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新中國體育事業的奠基人
五湖四海攬人才
1952年8月，中國共産主義青年團中央向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劉少奇寫了《關于參加第十五屆奧運會的情況報告》，建議在政務院下設立一個與各部、委平行的全國體育事務委員會，“委員會的主任委員，最好請賀龍那樣的一位将軍來擔任”。
團中央希望賀龍主持國家體委，是因為他們知道，賀龍一貫重視體育事業，在他所領導的地區和部隊中大力發展體育運動；全國解放後，他組建了新中國第一支專業的男女籃、排球隊，并為國家輸送了一批優秀的體育工作幹部、教練員和運動員。體育界人士仰慕賀龍。
一天，政務院常務副總理鄧小平給賀龍打電話，告訴他政務院決定組建全國體育運動委員會，并說：“團中央和全國體育總會建議請你當主任。我和總理商量了，也感到由你來當最合适。”賀龍問道：“毛主席的意見呢？”
鄧小平說：“毛主席也贊成。”賀龍說：“好。毛主席叫我幹，中央叫我幹，我就幹！”很痛快地答應了。
11月15日，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在中南海懷仁堂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讨論關于成立全國體育運動委員會的問題。周恩來正式提議由賀龍擔任全國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蔡廷锴任副主任，會議一緻通過。
這時，賀龍還在中共中央西南局書記、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西南軍區司令員的崗位上，但他一接受國家體委主任的任命，就以極大的熱情投入了這方面的工作。
舊中國的體育運動水平極低，直到1948年，沒有在世界奧林匹克運動會上得過一枚獎牌，全國沒有一支健全的體育運動隊，也沒有一處像樣的體育場館，體育人才更為缺乏。要在這樣一個基礎上把體育運動搞上去，任務艱巨。對此，賀龍有足夠的思想準備。他說：“舊中國本來就是個爛攤子，體育事業更是如此。搞體育工作，不能享現成福，而是要白手起家，艱苦創業。”
他第一次會見體委機關幹部時，就勉勵大家要正視現實，克服困難，把體育當作畢生的事業，不要小看體育工作，不要有低人一等的思想。他充滿信心地對大家說：“随着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體育運動也會大大地發展起來。”
新中國建立初期，百廢待興，各方面都需要幹部，加上受傳統觀念的影響，很多人都不把體育當作正式職業，體育幹部更不易解決。雖然政務院給體委核定的編制是239人，但卻很難配齊。沒有相當數量合适的幹部，體委的工作便很難開展。
1953年4月，賀龍到北京主持了第一次全國體育工作會議之後，一回到重慶，就為充實體委物色人才。賀龍點的第一個将是張之槐。他1937年畢業于北平體育專科學校，抗日戰争時期是八路軍一二○師“戰鬥”籃球隊隊長，解放後擔任了西南軍區司令部幹部處處長。張之槐對去體委工作毫無思想準備。那時部隊已開始醞釀實行軍銜制，他不願意在授銜之前轉業。賀龍理解這種心情，對張之槐說：“體育事業同樣是建設新中國的一條戰線。我上次到北京開會，住在北京飯店，馬路斜對面就是東長安街體育場，每天晚上燈光球場裡擠得滿滿的，門外還擁着一大片人。群衆那麼喜歡體育，需要有人來領導和組織呀！你是學過體育的，科班出身，幹這行的專家。你不幹，誰幹？不要光想當官扛牌牌，不考慮事業。我是西南軍區司令員，你說重要不重要？中央要我當體委主任，我就得去當。不光去，還得幹好。我們是共産黨員嘛！
我給你幾天時間考慮考慮，想通了，來找我。”張之槐整整想了一個通宵，深深感到賀龍的批評是對自己的信任和期望，終于下了決心。第二天一早就去找賀龍，對他說：“老總，想通了，我去。”
賀龍高興地說：“想通了就好！要認識體育工作的重要性啊！過去洋人笑我們是‘東亞病夫’。現在，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這頂帽子要摘掉！誰來摘呢？搞體育的人有責任嘛！這個任務很艱巨，也很光榮。說實話，能把體育工作搞好，能把‘東亞病夫’這頂帽子摘掉，不那麼簡單。快去北京報到。
去了以後和體委的同志們一起盡快把工作開展起來。”
同張之槐一起到體委報到的，還有張聯華和朱德寶。他們也是賀龍點的将。張聯華也曾是一二○師“戰鬥”籃球隊的隊員，這時是中國人民志願軍某炮兵團故政治委員。朱德寶曾是“東幹隊”①的隊員，在東北軍區空軍某部擔任軍械處處長。1953年8月，他們3人分别被任命為體委3個司的副司長。
1954年9月，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賀龍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和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11月，他和薛明帶着子女鵬飛、曉明、黎明乘輪船離開重慶，辭别了戰鬥工作了5年的西南，到北京赴任。與他同行的有宋任窮、蔡樹藩、劉秉林、王淩、武嶽松等。他們也是因為西南大行政區撤銷，奉調去北京工作的。一上船，賀龍就打上了他們的主意。
賀龍先做蔡樹藩的工作。蔡樹藩是奉命到内務部工作的。他在西南與賀龍共事多年，對賀龍的為人十分敬佩，很樂意在他領導下工作，所以當賀龍動員他去體委工作時，便欣然同意。賀龍一到北京就去找鄧小平，讓蔡樹藩由内務部副部長改任國家體委副主任。王淩原是調往地質部的，她被賀龍說服，到體委擔任了辦公廳副主任。武嶽松曾是西南軍區保衛科的幹部，賀龍動員他到體委後，擔任了新建的北京體育館副館長。中共西南局宣傳部副部長張非垢，是到外文出版社當社長的。賀龍覺得體委很需要幾個秀才，便動員他也去體委工作，張非垢不僅自己同意，而且動員同去外文出版社的張彩珍說：“去體委吧，這是賀老總的命令。我也是文人進武廟。”這樣，張彩珍也進了體委。賀龍還邀請起義将領、西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盧漢到體委共事。此後，賀龍又乘各大行政區機構撤銷之機，多方設法從原西南、中南、華北、西北各行政區調來了李夢華、陳先、曹建純、董念黎等人，又陸續選調了一批青年幹部到體委機關，使新中國的體育領導機構很快健全起來。
賀龍叮囑體委的幹部說：體育是全國人民的事業，不是體委一家的事。
要與有關方面，特别是教育部門、工會和共青團一齊動手。沒有各方面的支持，體委是無能為力的。大家動起手來還怕10年趕不上世界水平！
有了機構就要有辦公室和宿舍。早在賀龍到北京之前，他就請北京市政府幫助解決體委機關的辦公用房。北京市市長彭真大力支持，把位于宣武門東側未央胡同33号的10幾間平房給了體委。後來體委人員按編制逐漸配齊，容納不下，賀龍再次請彭真設法解決。彭真又批準把王府井八面槽9号的135問房子給了體委，并在草廠胡同安排了宿舍用房。彭真給賀龍的信上說：“賀老總：房子解決了，據報還可以。”
①“東幹隊”即東北幹部隊，于1939年7月成立，成員是東北籍的愛國青年，也稱抗日軍政大學三分校直屬隊。張學良的胞弟張學思曾提任隊長。這裡是指“東幹隊”的籃球隊。
在國家體委初創時期，教練員和優秀運動員屈指可數，一些人流落海外。
賀龍不拘一格延攬人才。他以無産階級革命家的博大胸懷、氣魄和膽略，力排衆議，大膽地選用了一批優秀運動員和教練員，很快地将新中國的體育隊伍建立了起來。
當時用人是十分重視出身和社會關系的。國家遊泳隊建隊時，對塗廣斌能否人隊，有不同意見。有人認為他技術不錯，本人政治表現也好，可以吸收為隊員；有人則認為他曾随舅舅去過台灣，不宜當國家隊隊員。這事被賀龍知道了。他說：“這有啥問題呢？他是個青年，能從台灣回來，說明他喜歡咱們的新中國。這樣的運動員，不但應該吸收到國家隊，還應該很好地培養。”這樣，塗廣斌成了國家遊泳隊的正式成員。後來他擔任教練，培養出了穆祥雄等具有世界水平的優秀運動員。
國家女排隊員曹其緯的祖父是參與“二十一條”賣國條約談判、當過袁世凱政府外交部長的曹汝霖，從上海女子排球隊選入國家女排。賀龍在一次集會上把她介紹給朱德和陳毅兩位元帥說：“她就是演電影《女籃五号》裡‘小五号’的，是曹汝霖的孫女，現在是我們國家隊的隊員。”幾天後，賀龍給她寫了一封信，希望她戒驕戒躁，為祖國多作貢獻，不要背家庭出身的包袱，要靠攏組織，争取加入共青團。由榮高棠轉來的這封信，使曹其緯說不清是感激還是興奮，不禁淚如泉湧。榮高棠說：“賀老總親自給運動員寫信，這還是頭一次。你要珍惜這份珍貴的禮物！”
遊泳運動員吳傳玉1951年從印度尼西亞歸國後，在1953年國際青年友誼運動會上，獲得100米仰泳金獎， 1954年，又在第十二屆世界大學生夏季運動會遊泳比賽中，獲100米仰泳和100米蝶泳亞軍。賀龍認為，象這樣優秀的運動員應當有權參與新中國的國家大事，經他提議，吳傳玉被選為新中國運動員中的第一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賀龍還請榮高棠陪吳傳玉到家中作客，親切地對他說：“你回到祖國來，很不容易，為祖國作出了貢獻，更值得歡迎。你要繼續努力提高遊泳技術，為祖國争取更大的榮譽。”可惜的是，吳傳玉在同年10月到國外學習時，因飛機失事罹難。賀龍深為惋惜，親自出席追悼會，号召全國體育工作者和運動員向他學習。
賀龍對傅其芳的關懷，在體育界一直被傳為美談。傅其芳在香港因擊敗過英國的乒乓球世界冠軍李奇和伯格曼而出名。但仍然沒有改變他失業的困境。動蕩的生活，使他感到前途渺茫。他曾向有關方面表示希望代表新中國打球，但又有些顧慮，因為他在香港欠了一筆債，沒法償還，還擔心回大陸後生活水平會降低。
賀龍聞訊後，同國家體委的領導人商量決定，歡迎傅其芳回來。他欠的債由國家替他還清，還特别批準他的月薪為200萬元（舊币）。這個數目比當時體委的一些領導幹部的薪金都高。1953年春天，傅其芳回到了祖國大陸。1954年，他在布達佩斯世界大學生運動會乒乓球比賽中，獲得男子單打第三名，為祖國争得了榮譽。賀龍對他十分關心，親自我他談話，鼓勵他提高思想覺悟，努力鑽研技術。1958年後，他當了教練，探索出了一條近台快攻的新路子，培訓出了徐寅生、李富榮、張燮林、莊則棟等一批世界名将，為中國乒乓球隊在第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屆世界乒乓球錦标賽中獲得男子團體和男子單打“三連冠”立下了功勞。
上海乒乓球女選手孫梅英， 1952年獲全國乒乓球錦标賽女子單打冠軍。有一次，賀龍到國家體委東樓禮堂觀看彙報表演，得知孫梅英不安心在北京參加集訓，想回上海。表演一結束，他就把孫梅英叫到跟前，問道：“聽說你不想在北京打球，想回上海去，是不是舍不得離開媽媽？”孫梅英不好意思地點點頭。賀龍和藹地說：“新中國的青年應當志在四方。你要是想念媽媽，那好辦，過年過節的時候放你回去探親。還是安心在北京練球，要服從國家的需要，苦練本領，為國争光！”孫梅英聽了十分感動。她母親知道後，再三叮囑女兒要聽賀老總的話。全家人都支持她出去打球。從此孫梅英下定決心，把自己的青春貢獻給了乒乓球事業。
就這樣，賀龍團結了一大批國内的體育專家，吸引了許多海外赤子紛紛歸來報效祖國。優秀羽毛球運動員王文教、林豐玉、陳福壽、方凱祥、湯仙虎、侯加昌、陳玉娘、梁小牧；優秀乒乓球運動員容國團都是五十年代回到祖國大陸，為新中國體育事業作出過不可磨滅的貢獻的。經過賀龍、國家體委和各省市有關部門的艱苦努力，國家足、籃、排球隊，乒乓球隊，田徑隊，網球隊，體操隊，遊泳隊等運動隊，在1954年前後相繼充實和組建起來。許多優秀運動員被選送到中央體育學院和競技指導科、體育訓練班學習，有些被送到國外進修。全國各大行政區也按國家體委要求集中訓練運動員，僅1953年就有854人受訓。同年，還在人民解放軍中，集訓了1210人。
共和國成立後，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雖然指示各省市都要建立體育機構。但直到1953年底，各省市成立體育機構的還不足半數。賀龍認為，要廣泛吸收體育人才，建立新中國的各級體育機構，重要的問題是，要大張旗鼓地向全國人民宣傳體育運動對于國計民生的重要意義，以引起各級領導和廣大群衆對體育工作的重視和熱愛；大力宣傳中國共産黨關于體育工作的方針、政策，号召各界支持體育工作。要做到這一點，體育戰線應有自己的一張報紙。1958年初，賀龍為此事向周恩來請示。周恩來說：“我們國家這麼大，是需要有一張體育報。你們向中央寫報告嘛！”4月1日，賀龍和張非垢、黃中給中共中央、國務院寫了報告，由賀龍面呈周恩來。6月下旬，中共中央批準國家體委創辦《體育報》。賀龍請毛澤東為《體育報》題寫報頭，請朱德題詞。賀龍向體委有關領導人和《體育報》的負責人闡述了辦報的宗旨和方針，提出了具體要求。他說，《體育報》要貫徹中央的方針政策，又要有體育特色；要組織好通訊網，還要有特邀通訊員，也可以請榮高棠和體委各級領導人寫文章；《體育報》對于提倡什麼，反對什麼，旗幟要鮮明。
9月1日，一張套紅的《體育報》創刊号送到賀龍面前，他立即欣喜地閱讀起來。第二天清晨就給報社打電話表示祝賀。賀龍指示說：報紙是喉舌，要走在前面，鞭策我們的工作，“要大膽地辦，把《體育報》辦成6億人民的報紙”。
從此，《體育報》成了賀龍必讀的報紙。他一般都在晚上看《體育報》，一旦發現有了進步或發生了缺點錯誤，就打電話給報社負責人，及時予以表揚和指導。有時1天要打幾個電話。報社現存賀龍1963年至1965年的電話記錄和信函，就有54件之多，平均每月一兩件。報社整理的這些指示的記錄的摘要，達3萬字以上。
1963年8月31日，賀龍參加了《體育報》創刊5周年慶祝會。他在熱烈掌聲中向大家表示熱烈祝賀，接着又談了辦報宗旨。他說：“報社同志要堅決貫徹毛主席的‘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的指示；詳細調查了解一下，我們在貫徹執行增強人民體質、為生産和國防建設服務方針上的實際情況如何？這個問題要認真研究。”“《體育報》現在的發行面還太窄，應當考慮怎麼适應廣大群衆的需要，如何使小學生、大學生、幹部、工人、農民都能看懂，外行看得懂，内行也愛看。做好了，幾萬份報紙就等于幾十萬分甚至更多萬份的力量。”賀龍要求《體育報》虛心學習其他報紙的長處。
他贊揚《北京晚報》辦得好，他們敢于批評，也敢于表揚鼓勵，要向他們學習。為了把《體育報》辦得生動活潑，大家愛看，賀龍要求體委領導人、各運動隊、教練員和運動員都為《體育報》寫文章。其中馬約翰在《體育報》第608期上發表的《乒乓球雙打的技術和戰術》，天津女排寫的《驕嬌二氣使我們摔了跟頭》，北京體育學院副教授徐寶臣寫的《千萬不能滿足》，徐寅生寫的《着解放軍練兵的感想》，以及戚烈雲、陳家全、陳遠高、李世華、韓翠青等人的文章，都受到過賀龍的稱贊。賀龍還指示《體育報》轉載傅其芳為《中國體育》所寫的介紹自己思想轉變的文章，連載徐寅生的學習筆記并建議其他各報轉載。
《體育報》在動員全國人民關心和熱愛體育運動，發現和培養體育人才，推動體育運動的發展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建設“又紅又專”的體育隊伍
賀龍長期帶兵，深知一支軍隊要有堅強的戰鬥力，就必須有高度的政治覺悟、過硬的軍事技術、頑強的戰鬥作風和嚴格的組織紀律。同樣，一支優秀的體育隊伍，在比賽中，特别是在強手如林的國際賽場上，要戰勝對手，取得好成績，争得好名次，也必須思想、技術、作風“三過硬”。因此，在各運動隊組建起來之後，賀龍就借鑒軍隊的管理方法，嚴格要求，嚴格訓練，精心培育，努力把他們培養成國際一流的體育隊伍。
賀龍認為，無論幹什麼工作，思想總是領先的。因此，他特别注重運動隊的思想建設。要求教練員、運動員“又紅又專”。他對運動員們說：“你們是新中國第一代運動員，要為革命而搞體育運動；打球不是為了好玩，不是為了求一技之長，争個人名利，而是為了黨和人民，為了祖國的榮譽。”
賀龍十分重視各運動隊的黨團組織建設，關心教練員和運動員政治思想上的進步。他多次指示，要參照解放軍把黨支部建在連上的經驗，逐步在運動隊中建立黨、團支部或小組，培養運動員、教練員成為中共黨員和共青團員，充分發揮黨、團員的模範先鋒作用。由于一些優秀教練員、運動員的出身和社會關系比較複雜，有的黨組織負責人對吸收他們入黨有顧慮。對此，賀龍說：如果對運動員許願，說成績好了可以入黨，拿入黨做交易是不對的。但對作出了貢獻，政治表現好的同志，就應當積極發展他們入黨。
傅其芳是為中國乒乓球運動作出了重要貢獻的優秀運動員，曾多次申請加入中國共産黨，但遲遲未被吸收。賀龍對此提出了批評：“你們對一個同志的政治生命關心不夠呀！看人不能看死，要看發展嘛！有人說他的曆史複雜，難道還能比我複雜！從舊社會過來的人，曆史總是複雜一點。我們主要看他的表現。他接受黨的培養教育有10幾年了，多次立功受獎，決心獻身于祖國的社會主義事業。這樣的同志，應當吸收到黨内來。你們如果不敢介紹，我和榮高棠介紹！”在賀龍的過問下，傅其芳終于實現了多年的夙願。
賀龍還在國家體委一次黨組會議上說：“現在的運動員就是将來的幹部。
如果不是黨員、團員，如何通過黨、團組織進行教育？軍隊的新兵，3年内由團員到黨員。我們的運動員最少的也有5年曆史，但入黨的很少。陳鏡開9破舉重世界紀錄，鄭鳳榮打破女子跳高世界紀錄，為什麼不能入黨？”後來，國家體委黨組每年都專門讨論兩次發展教練員、運動員入黨的問題。在賀龍的關懷下，鄭鳳榮、陳鏡開、徐寅生、李富榮、丘鐘惠、林惠卿、姜玉民、陳文彬等優秀運動員，先後加入了中國共産黨。後來，他們多數成了體育戰線上的骨幹。
賀龍要求運動員具有敢于拼搏的精神，面對強手，敢打敢拼，勝不驕，敗不餒，争取好成績，但并不一味要求運動員隻能赢不能輸。他認為，比賽總有赢輸，不能以勝敗論英雄。如果運動員在比賽中發揮出了他們的最高水平，但由于技術和實力不如對手而失敗了，那是無可非議的；相反，如果打敗了對手，但風格不高，也不能稱作英雄，這就是賀龍常講的：“輸球不能輸人，赢球還要赢人。”
在迎接第二十六屆世界乒乓球錦标賽之際，女運動員胡克明在接受《北京晚報》記者采訪時說：“我自己的打算是要打出風格，打出水平。”當時，這兩句活并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有人還認為這兩句話沒有明确的求勝目标，是消極的。賀龍從《北京晚報》上讀到這兩句話，立即從中發現了閃光的内涵，并賦予了深刻的思想内容。他說：“要打出風格，打出水平。打出什麼風格？中國的風格；打出什麼水平？世界水平。”在賽前動員時，他對運動員們說：“隻要你們打出了風格，打出了水平，赢了算你們的，輸了算我賀龍的。”周恩來也十分贊賞這一口号。從此，“打出風格，打出水平”很快成了全國各運動隊的行動指南，成為中國體育競賽的一條重要指導思想。
在運動員的訓練上，賀龍主張訓練難度要大幅度地超出比賽的難度。這樣才能在比賽時最大限度地發揮運動員的技術，與世界強手相抗衡。他把人民解放軍軍事訓練的“三從”（即從難、從嚴、從實戰出發）原則，加上“大運動量訓練”，歸納為“三從一大”原則，運用到運動員的基礎訓練和專項訓練中去，取得了顯著成績。後來，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三不怕”（不怕苦、不怕難、不怕傷）、”五過硬”（思想、身體、技術、訓練、比賽過硬）的口号。賀龍十分強調反對驕嬌二氣，要求運動員勤學苦練，不怕流血流汗，不偷懶。要學習解放軍，任何苦都能吃，任何困難都能克服。有一次，賀龍專門給《體育報》推薦《解放軍報》刊登的兩條報道：一條是《炮七連九掃驕氣》，一條是解放軍二六一醫院艱苦奮鬥的事迹。他說：“驕氣要不斷地掃，才能不斷進步。這個問題對體育隊伍來說，是非常重要的。”賀龍風趣地比喻說：“運動員都要練成武松，不能成為林黛玉。
要敢于和強手比。把世界強隊比下去。我們的腰杆要硬，膽子要大，心要細，既要有打虎的功夫，又要有繡花的功夫。”
賀龍主張把運動員培養成有修養、有知識、有頭腦的全面發展的人才。
在國家隊建隊之初，他就指示：運動員除了學習運動技術理論和進行訓練之外，還要學習政治（哲學、政治經濟學、社會發展史等）、文化（包括曆史、語文、數理化基本知識、運動生理等）。他說：“運動員學習時間有限，更應該抓緊時間讀書。”他經常督促運動員認真讀書。到運動員宿舍檢查時，總要看看他們枕邊放着什麼書，并向他們推薦自己讀過的一些書籍。賀龍對運動員的生活待遇、家庭婚姻、退役後的安置等問題都非常關心，特别是對作出過重大貢獻的運動員，月薪僅僅幾十元，深為不安。他說：“我們的運動員很好啊！作出了成績，沒有多少物質獎勵。外國的運動員當了世界冠軍，又是洋房，又是汽車。而我們的世界冠軍除了工資，其他什麼也沒有。”有一次，他對一位主管财經工作的副總理說：“運動員工資少，夥食标準也不高。出國的服裝，回來還要上交，你也摳得太緊了。你給他們多做一套有什麼？”他還趁外出視察的機會，對一些省委領導人說：“你們對運動員要重視，不要光說球打得好，對他們的工作、生活也要管一管。”在制定運動員工資标準時，賀龍對經辦人說：“運動員把青春時光貢獻給國家了，他們的工資要定得高一些。”
運動員的運動生命，和其他行業相比，是短暫的。因此，如何安排運動員，尤其是如何安排因為比賽、訓練緻傷和患病的運動員的工作與生活，是一個影響深遠的問題。賀龍對國家體委幹部司的負責人說：“要把運動員當成我們的兄弟姐妹，使他們‘安家落戶’。不好好安置運動員，哪能調動運動員的積極性？有誰還願意當運動員！運動員的安置，國家要背起來。幹部司應該檢查一下6個大區對運動員的處理情況。處理不好的要重新處理。過去處理不好，是官僚主義，現在知道了，不重新處理，是死官僚主義。”四川省第一批專業排球運動員中有一名當了教練員，後來卻被派到運動系去看門和幫人照顧孩子；江蘇省的一名運動員受傷後，被送回原籍務農，所掙工分不能糊口。賀龍知道後，責成當地體委立即妥善安排。他對運動員來信反映的問題，都及時批轉有關部門進行調查，妥善解決。他常對國家體委負責人說：“優秀運動員是國家的寶貝，他們為國家作出了貢獻，争得了榮譽。
我們不能過河拆橋，卸磨殺驢。對運動員不是管一陣子，而是要管一輩子。”
培養體育人才，還必須辦好學校。賀龍出任國家體委主任之初，即着手籌建中央體育學院。1953年9月20日，賀龍在重慶對擔任四川省文教委員會副主任的鐘師統說：“現在，中央叫我搞體育。要搞，先得抓幹部。體委已經決定在北京辦個體育學院。你辦學校有經驗，這個院長就由你來當吧。”
鐘師統說：“賀總，我不懂體育，怕幹不了啊！”賀龍說：“沒有什麼于不了的！我還不是跟你一樣不懂，也當起體委主任來了。幹吧，需要幾個幫手，你提出來，我給你調。”于是，鐘師統挑起了籌建體育學院的擔子。
1953年11月1日，中央體育學院在北京先農壇正式開學。師生們把先農壇體育場看台底下的空間當作宿舍，搭個席棚作為教室和食堂。共和國的第一所體育學院就這樣誕生了。
後來，中央體育學院改名北京體育學院，并在圓明園北面選定了新院址。
賀龍和鐘師統等共同研究确定了辦校方針、學制安排、課程設置，以及校舍設計、學生生活等許多重要問題。他指出：“體育是門科學。體育學院應該在戰術、技術、解剖和體育理論等方面搞出一套東西來，為加速提高運動技術和訓練工作服務。”“北京體院是中國體育界的最高學府，要有我們自己的教授，要辦成世界上一個有權威的體育中心。”
賀龍還指示各級體委要大辦業餘體育學校。采取大中小結合的辦法，大量訓練幹部和技術人才，以适應群衆體育運動日益發展的需要。
培訓體育人才，離不開完善的體育場館和各種先進的訓練設施。但是，舊中國體育場館極少。在北京，除1937年建造的先農壇體育場之外，尚無一座體育場館，甚至連一個帶看台的籃球場也沒有。賀龍和國家體委負責人經過慎重研究，決定在北京修建一個設施比較齊全、設備比較先進的體育館，并得到了國務院的支持。榮高棠和黃中跑遍了北京市，終于在天壇的東側找到了一塊空地。他們高興地對賀龍說：“地皮找到了。但是我們沒有施工力量，也不懂建築。”
賀龍想到了北京市副市長萬裡。他曾擔任過西南軍政委員會财經委員會委員，在重慶組織過城市建設。萬裡此時正在外地。賀龍立即打長途電話，請他出馬籌建北京體育館。
萬裡接到電話的第二天就返回了北京。榮高棠和黃中問他：“你怎麼提前回來了？”萬裡風趣他說：”賀老總的軍令如山倒啊！怎能不立即報到？”
不久，賀龍又調來了參加過修建重慶人民大禮堂的張一粟，協助萬裡工作。
這樣，由萬裡挂帥，管平、張一粟等負責領導，北京市設計院設計，大通公司承擔施工，開始修建總建築面積為3.3萬平方米的體育館。賀龍給他們1年的工期。設計人員加班加點，3個月就繪制出了體育館的各種圖紙。
1954年秋動工興建。在施工過程中，賀龍經常到工地去看望工程技術人員和工人，對他們說：“這個工程，是體委在北京修建的第一座體育館，一定要建好，按時竣工。中央和北京市許多部門都支持你們，要人給人，要錢給錢。”
參加施工的數千名職工努力奮戰，節假日也不休息。經過1年多的緊張施工，到1955年4月，一座占地16公頃，由比賽館、遊泳館、訓練館組成，可供籃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舉重、遊泳比賽和訓練用的多功能體育館全部竣工。
五十年代初期，在賀龍為首的國家體委領導下，全國有計劃地興建了中小型體育館38座。成都、廣州、昆明、蘭州、南京、西安都建造了有2.5萬個以上席位的體育常在北京又興建了射擊嘗摩托車賽車場和陶然亭遊泳場，這些場館的建設為開展群衆體育運動和培養運動員創造了條件。
“體育要為廣大人民群衆服務”
毛澤東給新中國提出了“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的發展體育運動的方針。1953年4月27日，賀龍在全國體育工作會議上說：“我們應該把體育運動搞好，提高人民身體健康水平。這不僅現在需要，而且随着經濟文化的發展，會更加需要??我們的體育運動要為廣大人民群衆服務。”
賀龍強調指出：“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我國體育運動即明确地以服務于人民健康、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為目的。這是我國體育曆史上的一個本質的改變。”“體育工作應該圍繞一個中心，這個中心就是生産和國防。體育為生産，體育為國防，國防也是為了生産。如果體育不是為了生産和國防，那我們搞體育還有什麼意義呢！？”“我們今天搞體育，把人民的體質搞好，是為了使學生不缺課，工人不缺勤，戰士的手榴彈扔得遠些，同敵人拼刺刀時勇氣更足一些，使害神經衰弱症的減少一些。因此，各級體委必須善于抓住開展基層體育運動這個中心環節，善于進行組織工作，把我們有限的力量，使用到最主要的地方去。”
1954年7月13日，應蘇聯邀請，賀龍率中國體育代表團赴莫斯科參加“體育節”。利用這個機會，他對蘇聯從中央到基層的體育工作進行1個月的考察。賀龍和代表團成員在莫斯科、基輔、索契、第比利斯等地，對蘇聯的體育組織、制度、政策、訓練、競賽、群衆體育、業餘訓練、場地設施等作了全面調查。參觀了各種類型的大小運動場館，訪問了各級政府的體育運動委員會，工廠、集體農莊的體育組織，青少年業餘體育學校，莫斯科航空俱樂部和列甯格勒體育科學研究院，以及農村體育運動展覽館。在考察中，給賀龍印象最深的是蘇聯推行的“準備勞動與衛國”體育制度和開展群衆性體育運動。8月17日回國以後，向中共中央、周恩來和國務院高等教育委員會黨組織寫了報告，介紹蘇聯開展“勞衛制”的情況，并且提出了結合中國實際情況學習蘇聯經驗的建議。1954年，在學校中正式試行“勞衛制”，作為推廣群衆性體育活動的一項具體措施。
1955年10月，第一屆工人體育運動大會在北京舉行。在賀龍積極推動下，這屆運動會前後，在全國職工中掀起了體育活動的熱潮。到1956年底，已建立起全國性的産業體育協會19個，基層體育協會2.51萬個，會員達178萬之衆。全國總工會領導的職工體育運動，在當時，普及面最廣，成績最為顯著。賀龍曾多次贊揚他們。1958年初，賀龍聽說全國總工會準備壓縮當年的體育經費，便于1月20日親自緻函總工會主席賴若愚：“随着國家社會主義建設高潮的到來，文化體育運動的高潮也必然接踵而來。”“據說今年總工會體育規劃的數字小（經費也大大縮小了），望加修改。因這筆錢也是有關工人福利的，仍以占工會會費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為好。另總工會和各級工會的體育部（應）迅速建立起來，以便有領導地開展國防體育活動。”
這封信，反映了賀龍對群衆性體育活動的關注。
中國的農村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普及農村體育運動，對于提高全民族的體質有着特别重要的意義。賀龍指出，體育隊伍的雄厚力量還是在農村。但因農村的體育水平普遍很低，經費又很有限，所以開展體育活動應該有重點、因地制宜、循序漸進、量力而行。本此精神，國家體委在1953年确定，在農村中主要結合民兵訓練，利用農閑季節，着重試行一些在農村中便于開展的運動項目。另外，也提倡在農民中開展固有的、有利于增進人民健康的各種民族形式的體育活動。1956年6月，國家體委根據賀龍的倡議，在北京召開了首次全國農村體育工作會議。提出了在發展生産的基礎上，依靠共青團組織，堅持業餘、自願和簡便易行的原則，開展農村體育運動。經過各級體育組織的工作，到1957年，中國大陸農村中已經建立起了3萬多個基層體育協會，會員達90多萬人。
在農村，有些地區長期以來自然形成了“排球之鄉”、“武術之鄉”、“足球之鄉”、“遊泳之鄉”、“田徑之鄉”、“摔跤之鄉”等等具有某項優勢體育項目的地區。其中名揚中外的廣東“三鄉’（”排球之鄉”台山縣、“足球之鄉”梅縣和“遊泳之鄉”東莞縣）的運動隊在全國比賽中，曾名列前茅。賀龍十分重視這些體育之鄉的經驗，要求國家體委作出計劃.把他們的經驗“普及到廣大農村去”。
武術，是中國民族體育百花叢中的一支奇葩。賀龍認為武術“深深植根于民間”，“不受年齡、性别限制，也沒有地區、條件的約束”，是一項投資少、收效大、能健身防身、利國利民的活動。他号召武術界人士不斷發掘、整理、提高、推廣這一傳統項目，“讓武術成為我們社會主義的物華天寶”。
1953年11月8日至12日，在天津舉行的第一屆全國民族形式體育表演暨競賽大會期間，賀龍對武術問題發表了精辟的見解。他說：“民間流傳的武術套路是很多的，不僅漢族有，各少數民族也有。這是要花費力氣去發掘的。
譬如一座寶山，要探明情況之後，才能發掘出寶藏來。這是頭一件要做的事；被挖掘出來的是真寶還是假寶，還得花力氣去淘洗、整理，剔除其違反科學的東西，打開人們的眼界，恢複它固有的健康的形體，使它符合科學原理，使它更易于掌握，收到增強體質的效驗。這是很重要的第二件事；要提高拳藝，不外兩個方法：一是從現有基礎上開拓新境界，一是博采他人的長處。
隻有經過刻苦認真的揣摩，道路才能越走越寬。習前人之習，也才能在自己手裡發揚光大，取得更大更多的成效。這是第三件事。”他主張，“民族形式體育中有些封建味道的東西要否定掉，這些對增強人民體質沒有益處。我們要的是真功夫，這對人民體質的增強有好處。”新中國成立之初，有些地方開始組織武術團體時，一些“走江湖”的甚至反動會道門的頭目也混了進來，搞起燒香拜師、磕頭收徒那一套。賀龍對此進行了嚴肅批評，并且明确指出：”今後，對于武術的研究、整理工作應該限定在一定的部門，并需要有真正懂武術并具有一定科學水平的人來領導。”賀龍的意見，對于中國武術的發掘、整理和健康發展，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1953年之後，大部分省市建立了武術隊和業餘體校武術班。各體育院校和師範院校也培養出了一批武術人才。1962年編寫了體育學院通用武術教材，研究、整理出版了《簡化太極拳》、長拳以及關于刀、槍、劍、棍技術的一批書籍。遼甯、北京、上海、山東和安徽等盛市都湧現出了一批優秀的武術運動員。
經過一系列艱苦細緻的工作，群衆性的體育運動在全國蓬勃開展起來，成績顯著。為了檢閱10年來新中國體育事業的偉大成就，進一步促進群衆性體育運動的開展， 1959年9月13日至10月2日，在北京舉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運動會。
作為運動會的組織者，賀龍從大政方針到具體事務都作了認真周到的考慮。僅運動會的開幕詞，他就和籌委會的有關人員反複修改了多次，還将文稿送周恩來、彭真等審閱。那時，工人體育場剛剛落成，賀龍怕出席開幕式的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登台時不方便，他一次又一次地在主厥台及其附近的通道、台階上試着走來走去，指點工作人員對一些地方進行鋪墊。由于台階很滑，已經63歲的賀龍在一次試走時不慎跌了一跤，摔壞了左腿。他忍着痛一直看着工作人員将台階鋪墊好才離開。回家後，醫生讓他卧床養傷。
賀龍說：“黨中央讓我管體育。這次全運會是建國以來的第一次，毛主席、劉主席、周總理、朱老總等領導人都要來參加開幕式，到時候，我還要當向導、引路，我能躺得住嗎？”
9月13日，全運會開幕。賀龍腿傷未愈，仍提前來到工人體育場，又一次檢查了通道、台階和主席台，還在給毛澤東準備的椅子上坐了坐，試試是否安全舒适。
下午3時，第一屆全國運動會開幕。賀龍緻開幕詞說：”解放後，我國運動員創造和打破了2800多次全國紀錄，出現了1個世界冠軍，這是中國曆史上從來沒有過的。1956年和1957年隻有3人6次打破了3項世界紀錄，而在1958年就有9人8次創造了5項世界紀錄，增長了1倍多， 1959年，僅1至8月，就有29人在幾個項目中12次打破了世界紀錄”。“現在全國有成億的人經常參加體育運動，廣播體操已成為廣吝人民群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号召與會全體人員要“千方百計地創造優異成績，把全運會開好，開得精彩！”
這屆運動會果然開得很好，在36個正式比賽項目、6個表演項目中，7人4次打破4項世界紀錄， 664人844次打破和創造了106項全國紀錄。
1965年9月，賀龍又主持了第二屆全國運動會，在這屆全運會上，有24人10次破9項世界紀錄， 331人469次破130項全國紀錄。這一年，共有66人41次打破26項世界紀錄，是中國曆史上破世界紀錄最多的一年。
1954年開始試行的“勞衛制”，在推廣過程中，曾出現一些問題，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反對，有的報紙還登了不贊成”勞衛制”的文章。賀龍認為不能因為出了一點事就取消“勞衛制”，應該經過修改項目，加強技術指導來解決。他派榮高棠當面向周恩來總理請示。周恩來當即表示：“勞衛制”還是要搞，使“勞衛制”得以在全國推廣開來。到1966年全國每年平均有500萬人達到“勞衛制”标準，已有等級運動員1000萬人以上，其中運動健将3392人，打破世界紀錄145次，獲得14項世界冠軍， 210人榮獲體育運動榮譽獎章。
在1959年12月召開的中共中央軍委會議上，賀龍提出了開展群衆性的軍事教育和國防體育的問題。他說：開展群衆性的軍事教育和國防體育，使廣大的人民群衆特别是青年和少年，不脫離生産和學習，利用業餘時間，通過各種生動的形式學習一些基本的軍事知識和技能，鍛煉身體，樹立起獻身國防事業的思想。這不僅等于為義務兵役制創辦了一所業餘預科學校，而且也為服役期滿的退伍青年準備了繼續提高軍事知識和技能的場所。“1951年，劉少奇同志曾指示肖華和劉亞樓同志，考慮在我國建立航空科學志願學會一類的組織，着手培養國防後備力量。周總理也同意我們籌建中央國防體育俱樂部，重點試辦。”我們已經作了一些工作，還須繼續加強。
1952年6月，在賀龍主持下，在北京建立了中央國防體育俱樂部。3年中，還先後在青島建立了航海俱樂部，在成都建立了初級滑翔站和重慶跳傘運動站，并以這幾個城市為重點，分别試辦了航空模型、無線電和軍事野營等10項軍事活動。參加學習軍事技術和國防體育活動的青少年達5萬多人。
1956年，中央國防體育俱樂部改稱中國人民國防體育協會（簡稱國防體協），先後由蔡樹藩和國防部副部長李達上将兼任主任。在中共中央軍委的支持下，航海俱樂部、滑翔學校、射擊嘗航空幹部訓練班、滑翔機制造廠、摩托俱樂部、航空俱樂部、航海模型俱樂部、潛水俱樂部等相繼成立。新中國的國防體育運動逐步開展了起來。
賀龍認為，在國防體育中，射擊是最基本的，也是最便于普及的項目.他說：“國防體育首先要開展射擊運動，要使每個人都學會打槍。”賀龍親自出任國家射擊隊籌備委員會主任。他從部隊選調來了近百名神槍手，成立了第一支國家射擊隊。賀龍帶領射擊教員錢福錦等，跑遍了北京城郊，在西郊翠微山下選定了北京射擊場的場址。1955年10月，中國第一個大型射擊唱―北京射擊場建成。11月1日，在新落成的射擊場舉行了由中國首次主辦的國際射擊友誼賽。參加的有蘇聯、保加利亞、朝鮮、蒙古、羅馬尼亞、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中國的選手。賀龍兩次到場檢查比賽的準備情況。觀看中國運動員的訓練。在同運動員談心時。有幾名運動員說：“蘇聯選手的射擊技術很高，他們是老大哥，我們赢不了人家。”賀龍說：“不管老大哥老二哥，比賽場上我們就是要赢。勝了，我們就是老大哥！”這席話，給中國運動員增添了極大的勇氣。
中國選手牢記賀龍的囑咐，在比賽中發揮了自己的最好水平，團體總分列第四名。李素萍奪得了女子小口徑步槍20發立射的冠軍。中國射擊隊第一次參加國際比賽，就取得這樣好的成績，信心大增。在友誼比賽閉幕的慶祝舞會上，賀龍特地把李素萍帶到周恩來身邊，介紹說：“這是你的老鄉。這次比賽得了冠軍。”周恩來高興他說：“咱們國家第一次搞這種比賽，成績不錯。要繼續努力，戒驕戒躁啊！”
1958年8月，在北京龍潭湖舉行全國規模的航海模型比賽。賀龍邀請陳毅、葉劍英兩位元帥和肖勁光、劉仁等觀賽。他們仔細地欣賞了100餘艘小巧玲珑的各種艦船模型。
在青少年自行設計的中國第一艘萬噸遠洋貨輪模型前，賀龍異常興奮他說：”我們要建設一條強大的海上鐵路。”他當即指示，比賽後，國防體協要組建一支航海模型隊到全國各地巡回表演。賽後，國防體協挑選出各類船模20餘艘，加上當時的摩托艇隊，共30餘人，組成“中央航海模型摩托艇巡回表演隊”，先後在武漢、廣州、上海等12個大中城市進行了表演，僅長沙市，觀衆即達20萬人。
賀龍對航空運動也十分重視。1958年夏天的一個星期天，他和蔡樹藩來到位于良鄉的中國第一個航空運動基地――中國人民航空俱樂部視察，看望正在集訓的跳傘運動員。賀龍看到運動員食堂設在一間又窄又髒的鍋爐房裡，眉頭立刻皺到了一起，很不高興他說：“食堂怎麼能設在這兒？”他指示俱樂部的領導要關心運動員的生活，立即解決食堂房子。賀龍還經常督促國防體協的領導人到第一線去了解情況，解決問題。運動員們沒有辜負老一輩革命家的殷切期望，在各種競賽中，多次創造世界紀錄。當時，31項航空模型比賽的世界紀錄中，中國居第一位。
1960年，賀龍提出了”以滑翔為國防體育的重點”。賀龍認為，開展這項運動，一方面可以培養青少年的勇敢精神，普及航空知識；另一方面，可以直接向空軍輸送預備人員。他說：“空軍每年需要（招收）多少名飛行人員，隻要到航空俱樂部去查查檔案即可。” 1964年8月29日，中國人民航空運動協會在北京成立。賀龍親臨祝賀，并對以後的航空運動如何開展，作了具體指示。從此。中國的航空運動翻開了新的一頁。全國各地的航空俱樂部、滑翔學校向空軍輸送了一批批滑翔員。僅山西省1964年到1966年就輸送了120名。
對軍隊中的體育運動賀龍尤其重視。他把體育看作是軍事訓練、思想作風建設、文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1954年4月13日，賀龍指出：人民解放軍“必須在部隊中大力提倡體育運動，加強體育鍛煉，使每個同志都能夠更好地掌握現代作戰技術，使每個同志都能夠高度地發揚現代作戰的組織性和紀律性，連續性和艱苦性，以便克敵制勝。要做到這一點，沒有堅強耐勞的體魄，沒有機動、敏捷的體能，沒有勇敢、堅毅和集體主義精神是不可能的。而體育運動是實現上述條件的重要手段之一”。他要求多多提倡适應軍事需要的各種體育活動，把部隊中的所有成員都組織到一定的體育活動中來。不久，國防部頒發訓令，指示各軍兵種建立健全體育機構，在團以上單位配備專職體育幹部。1955年，人民解放軍訓練總監部設立了體育局。賀龍向訓練總監部推薦曾擔任過東幹隊籃球隊隊長的韓複東當局長。
此時，韓複東是人民解放軍第一二一師師長兼汕頭警備區司令員。他覺得自己年紀已大，不想再搞體育工作了。賀龍對他說：“這可不能從興趣出發呀！我這麼大年紀了，黨中央、毛主席還叫我當體委主任。我不是從興趣出發，這是黨的事業。讓你來又不是讓你上場打球，是來當體育局的局長，領導軍隊的體育工作。你才30多歲，不但要來，而且一定要搞好。”賀龍還對他說：”體育和國防的關系更是密切，陸、海、空軍都要有好的體魄。飛行員1小時飛行幾百公裡，以至上千公裡，沒有好身體怎麼行？所以，搞好體育訓練是提高部隊戰鬥力的一項重要物質基礎，體育出戰鬥力。”在中共中央軍委和無帥們的關懷下，人民解放軍的體育活動開展得蓬蓬勃勃。1959年5月舉行第二屆全軍運動會，有1萬名運動員參加比賽，有28人次超過16項世界紀錄， 16人次、2個隊超過2項國際友軍運動會紀錄， 101人次、6個隊打破或創造了50項全國紀錄。
勇攀世界體育高峰
賀龍在指導開展群衆性體育運動的同時，還花了很大精力領導專業體育隊伍，趕超世界先進水平。他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選定登山、乒乓球和羽毛球作為攀登世界體育高峰的突破口。
地球上14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峰，9座在中國境内或邊界上，可是中國的登山運動在1955年以前，還是空白。
1955年3月，中華全國總工會組成了35人的登山隊，史占春任隊長。
這支年輕的登山隊，到1958年，先後征服了蘇聯境内最高峰萬厄爾布魯士峰，号稱”冰山之父”的慕士塔格峰、公格樂九别峰和号稱“山中之王”的貢嘎山，中國的登山運動開始起步。為了發展這一運動，按賀龍指示，在國家體委設立了登山處。1957年攀登貢嘎山時，丁新友①等4名運動員不幸殉難。一時，一些人認為，登山又費錢、又費力、又危險，沒有什麼實際意義，甚至主張撤銷登山隊。賀龍認為：登山運動不僅是一項有意義的體育運動，而且，對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科學考察都有重要意義。“登山隊不但不能取消，還要加強！”他指示國家體委，處理這一事件時，一要表彰登山隊，二要紀念烈士，”先開慶祝會，再開追悼會。”賀龍的堅定态度，使中國登山運動得以堅持了下來。
1956年，中蘇兩國運動員聯合登上慕士塔格峰之後， 1957年9月，蘇方正式向中國政府提出組成中蘇聯合探險隊，在1959年3月至6月，從北坡攀登珠穆朗瑪峰。賀龍支持這一倡議。1958年春，他交代國家體委就中蘇聯合攀登珠峰問題，正式向中共中央報告，并得到了批準。4月8日，賀龍召集地質部、衛生部、氣象局、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軍隊體育部門負責人開座談會，研究攀登珠峰問題。在這次會議上，賀龍提出，盡快成立登山協會，擴大登山隊伍，進行科學考察和技術準備，以保證明年攀登珠峰成功。
1958年7月下旬，中蘇雙方就合作攀登珠峰進行磋商，确定了實施計劃。
賀龍讓黃中向周恩來、鄧小平和陳毅等作了詳細彙報，随即成立了登山指揮部，賀龍親任總指揮，黃中和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第一書記張經武、第二書記譚冠三任副總指揮。1959年3月，西藏發生了武裝叛亂，登山活動無法進行。賀龍指示“繼續進行準備，改為明年攀登”。西藏叛亂平息後，國家體委及時通知蘇方，中蘇聯合攀登珠峰可于1960年3月進行，邀請蘇方代表來華具體協商。但是，蘇方一直拖到1959年11月底才派代表來華會談，而且提出将聯合攀登珠峰的時間推遲到1960年以後，但無充分理由。這表明，對方已無意實施原定計劃。
12月20日，賀龍把黃中、史占春和登山隊副隊長袁揚請到辦公室，問大家：“如果蘇聯不參加，我們自己攀登，有成功的把握嗎？”史占春說：“其他方面問題不大。最大的困難，是我們缺少登8000米以上高度的裝備。
按照原來的協議，這由蘇方提供。蘇聯不參加.我們也就不可能指望他們，可是，目前我國還不能生産。”賀龍說：”我們可以到國外去買！你們搞一個預算。我給劉主席寫報告，請他批外彙。”說罷，他站起來說：“好，就這樣吧。他們不幹，我們自己幹！任何人也休想卡我們的脖子。中國人民就是要争這口氣。你們一定要登上去，為國争光。”
①丁新友：北京大學助教，作為科學工作者參加攀登貢嘎山時不幸殉難。
賀龍将國家體委關于中國單獨攀登珠峰的決定向周恩來作了報告。後來，他又約鄧小平一起去見周恩來，具體陳述了中國登山隊近幾年的成績和攀登珠峰成功的有利條件。鄧小平說：“要登珠峰的計劃國外已經知道，我們現在要是不登，讓外國登上去，就會失去創造世界紀錄的機會。”周恩來同意了中國隊單獨登山的計劃。
賀龍對攀登珠峰的艱巨性是有充分估計的。因此，他決定派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軍事訓練部副部長韓複東去西藏擔任第一線指揮員。1960年2月，賀龍對韓複東說：“珠峰一定要登上去，我們不光是為登高，還要進行科學考察。英國搞了幾十年，沒有從北坡登上去。我們新中國是共産黨領導的國家，要有這個勁頭。”“登山隊應該有部隊的戰鬥作風。你是打過仗的人嘛，所以派你去。後方的事有黃中同志。前方就委托給你。你的位置，應該在距離登山隊最近的地方。”
為在攀登珠峰的同時進行多學科的考察工作，在周恩來、鄧小平的支持下，賀龍、李達和黃中在北京組織了力量雄厚的科學考察隊伍，制定了詳細的科學考察計劃。中國科學院、地質部、中央氣象局、北京地質學院、北京大學、解放軍總參謀部、總後勤部都抽出了年富力強的幹部、科研人員，參加了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支珠峰科學考察隊。參加這次攀登珠峰的總共有214人。
賀龍審閱了登山隊拟定的登山方案，并報告了周恩來。周恩來對方案進行了修改，并親筆寫信給有關部門，讓他們幫助購置、調撥登山所需物資。
西藏工委組織了有西藏黨、政、軍和各族各界人士參加的“支援委員會”，全力進行保障。賀龍對登山隊副隊長許競說：“各方面都下了保證，看來，萬事俱備，隻欠東風了。登頂就是你們的事了。一定要登上去，無論付出多大的代價，也要把珠峰拿下來。”
此時，國際上正出現一股反華逆流，國内又處在暫時經濟困難時期。賀龍深知，在這種時候攀登世界最高峰的重大政治意義。他對史占春說：”現在中國各界都在勇攀高峰，而你們是真正的攀登高峰。”史占春向賀龍立下了“軍令狀”：我們中國人憑自己的力量一定可以登上世界最高峰。??非成功不可！賀龍說：“有這個志氣就好！你們要注意‘三氣一線’，就是天氣、氧氣、志氣和登山路線。這是确保登山成功的主要條件。要麼不爬，要爬就要爬上去。我在北京準備開幾萬人的大會歡迎你們！”
1960年3月25日，中國登山隊開始向世界最高峰挺進！
4月15日，韓複東在登山隊隊部傳達了賀龍的要求。他說，賀老總非常關心大家，讓我給大家捎三句話：第一，争取按預定計劃完成任務，把五星紅旗插上珠穆朗瑪峰；第二，注意安全，決不打盲動仗，但在充分準備的基礎上，也可以打幾分冒險仗；第三，如果在頂峰與外國登山隊相遇，就應當采取正确的态度。
賀龍在辦公室的牆上挂起了一幅大比例尺的珠峰地形圖，上面标示着登山路線和每一個營地的位置。他讓秘書守着電話，随時聽取登山大本營的報告，并在地圖上标明登山隊每日到達的位置，便于不斷了解登山進展情況。
由于天氣惡劣，登山的第三次适應性行軍遇到了困難。後來，雖然完成了任務，但也付出了不小的代價。一批在體力和技術上有希望登頂的運動健将如史占春、王鳳桐、許競、陳榮昌、彭淑力等不同程度地凍傷，不能繼續攀登。這一嚴酷的現實，在登山隊引起了不安。此時，周恩來訪問緬甸後回到昆明，一下飛機就問：“我們的登山隊登到哪裡了？”當他知道這一情況以後指示說：要重新組織力量攀登頂峰。賀龍向登山大本營傳達了周恩來的指示，命令韓複東”要不惜一切代價，重新組織攀登。剩下幾個人算幾個人，哪怕剩下最後一個人，也要登上去！”
登山突擊隊員王富洲、屈銀華、貢布經過艱苦拼搏，終于在5月25日黎明4時20分勝利登上了頂峰！
新華社随隊記者郭超人含着喜悅的淚水，立即向北京發出了征服世界最高峰的第一條電訊。賀龍收到了登頂成功的報告，眼裡也閃出喜悅的淚花，立即向在外地的毛澤東和周恩來作了報告。周恩來正在參加一個宴會，接到賀龍的電話，他興奮地舉起酒杯，建議大家為征服世界最高峰幹杯。然後，他又斟上滿滿的一杯酒，端端正正放在桌上，深情他說：“這杯酒留着，等我們的登山英雄回來，請他們喝！”
賀龍也向登山隊發出了熱情洋溢的賀電，并打電話給《人民日報》社，建議他們為此發行一張号外。當天，《人民日報》創刊以來的第一份套紅“号外”，飛舞在首都街頭。人們争相閱讀，奔走相告，群情振奮。
6月26日下午，國家體委、中華全國總工會和共青團中央在北京工人體育場聯合舉行了有7萬多人參加的盛大慶祝會。賀龍對大會組織者說：要讓登山英雄們和國家副主席董必武坐在一起。于是，身穿藍色登山服和藏族服裝的史占春、許競、貢布和劉連滿，同董必武副主席、賀龍、羅瑞卿、郭沫若等在京的國家領導人并肩坐在主席台上，接受了少先隊員獻上的鮮花。賀龍在大會上說：“我國登山隊在全國人民熱情支援下，經過兩個月的戰鬥，終于把五星紅旗插上了世界第一高峰，完成了人類曆史上從北坡登上珠穆朗瑪峰的創舉，在世界登山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它又一次有力地證明：解放了的中國人民無高不可攀，無堅不可摧。”他熱情贊揚說：”在登山隊的英雄當中，有不顧高山缺氧的危險和身體極度疲勞，堅持不渝爬上頂峰的王富洲、貢布、屈銀華；有身先士卒，曆盡艱辛破冰前進的登山隊長史占春；有讓戰友踩着雙肩越過絕壁，把寶貴的氧氣留給同志的劉連滿；還有無數往返奔波于冰山險川之間，為了勝利登上珠穆朗瑪峰而貢獻一切力量的英雄。
這種無比高尚的共産主義思想和風格，是我們偉大的時代偉大的精神面貌的集中反映，也是我們每一個人學習的榜樣。”
中國人從北坡登上珠峰，在國際上引起了巨大震動。香港的一家報紙評論道：“這是一場沒有裁判的不言而喻的競賽。中國以3：0獲勝。”國際登山界盛贊中國登山隊的這一勝利，說它将作為登山探險的一個裡程碑永遠載入史冊。
攀登珠峰後，登山協會提出： 1964年向最後一座8000米以上的處女峰――希夏幫馬峰沖刺。賀龍支持這一計劃，他說：“爬希夏幫馬峰，要爬就得爬上去。将來再登珠穆朗瑪峰時，從北邊上，南邊下；或從南邊上，北邊下。”史占春說：“将來我們可以組織兩支隊伍，同時從南，北兩路登，南上北下，北上南下，就是來個雙上雙下。”
賀龍聽了大為振奮：“對嘛！這個辦法比我想的好。這樣做是一個壯舉，不但影響大，而且是世界第一！”
希夏幫馬峰海拔8012米，是世界上最後一座尚未有人攀登過的8000米以上的高峰。“希夏幫馬”是藏族人民給它取的一個并不美妙的名字，意即”青稞枯敗，牛羊死光”的地方。許多外國登山家把它稱作“神秘的山峰”。
1964年5月1日，由13名漢、藏族運動員組成的突擊隊，在隊長許競、副政委王富洲、副隊長張俊岩率領下，登上“突擊營地”。5月2日，許競、張俊岩、王富洲、邬宗嶽、陳三、索南多吉、成天亮、米馬紮西、多吉、雲登等10名勇士登上了峰頂。
賀龍在招待登山隊的宴會上說：登希夏幫馬峰，沒有一條現成的道路，但路是人走出來的。中國登山隊員在黨的領導下，依靠集體的力量，依靠自己的一雙手、兩條腿，從萬分險惡的岩石和冰雪上，踏出一條路來，直達頂峰。他号召全國體育工作者和運動員向登山隊學習，橫掃驕嬌二氣，吃大苦、耐大勞，勤學苦練，掌握過硬本領，迅速地攀登上各項體育運動的世界高峰。
中國現代登山運動從一開始就同科學考察聯系在一起，這應當歸功于賀龍。賀龍說：“沒有科學考察，登山就沒有生命力。登山隊員要用科學成果為國家建設服務。”攀登珠峰成功以後，賀龍向登山隊員提出了要成為登山家、探險家和科學家的新要求。在攀登希夏幫馬峰時，賀龍還決定，攀登成功以後，舉辦一次高山科學考察展覽會。因此，無論是攀登珠峰，還是攀登希夏幫馬峰，登山的科學家們都完成了預定的考察計劃，獲得了大量的數據和标本。
在新中國，乒乓球運動有廣泛的群衆基礎，但水平很低。後來由于中國共産黨和人民政府的重視，以及乒乓球界有識之士的努力，這個項目的水平提高很快。在1959年第二十五屆世界乒乓球錦标賽上，容國團為中國奪得了第一個世界冠軍。國際乒乓球聯合會決定， 1961年在北京舉辦第二十六屆乒乓球錦标賽。這是國際體育組織第一次委托中國組織的單項世界大賽。賀龍認為，這是促進中國體育事業發展，特别是推動中國乒乓球運動向世界水平邁進的一個良機。他指示國家體委，一定要全力以赴，把這次比賽“辦得象個樣子”。
賀龍指派國家體委副主任榮高棠組織一個強有力的工作班子，并派若幹“蹲點小組”，進駐國家乒乓球隊。許多人都感受到了賀龍指揮小邪銀球”的份量。有人說，賀老總把半個國家體委都搬來了！
1961年2月初，賀龍南下視察部隊。行前，他請陳毅給乒乓球隊作一次動員講話。3月12日，陳毅陪同周恩來來到北京工人體育館，看望正在緊張訓練的運動員。周恩來叮囑說：“你們要好好練習，好好保養，不要緊張，為國争光。不僅要比賽，還要學習，把别人的長處統統吸收過來。不要争一日之短長。勝了還要再勝，如果不勝，下次再來。不要光看今年一年，要看長遠些。”陳毅說：“賀老總南下視察部隊，讓我來給大家講講話。我代表黨中央、國務院表個态：你們打好了，鼓勵你們，你們沒打好，沒取得特别優勝，也不責備你們。勝利的英雄，我們尊敬；失敗的英雄我們更尊敬。我們鼓勵你們力争勝利，也鼓勵你們失敗不洩氣。要有泱泱大國的風度，不要斤斤計較，赢得輸不得，赢了笑嘻嘻，輸了哭啼啼。如果你們全部失敗，我回來要請你們吃飯，給你們敬酒獻花，鼓勵失敗的英雄。”
賀龍回到北京，第二天就去向中國乒乓球隊作賽前動員。他的第一句話是：“今天，我來看看你們，不是來向你們要獎杯，給你們增加包袱的。”
運動員們禁不住都笑了起來，籠罩在會場上的緊張空氣一掃而光。賀龍接着說：“我國的乒乓球隊從1953年第一次參加世界錦标賽到現在，不到9歲，還是個‘紅領巾’。我當主任的，對你們已經取得的成績是滿意的。一個9歲的娃娃，經驗不多，比日本、瑞典、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隊都年輕。
他們都是前輩，都是教師。後輩打前輩，學生打先生，應當沒有‘包袱’。
對什麼隊――不管是強隊還是弱隊，都要拼命打，象打老虎一樣，打出風格，打出水平。你們很年輕，要放松打。這屆不行，還有二十七屆、二十八屆、二十九屆。我再講一遍，不要背‘包袱’。我看在座的都有‘包袱’。你們都把‘包袱’卸下來。‘初生牛犢不怕虎’。不怕輸，就不一定輸。希望小将們把外國種子隊員多打下去幾個，為中國種子隊員開路。”賀龍講了兩個多小時。深入淺出，妙趣橫生，運動員們受到了極大的鼓舞，信心倍增。
4月4日下午，第二十六屆世界乒乓球錦标賽在北京工人體育館拉開戰幕，參加比賽的，有來自世界五大洲的32個乒乓球協會選派的220多名男女選手。中國男女隊一路“奪關斬将”，“殺”敗了許多著名種子選手，雙雙獲得了同日本隊的決賽權。
14日晚上，北京工人體育館座無虛席，大家以急切、緊張的心情觀看團體決賽。
中國男隊以容國團、莊則棟、徐寅生，迎戰日本隊，打得十分緊張激烈，扣人心弦，終于奪得了冠軍。女子團體決賽，中國隊獲得亞軍。賀龍陪同董必武、鄧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陸定一等接見中國隊的領隊、教練員、裁判員和運動員以後，回到家裡，躺在床上興奮得無法入睡，便叫女兒曉明給榮高棠打電話，再次向運動員、教練員表示慰問和祝賀。
運動員們一回到住地，職工們把趕制的一隻迎春花籃和一盤做成錦标賽會标圖案的大蛋糕，擡到他們面前，祝賀勝利。運動員們望着這兩件珍貴的禮物，十分感動。看着大蛋糕，誰也舍不得吃一日。大家認為，賀老總花的心血比誰都多，一緻決定把這個大蛋糕送給賀老總，當即推選領隊張鈎漢等為代表，連夜送到賀龍住地。這時已是15日淩晨1點多鐘了。
第二天清晨，薛明向賀龍講了運動員們送蛋糕的經過，他高興極了。雖然因患糖尿病，醫生一向不讓他吃甜食，但他珍惜乒乓球小将們的一片心意，深情他說：“今天我可以破例，一定要嘗嘗小将們送的蛋糕。”
單項比賽，莊則棟摘下了男子單打桂冠，赢得了聖・勃萊德杯；丘鐘惠奪得女子單打冠軍，獲吉・蓋斯特杯。中國選手在第二十六屆世界乒乓球錦标賽上，總共獲得了3項世界冠軍、4項亞軍和8個第三名。這一中國體育史上空前的勝利，引起了國内外極大的震動。
在授獎儀式結束後，大家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之中，賀龍卻把國家體委和乒乓球隊的負責人留在工人體育館，連夜開會。他說：“二十六屆比賽結束了，但繼續戰鬥的思想不能結束。現在我們己成騎虎之勢。騎在虎背上，決不能下來！我們要保持清醒的頭腦，看清我們的乒乓球已經成為‘衆矢之的’，決不能掉以輕心，要立即準備奪取下一屆的勝利。‘蹲點小組’不能馬上解散。要抓緊時間，認真總結經驗，調整隊伍，采取措施，提高戰鬥力。”他還說：“人，總是要退出曆史舞台的。長江後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趕舊人，要掌握這個規律，注意培養新人，把班交接好。”
中國乒乓球隊在第二十六屆世界乒乓球錦标賽上取得的勝利與賀龍重視體育科學研究分不開。他認為，體育科學研究工作是推動體育事業發展的重要手段。早在1958年9月18日成立的北京體育科學研究所，在第二十六屆世界乒乓球錦标賽前夕，搜集了世界各國著名乒乓球運動員，特别是日本乒乓球運動員打弧圈球的許多技術資料，給中國乒乓球隊提供了大量信息。比賽以後賀龍對運動員說：“你們不要忘了科研所提供的資料，他們立了一功！”
1962年，賀龍提出：體育用品，包括乒乓球拍等等都值得研究。他說，這就好比部隊手中的武器，需要不斷研究、改進。體育科研所經過反複研究乒乓球拍，連續試制了4批68種木闆、15種膠皮、7種海綿樣品，通過近200人次的試用，積累了大量數據，又經過認真的科學分析，找到了适合中國乒乓球運動員使用的球拍的類型和規格。試制出來的海綿和膠皮，達到了日本著名的蝴蝶牌的水平；木闆達到了美國威爾遜牌的水平。為中國乒乓球隊在國際比賽中取得好成績創造了條件。
在1963年舉行的第二十七屆世界乒乓球錦标賽中，中國男隊蟬聯冠軍；莊則棟蟬聯男子單打冠軍。而女隊卻由亞軍跌到了第三名，女子單打比賽隻有孫梅英獲得了第三名。
為了幫助女隊打好翻身仗，早日登上世界冠軍寶座， 1964年4月下旬，乒乓球隊運動員徐寅生給女隊員講了一次話。他首先坦率地解剖自己，講了他如何克服思想上和技術上的弱點，樹立雄心壯志，敢于為國家的榮譽而去拼搏的經驗和教訓；然後逐條分析了女隊存在的主要問題。他的講話深刻尖銳、親切中肯，深深地觸動了女隊員們。
10月10日，賀龍收到了徐寅生講話的記錄稿。他認真地讀着，越讀越有興趣，一口氣将它讀完，連聲叫好，立即給國家體委領導寫了一封信。信上說：”徐寅生的講話有幾個問題我認為提得很好。首先，是為誰打球的問題，要把祖國的榮譽放在第一位；其次，是怎樣在戰略上藐視敵人，在戰術上重視敵人，滅他人的志氣，長自己的威風；第三，是運動員也要像解放軍那樣，思想上經常有杆槍，時時事事聯系到怎樣打好球，臨場更要抛開個人的得失。總之，要胸懷雄心壯志，平時刻苦訓練，比賽敢打敢拼。我看這些都是正确的。徐寅生同志還用自己的親身體會、自我檢讨來說明問題，就更有說服力。”
賀龍又将徐寅生講話的記錄稿送給毛澤東。毛澤東讀後于1965年1月12日批示：“徐寅生同志的講話和賀龍同志的批語，印發中央工作會議同志們一閱。并請你們回去後，再加印發，以廣宣傳。同志們，這是小将們向我們這一大批老将挑戰了，難道我們不應該向他們學習一點什麼東西嗎？講話全文充滿了辯證唯物論，處處反對唯心主義和任何一種形而上學??”周恩來把毛澤東的批件轉給賀龍，并說：“這可是千軍萬馬的力量啊！”
賀龍接到批件，迅即召開國家體委黨委會議，學習、座談毛澤東的批示和周恩來的指示。他對大家說：“毛主席對徐寅生的講話提得很高。體委要跟上去。”“不要看不起運動員。對小将要重視，要培養、教育，接班人就是他們。徐寅生是毛主席親自批準的體育戰線的第一個标兵。還要培養第二、第三、第四個标兵。”“我老早就講過，要樹立乒乓球隊這個标兵。徐寅生是一個高标準的标兵，有人看不起徐寅生，但毛主席看得起。”他還交代體委，要把幾年來運動員寫的文章彙集起來，印成小冊子，讓大家看看，對學習會有很大的推動。
賀龍又到國家乒乓球隊去，向運動員們宣讀毛澤東的批示。他對其他項目的運動隊說：”你們要跟乒乓球隊比賽，首先要在政治上比賽，要學徐寅生，要趕徐寅生，超徐寅生。都要做到心懷祖國，放眼世界。全國要培養幾百個、幾千個、幾萬個徐寅生，體育事業就搞得更好了。”
1965年4月，第二十八屆世界乒乓球錦标賽在南斯拉夫的盧布爾雅那舉行。中國女隊第一次奪得團體冠軍。連同男子團體、男女雙打和男子單打，中國隊共獲得5項冠軍。賀龍正在西南視察，得到喜訊，即緻電中國乒乓球代表團熱烈祝賀，并轉達了毛澤東的祝賀。
賀龍返京後，5月29日陪同周恩來、鄧小平、陳毅等接見了中國乒乓球代表團全體人員。他仔細地看了鄭敏之寫的《二十八屆比賽總結》，批示道：”我很高興。這個總結的特點，就是敢于暴露自己的思想，敢于批判自己的缺點，有自我改造的勇氣，有自我革命的精神。鄭敏之同志13歲到運動隊來，現在也不滿20歲。”“她有幹勁，有志氣。在比賽中，打出了風格，打出了水平。”“這篇總結.又有力他說明乒乓球隊的工作是有成績的。”“我認為，我們整個體育隊伍所有的運動員，如果都能像乒乓球隊這樣學習毛澤東思想，就大有希望，大有可為。”
國家羽毛球隊也是在賀龍的關懷下成長起來的。球隊剛組建時，第一批隊員是從印度尼西亞歸國的王文教、林豐玉和陳福壽等人。後來，方凱樣、湯仙虎、侯加昌、陳玉娘、梁小牧等相繼回國，組成了一支以歸僑為主力的運動隊。1958年，中國羽毛球隊提出了“打敗世界冠軍”的口号。1963年夏，中國邀請已獲兩屆湯姆斯杯的印尼羽毛球隊訪華。中國國家隊與客隊比賽5場，4勝1負，實現了1958年的誓言。1964年秋，國家羽毛球隊回訪印尼。
中國隊同東道主隊比賽，6戰全勝，進一步顯示了中國羽毛球隊的實力。
北歐的羽毛球強國丹麥和瑞典聞知中國隊屢次戰勝世界冠軍印尼隊，急欲同中國隊一比高低，便邀請中國隊訪問北歐。賀龍接見出仿的中國羽毛球隊負責人時說：“這次出訪，我們自己出錢，就算是交學費，打輸了沒關系，但是要把他們的技術特點、打法帶回來研究。”
1965年秋，中國羽毛球隊在丹麥和瑞典以“快、狠、準、活”的風格，進行了34盤比賽，全部獲勝。丹麥選手不服輸，在招待中國選手的宴會上說：“10月份不是我們競技狀态最好的時刻，4月份對我們是最佳時節。希望中國明年春天邀請我們到貴國再進行一次比賽。”
羽毛球隊歸國後，賀龍稱贊他們“打得不錯，為祖國争得了榮譽。第一條是政治挂了帥，腦子裡有祖國、有人民、有黨和毛主席。第二條是流了汗水、用了腦子。”羽毛球隊負責人向他講了丹麥選手不服輸的事。賀龍說：“我已經在報紙上看到了。”他要求羽毛球隊好好訓練，準備明年三、四月份邀請丹麥隊。他說：“你們要赢球還要赢心，讓對方口服心也服。丹麥隊來華的費用，我們承擔。”
1966年4月，丹麥羽毛球隊男女選手各4名如約來華。他們在比賽中确實發揮出了最佳水平，但仍然輸給了中國隊。
“三大球搞不上去，我死不瞑目”
賀龍出任體委主任以後，對提高足球、籃球和排球這“三大球”的水平一直十分關注，期望能盡快趕上世界先進水平。1954年，國家體委派青年足球隊去匈牙利，向曾獲奧運會冠軍和世界錦标賽亞軍的匈牙利足球隊學習。
出國前，賀龍委托國家體委副主任蔡廷锴和榮高棠代表他去餞行。榮高棠對領隊柯輪說：“賀老總要我轉告你們：你們是新中國第一支出國學習的年青的足球隊，這是黨對你們的信任和培養。我國足球事業的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你們一定要勤學苦練，把外國的先進技術學到手，結合自己的特點去發展，為提高我國的足球水平作貢獻。”
1955年春，柯輪回國向賀龍彙報足球隊的學習情況。賀龍逐個詢問了隊員的學習和生活，并給中國駐匈使館代辦郝德青寫了一封信，希望他加強對運動隊的領導，經常檢查督促和幫助。他把信交給柯輪，再三囑咐：“向足球隊的同志們問好！希望他們安心從事一輩子體育事業，祝他們進步！”
這支青年足球隊學習勤奮，在短期内就掌握了一些先進的足球技術和戰術。1955年8月，他們赴波蘭華沙參加第五屆世界青年聯歡節，以“北京足球隊”的名義，和華沙隊對陣。1952年中國隊曾以0： 7輸給波蘭克拉斯科夫部隊足球隊。這次華沙隊揚言，要以8： 0勝北京隊。這時，賀龍正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參加波蘭人民共和國成立10周年紀念活動。他把李夢華和柯輪叫到賓館，問：“你們聽說了嗎？華沙隊揚言要以8： 0打敗北京隊。
你們有什麼感想？運動員是怎麼想的？”他們表示，運動員的技術已有較大提高，赢雖然沒有多大希望，但絕不會輸8個球。賀龍說：“你們一定要認真對待，不能掉以輕心。球可以輸，但中國人民的志氣不可滅。足球隊要學習解放軍英勇善戰、百折不撓的戰鬥精神，打出水平來。你們回去告訴運動員們，第二天我要到場助威！”
8月1日，當賀龍出現在主席台上時，中國隊精神大振，開場不久就踢進一球。賀龍為他們鼓掌。終場時，北京隊雖然以“2：3”失利，但北京隊的頑強精神和球藝進步之快，受到了球迷們的稱贊。回國後，經賀龍提名，優秀守門員張俊秀被補選為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賀龍對中國足球隊寄以很大的期望。對他們的微小進步，都予以熱情鼓勵。1956年2月，南斯拉夫國家二隊來華訪問。在上海江灣體育場首戰中國青年隊。開賽前一天，正在上海的賀龍接見了青年隊。對他們說：“南斯拉夫的足球隊水平高。但是你們在匈牙利苦練了這麼長時間，提高也很快，并不比他們矮一頭。你們上場，不是耷拉着腦袋去準備輸球的，而是要挺起胸膛，敢于和他們比個高低。”這場比賽，中國青年隊雖然以2：4失利，但踢得勇猛頑強，表現相當精彩。第二天，賀龍在上海體育學院接見他們。青年隊的小夥子們因為沒有赢球，不好意思地坐在同時被接見的上海運動員後頭。誰知，賀龍一進會場，就稱贊起青年隊來：“你們昨天踢得很好，你們是英雄！踢出了中國人的志氣和精神，這就是完成了任務。幹什麼縮在後頭？
快坐到前邊來”。“輸了怕什麼？球雖然輸了，但下半場是2：2，有後勁，實力相當。你們要牢牢記住這場球，認真總結，不斷發揚這種精神。我們的足球運動是大有希望的。”
在雅加達召開的第一屆新興力量運動會上，中國足球隊負于烏拉圭隊，沒有進入前四名。賀龍沒有批評足球隊，反引咎自責。他說：“我是體委主任嘛，運動隊沒搞好，是我的責任，不能怪運動員。”他派國家體委負責人幫助他們總結經驗，還親自同羅瑞卿聯系，讓足球隊員到“硬骨頭六連”“當兵”，向解放軍學習，磨煉意志。
賀龍沒有批評運動員，但對足球的現狀并不滿意。他說：“我們足球隊有些技術是向匈牙利學的，但我們自己也有好的東西，有自己的特點和長處；不能全都學人家的。老跟在人家後面跑不行。足球除了短傳，還可有長傳、中傳，兩條腿要像兩隻手，左腳不能踢不行。”他決定1964年三、四月間，國家體委舉行一次全國足球工作會議。賀龍向主持會議的黃中交代說：“我對足球的現狀是不滿意的。一定要通過這次會議解決問題，足球一定要上去。”
這次會議，根據賀龍對足球工作的多次指示和建議，研究了中國足球運動的現狀，就存在的問題提出了改進意見。國家體委發出了《關于大力開展足球運動，迅速提高技術水平的決定》。确定北京等10個城市和地區重點開展足球運動；要求足球從少年抓起，以中小學為開展群衆性足球活動的主要基地；針對中國足球隊“風格軟，體力不足，射門差”的問題，提出了不怕吃苦、不怕流汗、嚴格要求，進行大運動量訓練，在技術全面發展的基礎上，狠抓以射門為中心的30米以内硬功夫等等措施。同年6月，賀龍責成國家體委機關會同共青團中央、教育部，聯合發出了《關于在男少年中開展小足球活動的通知》。這年年底，幾個主要城市已有百分之五十左右的中小學建立了足球隊。同時，國家體委恢複了甲、乙級聯賽的升降級制度。
此後，中國足球運動的水平有了較快的提高。在第二屆全運會後，組建了以年青運動員為主的國家足球隊。他們在1966年亞洲新興力量運動會上，取得了亞軍。
籃球運動在中國開展得比較普遍。1951年5月，在第一次全國性籃球比賽之後，組建了國家籃球隊。但技術水平并不高。賀龍對提高中國籃球運動的水平付出了很多心血。他經常去看中國籃球隊的訓練和比賽，同他們一起總結經驗教訓，從思想上、技術、戰術上提出一些很有指導性的意見。他在分析中國隊在國際比賽中往往先赢後輸的原因時指出：“關鍵問題是有迷信思想，怕洋人，即使赢了，也不相信自己能赢。因此，首先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要敢于鬥争，敢于勝利。”他建議國家體委派國家籃球隊到蘇聯和東歐一些國家去學習和比賽，吸取先進經驗，鍛煉隊伍。
針對中國和歐洲籃球運動員不同的身體條件，賀龍建議：“籃球要提出一個矮個子打敗高個子的要求。歐洲人一般都比我們高大。光憑個子，我們總不能取勝。從我們的身體條件出發，一定要學會左右手都會投籃，也要學會投遠籃。投遠籃也是為了投中籃、近籃。總之，遠籃、中籃，左手、右手，什麼籃都會投。這樣矮個子就能打敗高個子，就能把我們的籃球隊鍛煉成為一個強隊。”
1959年第一屆全運會期間，國家體委邀請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其他體育代表隊來華比賽。其中，保加利亞籃球隊曾獲奧運會第四名和歐洲冠軍，實力最強。
賀龍看過保、捷兩強比賽後，對中國男籃第二天迎戰保加利亞隊能否取勝，一直不放心。當晚，夜已很深，賀龍約了榮高棠和黃中，前往中國男子籃球隊的住地，找教練員陳文彬和張子沛。賀龍問：“明天的比賽準備怎麼打？我看他們的中鋒厲害得很，投籃也很準。你們用什麼辦法對付呢？”
兩位教練沒料到他們會深夜造訪，不免有些緊張，互相推讓了一番之後，張子沛一邊在沙盤上擺着模型，一邊講述他們拟定的比賽方案。
賀龍聽完彙報後說：“好，我們就要搞個小個子打大個子戰法。對強手要敢打敢拼，不要怕他們。你們不但要守得住，還要攻得下，能攻善守。打好這場球，向國慶10周年獻禮，為毛主席争光！”
第二天，賀龍和國家體委的幾位負責人都到場觀看。中國男籃的戰法果然奏效，以86： 77戰勝了被稱為”巴爾幹雄鷹”的保加利亞隊。這一下轟動了北京城。賀龍說：“籃球不要照搬歐洲高中鋒的打法，要發揮中國人靈巧、速度快、彈跳好的特點，狠抓投籃命中率，保持和發揚籃球‘砸眼’等傳統技術。如果我們近投、中投、遠投都能得分，還會不赢嗎？”
中國排球運動的水平，起初也比較低。1956年中國第一次參加世界排球錦标賽時，女隊名列第六，男隊名列第九。
在此之前，中國排球運動員已經創造了“快闆球”、“後排插上”、“兩次球”、“勾手大力發球”、“上手飄球”等當時比較先進的技術，但國内卻未予以重視。六十年代初被日本女排“引進”，很快風行世界。那時的中國排球，普遍存在着“快攻強，強攻弱；進攻強，防守弱”以及“一傳、攔網、防反”等技術較差的問題，以緻在1962年世界排球錦标賽上，中國男女隊均隻取得第九名的成績。
日本女子排球隊在1962年登上世界冠軍寶座， 1964年又摘取了奧運會桂冠，被稱為“東洋魔女”。她們是如何快速起飛的？引起了中國排球界的注意。後來發現“東洋魔女”的成功“秘訣”是教練大松博文采用了大運動量的訓練方法。這同賀龍提出的“訓練的難度應該比比賽時大兩倍”的觀點是相近的。賀龍指示國家體委邀請日本女排來華作較長時間的訪問。
1964年11月10日至12月2比應國家體委之邀，大松博文率領世界女子排球錦标賽冠軍――“貝冢”隊再度來華。在首場比賽的前一天下午，賀龍來到北京體育館觀看客隊訓練。一開始，他就被大松博文指導訓練的場面吸引住了。
大松親手将球扣給女隊員，其力度之大、角度之刁、速度之快、頻率之高，是前所未見的。姑娘們竭盡全力，不顧傷痛，拼死撲救。有的姑娘精疲力竭，倒地不起，大松竟把球連連向她身上扣去，并大聲責罵，直至她掙紮起來接球。
賀龍看後對有關人員說：召集在京的排球隊都來觀摩，組織教練員和運動員座談，學習她們的長處。他還說：“各隊都要研究和保持自己的獨特打法，不要學了大松的，又丢掉了自己的。”
賀龍同李達、黃中、李夢華等研究後提出：如大松同意，可以邀請他明年來華指導訓練。賀龍将這個意見報告了周恩來和陳毅，并請他們去看看大松博文的訓練。11月25日下午周恩來觀看了大松的訓練。在接見大松時周恩來說：“你這次帶隊來，不能久留。歡迎你以後再來中國訪問。”
一國的總理親自觀看一名排球教練員主持訓練，還要接見他，這對大松來說，是從來沒有得到過的殊榮。他為中國總理的賞識所感動，欣然表示明年再來中國。
賀龍決定借助日本女排這次訪華，推動全國的體育訓練。經國務院同意，他讓國家體委趁“貝冢”隊在上海比賽的機會，在滬召開全國排球工作現場會，委托李夢華赴滬主持，并轉達他的意見：“大松訓練方法有許多是科學的，合乎辯證法，值得我們借鑒。但他打人罵人的作風我們不能學，也決不能丢掉我國‘快闆’等優良傳統打法。”“學習外國先進技術也要以我為主，發揚中國的特點。”12月上旬，各盛市、自治區體委代表包括各主要體育項目的教練員共320人，集中上海，邊觀摩、邊讨論，對照日本排球隊的訓練，找各自的差距。這次會議進一步肯定了“三從一大”的訓練原則和在運動隊内樹立“三不怕”、“五過硬”的作風：強調了基本技術訓練要“全面、熟練、準确、實用”的精神。上海會議的召開，不僅在排球界，而且在全中國體育界都發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但是，比較世界最好水平，中國“三大球”的進步幅度，仍不盡如人意，無法同世界強隊甚至亞洲強隊抗衡。賀龍甚為焦慮。1962年春，賀龍在同國家體委的幾位領導人研究工作時，鄭重表示：“我不曉得你們安心不安心？
‘三大球’為什麼上不去？解放到現在已經15年了，再搞不起來，難道要搞50年？必須趕快下功夫啊！我快70歲了，我希望在見馬克思之前能看到‘三大球’翻身。”他停頓了一下，以充滿希冀的目光，望着在座的人員，語調铿锵他說：“‘三大球’搞不上去，我是死不瞑目的！”1965年12月8日，在國家體委黨委會上，榮高棠又轉達了賀龍的話：希望我活着的時候把”三大球”搞上去。賀龍氣吞山河的宏願偉志，深深地感染了國家體委的負責人，也感染了中國體育界，成為體育界的共同誓言。
架設友誼的橋梁
賀龍常說：“體育腿長，哪裡都能走。”“在國際聯系中，體育和文化藝術、貿易一樣，往往是打先鋒的。我們去搞體育活動，各方面的人都比較容易接受，左、中、右派都好接觸，有助于擴大我國影響。”
新中國成立後，美國和某些西方國家出于他們的政治偏見，竭力阻撓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國際奧林匹克組織的成員，并企圖在國際體育組織中制造“兩個中國”，給新中國同世界各國發展體育交往制造了許多障礙。
1954年5月，在雅典舉行的國際奧委會第四十九屆委員會上，以23票對21票通過了承認中華全國體育總會為中國奧委會成員的決議。但是，擔任國際奧委會主席的美國人未經全體委員讨論，把台灣的體育組織也列入了奧委會成員之中，企圖在奧委會中制造“兩個中國”。1955年6月，中國奧委會副主席兼秘書長榮高棠等赴巴黎參加國際奧委會執委會與各國奧委會代表聯席會議，他堅決反對在國際體育組織中制造“兩個中國”的陰謀。中國奧委會宣布：反對公開制造“兩個中國”的陰謀，不參加第十六屆奧林匹克運動會，中國奧委會和有關體育組織在1958年6月至8月相繼退出國際奧委會和各聯合會，并聲明在國際奧委會及其他國際體育組織改正錯誤之前，中斷同他們的一切關系。①9月5日，賀龍就這一事件發表講話說：“體育運動對于溝通國際往來，增進國際友誼，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幾年來，我們通過體育來往結交了36個國家、5000多位國際朋友。??沖破了外交限制，和日本，法國、西德等國進行了體育往來。”“我們為徹底粉碎帝國主義利用國際體育組織制造‘兩個中國’的陰謀，退出了凡有蔣幫代表參加的國際奧林匹克等10個組織。今年，我們更要發奮圖強，自力更生，拿出成績給那些帝國主義分子看看。”體育界有些人擔心這樣做會使中國處于孤立地位。賀龍卻充滿信心他說：“原則立場必須堅持。我們絕不能做有損祖國榮譽的事。我們是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誰也孤立不了！我們的朋友遍天下！帝國主義封鎖、孤立我們快10年了，我們的國家不是照樣興旺發達了嗎？總有一天，他們會請我們回去的。占人類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國，誰能永遠閉着眼睛說不存在？關鍵是我們要堅持不懈，在體育上搞出成績來。”
1962年夏，第四屆亞洲運動會在印度尼西亞舉行。東道國為主持正義，拒絕台灣體育組織用“中華民國”的名義參加。但是，在洛桑舉行的奧林匹克運動會執委會無理決定：不承認第四屆亞運會，不定期地禁止印度尼西亞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還要印尼為此承認“錯誤”，企圖壓印尼屈服。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毫不示弱，于1963年2月13日莊嚴宣布印尼退出奧林匹克運動會，并倡議召開“新興力量國家運動會”。他的這一義舉，顯示了亞洲獨立國家的豪邁氣概，中國政府堅決支持。
6月26日，國家體委副主任蔡廷锴在北京主持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第一屆新興力量運動會籌備委員會成立大會。賀龍被推選為籌委會主席。他在① 1979年，國際奧委會執委會名古屋會議通過決議，确認中國奧林匹克委員會為中國全國性的奧委會：設在台北的奧委會以“中國台北奧委會”的名稱留在國際奧委會内。同年11月，國際奧委會經通訊表決，批準該決議。1980年2月，中國恢複參加國際奧委會的活動。
大會上說：“新興力量運動會高舉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反對殖民主義的旗幟，所以我們要大力支持。”他建議籌委會，為參加第一屆新興力量運動會組織選拔賽。他說：“得前七名的就參加，凡是水平低的，就不得參加。
我們支持新運會，但是要有水平，不能花了國家的外彙，去當觀察隊。”1963年10月初，中國體育代表團在北京組成，共有14個項目的代表隊，印尼體育部長馬拉迪向中國大使姚仲明表示：中國由賀龍元帥親自主持參加新運會的工作，我們對此極為重視。如果賀龍元帥能親臨新運會，将對新運會增光不少。10月26日，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第二首席部長兼外交部長蘇班德裡約，正式邀請賀龍去印尼參加新運會。11月6日，賀龍應邀飛往雅加達。
10日，第一屆新興力量運動會在雅加達開幕。當身着藍色上衣、米黃色下裝的中國選手邁着整齊、矯健的步伐，行至主席台前時，場内10萬觀衆不約而同地高呼“中國！中國！”
此時，印尼總統蘇加諾情不自禁地與同他坐在一起的賀龍緊緊握手。
第二天上午，賀龍赴茂物拜會了蘇加諾，并代表劉少奇主席向蘇加諾贈送禮品。賀龍還先後會見了印尼各位副總理，武裝部隊參謀長等政府和軍隊的領導人，為增進中國和印尼兩國人民的友誼作出了貢獻。
第一屆新運會于11月22日勝利閉幕。各國運動員在新運會上創造了5項世界紀錄和60多項本國紀錄。中國運動員獲得66塊金牌， 56塊銀牌和46塊銅牌。其中，黎紀元打破了最輕量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