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聯防軍司令員
新的使命
1941年開春以後，關向應患肺結核病日益嚴重。這年10月初，他離開晉西北去延安治療，賀龍親自到彩林後方醫院送行。賀龍與關向應從1932年在湘鄂西蘇區開始一起工作，共同經曆了8年的艱難歲月。在這8年的風風雨雨中，他們結成了深厚的戰鬥友誼。關向應理解賀龍、支持賀龍。他曾對人說：“有人說老賀有軍閥主義，其實，他聯系群衆，關心愛護群衆，上下級關系密切，同他接觸多了，就比較随便了。”“你不要看老總發脾氣，他發脾氣其實是愛護你。他偉大就在這一點上――關鍵時刻他立場堅定、果斷。”賀龍尊重關向應，遇事總要問問關向應的意見。他們倆人思想合拍，配合默契。關向應病重以後，賀龍十分焦急，諸事都很關心，連關向應應該吃什麼，怎麼吃法，都要親自關照一番。不久前，剛剛送去一件皮大衣給他禦寒，可是，現在，病魔卻使他倆分開了。這使賀龍感到痛苦，尤其是關向應一走，集軍政領導工作于一身，任務繁重。不過，正如關向應所說：“老賀在最困難的時候，他總是有辦法，而且每當最艱苦危難的時候，他最快樂。”
1942年春，正當賀龍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組織晉西北部隊精簡整編，解決“魚大水斜、“頭重腳輕”①問題的時候，日軍發動了對晉西北的春季“掃蕩”。日軍獨立混成第三、第十六兩個旅團集中1萬餘人，“掃蕩”興縣和保德地區。獨立混成第三旅團長森少将，率3個支隊襲擊保德二分區指揮機構及新軍暫一師；獨立混成第十六旅團長若松少将率3個支隊直撲興縣晉西北軍區領導機關，企圖一舉消滅晉西北八路軍指揮中樞。他們采取遠程奔襲的辦法，增加了“掃蕩”的突然性，到達奔襲目标地區以後，即組成多路縱隊作寬正面的梳篦式的反複“掃蕩”，發現指揮機關和主力部隊，馬上集中兵力攻擊。1月4日，若松少将指揮日僞軍秘密出動，直奔興縣。
賀龍及時得到了情報。他當機立斷，率軍區機關迅速轉移到了興縣西北的水江頭。6日，若松占領興縣，撲空之後，馬上跟蹤而來。賀龍又轉移到瓦塘以北地區。若松在水江頭再次撲空，失去目标，感到奇怪，于是，下令擺開陣勢，采用像梳子篦頭一樣的辦法，以多路縱隊，嚴密搜索。
怎樣粉碎這次“掃蕩”呢？賀龍說，鬼子正在找我們的主力，我們要避開他，讓三五八旅去界河口和二十裡鋪一帶活動，到鬼子屁股後面去放火，逼他退出去。對進入根據地的鬼子，用小部隊襲擊他，讓他不得安甯。各分區的部隊都避開正面，去打敵人的交通線和據點，把聲勢搞大點，那樣，日軍不得不走。
這一着很有效。三五八旅接連不斷地打擊若松的運輸部隊，逼得他掉轉屁股去找三五八旅。外線部隊打得更加熱鬧：獨一旅3次截斷離岚公路；決死二縱隊在文水、交城地區，決死四縱隊在離石、大武地區襲擊據點，破壞交通，打敵運輸；獨二旅、暫一師跳出森少将的合圍，襲占了義井。晉西北各部隊在敵占區和交通線上四處出擊，一共殲敵1750人。敵人顧頭顧不了尾，十分被動，3月初放棄“掃蕩”，撤回原據點。
①由于日軍強化治安，蠶食根據地，在1941年，晉西北抗日根據地的面積縮小了六分之一，人口減少了50萬，使黨政軍民全部脫産人員占根據地人口比例從百分之四點三，上升到百分之五點六，這就是“魚大水斜；在軍隊中，軍區、軍分區等機關人員和部隊總數的比例上升到一比一點七，形成了”頭重腳輕”的情況。
反”掃蕩”剛結束，中共中央發來指示，要賀龍、林楓速去延安。賀龍把反“掃蕩”的掃尾工作交給周士第，即同林楓過了黃河。
延安用極大的熱情歡迎了他。3月2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陝甘甯邊區參議會、邊區政府、八路軍後方留守處舉行盛大歡迎會，歡迎一二○師師長賀龍、剛從蘇聯養病回來的――五師師長林彪和去綏德、米脂視察歸來的邊區政府副主席李鼎銘。毛澤東、朱德都到了會。主持會議的是邊區參議會副議長謝覺哉。他先請林彪講話。林彪剛剛回國不好意思講，隻說：“該受歡迎的不是我，而是從前方歸來的賀師長和我們的李副主席。”謝覺哉轉身請賀龍講話。謝老風趣他說：“我們的賀師長是一條龍，轉戰華北，日本鬼子沒奈何他，能降服這條龍的隻有純陽老祖，可是，純陽老祖又在我們這邊。”
謝老道出了一個簡單的事實：賀龍是個共産黨員，他隻接受中國共産黨的領導，服從中國人民的意志，别的什麼力量都奈何他不得。賀龍沒想到，自己做了一點工作，竟受到延安人民如此盛情的歡迎。他十分激動，在熱烈的掌聲中講話說：“我是一個普通黨員，現在回家來了，是不該受這樣盛大歡迎的。”接着，他簡要彙報了晉西北的春季反“掃蕩”情況，興緻勃勃地說：“敵人春季‘掃蕩’徹底失敗了，不過，敵人的戰術也有改變，在我們面前并非完全無能，時常對我們實行反襲擊、反伏擊。我們如不注意敵人這種戰術上的進步，那一定會吃虧的。我們應該注意研究敵人戰術的改變。”談到晉西北根據地幾年來的建設，更其興奮，他說：“晉西北根據地的建設時間比較短，從29年①算起，到現在不過兩年，除了打仗以外，允許我們建設的時間不過14個月。如今‘三三制’政權已經建設起來，一天天在鞏固中，過去逃亡的地主，現在已經回來了。地主士紳、各黨派人士都積極參加了政權工作。他們很高興，很安心。我們的行署主任續範亭同志，便是一位國民黨員、老同盟會員。副主任牛蔭冠同志，是犧盟會領導者之一，他的家庭是晉西北第一家大地主。鄉村政權已經過兩次改選，現在第三次普選已經完畢，正着手縣的選舉。晉西北參議會正在籌備，預計今年7月，第一次會議可以開幕。”最後，他深情他說：“晉西北根據地能建立起來，主要是我們忠實執行了黨中央的正确政策，執行了我們的領袖毛澤東同志的指示”，“晉西北緊靠陝甘甯邊區，在建立新民主主義根據地中有一個近便的榜樣。”這次講話，是他真情的流露，赢得了一陣陣掌聲。
其實，毛澤東讓他到延安來，是要他擔任陝甘甯晉綏聯防軍司令員的。
毛澤東先讓他參加由朱德領導的軍委考察團，檢查八路軍留守兵團的工作。他同留守兵團的領導人肖勁光、曹裡懷、莫文骅作了多次長時間的交談，了解情況，交換意見，又聽取了一些旅、團幹部的反映，仔細閱讀了留守兵團3位領導寫的工作報告，在1942年3月下旬召開的中央軍委檢查留守兵團工作的會議上作了坦誠的發言。他肯定了留守兵團在保衛陝甘甯邊區和軍隊建設上的成績，又嚴肅地批評了領導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尤其對留守兵團在處理與中共中央西北局關系上存在的問題，作了中肯的批評。朱德在他所作的檢查工作的結論中，肯定了賀龍的看法。這次檢查，使賀龍熟悉了陝甘甯邊區部隊的情況，為擔負聯防軍司令員作了思想準備。
1942年5月13日，中央軍委發布了關于成立陝甘甯晉綏聯防軍司令部的決定，任命賀龍為司令員，徐向前為副司令員，關向應為政委（關向應休①民國29年，即公元1940年。
養期間，高崗代政委），林楓為副政委。毛澤東要求賀龍參加解決三項任務：一，統一晉西北與陝甘甯兩個區的軍事指揮及軍事建設；二，統一兩個區的财政經濟建設；三，統一兩個區的黨政軍民領導。
賀龍又挑起了一副新的擔子。
“你的兵練得不錯哪！”
陝甘甯邊區的部隊有一二○師的、有留守兵團的、還有邊區保安司令部的，指揮、組織不統一，不适應保衛邊區的需要，因此，賀龍上任後第一件事就是根據中共中央統一軍事指揮的要求，對邊區部隊進行整編。他同副司令員徐向前、留守兵團司令員肖勁光商量以後，決定把留守兵團所屬的各獨立團及保安司令部所屬的4個團統一編成兩個警備旅，同三八五旅、三五九旅一道置于聯防軍的統一指揮之下。中央軍委批準了這個方案，并于1942年10月間将留守兵團領導機關并入聯防軍機關，任命肖勁光為聯防軍副司令員。賀龍又根據保衛邊區的需要，重新劃分和調整了部隊的防區，成立了軍分區。他還建議，由地委書記兼任軍分區政治委員，以實現各地區的一元化領導。經過整編，邊區部隊出現了一個新面貌。
不久，賀龍帶着參謀人員深入各分區視察。走了一遍以後，他感到憂慮。
當時，國民黨軍在陝甘甯邊區周圍駐有50萬大軍，對邊區實行封鎖。眼下，國民黨頑固派又在醞釀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4個多旅的部隊不僅要保衛河防，對付日寇，而且要對付衆多的國民黨軍，兵力實在不足。在非主要方向的邊境上，1個團要擔負400公裡正面的守備，顯然很難應付國民黨頑固派可能發動的進攻。賀龍有一個增加邊區軍事力量的想法，可是，現在是根據地最困難的年月，都在精兵簡政，邊區要擴兵顯然是不行的，于是，他想到了晉西北。他考慮，晉西北新軍決死二縱隊、四縱隊、暫一師、工衛旅經過整編和多次反“掃蕩”的鍛煉，戰鬥力提高很俠，已經可以勝任保衛晉西北的任務了。一二○師獨一旅的1個團己于1941年調來陝北，旅部及另1個團仍在晉西北，可将其調來。他把這個想法報告了毛澤東，得到了毛澤東的批準。1942年11月26日，一二○師獨一旅旅部及一個團調到陝北，全旅配置于綏德地區。三五九旅全部調往延安東南作為機動部隊，以便随時應付國民黨頑固派可能發動的突然進攻。1943年3月，蔣介石發表了《中國之命運》，鼓吹封建法西斯理論，反對共産主義。5月，國民黨軍把對付日軍的一批部隊從河防撤往邊區周圍，增加包圍陝甘甯邊區的兵力，并且向關中地區逼近，企圖閃擊延安。國民黨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胡宗南親赴耀縣召開作戰會議，又跑到洛川以北活動，揚言要讓八路軍交出邊區。形勢一下子緊張起來。雖然預有準備，但賀龍還是不很放心，又向毛澤東建議，再從晉西北調1個旅過來。毛澤東同意了。6月，中共中央軍委根據賀龍的建議将三五八旅調到陝甘甯邊區。賀龍随即命令三五八旅進駐~縣（今富縣）以西黑水寺、直羅鎮一帶葫蘆河谷地區，同由康健民率領的騎兵旅一道，增強關中地區的縱深防禦和準備實施機動。部署完畢以後，他又到關中分區親自檢查了一遍。
當他返回延安時，延安各界正在文化溝體育場召開紀念抗戰6周年紀念會，進行反頑鬥争緊急動員。人們知道賀龍剛從南線視察回來，用熱烈的掌聲歡迎他講話。他走上講台，感慨他說：“往年，我們在前方紀念‘七七’，周圍都是敵人。今天，在我們家裡紀念‘七七’也同樣不安甯，昨天，關中已經聽到了炮聲。這炮聲是從新自河防陣地撤到邊區附近的部隊發出的。他們不打日本了，開來打自己人，要消滅邊區老百姓，消滅共産黨，消滅邊區政府。”他極為氣憤地反問：“國民黨政府不發一饷一彈，我們打了6年仗。
日寇侵華軍隊，我們打了一半，這樣的軍隊不好嗎？我們不敢言功，但我們何罪可伐？為什麼要來打我們？對33個叛将①不讨伐，而對我們則當做敵人看待，這還有公理嗎？”
蔣介石派駐延安的一位姓徐的聯絡參謀也參加了會議。他坐在台上說：“蔣委員長‘七七’廣播中并沒有說要打内戰。”
賀龍聽到後，帶着諷刺的口吻說：“剛才聯絡參謀徐先生說。蔣委員長‘七七’廣播沒有提到内戰，我說，這個消息很好，我們很擁護。但是河防大軍六七個師和什麼坦克、重炮紛紛西調，包圍邊區，部隊都換上了新炮，連馬鞍子也換了新的，對着我們如臨大敵，而把日寇放到一邊，這究竟是什麼道理？還要請解釋解釋。”
聯絡參謀無言以對，顯得尴尬。台下響起了一片掌聲。
賀龍對着台下大聲說：“現在邊境上對方的槍已經響了，我們還沒有還槍，因為我們一向是主張團結抗戰的。人家如果不打我們，我們也決不去打人家，但是，如果一定要來打我們，我們就一定要自衛。我們的忍讓是有限度的。我們邊區的男女老幼都要準備好，随時還擊對邊區的進攻！”
賀龍的話激發了群衆對頑固派的同仇敵汽，掌聲、口号聲響成一片。由于中共中央及時揭露了國民黨頑固派企圖進攻陝甘甯邊區的陰謀，邊區軍民作了充分的準備，因而，在第三次反共高潮中，胡宗南始終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國民黨頑固派沒有冒然發動進攻，卻組織了一些土匪、特務潛入邊區，進行破壞。清澗、綏德、米脂、西川一帶接連出現閻錫軍等8股土匪，到處竄擾，搶劫公營商店及單行軍人的武器，刺殺地方工作人員，破壞地方政權。
土匪活動最猖狂時，平均每天要發生1次搶案，清（澗）綏（德）大道上黃昏時分沒有武裝護疊就不敢走路，嚴重地影響了當地的治安和交通。
賀龍決心剿滅這些政治土匪，保護邊區政權和人民。1943年，他乘陝甘甯邊區高級幹部會議在延安召開的機會，召開了軍政幹部聯席會，專門讨論剿匪工作。賀龍在會上指出：這些土匪已經作案30餘起，幹部和群衆死傷23人，損失财物200萬元，如果任其發展，邊區将得不到安甯。賀龍嚴厲批評了某些幹部由于存在和平麻痹思想，對土匪采取放縱和寬大過頭的态度。
他提出，由各分區司令部和地方黨政機關聯合組成清剿委員會，統一領導剿匪工作，堅決消滅國民黨派來的這些禍害。會後，賀龍連續兩次簽發剿匪命令，确定了“剿撫兼施，軍民協力”的方針，拟定了清剿戰術，制定了對土匪的處理辦法和有關政策。賀龍強調：“要堅決肅清匪患”，但須“正确執行政策”，“注意分化和争缺，“慎重對待首要分子與脅從分子的區别，避免亂殺”。經過3個月的努力，8股土匪被全部肅清，進一步鞏固了邊區政權，安定了人民生活。
賀龍當了聯防軍司令員以後，常常下去視察。他發現邊區部隊由于以往領導不夠統一，訓練上存在不少問題，各有各的作法；學校、教導隊的訓練也有與部隊實戰需要脫節之處。這自然要影響部隊戰鬥力的提高。他決心解決這個問題。第三次反共高潮一結束，賀龍就開始着手解決部隊訓練問題。
他對聯防軍參謀長張經武說：“現在要解決一下部隊訓練問題。要開一個會，① 1938年12月，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投降日本後，國民黨政府軍中的一些将領陸續投敵叛國，其人數高達33人。
把同志們的不同想法擺出來認真讨論一番，争取今年把陝甘甯和晉綏兩個區的部隊訓練統一起來。”
1943年6月，聯防軍召開了陝甘甯邊區和晉綏軍區團以上參謀長會議，讨論部隊軍事訓練問題。賀龍親自領導了這次會議。他在會上提出的指導性意見，主要是：一，訓練要為戰争服務。他說：“過去學校和部隊的教育與戰争脫節的現象，應當糾正。”在訓練中，“各級司令部對自己周圍的敵人與頑軍應有一定的想定①，作為訓練的依據。西北地區要有兩個想定：一個是對付日本軍隊的，一個是對付頑軍的。今天，戰鬥經驗中有許多戰術、技術問題，要依據這個原則進行整理。”“要加強學校與部隊的聯系，部隊供給學校材料，學校幫助部隊整理；學校向部隊提出訓練及戰術意見，使學校教育符合部隊的需要。”二，部隊訓練的要求或者說目标，在于”能對付兩倍到三倍的兵力（的敵人）”，“1個打3個”。賀龍指出：這是根據邊區部隊面臨的實際情況提出的，是形勢的需要。隻有把兵練成這個樣子，才能使我們立于不敗之地。三，生産與訓練這兩大任務要統籌安排。當時邊區部隊正在普遍開展大生産運動，因此，有些部隊在安排生産與訓練上統籌兼顧不夠，安排不盡合理。賀龍指出：“生産任務大體上已經解決，而學習任務還未解決。學習問題主要是抓緊，要擠時間。”他說：訓練抓得不緊，”問題是首長和司令部抓得不緊”。他提出了一個負責制辦法：”各級司令部把兵訓練不好，我就找你們參謀長。你們應當多用腦筋想辦法。”
賀龍還對會議的開法進行了改革。他打破以往坐在一起讨論來議論去的老一套辦法，請參謀長們穿上草鞋，去當幾天兵，到操場上做做動作，學些切實的具體的教育方法，以便回去統一部隊的訓練思想和章程。賀龍自己也穿着草鞋來往于操場烈日之下。這套辦法，給會議注入了一股新鮮空氣，會開活了。
這次會議，對部隊的訓練方針、組織領導、規章制度等展開了充分讨論，提出了明确的意見，特别強調“克服機械地認為生産第一、教育第二、忽視軍事教育的傾向和軍事訓練與作戰脫節的現象”，并對1943年下半年的訓練提出了具體要求，從而，大大推動了兩個根據地的軍事訓練。
3個月過去了，軍事訓練搞得怎樣了呢？有什麼經驗教訓？冬季練兵應當怎麼搞法？為了解決這些問題， 1943年10月，賀龍主持召開了陝甘甯邊區部隊高級幹部會議。中共中央軍委領導也很重視，毛澤東親自參加了會議。毛澤東在會上說：“你們做得很好，希望你們今年冬季，在現有基礎上，再進行一次很好的訓練。”他還要求，在訓練中要貫徹“首長負責、親自動手，一般号召與個别指導相結合，領導骨幹與廣大群衆相結合”的領導方法，并且對這一方法作了具體說明。
這次會議，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确定了“以兵為主，人人皆兵，個個都練，土兵教育應以技術為主”的冬季練兵方針，側重學習射擊、投彈、刺殺三大技術。為了貫徹毛澤東的講話精神，賀龍把與會的高級幹部編成班、排，下到操場，首先學習三大技術，統一訓練要求。賀龍說：“别人能做到的，高級幹部一樣能做到。毛大帥不是号召首長負責，親自動手嗎？我們自己先動動手，就有發言權了。”毛澤東也很高興，興趣盎然地來到操場，觀看高級幹部操練，對與會者的情緒鼓舞很大。賀龍主持的這次高級幹部會議，①軍語。按敵對雙方基本特點結合實際地形拟訂的一種情況設想。
成為邊區部隊冬季練兵的良好開端。毛澤東“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的群衆路線的練兵方法，普遍得到了貫徹執行。11月中旬，冬季練兵熱潮便在部隊中形成了。
在這次冬季練兵中，兩個地區的部隊普遍開展了争當“朱德射擊手”、“賀龍投彈手”的競賽。
這個競賽是怎麼來的呢？一年前，即1942年春，賀龍到陝甘甯邊區不久，去三五九旅視察。師長來了，旅長王震十分高興。他為賀龍組織了一次投彈、刺殺和射擊表演。有個叫齊巨洲的戰士一下子将手榴彈投了50米。賀龍看了，高興地鼓起掌來。王震旅長興奮地大喊：“好一個賀龍投彈手！”
表演完畢，王震請賀龍給部隊講話。賀龍說：”你們是保衛黨中央的衛隊，你們要保衛邊區每一寸上地。你們練兵練得很好，投彈投得遠。你們還要好好練習射擊。每一顆子彈打死一個仇敵。一二○師是個大學校嘛！”王震接着說：“師長号召我們生産、學文化、練習武藝，特别是打手榴彈、射擊。
我們旅要創造出無數的賀龍投彈手、賀龍射擊手。敵人來了，就把他們消滅。”
旅政治部很會做工作，他們抓住王震的這一講話，很快在三五九旅開展了争當“賀龍投彈手”的競賽。在後來的冬季練兵中，這一競賽從三五九旅推廣開來，變成了全邊區部隊的群衆性活動，并且發展為争當“朱德射擊手”、“賀龍投彈手”的運動。
1943年冬季大練兵到1944年3月結束，成績顯著，收效巨大。例如，三五八旅考核的結果是：全旅步槍命中率由百分之四十八點五，提高到了百分之九十點三，重機槍命中率達到了百分之八十四，輕機槍命中率達到了百分之六十八，山炮命中率達百分之百，手榴彈投擲距離由平均25米，提高到了40. 69米，并創造了72米的最高紀錄，刺殺和超越障礙，也都比較熟練。經過一段時間的鞏固和發展， 1944年9月聯防軍司令部召開了模範學習者代表會議，檢閱和總結大練兵成果。
賀龍在會上講話說：“我們現在有了投擲72米的投彈手，（發射6發步槍子彈）打60環的神槍手，部隊的戰鬥力大大提高了，但是，為了反攻，僅僅這樣還是不夠的，我們應當繼續求進步。”他說， 1944年冬季，我們還要練兵，我們的目标是：”鞏固技術，提高戰術，把技術與戰術結合起來”。
“戰鬥員要提高自己的技術并掌握新技術，指揮員要提高戰術指揮能力。”
9月25日，模範學習者代表大會在延安東關操場舉行軍事表演。賀龍、徐向前、肖勁光、譚政陪同毛澤東以及其他在延安的中央領導人前往觀看。
軍事表演一共7項：投彈、射擊、刺殺、馬術、越障礙、木馬、單杠。
第一項表演投彈。表演者都投過了45米。
毛澤東看了很高興，對賀龍說：“老總，你練兵練得不錯哪！這些同志了不起，真是‘賀龍投彈手’。今後每個戰鬥員都練成這樣的投彈手，那就無敵于天下了。”賀龍說：“我們已經計劃普遍開展苦練三大技術的活動。”
這時，獨一旅投彈手張兆信打了一個精彩的空中爆炸。會場上響起了一陣掌聲。毛澤東更高興了，對賀龍說：“這顆手榴彈打得很巧妙嘛！叫它在哪裡炸，就在哪裡炸，這很有用處，更能發揮手榴彈的威力了。”賀龍說：“是呀，本領是練出來的，隻要苦練，就會越練越精！”毛澤東點頭說：”是這樣的。”
賀龍等領導的聯防軍大練兵運動，大大提高了部隊的軍事素質，為1945年在爺台山地區打退胡宗南的進攻以及對日反攻準備了良好的條件。
奮戰财經戰線
1942年6月8日，中共中央為了統一晉綏與陝甘甯兩個地區的财政經濟，決定組織财經委員會。委員由陝甘甯和晉綏兩區的主要負責人和從事财經工作的幹部共19人組成，林伯渠任主任，賀龍任副主任。這樣，從1942年下半年開始，賀龍即以很大精力參預領導兩個區域的财政經濟工作，在解決陝甘甯邊區的财政經濟問題上，出力尤多。
由于國民黨頑固派的嚴重封鎖， 1942年，陝甘甯邊區财政經濟十分困難，情況極為嚴重。毛澤東将此比喻為抗日的暗礁。他說：“什麼是抗日航船今後的暗礁呢？就是抗戰最後階段中的物資方面的極端嚴重的困難。”①為了克服困難，繞過暗礁，毛澤東親自調查研究，寫出了解決抗日根據地财經問題的曆史性文獻《經濟問題與财政問題》，提出了“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方針。在毛澤東寫作這篇文章的過程中，正值中共中央西北局召開高級幹部會議，以整風精神，讨論中共西北黨組織曆史上的路線争論，總結經驗，糾正當前工作中存在的種種偏向，确定邊區當前的中心任務和措施。毛澤東委托賀龍将這個文件在會上進行傳達，以期展開讨論，聽取意見，統一思想，教育幹部。12月21日，賀龍将毛澤東寫好的前六部分印發給與會人員，并在會上作了傳達這一财政經濟工作大綱的長篇發言。一個禮拜以後，毛澤東寫完了文件的後三部分。29日，賀龍就後三個部分作了第二次傳達性發賀龍在傳達發言中，着重強調了發展生産對克服财政經濟困難的重要性。他說：“毛主席指出的‘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是我們經濟工作與财政工作的總方針，它不是單純從财政收支上解決問題，而是以發展公營經濟與私營經濟來保障軍民供給”。“他把發展生産看成是解決一切問題的中心環節”。“我想，他的這個想法很正确。如果不生産，讓天上往下落嗎？天上也落不下來。落下來的是雨，而雨有時候也不落；靠我們的國家①？國家一個饷也不發，子彈也不發，什麼也不發。那靠什麼呢？就靠自己。我們邊區政府是窮的，隻有靠自己生産。”所以“你要是對生産取消極、輕視、忽視的态度，就是違反抗戰與革命的利益。”在發言中，他特地表揚了幾位在邊區發展生産中作出貢獻的知識分子。一個叫沈鴻。賀龍說：“他是個大學生，又是個專門家，他自己在上海有機器、有工廠，抗戰以後，馬上把機器搬到我們邊區來，幫助我們造了全套的造槍機器”。“他不是共産黨員，在我們這裡非常艱苦，埋頭苦幹，對我們邊區發展工業有很多幫助。”第二個叫錢直道。賀龍說：“他是個工程師，他到邊區來把無煙火藥制造成功了。他幫助我們抗戰，特别對軍事工業有很大貢獻。”第三個叫林發。賀龍說：“他是研究玻璃的，過去試驗造玻璃有人反對他，結果試驗成功了，解決了我們很大問題。”第四個叫陳正霞。賀龍說：“他是個技師。我們延安，以前有些破爛機器，後來他把機器修起來了，把工廠支持住了，搞起來了。今天不但沒有停産，而且發展了。”還有一個叫華紹真。賀龍說：“他是個科學家，是個工程師。我們印鈔票到處買紙，買不到，他利用邊區的材料把紙造出來了，再加把力，其他各種紙張也可以造出來。”賀龍在會上大聲疾呼：“他①毛澤東：《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①這裡指的是由國民黨執政的中華民國。
們是堅決抗戰的。這些人對我們邊區有這樣大的幫助，自己搬機器來，埋頭苦幹，什麼話也不講，隻要工作，我們應當尊敬他們。”
西北局高幹會議以後，成立了西北财經辦事處，作為财經委員會的辦事機構，負責具體管理邊區财經工作。賀龍兼任财經辦事處主任。
當時，财經工作中最重要的問題是人不敷出。賀龍與林伯渠及财辦人員商量以後，決定采取一個特殊辦法：邊區政府撥給各軍分區500萬元，由各分區包幹自行解決各地區的經濟問題。這樣，暫時擺脫了政府收支不平衡問題，但卻加重了軍隊的負擔。賀龍把各分區和各旅的領導人找來，對他們說：“過去，水是順流的，由上往下； 43年要由下往上流。上面向下面要飯吃，因為你們有生産力量，有商店、騾馬店、運輸隊，有基礎嘛。”“你軍隊吃什麼，地方幹部就吃什麼；你穿什麼，地方幹部就穿什麼。地方上沒有飯吃，沒有衣穿，沒有辦公紙張就向你要。上面總共補助500萬元，其餘的要軍隊來負擔。”他下令各分區成立财經委員會，統一領導軍隊、地方的财經工作，以集中财力，分區包幹，渡過困難。這種包幹的辦法，雖說加重了軍隊的負擔，但也提高了各分區生産的積極性和解決本區财政經濟困難的責任感，作為解決入不敷出的應急措施，确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然而，從長遠來看，這樣做隻能是權宜之計，根本問題，一是要增加邊區政府的收入，二是要發展生産。當時，陝甘甯邊區和晉綏根據地最主要的收入來源是向國民黨統治區輸出食鹽和别的土特産，但是，由于沒有統一領導，各做各的生意，肥水外流，邊區政府得不到應有收益。财辦成立後，抓緊時間，建立了邊區政府物資局，把陝甘甯和晉綏兩個區域的貿易統一管了起來。對食鹽和各類外銷的土特産實行統銷。這樣一來，邊區政府的收入就有了保證。
發展生産是解決邊區财經困難的根本出路，而發展生産需要資金。邊區銀行因為資金有限，所以，在發放農業貸款時規定必須有一定的抵押。沒有東西抵押，就不給貸款，這樣，大部分資金便到不了某些基層生産單位和農民手裡。賀龍認為這種做法雖有道理，卻不利于農業生産的發展。銀行資金大部分應當用到發展生産上去。錢放在銀行裡，怎麼發展生産？不發展生産，政府不可能增加收入，銀行資金也不會充裕。他親自去找銀行行長朱理治，對他說：“今天的問題是要發展生産，你應當把票子投到生産上去，你說對不對？”朱理治說：“沒有抵押，資金收不回來就麻煩了。”賀龍說：“你不給他票子，他沒有資金擴大生産，那來抵押？你幫他發展了生産，他就有了錢，不就可以還你？何況，生産發展了，政府收入多了，你銀行的資金不也多了嗎？”經過一番談話朱理治贊同了賀龍的想法。為了解決金融問題，賀龍又從晉西北調集了數百萬元法币，以充實銀行的實力。1943年，邊區銀行對機關、部隊的生産投資比1942年增長了38倍，向農民發放的農業貸款增長了10幾倍，在發展生産上，發揮了應有的作用。賀龍在1944年總結說：“如果沒有這一筆資金投下去，沒有這批馬蘭草的票子①，那我們去年的生産成績是不會這麼大的。”經過一年的努力，到1944年春，邊區财政經濟情況開始好轉。這一年，陝甘甯邊區擴大耕地100萬畝，增産細糧16萬石，運銷30萬馱②鹽和土特産，種棉花15萬畝，織布10萬匹，工業也有了發展，人①即陝甘甯邊區銀行發行的鈔票，簡你邊币，是用馬蘭草為原料制造的紙張印刷的。
②指一頭騾子所馱重量。
民生活得到了改善。
但是，大家仍很注意艱苦奮鬥、勤儉節約。那時是供給制，夥食費是很少的。中其中央的一些領導人一般也隻吃些白菜、土豆、蘿蔔之類的蔬菜。
1944年冬，賀龍因為有病住進了醫院。負責管理賀龍生活的警衛排長，看見賀龍幾乎天天吃白菜、蘿蔔，心裡很不安，想改善一下夥食。有一次，他買了半斤木耳。誰知，吃飯的時候，賀龍把他叫去了，問他：“我1個月多少錢夥食費？已經吃去了多少？還剩多少？1個月吃上一兩次木耳要超支多少錢？你給我算一算。”警衛排長一時算不出來，愣在那兒。賀龍對他說：“前方部隊天天在打仗，他們吃的是什麼？我們有白菜、蘿蔔吃就不錯了。你買半斤木耳就化了半個月的夥食費，那怎麼行？”他又說：“你們總覺得天天白菜、蘿蔔單調，可以動腦筋想辦法花樣翻新嘛！蘿蔔，就可以切成絲炒，也可以切成塊、切成丁炒得脆脆的，還可以鹽腌着吃，不就不單調了嗎？”
從此以後，警衛排長再也不敢給賀龍買貴一點的東西吃了。
矛盾是普遍存在的，舊的矛盾解決了，新的矛盾又會出現。雖然軍民動手，豐衣足食了，但是，由于鹽和土特産滞銷，财政收入減少，出現了虧空，銀行由此增發了近10萬元邊币，結果，金融波動，通貨膨脹。1943年10月，财經辦事處為制止通貨膨脹，曾緊急建議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決定：緊縮開支，回籠貨币，停止發行鈔票。但是，由于财政周轉不靈和在财經工作上存在鬧獨立性的傾向，這個決定在實際工作中未能得到認真貫徹。
1944年初，财經委員會和财經辦事處決心解決這一問題。賀龍及其他财辦領導人，召開座談會，摸清情況，聽取意見，研究對策。賀龍多次找銀行、物資局、财政廳等單位領導人個别交談，分析情況，統一思想。在作了充分準備之後，财委把這一問題提到中共中央西北局于3月4日召開的以讨論财政金融問題為主要内容的高級幹部會上，請大家暢所欲言，想辦法、出主意。
3月27日，賀龍根據會議的讨論情況作了總結報告。賀龍分析了這次邊區金融波動的原因。他說，首先是“有些同志對邊區經濟特點認識不清，不盡大的努力去發展邊區的自給工業，而是單純依靠貿易解決問題，以為物資局一成立，萬事大吉，天下太平，有了點土特産，什麼問題都解決了”。“第二，在思想上有嚴重的主觀主義，不了解具體情況，以籠統的估計代替确實的調查”。“第三，在工作作風上有官僚主義傾向，有的土産公司做生意有什麼‘三不買九不作’之類”。“第四，在組織上有鬧獨立性的錯誤，各自為政，使黨的政策不能貫徹”。對此，他以一個共産黨員勇于負責的精神承擔責任。
他檢讨說：财經工作中的這些問題，“我要負總的責任，因為我是辦事處主任。雖然過去對财政廳、物資局、銀行都有批評。但總的責任我要負。他們在工作中政策執行得不好，票子發得多，鬧獨立性，主觀主義、官僚主義，這些都因我們領導上有缺點，這些錯誤我們一定深刻認識”。“去年，毛主席寫了一個财政經濟的報告，寫了1個月，是很費腦子的事。我們做的結果怎樣了呢？結果金融波動，物價波動，對外貿易做得不好，管理得不好，一直到今天這些東西還沒有完全克服。我們花了一些代價，取得了這些經驗教訓”。對于今後邊區的财經工作，他在報告中提出了以生産節約，開源節流，穩定金融，鞏固邊币為中心的五點建議，并指出：“财經部門的幹部要執行政策、執行法令，又走群衆路線，照顧群衆，這樣才算有黨性。”
賀龍的這一報告，集中了大家的意見，符合邊區财經工作實際，得到了贊同。中共中央西北局對此作出了相應的決議。此時，陳雲被任命為西北财經辦事處副主任，協助賀龍加強對邊區财政金融的領導。
在晉西北，賀龍是生産運動有名的倡導者，來到延安以後，又兼任财委副主任，組織全邊區的生産成為他分内之事。他尤其重視軍隊的生産運動。
到延安不久，他就同王震到南泥灣去看望在那裡屯田的三五九旅七一八團。
團長陳宗堯向他彙報說：“1941年來到南泥灣，1年内就開荒播種1. 22萬畝，收成不錯。”他請賀龍、王震去看看他們團種的莊稼，養的豬，請他們同戰士們一起吃一頓飯。
賀龍和王震在部隊開飯的時候，從一個連走到另一個連，檢查他們的夥食情況。賀龍揭開一個又一個用白布蓋着的菜桶，高興地喊起來：“啊，這紅燒肉燒得好！”“豆腐煎得兩面黃，炊事員同志真是費了工夫了。”王震說：“陳宗堯這裡可有幾個好炊事員。”陳宗堯在一旁得意地笑着。賀龍看了另一個連隊的夥食，笑着說：“唷，碗碗都是辣子。這是南方菜嘛！這是哪個連？”陳宗堯回答：“十一連。”賀龍說：“我就在這裡吃飯了”，說着，拿起一個饅頭嚼了起來。
一邊吃一邊說：“饅頭蒸得好。我帶幾個回延安去。”吃完飯，賀龍對王震和陳宗堯說：“生産方面你們已經打下了堅固的基礎，全團有近千頭豬，但還要好好生産，讓每個戰士吃得胖胖的，臉色紅黑紅黑。你們也要把屯田的經驗好好總結一番。”王震、陳宗堯點頭稱是。
1942年12月，賀龍在陝甘甯邊區高級幹部會議上就毛澤東的《經濟問題與财政問題》作傳達性發言時曾詳細介紹了三五九旅從事農業生産的成績和經驗，并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提出：到1942年，邊區大多數部隊應該完成自己所需糧食和被服的百分之八十，一部分軍隊如三五九旅應該完成百分之百。之後，賀龍一面深入部隊檢查督促，一面在邊區報刊上發表文章，在各種會議上講話，根據生産情況，在不同階段提出不同的要求，以推動部隊的生産運動。1943年3月，他提出了開展生産大競賽的建議；4月，他号召部隊要做到自給自足，而且，要有多餘的糧食送給政府機關；1944年，他又提出，為了減輕人民負擔，節約政府财政開支，部隊要為完成10萬石細糧而鬥争。這些建議，都是在總結了前一階段生産情況的基礎上提出來的，既能鼓舞群衆，又有完成的實際可能，因此，成為各個階段推動邊區部隊生産運動的動力。
1943年春，國民黨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守備部隊的備戰活動緊張起來。在這種情況下，生産還搞不搞？有人說，一搞農業，就要影響戰備工作，主張暫時放棄生産。賀龍分析了反頑鬥争總的形勢，認為仗不一定打得起來，但是，不能放松打仗的準備，有備無患嘛！生産呢？也不能放棄。他提出了“一手拿槍，一手拿鋤”的口号，并且向守備部隊建議：戰鬥與生産來個“分兵把口”，在前面挖好工事，築好碉堡，加強守備，在碉堡與工事後面開荒種地，搞好生産。他的這一主張得到了部隊的擁護，都照着辦了。結果，守備部隊既保衛了邊區，又發展了生産。賀龍後來風趣地對大家說：“我們在緊張的時候築碉堡，在碉堡後面開荒種地，并且喂了豬鴨雞兔。這些東西得到得不到呢？得到了。豬鴨雞兔，我們都吃了，但是，在碉堡那邊的頑軍，連我們的一根雞毛也沒吃上。”
在賀龍領導下，邊區部隊的生産運動搞得轟轟烈烈。1943年開荒20餘萬畝，占了全邊區開墾荒地總數的三分之一，共收細糧3萬石，三五九旅做到了糧食自給。三五八旅、獨一旅等其他邊區部隊做到了糧食大部自給，蔬菜全部自給。邊區部隊共養豬1萬餘頭，羊1.5萬隻，每人每月可吃到3斤肉。邊區部隊建立了11個紡織廠，年産布40萬匹，還織了許多毛毯、毛巾，做到了豐衣足食，兵強馬壯。這是古今中外曆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事。
賀龍來到延安不久，由于感情不合，與骞先任離婚了。延安的一些熱心人就忙着為賀龍當起紅娘來。西北局組織部長陳正人把中共延安縣委組織部長薛明介紹給賀龍。
薛明是河北霸縣人。抗戰開始後，一直從事抗日群衆工作。她帶了一支青年婦女抗日隊伍，從北平輾轉到長江以南，宣傳抗日。1938年，經新四軍江西辦事處介紹，她來到延安，先後在中共中央黨校、婦女大學學習，後來去清澗工作，成績突出，曾被選為縣參議員，後調任中共延安縣委任組織部長，是西北局着意培養的婦女幹部。
1942年春的一天，西北局書記高崗陪賀龍來到延安縣委。縣委書記和薛明接待他們。高崗對賀龍說：“這就是薛明同志。”賀龍同薛明握了握手。
談話中，他問薛明：“你認識葉群？”薛明說：“認識。”賀龍說：“今天是星期天，同高書記到這兒來轉轉，問點情況。我知道你同葉群是朋友。葉群在馬列學院把林彪同志的信給同學們看，這很不好。談戀愛嘛，你要不同意，就算了。為什麼把林彪同志的信給别人看呢？你倆很熟悉，你是不是可以告訴她，不要這樣做。”葉群是同薛明一道從江西來延安的，彼此是很熟悉的朋友。薛明感到，葉群這樣做确實不對。賀龍的态度很誠懇，是對同志的關心，所以點頭說：“可以。”賀龍高興了：“那很好。朋友嘛，就要這個樣子。你認為怎麼樣？”薛明回答說：“我同意賀老總的意見，這件事我可以辦。”賀龍點頭說：“那好，我要說的就這麼多。我知道，你在請澗工作做得很不錯。”臨走時，賀龍問薛明：“聽說你是天津人？”薛明回答：“離天津很近，霸縣人。”賀龍說：”我有個廚師，會做天津包子，你可以去嘗嘗，看像不像。以後有空到我那兒去玩。”說完，也不管薛明怎樣回答，甩開大步走了。
這次見面給彼此的印象都不錯，從此，兩人開始了交往。
1942年8月1日，賀龍與薛明結婚了。這一天，賀龍住的窯洞裡，高朋滿座，任弼時、林伯渠來了，高崗、陳正人、張邦英等西北局的領導人來了，賀龍的老部下王震、李井泉也都來了。林老舉着一杯酒指着陳正人說：“你這個紅娘做得不錯呀！他們倆同意結婚，我就來喝喜酒。老賀，祝賀你，我先敬你一杯。”薛明知道賀龍有胃病，不宜喝酒，那是賀龍的部下告訴她的。她馬上接過林老手中的酒杯，一飲而盡，于是，大家就沖着薛明開起玩笑來。窯洞裡充滿了洋洋喜氣。
沒過幾天，一二○師戰鬥籃球隊在賀龍的窯洞裡接受毛澤東的接見。賀龍陪着毛澤東來了。這是薛明第一次同毛澤東見面。毛澤東向薛明拱拱手，笑着說：“薛明同志，好呀！恭喜恭喜！”賀龍在一旁微笑着。他能不高興嗎？在延安，他有了一位伴随終生的伴侶。延安的歲月，賀龍是難以忘懷的。
在整風運動中
1942年，中國共産黨開始了整風運動，這是中國共産黨建設史上的一件大事。賀龍一到延安，無例外地投入了這一運動。1942年11月2日，他以一個普通黨員的身份在陝甘甯邊區高級幹部會上發言說：“整風整什麼？是整我們黨内不正之風，整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十年内戰中，中央蘇區垮了，鄂豫皖蘇區垮了，川陝蘇區垮了，湘鄂西蘇區也搞垮了，這都是不正之風對黨的危害。”他說：“今天我們的邊區黨内還存在些什麼不正的東西？整風整什麼？就是整鬧獨立性，整黨内那些不正的東西。”賀龍強調：“整風要從上面整起，上面整好了，下面一定整得好，這是個領導問題。上面沒有整好，下面有什麼辦法。我責備下面，首先要責備自己。責人首先要責己，責己嚴，責人寬。我今天是一個司令員，如果軍隊做了壞事，犯了紀律，違犯政府法令、政策，這個責任是領導機關負，我要負，我是一個司令員嘛。我罵下面說是你們不好，我自己好，下面心服嗎？不心服的。”
賀龍就以這樣的态度參加了整風運動。
當時，在邊區部隊中存在着一些不良傾向，諸如，不尊重中共中央西北局，不尊重邊區政府，少數幹部對地方幹部蠻橫無理，不執行精兵簡政的政策，不願參加邊區建設以及生産上各自為政、本位主義等等。針對這種現象，賀龍依據整風精神，在陝甘甯邊區高級幹部會上作關于整軍問題的報告，提出了開展整軍以克服“三風不正”，“使軍隊更進一步正規化”的要求。他強調，整軍的中心是加強一元化領導，“擁護中央與西北局，擁護邊區政府，愛護老百姓，擁護黨的一元化領導，為此，在部隊中要開展反對軍閥主義傾向的鬥争”。對于部隊中鬧獨立性、各行其是的傾向，賀龍給以嚴厲的抨擊。
他說：“軍隊不能鬧獨立性，政府不能鬧獨立性，民衆團體不能鬧獨立性。
我們邊區隻有共産黨，沒有兩個黨，為什麼共産黨裡頭槁獨立性這個東西？
西北局決議随便可以不執行？中央政策随便就可以不執行，這種黨員還象什麼樣子嘛？不象樣子。我當個師長，一二○師，我在那裡的時候部隊很好，如果我走了，部隊就不好了，這樣，我的黨性還有沒有呢？沒有了，是不是個好幹部？不是的。”賀龍的這些思想，從實際出發，針對性強，旗幟鮮明，在陝甘甯邊區部隊的整軍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
1943年1月6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出通知，批準高崗、林伯渠、賀龍、陳正人、賈拓夫5人為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務委員會委員。從此，賀龍以更多精力參預了西北局的領導工作。
1943年，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讨論黨的曆史上特别是第二次國内革命戰争時期政治路線的若幹問題。賀龍參加了這次讨論。紅二方面軍、一二○師，經曆了複雜的情況，在長期鬥争中也産生了一些有争議而需要統一認識的曆史問題，因而，在此期間，賀龍召集在延安的一二○師各部隊領導幹部開了幾次會，進行實事求是的讨論。這次讨論，涉及到洪湖時期的“肅反”問題，也談到了到達陝北以後的反軍閥主義鬥争，并且還讨論了抗日戰争初期開辟晉西北根據地的一些問題。通過讨論，大家統一了思想。甘泗淇在向中共中央軍委彙報時說：“我們在與敵人鬥争中，基本上是團結的，在賀、關領導下，忠實于黨，同心同德地幹，但有些同志過去對賀龍同志認識有不足和錯誤的地方。我們沒有從本質上認識他。在毛主席領導下，不久前開了個幹部會，現己解決了。”①1943年1月7日到9日，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級幹部會議上，中共中央秘書長、主管西北局工作的中央常委任弼時在會上作了題為《關于幾個問題的意見》的長篇講話。在這一講話中，對賀龍給予了高度評價。他說：“賀龍同志是一個真正身經百戰的勇士，有指揮戰争與建設軍隊的豐富經驗。他從小就有反抗舊統治的思想，在反動統治下，單人獨馬去創立武裝組織，從幾個人、幾匹馬、幾支槍的小隊伍發展到大的部隊，在舊社會裡做到鎮守使，大革命時代是國民革命軍的一個軍長，非常熟悉舊社會，特别是舊軍隊的情形。這都是值得我們向他學習的。但是賀龍同志偉大之處，不僅在此，而在于他對革命對黨的一貫忠誠的态度。他有百折不撓的精神，不因鬥争失敗而氣餒。南昌起義失敗後，他便跑到洪湖去，從僅僅幾個人的起義，發展成為大兵團的紅軍。後來因立三路線、‘左’傾機會主義路線而使部隊縮小，但他從不灰心喪氣，又跑到貴州東北部去建設根據地。他對黨中央的正确路線是堅決而忠實地執行的，從不以軍隊勢力和黨對立，不把軍隊看得比黨高。當二方面軍和四方面軍會合時，他是堅決反對張國焘所采取的反抗中央的行動的。”“他還時常說，率領軍隊的黨員，絕對不能把軍隊看成是自己的。自己如果調動工作時，就希望代替自己工作的人，能夠很快地把軍隊帶得很順手，很就緒，否則，自己心中是不安的。
這說明賀龍同志對黨對革命的忠實，說明了他是立場堅定，有原則性，有組織能力，善于和群衆打成一片，性格直率，富有魄力，大公無私的一個同志。”
但是任何一個人，即使最偉大的人物，也會有其自身的弱點。賀龍也一樣。在整風運動的審幹階段，因為對敵情估計錯誤，中共中央決定開展搶救失足者的運動，全邊區以至各根據地先後都動起來了。一時間各方面紛紛反映，黨政軍民團體中都混進了蔣、汪、日特務。在這種情勢下，賀龍在1942年10月和11月曾兩次在一二○師整風座談會上，把當時“坦白”出來的一些不真實的情況作為例子，動員幹部但白交待，并且點了一些同志的名。這種做法，不管是由于對情況認識不清，還是為了積極貫徹中共中央審幹的安排，其作用都是不好的，給一些幹部造成了傷害。後來，當擴大化的問題進一步發展時，便引起了他的警覺和反思。這年年底，在晉綏軍區請示關于清查幹部的若幹問題時，他便顯得十分慎重了，專電林楓、周士第說：“清查幹部的曆史和思想、配備幹部要慎重，要德才兼顧，避免宗派現象。”有一次，獨一旅一位領導幹部來聯防軍司令部彙報工作，賀龍對他說：“你這個人，自己有體會嘛！有血的教訓。你挑擔子、挨捆的滋味忘記了嗎？怎麼能相信你的部隊有幾百名特務？”過後，賀龍還派楊琪良随甘泗淇到獨一旅進行平反和其他善後工作。因此，一二○師在糾正搶救運動的錯誤上，總的來說，行動是比較迅速的。
整風運動結束以後， 1945年4月23日，中國共産黨在延安召開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賀龍作為代表參加了會議。6月9日，在這次大會的第十九次會議上，賀龍被選為中共中央委員。
世界反法西斯戰争進行到1944年，盟軍在歐洲的反攻節節勝利。在亞洲、太平洋戰場上，日本侵略者的處境也日益不妙。日軍為了在海上交通線被切斷時仍能保持其本土與東南亞的聯系，在當年四、五月間發動了打通大陸交通線的攻勢。蔣介石集團正集中精力保存實力，準備内戰，對日軍的進①甘泗淇：《關于一二○師的工作報告》，1943年5月。
攻毫無準備，連失河南、湖南、廣西、廣東大部和貴州一部，重慶震動。
根據國際國内形勢的變化， 1944年4月毛澤東指出：我黨我軍現在的任務是要準備擔負比過去更為重大的責任。我們要準備不論在任何情況下都要把日寇打出中國去。為我黨能夠擔負這種責任，就要使我黨我軍和我們的根據地更加發展和更加鞏固，就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據地的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遵照這一精神，以賀龍為首的陝甘甯晉綏聯防軍領導集體，除指導晉綏軍區進一步開展“把敵人擠出去”的鬥争，加緊拔除根據地内的敵軍據點和向敵占交通線發動攻勢外，還在中共中央直接領導下，先後組織了6支部隊開赴日軍1944年占領的地區，開辟抗日根據地。首先出動的是由三五九旅一部組成的八路軍第一遊擊支隊（南下支隊）。他們的任務是先到湖南建立以衡山為中心的根據地，而後逐步與中原部隊和廣東的東江縱隊聯接起來，形成解放區戰場的南方一翼，以便将來配合全國反攻。11月1日南下支隊在延安舉行誓師大會，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彭德懷、賀龍、葉劍英、聶榮臻都到會講了話。賀龍講話時，舉起十指張開的兩隻大手說：同志們！我們中國共産黨就是靠這個起家的。就是說，最初我們沒有一支槍、一粒子彈，是靠自己一雙手起家的。我們從敵人手中奪取武器，才有了人民軍隊，才發展成為現在的八路軍、新四軍。他的講話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離開延安以後很久，他那高舉起來的兩隻大手，還不時呈現在南下支隊指戰員的眼前。11月9日南下支隊離開延安，開始了轉戰晉、豫、鄂、湘、贛、粵數省的艱苦曆程。
中共“七大”以後，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全力準備對日本帝國主義實施反攻。1945年7月21日胡宗南悍然制造了“淳化事件”。他指揮國民黨軍暫編第五十九師、騎兵第二師、預備第三師攻占了八路軍在淳化縣爺台山的陣地，企圖以此為跳闆進而奪取關中分區，威脅延安。賀龍一面以聯防軍司令員的名義向蔣介石、胡宗南提出強烈抗議，在他緻胡宗南的信中說：“先生治軍失當，變起蕭牆，略無自責之心，反啟诿過之志”，“淳化兵變實在先生親手所創造，其然豈其然乎？”一面調動部隊，部署反擊。經毛澤東批準，他将正在開往對日反攻前線的三五八旅八團連夜調回淳化縣鳳凰山、照金地區，和新四旅、警一旅一道進行反擊作戰，指定張宗遜在現地統一指揮。反擊戰從8月8日夜開始，到9日下午2時結束，全殲國民黨軍進攻部隊，收複了爺台山陣地，粉碎了國民黨頑固派的陰謀，鞏固了陝甘甯邊區作為對日反攻基地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