年殲匪近85萬人，繳獲各種炮790餘門，輕重機槍3700餘挺，其他各種槍40餘萬支。
在剿匪過程中，建立了10萬餘人的地方武裝和80多萬人的人民武裝自衛隊。
在剿匪作戰中，人民解放軍也付出了很大代價，總共犧牲了4230餘人。
1951年1月6日，賀龍和鄧小平、張際春、李達向中央軍委和毛澤東主席寫了《西南軍區一九五○年剿匪情況總結》，彙報一年來的戰果和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毛澤東于1月18日緻電賀、鄧、張、李：“你們1月6日送來的1950年1年剿匪工作總結報告，收到閱悉。路線正确，方法适當，剿滅匪衆85萬人，繳槍40餘萬支，成績極大，甚為欣慰。望即通令所屬，予以嘉獎。尚望你們繼續努力，為幹淨剿滅殘存匪衆近4萬人而奮鬥。”中共中央軍委将這個報告批轉給了華東、中南、西北軍區和福建、廣東、廣西軍區參考。
毛澤東電文中說的“殘存匪衆近4萬人”，是西南軍區當時了解的情況，後來查實的數量（包括新出現的）遠比此數為多。這些土匪主要分布在川康滇邊、黔湘桂邊、黔桂滇邊、滇西南和川西北等地。其中一些重要股匪是由長期末被抓獲的大匪首傅秉勳、何本初、周迅予等率領的。他們竄入川西北的阿壩、懋功、黑水和大小涼山的藏族、彜族聚居區，欺騙、勾結土司頭人，掩護他們向川康富庶地區和川、青、甘邊界擴張。他們人數雖不很多，卻是土匪中最兇殘的，破壞能量很大。賀龍決心徹底肅清這些殘匪。1951年1月，西南軍區發出指示，強調緊密依靠各族人民群衆，積極主動地開展肅清殘匪的鬥争。2月初至4月中旬，川西軍區先後投入10個連的兵力，平息了川西靖化（今金川）、懋功的土匪暴亂，殲滅“反共聯盟軍”3000多人。川西軍區在剿匪中采取了一些好的辦法。毛澤東在2月15日批轉川西軍區的剿匪報告時指出：西南的經驗，縣區鄉均建立有黨外民主人士參加的剿匪委員會，保有清剿小組，區有捕捉隊，此外尚有情報站與檢查站的組織；再則清匪必須與反霸、減租、退押或土改結合進行，必須殺掉罪大惡極的首惡分子；必須由黨委統一領導，全力以赴，才能發動群衆，根絕匪禍。為貫徹毛澤東的指示，西南軍區于3月15日發出指示，要求全區認真學習和推廣川西軍區經驗。此後，各地普遍組織了清剿小組和便衣捕捉隊。1951年，西南地區又殲滅殘匪20萬人以上。被土匪盤踞1年多的貴州省冊亨、望谟、羅甸、荔波4座縣城全部收複。
1952年和1953年，西南軍區在繼續清剿殘散土匪的同時，在川西北發起了兩次規模較大的進剿作戰。一次是1952年7月，集中7個團又6個營近2.1萬人，進剿盤踞在黑水地區的土匪。戰前，賀龍對參戰部隊說：“這次去黑水清剿，要特别注意少數民族政策。這一帶的人為什麼容易受國民黨匪特的欺騙宣傳來反對我們？這是因為長征時，有的紅軍部隊路過此地時，群衆紀律不好，把這裡的老百姓搞怕了。你們這次去，要特别注意群衆紀律，更重要的是救濟當地群衆。過去欠了‘債’，這次我們要還。你們要準備好足夠的糧食和其他各種物資，每到一個地方，首先運去糧食，無償救濟當地群衆。”根據賀龍的意見，人民政府派民族工作團随軍行動，每到一地，即召集頭人、土司開會，宣布黑水暴亂主要由傅秉勳負責。解放軍進剿的目的是消滅傅匪為首的匪特，對蘇永和等黑水地區上中層分子，則作團結争取工作，以分化與孤立敵人。在強大的軍事壓力與政治攻勢下，蘇永和等少數民族上中層份子都歸降了解放軍。但是，受台灣國民黨指揮并得到他們空投補給的傅匪殘部拒不投降。賀龍命令将其徹底消滅，并派飛機助戰。這次作戰從7月20日開始，到9月20日結束，曆時兩個月，除少數匪首逃跑外，共殲匪3635人，繳獲各種槍3935支（挺），匪首傅秉勳投河自殺。50多萬少數民族獲得了解放。
另一次是1953年3月，集中4個團又2個營的兵力，在西北軍區部隊配合下，圍殲川北草地的股匪。草地土司華爾功成烈在剿匪政策的感召下，改變了兩面态度，交出了重要匪首何本初、周迅予等人。後來涼山地區的頭人也交出了匪特40多人。
至1953年底，西南地區共殲滅土匪116萬多人，剿匪鬥争取得了徹底勝利。
在領導剿匪的同時，賀龍還與隐藏在工商業和金融系統中的敵特與奸商進行了一場沒有硝煙的戰争。在川西土匪最猖獗的時候，成都市工商、金融系統内暗藏的敵人和奸商乘機興風作浪，與城外土匪相呼應。他們壟斷了糧食、棉紗和金融市常糧食、棉紗價格暴漲，其他東西跟着漲價，幾乎一天一個樣，人民币貶值，人心更加浮動。
賀龍認識到，穩定金融、物價，安定民心，是同剿匪鬥争相輔相成的。
土匪和暗藏的敵人勾結奸商，企圖通過搞亂物價和金融，攪亂人心，擴大暴亂。所以，穩定金融、物價，對于安定人心和社會秩序，保障剿匪鬥争的順利進行有重要意義。賀龍與川西區黨委領導人多次開會，研究對策。他指出：對土匪和暗藏的敵人，不僅要在軍事上、政治上給予堅決打擊，而且還要把他們在經濟上的猖狂進攻打下去。他決心從棉紗和糧食着手，同敵人與奸商鬥一鬥法。
當時成都的棉紗市場被少數奸商控制着。他們對市場上有多少棉紗，在準的手中，了如指掌。他們知道軍管會擁有的棉紗不多，所以任意擡價，一支紗由120萬元猛漲到4000有一天，賀龍把市軍管會工商處處長王廷弼找到辦公室問道：“現在我們有多少糧食？”“4000萬斤”。“多少棉紗？”“120萬支。”“布匹呢？”
“還有4萬匹。”
賀龍決定首先控制棉紗市常他除了利用成都現有的棉紗外，還調動部隊車輛，從重慶把大批棉紗秘密運來成都，又從上海、武漢和西北調進了一批棉紗。大批棉紗調到成都以後，便逐步往外抛售。奸商們不知底細，大量吃進，每支紗由400餘萬元漲到了1700餘萬元，人民政府還在大量抛出。奸商們不知道哪來這麼多的棉紗，便向銀行借貸，繼續一個勁地吃進。他們的如意算盤是，一旦人民政府的棉紗售完，就可以擡價出售，操縱市場，結果把大量資金陷了進去。這時銀行抽緊銀根，使奸商們借不到錢，不得不把吃進去的棉紗吐出來。棉紗充斥市場，價格猛跌。每支紗由1700多萬元，跌到400多萬元。銀行又逼他們還本付息。兩頭一擠，那些搗亂市場的奸商，有的破了産，沒有破産的也大賠血本。這樣，人民政府就牢牢地控制了棉紗市常糧食問題也很嚴重。由于人民政府控制的糧食很少，奸商們乘機哄擡糧價，幾天就翻了1番。為解決糧食問題，賀龍決定派征糧工作隊下鄉征購公糧。地主、富農們就到處叫嚷“負擔過重”。國民黨特務土匪利用這一點大肆煽動，提出“打倒解放軍，3年不納糧”，“保糧保命保槍”等口号，煽動抗糧；還不斷襲擊解放軍征糧隊，使川西的征糧工作一度很難進行。為了打開局面，賀龍把餘秋裡（後來擔任西南軍區後勤部長兼政治委員）找來，對他說：“現在征糧工作很難開展。派你帶工作隊到新都搞個試點，怎麼樣？”
餘秋裡說：“好，我馬上就出發。”餘秋裡到新都後，參照根據地搞土改的經驗，僅用了1個多月的時間，就籌集了大批糧食和柴草，不僅解決了應急之需，而且通過征糧，争取和發動了農民群衆。賀龍詳細地向餘秋裡了解了川西農民的生活、收成和對征糧的态度，并将他的征糧工作報告刊登在《川西日報》上，以無可辯駁的事實，戳穿了土匪暴亂是征糧引起民變的謊言，使征糧工作逐步順利展開。大批糧食從農村源源運進城裡，把城裡控制糧食的奸商鬥垮了。由于穩定了棉紗和糧食的價格，其他物價和金融市場也逐漸趨于穩定。
1950年春節，成都周圍的土匪叫嚣要“大鬧成都市”。當時，成都市内商品緊缺。國營商店東西少，難于支撐門面，一些商店又怕遭到土匪搶劫，因此，市工商處決定，商店春節關門，并延長假期1天。年初二深夜，賀龍把王廷弼叫到辦公室，嚴肅地問道：“你們的商店為什麼不敢開門營業？”
王廷弼說：“我們年三十開了！天門。”賀龍指出：“隻開1天門怎麼行？
商店不開門，群衆的思想就不穩定。”王廷弼說：“我們也想開門，可是東西太少。萬一??”賀龍聽了王廷弼的這個解釋很不滿意。說道：“就是你們幾個搞經濟工作的膽小怕事。明天就要開門營業！不然的話，我要以‘搗亂市朝治你們的罪！”王廷弼立即表示：“我們明天就到工商會宣布政策、定價，後天就是門營業。”“對嘛！”賀龍這才露出了微笑。他看到王廷弼緊張地站着，就揮揮手說：“你坐下嘛，站在那裡幹什麼？”并對警衛員說：“做點抄手（即馄饨）端來！”他見王廷弼緊張的情緒還沒緩和下來，便和藹地對他說：“批評得重了吧！不要那麼緊張，回去好好休息，明天還要看你們的哩！”按照賀龍的指示，王廷弼于2月21日召集成都22個行業的代表開座談會，要求各行業提前開門，并适當掌握價格，以穩定市常會後，各私營商店均響應軍管會号召，于2月22日相繼開門營業。
同時，賀龍指示成都市軍管會頒發布告，号召全市人民動員起來，撲滅反革命破壞活動。布告指出：凡造謠惑衆、搶劫财物、搗亂金融、囤積居奇、擡高物價者，“一經查獲，一律從嚴論處，堅決鎮壓”。
在賀龍的領導下，不到1個月的時間，就粉碎了特務、土匪勾結奸商妄圖擾亂成都市場的陰謀。經濟戰線上也打了個勝仗。
指揮進軍西藏
成都戰役剛剛結束， 1950年1月2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發出指示：“以西南局和第二野戰軍為主，在西北局和第一野戰軍配合下，于4月開始組織向西藏進軍， 10月以前占領全藏。進藏部隊到西藏之後，要認真執行黨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做好統一戰線工作，要争取上層，影響和團結群衆，保護愛國守法的喇嘛寺廟，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和風俗習慣，親密團結這個民族，争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愛國力量，集中打擊帝國主義及其忠實走狗――親帝分裂主義分子。”
接到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指示以後，賀龍就加緊籌劃解放西藏的工作。他派人到成都華西大學等幾所院校，借來有關西藏的圖書資料，認真閱讀與研究：又請專門研究康藏問題的專家李安宅、于式玉、法尊和尚、任乃強等詳細介紹康藏的曆史和現狀，虛心聽取他們的意見和建議。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賀龍于1月10日向毛澤東、彭德懷和劉伯承、鄧小平寫了《康藏情況的報告》，彙報初步了解到的有關西藏的情況，對進藏路線提出了意見。
他說：經康進藏，通常走的路線有三條：一是由打箭爐經甘孜、德格、昌都、嘉黎至拉薩。此為滿清時趙爾豐進藏舊路，有驿站。但山多且陟險，昌都至嘉黎間有東西兩大雪山，均在海拔五六千公尺以上，每高1000公尺，溫度（攝氏）降低4度，終年積雪，最難走。二是由昌都至恩達西北行，經類烏齊、德慶、薩爾松多、索克宗至黑河，再折向拉薩。三是由甘孜至玉樹西行，經布母拉，沿格爾吉河上行，至唐古拉、黑河，這一條路是高原的脊背。路線的選定，還需進一步的研究。但無論走哪條路，均需以甘孜為補給站。甘孜至打箭爐有舊公路基，可以修複通車。我們已着手編3個工兵團，稍加訓練準備後，即可開去修路。賀龍還就西藏氣候、教派情況作了詳細報告。他特别強調：“對宗教問題處理得适當與否，是決策的一個關鍵。”
與此同時，賀龍派測繪人員協助西藏地理學家任乃強教授迅速繪出了中國第一套二十萬分之一的西藏地圖，印發給部隊。
西藏距内地路途遙遠，交通不便，經濟落後，人煙稀少，加之語言不通，居民與漢民族的隔閡比較深，所以，向西藏進軍是一場特殊的戰鬥。進藏部隊的給養，幾乎全部要由内地籌措，随軍前送。補給，成了重于作故的首要問題。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指示進藏部隊，在物資供應上，取之内地，“不吃地方”；在兵力和裝備上，務求精幹、适用。據此，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軍區确定了“政治重于軍事，補給重于戰鬥”的鬥争方針。賀龍和劉怕承、鄧小平等用了大量精力和時間去研究解決進軍西藏在政治上和物資上的準備，特别是如何做好後勤保障工作的問題。他們決定成立進軍西藏支援司令部，統一領導進藏部隊的後勤保障工作。司令部統轄7個工兵團， 10個辎重團和1個空軍運輸機大隊，擔任築路和運輸補給任務。
2月初，被任命為支援司令部政治委員的胥光義抵達成都，向賀龍報到。
賀龍對他說：“我們這次進軍西藏，不是在軍事上能不能打勝仗的問題。我們在軍事上打勝是沒有問題的，因為解放軍是經過考驗的。現在對于我們來說，是在政治上怎樣争奪民心的問題。你們後勤支援工作的主要任務之一，是研究如何使裝備輕便，減輕戰士的負重。因為進藏以後，汽車用不上，隻有靠牲口、靠牛車運輸。有些山道，牲口、牛也過不去，就隻能靠人背了。
進藏部隊的武器裝備要質量好、重量輕、适應高原作戰的特點。部隊裝備好，進藏以後就可以振奮人心。”
賀龍對進藏的準備工作抓得很緊，對進藏部隊的被服、裝具、飲食衛生等都考慮得很仔細、很具體。賀龍簽發的《西南軍區關于支援人藏工作向軍委和西南局的報告》中寫道：“前方部隊需要什麼，即用一切力量供給什麼。
并根據康藏地形、氣候、交通、經濟及敵情與我軍人馬裝備具體條件定出計劃，實施補給。如：一，康定以西氣候寒冷，人煙村落稀少，宿營困難，特制發人用帳篷、馬用頭罩、汽車暖罩與解凍劑。服裝每人一件皮大衣、皮上衣、皮褲、高腰毛裡皮鞋、氈子裹腿、皮帽、皮手套、毛襪、包足布、絨衣、線棉背心、棉被、風鏡。為防濕防雨，每人發給雨衣、鬥笠、防濕墊布各一件。中高級幹部每人一個行軍床。二，為了保持戰士身體健康，力求食品中養分充足。特以黃豆、小麥、花生、奶油等原料制成飯粉，以面粉、白糖、食鹽、豬油、奶油、雞蛋、酵母等原料制成餅幹，并以卵片、白糖、精鹽、澱粉、蟹黃、味精等原料制成佐食品蛋黃臘和醬油粉等物，内含大量維生素B、C，并發給維他命C藥片70萬片，以補助營養，防止色盲，??。派衛生檢查隊了解康藏地區發病特點，予以補助藥品，特多發防凍藥品，以防減員或減弱戰士體力。”
賀龍向李達反複交代：要給進藏部隊最好的裝備，最好的騾馬。他們需要什麼隻要辦得到，就盡量滿足他們的要求。賀龍是以愛馬著你的。他為支持進藏部隊，把他的幾匹心愛的戰馬，全部送給了進藏部隊。他對後勤部門說：“試制部隊裝具，既要适應高原的生活條件，又要适應作戰的需要。多在保證部隊吃飽、穿暖、減輕負荷等方面出主意、想辦法。服裝的樣式一定要設計好，質量要高一點。”後勤部門把新設計的軍裝樣品送給他看時，他逐件作了檢查，還親自試穿。帽子樣式好看不好看，擋風不擋風；衣服口袋怎麼設計，甚至連軍裝各部位應縫多少針，他都有所考慮。
3月14日。
第十八軍成立了前進指揮所和先遣支隊， 25日，在樂山召開了進軍西藏動員誓師大會，4月28日到達甘孜。由于修路進展遲緩和空投試飛1個多月未成功，先遣部隊有耗無補，發生了糧荒。據有關記載，從5月1日起，每人每天隻能吃1斤糧。直到6日和7日，空軍向康定、甘孜試投成功，先遣部隊的糧荒才得以緩和。
由于隻有兩架飛機可以到甘孜空投，無法保證到甘孜部隊的全部糧食供應。因此，賀龍和鄧小平于7月24日向毛澤東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報告：為了保證9月份在甘孜屯積150萬公斤糧食，準備昌都作戰，必須加強空運。
毛澤東對此極為關注，立即批準購買一批運輸機，用來空運進藏物資。然而空運能力畢竟有限，仍無法保證大部隊的全部供給。4月1日，毛澤東指示：要“一面進軍，一面修路”。部隊走到那裡，路修到那裡，物資亦運到那裡。
為此，兩南軍區調集6個工兵團、3個步兵團組成築路大軍，不惜一切代價，克服一切困難，搶修雅安到甘孜段公路；雲南軍區滇西援藏委員會公路局，也組織部隊和民工1.7萬餘人，搶修大理到中甸的公路。
在支援司令部和康藏公路修築司令部的領導下，到10月份。
公路已修築750公裡，用飛機、汽車和馬車向前方運輸了上萬噸物資。
随着準備工作的進展，進藏部隊陸續向前開進。至10月初，十八軍的部隊由四川進至金沙江東岸的鄧柯、德格、巴塘一線；雲南軍區的部隊進至貢山；青海軍區騎兵支隊進至玉樹，從東、南、北3個方向接近了昌都地區，完成了戰役展開。
用和平方式解決西藏問題是中共中央的基本方針。中央人民政府多次通知西藏地方當局派代表到北京談判。但西藏地方當局故意拖延，并加緊軍事準備，企圖以武力阻止解放軍進藏。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甘孜白利寺格達活佛①力主和平解決西藏問題。1950年5月初，他緻電朱德總司令，表示願親自到拉薩，闡明中國共産黨的和平誠意和民族政策，做西藏上層的工作。②賀龍和劉伯承、鄧小平研究了當時的情況，于5月10日向中共中央建議說：“争取和平解決西藏的可能較前增大”。“進行和平談判必須條件恰當，而且要從西康内地去溝通關系，才能避開英美牽制，才有實現可能。”“格達亦可考慮入藏”。
中央人民政府同意了格達活佛的請求，委派他去拉薩勸說西藏地方當局接受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針。然而，格達活佛行至昌都，即被駐昌都的西藏邊使噶倫拉魯魯桑旺勒軟禁起來，不許他離開昌都。格達表示：“我死亦不悔，但求能去拉薩一見達賴活佛”，被拉魯拒絕。後來，格達活佛被英國特務毒死，随員被押送拉薩。西藏地方當局關上了談判的大門。
同時，西藏地方當局調整了軍事部署：将藏軍一部置于阿裡、黑河（今那曲）地區，阻撓解放軍南下；指使竄入康北的國民黨軍殘部在甘孜、竹慶地區阻止解放軍西進；将用英美武器裝備起來的7個代本①全部和3個代本的一部，部署在昌都周圍和金沙江西岸，企圖阻止解放軍從康西、青南和滇西北進藏。
為了打擊西藏地方當局中的頑固勢力，促使其内部分化，打通和平解放西藏的道路，西南軍區決心以十八軍、雲南軍區各一部和青海騎兵支隊等共約6個團的兵力，發起昌都戰役，殲藏軍主力于昌都地區。
賀龍和鄧小平在《昌都戰役基本命令》中規定：十八軍主力應于9月上旬在甘孜、玉壟鄧柯之線集結完畢，9月中旬由該線發起進攻，争取于10月10日前後占領昌都。另以該軍五十三師1個團，同時由巴安（即巴塘）出動，殲滅甯靜之藏軍，爾後向昌都攻擊前進，配合五十二師鉗擊昌都。以十四軍一部，同時殲滅鹽井和竹瓦根之敵。西北軍區之玉樹部隊歸五十二師指揮，加強昌都作戰。
賀龍分析了藏軍善于騎馬，行動較快的特點，對十八軍軍長張國華講：要從側翼作深遠的迂回。他說：“抓住敵人就有辦法，包圍住了就是勝利，而走得快，才能抓住敵人。”這一作戰原則，對于戰役的勝利，起了重要作用。
解放軍各部隊于10月6日向昌都地區藏軍發起進攻， 12日進占芒康，①即格達呼圖克圖，1903年生于西康省甘孜縣白利鄉貧苦藏族家庭，7歲為白利寺活佛。17歲入西藏學佛經8年，得格西學位。1936年，擔任藏族曆史上第一個人民革命政權――中華蘇維埃博巴自治政府副主席。
全國解放以後，被聘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特邀代表。時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康定軍事管制委員會副主任。
②朱德、劉伯承于6月1日複電格達：“來電敬悉，先生入藏進行和平談判用意極嘉，無限欣慰。談判條件當由天寶同志轉告你。”
①藏語，舊譯“戴本”、“戴繃”或“代奔”，原西藏地方政府軍職名。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清政府規定西藏額設藏軍3000名，代本6名，每一代本，率兵500名，沿為定制。例由貴族出身的俗官擔任。
1913年西藏地方政府大量擴軍，代本數目也随之增加。
第九代本德格・格桑旺堆率部起義。為表彰九代本的義舉，賀龍接見了格桑旺堆等人，代表西南軍區向他們贈送了禮品和物資。
解放軍迅速逼近昌都，并且截斷了藏軍的逃路。20日晨，昌都總督阿沛・阿旺晉美宣布起義，命令第二、三、四、七等4個代本及總署機關和沙王（總督）衛隊等共1700餘名官兵停止抵抗。
21日，賀龍和鄧小平電示十八軍：“第一，加緊進行俘虜或投誠官兵工作，用高度熱情和誠懇的态度去對待他們，嚴禁侮辱和虐待。”“第二，對于噶倫及代本等高級軍官，尤應妥為招待，采用座談方式予以教育和争取，以便他們回去影響拉薩政府，立即脫離英美影響，速派代表到昌都或北京商談和平解決西藏問題??”。
這次戰役，殲滅了藏軍主力，粉碎了西藏地方當局用武力阻止解放軍進藏的企圖，使其上層頑固勢力發生動堯愛國進步力量更加堅定，從而為和平解放西藏創造了有利條件。
十八軍進駐昌都以後，查清了格達活佛遇害的情況。消息傳開後，激起了西藏人民和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慨。兩南軍政委員會于1950年11月25日在重慶為格達活佛召開追悼大會。賀龍以悲憤之情，著悼文說：“中華人民的優秀兒女、藏族同胞引以為榮的模範人物格達，在為争取西藏人民和平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祖國的大家庭來的事業中犧牲了。他是生得偉大，死得光榮的！??他的血沒有白流。格達委員遇害地昌都，現在已經飄揚起中華人民共和國燦爛的國旗，它驕傲地向一切帝國主義反動派說：一切侵略陰謀和暗害阻撓，都阻擋不住藏族同胞以及全中國人民的意志！
這個燦爛的紅旗，不久的将來，就将要飄揚在拉薩，直到喜馬拉雅山祖國的邊疆！”
昌都戰役結束後，阿沛・阿旺晉美寫信給達賴喇嘛，勸說達賴喇嘛速派代表團到北京談判。經中央人民政府再三敦促， 1951年2月12日，西藏地方當局派遣以阿沛・阿旺晉美為首席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團赴北京談判。經過23天的商談，于5月21日簽訂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決西藏辦法的協議》。在朱德副主席的主持下，雙方代表于23日舉行了簽字儀式。
根據《協議》規定，毛澤東于5月25日指示進藏部隊以戰備姿态，分路向西藏腹地進軍，以保證協議的實行和國防的鞏固。據此，賀龍和鄧小平命令十八軍副政委王其梅率領包括統戰、公安、外事等方面幹部的先遣支隊，同阿沛・阿旺晉美等西藏地方政府代表，于7月25日由昌都前往拉薩：十八軍主力1.07萬餘人，分兩個梯隊随後西進。第一梯隊， 10月26日抵達拉薩，舉行了莊嚴的入城式，向全世界宣告：西藏回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懷抱。為了鞏固國防，經中央軍委批準， 1952年2月10日，西藏軍區成立。
①
西藏的解放，為西藏百萬農奴的翻身解放、經濟的發展，帶來了光明的前景。按照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一面進軍，一面修路”的指示，西南軍區①西藏軍區司令員為張國華，政治委員為譚冠三（第十八軍政治委員）；阿沛・阿旺晉美為第一副司令員，朵噶・彭錯饒傑為第二副司令員，昌炳桂為第三副司令員；範明、王其梅為副政治委員；李覺為參謀長，劉振國為政治部主任。
調集了大量部隊和民工，從1950年夏開始修築由康定到拉薩段的康藏公路。
1951年夏，賀龍在重慶主持築路會議，對到會的工程技術人員、築路部隊指揮員和西南軍政委員會交通部的負責人說：“修築康藏公路，難度之大，不僅在我國築路史上，而且在世界築路史上都是空前的。我們解放西藏，就要幫助西藏人民進行建設。而要建設，沒有公路是很難想象的。所以，這條康藏公路不但堅決要修，而且一定要在1954年把汽車開到拉薩！”會後，根據賀龍指示，成立了康藏公路修建司令部，由十八軍後方部隊司令員陳明義兼司令員，西南軍政委員會交通部長穰明德兼政治委員。
為了找出一條從昌都到拉薩的合理的公路線，從1951年起，先後派出了6支踏勘隊。他們翻雪山，過沼澤，在深山大川和原始森林中跋涉5000多公裡，克服了無數艱難險阻，基本查明了康藏公路預選線路及其兩側的地質、地貌，并于1952年秋寫出了勘察報告。報告提出了兩個方案：一是走北線，從昌都經丁青、索縣等地到拉薩；二是走南線，從昌都經邦達、波密、林芝、太昭至拉薩。究竟走那條線？陳明義和稷明德帶領工程技術人員到重慶，向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軍區彙報請示。
他們到達重慶的第二天下午，賀龍就接見了他們。陳明義、穰明德等走進客廳，賀龍同大家親切握手，然後端出一盤香蕉說：“你們在康藏高原修路很辛苦，不容易吃到水果，快來打個牙祭吧！”幾句話把大家都說笑了，心裡感到熱乎乎的，大家一面吃着香蕉，一面向賀龍彙報。陳明義說：“由于運輸困難，有時主、副食品供應不上，戰士們就挖地老鼠和野菜吃。”賀龍感慨地說：“這和我們長征時一樣啊！”陳明義說：“戰士們白天在雨裡雪裡修路，夜裡住在用雨布搭的帳篷裡，漏雨飄雪，衣服和被子都濕透了。”
賀龍皺起眉頭，對秘書說：“記下來。叫後勤部給築路部隊特制帆布帳篷，補發雨衣！”陳明義說：“西藏是個高寒地帶，常年吃不上蔬菜。戰士們由于缺乏維生素C，手指甲蓋都陷下去了。”賀龍聽到這裡，不安地站起來，在客廳裡踱着步子，思索着，然後，他果斷地說：“立刻派人去上海買維生素C。必須讓戰士們每人每天吃4片維生素C.少了不行！”陳明義繼續說：“我們築路部隊得到了藏族同胞的支持。他們趕着牦牛，冒着雨雪，為部隊運送糧食。”
賀龍十分感激地說：“真要感謝藏族同胞呀！”并嚴肅地指出：“藏族同胞越是支援我們，我們越應該尊重他們的風俗習慣，遵守民族政策，嚴格群衆紀律。”
穰明德打開地圖，把踏勘隊預選的南北兩線沿途的地貌、地質、氣候、物産、資源、工程難易利弊比較以及工程技術人員的不同意見等作了詳細彙報。最後他說：“究竟走南線還是北線？請賀司令員考慮決定。”
賀龍仔細地看着地圖，邊聽、邊問，邊思考。經過反複掂量，他拿過一支紅鉛筆，指着地圖果斷地說：“走南線。第一，南線氣候溫和，海拔高度低。在西藏高原，這是用黃金也買不到的優點。第二，南線經過的森林、農業區、草原、湖泊、山地、物産都比北線豐富，不僅修路用的木材、石料等可以就地取材，還有青稞、牛羊、水果、燃料等，生活也方便。更重要的是，南線有豐富的資源和極大的經濟價值，将來開發建設，有着廣闊的前途。公路走南線，符合西藏人民的長遠利益。這就是我們考慮問題的出發點！”
賀龍望望神色有些遲疑的陳明義，猜到了他的心思，便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說：“當然，怒江天險、冰川、流沙，會給施工帶來麻煩，甚至帶來意想不到的艱難。但是怒江也好，冰川也好，流沙、塌方也好，能擋得住中國人民解放軍嗎？我相信，我們的工程技術人員有辦法讓激流、冰川、流沙、塌方通通讓路。至于北線，将來仍然要修。在祖國的西藏高原上，将來要修很多很多公路，要修成四通八達的公路網咧！”賀龍的遠見卓識和氣魄膽略，使大家信心倍增。他們交換了一下眼色，都會心地笑了。這時穰明德把地圖一卷說：“賀總，等着我們通車拉薩的捷報吧！”
賀龍放下鉛筆，點上1支雪茄，微笑着問：“什麼時候能通到拉薩？”
“1954年底！”穰明德挽起袖子，用力一揮手說：“賀老總，1954年年底汽車開不到拉薩，我把頭拿下來見你！”
賀龍哈哈大笑，爽朗地說：“那好，我等着為你們通車拉薩慶功！确定這條公路的走向，事關重大。我要寫報告給毛主席，請他批準。你們先把康定到昌都段修好。為了解決你們築路部隊的物資保障問題，我派餘秋裡同志到康藏公路走一趟。”
築路部隊全體指戰員經過兩年的艱苦施工，比計劃提前50餘天，完成了康藏公路康定到昌都段的通車任務。1952年11月22日，賀龍向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和中共中央西南局報告築路問題，對昌都到拉薩段的線路選定，提出了建議。他說，經過認真的研究，“認為以采用南線為好”。
1953年1月1日，毛澤東批示：“同意此項意見。”并将報告批轉周恩來、鄧小平：“采取南線為适宜。”
賀龍在報告中還詳細彙報了築路部隊艱苦奮鬥的情況。他說：3年來，築路部隊在3200米以上高原環境施工，自然條件極惡劣，生活艱苦，任務繁重，勞動強度大，供應不及時，很少吃到新鮮蔬菜和鮮肉，營養不良，許多人得了關節炎和心髒、消化系統疾病以及口腔疾病，體重普遍下降。接着，他提出了改善築路部隊生活的具體意見：“為保持築路部隊的營養量，按每人每日4兩豬肉、l兩豬油、5錢蛋粉、1斤青菜、7錢鹽、生姜、辣椒各7分、茶葉2錢5、糧食26兩①，供給實物，保證定量定質，使部隊能夠真正吃到。為此，拟多從後方輸送肉類罐頭和發動部隊在可能條件下多種菜，另從後方輸送一部分幹菜。”（毛澤東閱後旁注‘增營養’）。“在不妨礙築路與就地取材的原則下，修建一部分營房，供部隊休整時居祝”賀龍幾次要求去西藏看望部隊、檢查施工情況，中共中央考慮到他患有高血壓等症，沒有同意。賀龍隻好派李達代表他和西南軍區黨委，到築路工地進行檢查，并先後派出了幾批慰問團進藏慰問。賀龍要求西南軍區政治部文工團，深入築路部隊，進行慰問，收集歌頌他們的創作素材。文工團員們深入部隊以後，創作了《英雄們戰勝了大渡河》、《藏胞歌唱解放軍》、《歌唱二郎山》等大量反映和平解放西藏和築路英雄事迹的音樂舞蹈等文藝節目，其中流行全國的優秀歌曲《歌唱二郎山》，就是賀龍建議推廣的。西南軍區京劇院也遵照賀龍指示，帶了一批精彩的節目，到雀兒山等最艱苦的工地演出。
1954年12月25日上午10時40分，康藏公路全線通車儀式在拉薩河大橋橋頭舉行。它标志着西藏經濟文化建設開始了新的紀元。
①舊市制，16兩為1斤。
賀龍為修築康藏公路，傾注了大量心血。在通車之際，他撰寫了《幫助藏族人民長期建設西藏》的文章，稱贊在世界屋脊上修建康藏公路是中國曆史上亘古以來未有的創舉，在全世界也是罕見的奇績。他贊揚築路部隊、民工和技術人員的忘我勞動和高度愛國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同時指出：“公路通車到拉薩，僅僅是長期建設西藏的第一步”，希望進藏部隊和全體工作人員，戒驕戒躁，老老實實，勤勤懇懇，熱忱而切實地從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長期幫助藏族人民，穩步地發展西藏的建設事業。
兢兢業業建設國防軍
全國大陸解放以後，中共中央、中央軍委認為，人民解放軍已從戰争狀态轉入現代化建設時期。毛澤東發出了“為建設強大的國防軍而奮鬥”的号召。為了盡快恢複和發展國民經濟，為了建設現代化的國防軍，需要大量減少常備軍。中央軍委決定在1950年裁減150萬武裝人員，要求西南軍區裁減37萬人。要妥善安置這麼多人，任務相當艱巨。
1950年5月上旬，賀龍和鄧小平召開西南軍區高級幹部會議和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次全體委員會會議，專門對裁軍作了動員和部署。鄧小平着重闡述了精簡整編的重要意義。賀龍傳達了西南軍區精簡整編方案和對複員軍人的安置辦法。他強調指出：總的原則是既要保存部隊骨幹，以适應國防建設需要，又要使複員人員有家可歸，不緻流離失所。因此，要反對推出門了事的不負責任态度。他指示，要專門成立處理複員軍人的機構，根據複員軍人不同的情況，作妥善處理。由于各級領導重視，組織教育工作做得好，整個複員工作，于1950年底順利完成。
部隊在精簡整編以後，很快掀起了學習文化的運動。賀龍指出，建設現代化的國防軍，必須掌握文化工具，突破文化關。不過這一關，就學不好現代軍事知識和掌握先進的軍事技術，也不能很好地接受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國防現代化建設的任務就難以完成。5月4日，他在西南軍區高幹會議上就說過：部隊精簡整編後，主要是教育，要把每個連隊都變成一個學校。3年之内把全軍戰士普遍提高到高小文化程度，幹部不夠初中文化水平的都要提高到初中程度。
8月1日，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出《關于在軍隊中實施文化教育的指示》。全軍規模的文化教育從1951年1月全面展開了。西南軍區機關、部隊的學文化運動也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到1952年夏季，形成了高潮。
在學習上，賀龍身體力行。《毛澤東選集》第一、二兩卷出版後①，賀龍一面誇召大家“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習馬克思列甯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一定要領會其精神實質，首先鑽進去，然後考慮如何運用于不同的工作崗位，求其融會貫通”；一面帶頭制定學習《毛澤東選集》的計劃。他說，我自己雖然快60歲了，但還要努力地學，不斷地學，一直學到老。
毛澤東曾建議賀龍學習文化，周恩來也讓他學習寫作和書法。這次，他便把學習毛主席著作同學習文化、練習寫作結合了起來。他讓秘書買來了魏碑體的字帖和毛邊紙，每天早晨先練習幾頁書法，然後讀書。他雖然患有高血壓病，但仍堅持學習不辏在規定時間認真讀書，晚上還要擠時間多學一些。在他的書櫃中，除《毛澤東選集》和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外，還有《東周列國志》、《史記》、《資治通鑒》、《綱鑒易知錄》等古籍。據薛明回憶：“賀龍讀的書中有些文言文我看不懂，他讀起來卻很快。我開始不相信他都能看懂，拿過書來，問他看過的那幾頁的内容，他回答的基本不差。”
開展學文化運動之前，以賀龍的名義上報下發的文件、電報，大都是他向秘書或有關負責人交代意圖，由他們起草，然後由賀龍審閱後簽發。學文化運動開始後，他時常親自動筆。有一次，裴昌會到重慶開會時去拜望賀龍，①《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于1951年10月11日發行；第二卷于1952年4月10日發行。
見他正伏案寫作，便很奇怪地問：“賀司令員，怎麼現在你還親自寫東西？”
賀龍說：”毛主席号召自己動手寫，不要秘書代筆。我要響應号召埃”對于身邊工作人員的學習，賀龍也十分關心。在黨小組會上，他對秘書、警衛員、公務員、司機說：“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作為共産黨員，要好好學習文化，學習毛主席的著作和《幹部必讀》。幹革命離了這個是不行的”。每逢學習日，他路過工作人員的房間時，總要推門看看他們是否在讀書。司機何建成以前不識字，在賀龍的鼓勵下，學習非常刻苦，在學文化運動中立了三等功。
1952年5月28日，西南軍區直屬隊舉行了隆重的1952年度文化學習開學典禮。賀龍在講話中再次強調：提高文化科學水平，培養大批工人農民出身的知識分子，是掌握現代化軍事科學技術，建設現代化國防軍的必要條件。
所以，普遍提高部隊的文化水平，是一個戰略性的任務，也是全黨全軍的一件大事。他要求各級黨委、各級領導幹部拿出最大的決心，付出最大的努力，加強對文化教育的組織領導；文化教員要熱愛和安心本職工作，争取在文化教育中為人民立功。他号召廣大指戰員拿出沖鋒陷陣的精神來攻克文化碉堡。在賀龍領導下，西南軍區百分之九十六點八的幹部戰士投入了文化學習運動，掀起了群衆性的“文化練兵”高潮，取得了很大成績。西南軍區部隊幹部、戰士大都出身貧苦，許多人是文盲或半文盲，到1952年底，第一期文化教育計劃完成後，已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員摘掉了文盲帽子，部隊的文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有1萬多人在文化學習中立了功。身經250次戰鬥、立過8次戰功、5次獲得英雄模範獎章的劉子林，原來隻有相當小學三年級文化程度，經過短短8個月的文化學習，學完了初孝高小的全部課程，以優秀成績升入初中班，立了一等功，受到賀龍的接見和表彰。
1953年1月6日，賀龍在西南軍區黨代表會議上說：文化教育是我軍今後長期建設中不可缺少的一個方面，不僅在文化教育為中心的時期，不準有絲毫的忽視或放松，就是在軍事訓練為主的時期，也要按規定繼續進行文化教育，大力辦好學校，以求在原有基礎上鞏固、提高。
賀龍不僅重視普遍提高廣大指戰員的文化水平，也十分重視專業文藝工作隊伍的建設，使他們為建設現代化國防軍服務。他曾親自找一些文藝工作者談心，語重心長地對他們說：“文化工作是極其重要的工作。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文化隊伍是一支必不可少的軍隊。随着我們國家蓬勃發展的經濟建設，我們将要進入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我們的軍隊也必須成為一支具有高度文化的現代化的國防軍。這就大大加重了文化藝術幹部的任務。為了發揮文化工作的力量，你們必須走在社會發展的前頭。你們現在不應當不安心，而是需要考慮如何去努力完成這一偉大任務。”賀龍号召文化工作者努力“面向連隊”、”為兵服務”。1953年底，西南軍區召開文藝檢閱大會，賀龍向與會全體人員說：我們的軍隊“正向着現代化強大國防軍邁進，我們部隊的文藝工作者，要響亮地吹起這個偉大時代的戰鬥号角，光榮地擔當起我們隊伍行進中号兵的作用，教育部隊，鼓舞部隊，使整個部隊充滿着堅定的信心和樂觀情緒，發揮高度戰鬥意志”。
培養大批能掌握現代武器裝備與指揮諸兵種合同作戰的幹部，是建設現代化國防軍的中心環節。賀龍對此給予了極大的關注。1950年5月5日，西南軍區的第二高級步兵學校舉行第一期開學典禮，賀龍專門給該校送去了“加強軍事、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學習，建設強大的國防軍”的題詞。7月，賀龍和鄧小平又發出了關于加強學校建設，大量培養幹部的指示，指出：為了适應當前形勢和建軍要求，需要辦兩種學校：一種是戰略性的正規的高級與初級學校，專訓國防軍的基本幹部。目前應集中人力、物力辦好這種學校。
這些學校的編制、教育計劃、設備、制度以及對幹部、教員和學員的各項要求，應按中共中央軍委規定，達到全國一緻的水準。另一種是速成性或輪訓性的幹部教導團、隊，輪訓各級各類幹部，着重提高其本職業務能力。各軍區、軍、師和軍分區都應組織教導團或教導隊輪訓各類幹部。對炮兵工兵和其他專業性學校，亦應調整充實，分頭輪訓在職各種專業幹部。指示強調：大量培養幹部，是适應我軍戰略性要求的一項重大任務，我們要以甯可少養若幹兵的決心，把學校辦好。在賀龍、鄧小平領導下，西南軍區先後組建了第五（雲南），第六（川東），第七（貴州），第八（川西）4個初級步兵學校和1個航空預備學校。他們要求各步兵學校的幹部“應選部隊中有作戰經驗者充任，不可濫芋充數”，學員的“每一課程之結束和畢業時，均按規定考試，不合格者退回或留級。”
在籌建西南軍區第七軍醫大學時，賀龍數次審查校舍圖紙，到重慶高灘崖、新橋等地勘察地形、選定校址，還親自登門，聘請了一批在美、英、德、法等國留過學，又在國民黨軍隊或地方醫院擔任過副院長、科主任具有國内第一流專業水平的專家、教授到軍醫大學任教。賀龍經常去看望他們，向他們征求意見。他向第七軍醫大學的校長、政委交代：要給這批專家最好的生活待遇。開會、看戲、看電影，都要請他們坐最好的位子，工資由他們自己報，報多少給多少。賀龍又指示後勤部門抽出幾輛吉普車和轎車，作為接送教授的專車。要使他們無後顧之憂，便于充分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
在賀龍和鄧小平領導下，經過精簡整編、學文化運動和軍政訓練，以及開展“三反”運動，使西南軍區部隊的編制更加精幹合理，指戰員的文化水平和軍政素質明顯提高，在建設現代化國防軍的道路上邁進了一大步。
西南軍區的轄區與越南、老撾、緬甸、印度、不丹、錫金和尼泊爾等國接壤，邊境線長達6000餘公裡。當時，逃往鄰國的第八、第二十六軍等國民黨軍殘部勾結特務、土匪，在邊境地區頻繁進行騷擾破壞。他們挑撥鄰國與新中國的關系，制造事端，使西南的邊防鬥争異常尖銳複雜。賀龍根據雲南省與越、老、緬3國接壤，有3000多公裡的邊境線，地區遼闊，人口較少，自然條件複雜，交通不便，補給困難，以及絕大部分邊防部隊生活、訓練、執勤條件十分艱苦的實際情況，于1952年9月14日，向毛澤東、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西南局寫了關于加強雲南邊防建設的報告，提出了若幹措施：第一，迅速解決邊防部隊住房。“雲南邊防的營房建設，是國防建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由雲南軍區就地取材、在技術可行的條件下，争取及早施工。先建築第一線的哨所、住房及第二線必要的宿舍，爾後再逐步加強。
第二，結合經濟建設需要，大力增修公路，架設通信線路，解決運輸補給和通信的困難。除修建中共中央軍委批準的昆洛、南大、w奎等長達1500餘公裡幹線外，加修連接幹線的支線。
第三，健全邊防軍分區。将麗江、保山、普洱、蒙自、文山等邊境軍分區改為警備區，适當擴大領導機構，配備較強的幹部，以适應邊防鬥争的需要。
第四，搞好民族團結，與少數民族共同建設邊疆，保衛邊疆。西南的邊防都在少數民族地區。邊防鬥争的複雜性與艱苦性主要表現在民族問題上。
少數民族工作那天做不好，邊防問題那天就得不到解決。隻要把兄弟民族團結起來，我們的邊防就會勝過鋼筋水泥工事。
1953年10月21日至12月14日，賀龍作為中國人民第三屆赴朝慰問團總團團長，率領8個分團共5448人赴朝鮮，對中國人民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進行了長達45天的慰問活動。在朝鮮期間，除進行慰問活動以外，賀龍還對中國人民志願軍進行了考察。賀龍認為，志願軍在朝鮮戰争中的許多經驗教訓，可以作為人民解放軍今後建設的參考。他到夏季攻勢作戰地域和上甘嶺、老秃山等處親自了解作戰經驗、工事構築和部隊士氣等等。為了多考察些部隊，他特地向毛澤東請示，要求批準他晚幾天回國。
回國後，根據朝鮮戰争中的新鮮經驗，賀龍對人民解放軍在建設現代化國防軍中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進行了研究，并于1954年1月在全國軍事系統黨的高級幹部會議上，闡明了自己的見解。他說：“要建設現代化的國防軍。
首先必須培養大批能夠掌握現代軍事技術和指揮藝術的幹部。我認為培養幹部，今後應注意培養經過鬥争考驗并有戰鬥經驗的工農幹部和部隊中的英雄模範。這是我們建軍的骨幹。但是這些同志文化程度低，學習科學技術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所以要提高他們的文化程度，并進一步使之能夠掌握科學技術，這在今後培養幹部上是非常重要的問題。”
賀龍認為，人民解放軍要實現現代化，就必須建設自己的國防工業。他說：“現代化軍隊的裝備，必須依靠國家的重工業，尤其是國防工業建設。
對我們這樣一個大國來說，從國外定貨隻能解決臨時問題，不能解決長久的問題。因此，向國外定貨必須是急需的東西。那些可以少定或緩定的，就要少定或緩定，把錢省下來建設我們自己的重工業和國防工業。”
關于學習蘇聯問題，他說：“我認為學習蘇聯首先應該注意兩個問題：第一，是要根據中國實際可能的條件與将來可能發生的情況，循序漸進地學。
這就是說，學習蘇聯不僅要根據我國目前的具體條件，同時還要預見到我國将來的發展。第二，是在我們解放軍傳統的基礎上學習，不能割斷曆史，要照顧曆史，要照顧我軍的曆史傳統??要實事求是，而不是追求形式。”
關于政治工作，賀龍強調指出：政治工作是我軍的生命線。我軍是無産階級的軍隊，是共産黨領導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軍隊，無論什麼時候都需要政治工作。任何削弱政治工作的思想和現象都是錯誤的。政治工作必須與業務技術相結合，保證戰備訓練及其他各項任務的完成。為此必須注意加強政治機關的建設，提高政治幹部的質量。部隊在加強現代化建設的同時，不能放松政治素質的提高。
賀龍的發言，給到會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