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鞏固戰略樞紐
回師晉西北
1939年12月，胡宗南部進攻陝甘甯邊區、閻錫山部進攻山西新軍和八路軍，将國民黨頑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推向了頂點。閻錫山經過密謀策劃， 1939年11月下旬密令第六集團軍總司令陳長捷指揮第六十一軍、第十九軍等部，分南、北兩路向駐晉西南的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二縱隊和八路軍一一五師晉西獨立支隊發動進攻。12月3日，閻軍在永和附近襲擊了決死二縱隊一九六旅旅部，同時破壞永和、石樓等地抗日民主政權及“犧盟會”等抗日群衆團體，殺害了洪洞縣、蒲縣的縣長及位于隔縣的八路軍晉西獨立支隊後方醫院的傷病員，制造了“十二月事變”，又稱“晉西事變”。對此，中共中央軍委及時指出：閻錫山發動這一事變，目的在于向我們示威，取得我方讓步，以便他能确實掌握晉西南、晉西北兩區，壓倒新派①及八路軍的力量，以準備在對日投降時處于有利地位。而“晉西南、晉西北兩區為華北與西北之樞紐，必須掌握在抗戰派手裡”。
當時，賀龍正率部轉戰于晉察冀邊區的阜平、平山。駐晉西北的新三五八旅旅長彭紹輝帶領護送彈藥的七一四團兩個營于12月6日到達平山回口村，向賀龍、關向應報告山西局勢，請示方略。賀龍、關向應根據中央軍委指示及彭紹輝報告的情況，清醒地估計到閻錫山可能企圖先将晉西南新軍摧毀，然後進攻晉西北新軍。賀龍對彭紹輝說：“晉西北閻軍眼前沒有行動，不過是他們的策略，用以麻痹晉西北新軍。晉西北閻軍不會無所作為。要記住，趙承绶曾經收買暫編第一師第四十四團團長冀聘之叛變。因此，新三五八旅不能掉以輕心。”關向應也指出：中央軍委指示，要堅決反擊閻軍的進攻，力争抗戰派的勝利。新三五八旅應迅速備戰，支援新軍。他建議彭紹輝盡速返回晉西北，準備反頑鬥争。
事情的發展果如賀、關所料。12月中旬，趙承绶奉命放棄忻縣、甯武、神池、五寨、靜樂等地的對日陣地，将兵力集結于興縣、臨縣地區，陰謀伺機向晉西北新軍及八路軍發動進攻。趙承绶還采用威脅利誘、分化瓦解的手段，策動決死四縱隊中的反動軍官發動叛亂。
12月13日，賀龍、關向應打電報給晉西北區黨委副書記、新二五八旅政治委員羅貴波，對怎樣應付這種局面提出了具體意見。其要點是：軍事上，應将新三五八旅旅部及主力七一四團集結于普明鎮與赤堅嶺之間，控制赤堅嶺，保持機動地位；警六團集結于岢岚、保德、五寨間的三角地帶，策應和支持新軍暫一師；獨立一團、獨立二團靠近決死四縱隊，取支持之勢。在政治上，應召集新軍中的黨員負責同志，作應變的具體部署。要清醒地估計到新軍因幹部成分複雜而産生分化的可能，對于事變中的壞分子應斷然處置。
這些意見是有預見性的，但是，沒有得到充分的貫徹。原因是多方面的。閻錫山從1939年3月在陝西省宜川縣秋林鎮召開高級軍政幹部會議（即秋林會議）以後，即陰謀在山西排斥共産黨、八路軍，破壞山西各派力量的團結。
閻錫山将山西全省劃分為4個行政區。晉西北為第二行政區，以騎一軍軍長趙承绶兼任行政區主任，下轄10個師管區，一律由閻軍各師、旅長兼任管區司令，總攬軍政大權，限制新軍、八路軍籌措糧食和補充兵員，企圖達到“餓①“新派”、”新軍”指“犧盟會”、青年抗敵決死隊、暫一師、工衛旅等共産黨領導下的山西進步抗日力量，區别于在閻錫山直接控制下的、人你“舊派”、“舊軍”的力量。
死、困死、趕走八路軍”的目的。因此，晉西北新軍和八路軍不得不分散各地籌糧籌款，補充新兵，一時很難照賀、關意見迅速集中；新三五八旅主力七一四團，長年執行護送陝甘甯邊區與各抗日根據地之間來往人員和物資彈藥通過敵人封鎖線的任務，本身發展不大，此時，還在執行任務途中，因此，要執行賀、關指示存在實際困難。所以，當12月18日，新軍暫一師師長續範亭借故退出趙承绶召開的軍事會議，連夜向晉西北區黨委揭露趙承绶妄圖進攻晉西北新軍、八路軍的陰謀計劃之後，晉西北區黨委與續範亭商定，調暫一師三十六團來岚縣裴家莊、百化宇、祁家莊一帶，與新三五八旅七一四團留下的1個營靠攏，準備應付即将發生的突然事變，同時，命令警六團、工衛旅、暫一師等部隊迅速以營、團為單位集結待命。24日，三十六團到達岚縣地區布防。
12月27日，決死二縱隊與八路軍晉西獨立支隊為保存有生力量、避免事态擴大，随晉西南區黨委越過離（石）軍（渡）公路，到達晉西北的臨縣招賢鎮。趙承绶立即以臨縣為中心，集中兩個軍的兵力阻止決死二縱隊北上，并陰謀襲擊新三五八旅旅部和決死四縱隊。
29日，彭紹輝率七一四團兩個營星夜趕到岚縣史家莊，投入反頑鬥争。
12月31日，中央軍委發出反頑鬥争指示，指出：“勝利進行這一鬥争，保持山西抗戰根據地在我手中，保持華北與西北的聯系，這是目前的中心問題。”軍委命令：“賀、關立即出發，到晉西北指揮戰争，愈快愈好。”據此，彭德懷于1940年1月3日下令一二○師主力緊急回師晉西北。
賀龍連夜在回口村召開幹部會議進行緊急動員。他對國民黨、閻錫山背信棄義，非常生氣。山西抗戰局面是八路軍、新軍支撐的。1937年到1938年，在日軍進攻面前，閻錫山的晉綏軍節節敗退，部隊潰散，減員嚴重。收複7城以後，戰動總會将動員的一部分新兵補充給趙承绶、郭宗汾、傅作義等部，使其重整旗鼓。如今，卻恩将仇報，制造”十二月事變”，怎不令人氣憤。在動員會上，他大罵閻錫山、蔣介石，他說：“他搞摩擦，老子要反摩擦。我要把他摩擦掉！”由于情緒激動，一揮手，竟把一盞照明的馬燈碰翻在地。他決定“全師迅速開赴晉西北，并由他率領兩個團先期西進。”
但是，由于部隊集結、補充衣被鞋襪等問題上存在實際困難，一時無法啟程。賀龍發火了。他把參謀長周士第、供給部副部長範子瑜狠狠地批評了一通，責問他們為什麼對這樣重大的事抓得不緊。當他弄清情況以後，即令範子瑜10天之内完成物資補充。他每隔1天就要把範子瑜找來問一次進展情況。他根據部隊集結、物資補充情況和行程估計，1月中旬方能趕到晉西北，這樣，有可能喪失反頑時機。怎麼辦？他想讓在綏德的王震部過河，在一二○師主力回到晉西北之前指揮和協同新三五八旅擊破頑軍，以解燃眉之急。
賀龍心裡很着急。他把事情的原委和自己的建議向毛澤東作了報告。毛澤東從全局考慮，沒有同意這個建議，回電說：王震一動，蔣介石駐西安行營主任蔣鼎文會對陝甘甯邊區發動進攻。毛澤東重申：“晉西北全部作戰指揮由你們直接負責。”從而，把反頑鬥争的重擔放在賀龍、關向應的肩上。
于是，賀龍一面抓緊回師準備，一面給彭紹輝、羅貴波發出指示，要求他們：機動靈活，迅速打擊騎一軍，奪取方山，迫使其重新部署，以争取時間，集結力量，與之決戰。賀龍、關向應提出的具體措施是：新三五八旅和決死四縱隊、暫一師主力應盡力控制赤堅嶺、寨上一線，相機占領白文鎮；七一四團、決死四縱隊1個團占領方山，掩護決死二縱隊、晉西支隊北撤；迅速解決仍然堅持反共立場的工衛旅旅長郭挺一的問題。後來，晉西北第一階段讨逆軍事行動的發展，與這一意見基本一緻。
毛澤東考慮了賀龍關于不失反頑時機的意見，指派中央軍委參謀長膝代遠去晉西北指揮、協調當地的反頑鬥争。
晉西北區黨委在1939年12月29日決定成立以續範亭為總指揮的“晉西北擁閻抗日讨逆總指揮部”，從1940年1月1日起，實施反擊。晉西北各部隊從1940年1月2日到9日，先後占領寨上、開府、陽坡、馬坊、方山、白文鎮等地，殲滅了騎一軍第三團，将趙承緩、郭宗汾部主力驅至臨縣城及其附近地區。9日，膝代遠到達晉西北，組成了晉西北行動委員會。由滕代遠統一指揮晉西北、晉西南的新軍和八路軍，進行第二階段讨逆軍事行動。10日，滕代遠将晉西北各軍組成左右兩集團，合擊臨縣。經3天激戰，趙承绶、郭宗汾丢棄縣城向汾（陽）離（石）公路以南潰逃，晉西北反頑鬥争基本結束。
24日，賀龍、關向應趕到岚縣史家莊，與滕代遠、林楓、趙林、彭紹輝、羅貴波等會面。此時，反頑鬥争雖已取得勝利，但留下了許多亟待處理的問題，如晉西北頑固派武裝尚未全部肅清，由同蒲路以東跑來的閻錫山第十行署主任兼保安司令白志沂、第十一行署主任兼保安司令楊集賢部尚盤踞在晉西北北部；新軍、犧盟會經過這次事變，亟待整頓和補充；各級政權尚須改造或重建；極度困難的财政經濟問題必需解決；以及準備對晉西南閻軍實施反攻等等。因此，膝代遠十分盼望賀、關早日回師。在史家莊見面後，他立即向毛澤東報告：“晉西北黨政軍民統一領導，由賀、關負責，當可大力加強。”賀龍、關向應則希望膝代遠在晉西北多逗留一段時間，協助他們做好工作。滕代遠答應了。
1940年2月初，賀龍決定新三五八旅七一四團和暫一師三十六團開赴岢岚、河曲、保德，解決北邊的頑固派。為此，賀龍來到新三五八旅旅部，親自同該旅領導幹部談話。他說：“你們到北邊去，解決那兒的頑固派，要在那兒建設根據地。要把那裡當成你們的家，将來要在那裡搞個分區，交給你們。”2月31日，七一四團和三十六團出發北上，先在興縣魏家灘消滅了閻錫山的遊擊第三師，接着，将白志沂、楊集賢兩部700餘人全部肅清，又勸說國民黨察哈爾遊擊司令馬占山、國民黨軍第八十六師高雙成兩部，退回到他們原來所在的綏遠和陝西府谷等地。從此，晉西北結束了抗戰以來兩種軍隊、兩種政權并存的局面。
趙承緩、郭宗汾逃離晉西北以後的第14天，即1940年1月27日，中國共産黨中央為了争取閻錫山繼續抗日，以十八集團軍留守兵團主任肖勁光的名義緻電閻錫山，表示願意出面調停山西新舊兩軍的沖突，使山西恢複團結抗日的局面。2月25日，肖勁光和王若飛持毛澤東親筆信去秋林，向閻錫山面述中國共産黨的主張和建議。
賀龍也給閻錫山寫了一封信，請肖勁光帶往秋林。這封信是這樣寫的：“司令長官鈞鑒：職在路東聞晉西發生嚴重摩擦事件，深恐不利抗戰，因此趕回路西，拟加調處。行至岢岚，聞趙司令已奉鈞座命令移防石樓一帶，新舊沖突亦己停止，無任欣慰。八路軍與晉綏軍同在鈞座領導之下，抗戰三年，感德至深，尚祈時賜指示，俾團結益堅，進步益速，龍深感幸。”
賀龍寫此信的目的有二：一是說明一二○師回師晉西北是為了調停新舊兩派沖突，團結抗日，回師有名，合情合理。二是借此通知閻錫山，一二○師主力已回到晉西北，一切反共倒退行為均無出路，以促使閻錫山繼續抗日，為肖、王秋林之行助力。這封信，經過毛澤東修改，柔中有剛.是頗具策略之舉。閻錫山深知他的軍隊已遭慘敗，隻好接受中共主張，于4月20日與肖、王達成協議，以汾離公路為晉西南與晉西北分界線，以汾河為晉西南與晉東南分界線。晉西南為閻軍活動區域，晉西北，晉東南為八路軍和新軍活動區域，從而結束了這次沖突。
建設晉綏區
1940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要求“賀、關将整個晉西北及綏遠，南起汾離公路，北至大青山脈化為鞏固的根據地，建立西北與華北的戰略樞紐”。
賀龍明白，這是中共中央的一項重大戰略部署。晉綏地區不僅是中共中央與各根據地聯系的交通樞紐，而且是陝甘甯邊區的屏障，地位重要，把它建設成鞏固的根據地，意義重大。
然而，擺在賀龍、關向應面前的卻是一個極其困難的局面。
作為晉綏抗日根據地主要部分的晉西北，雖然是八路軍最早開辟的敵後根據地之一，但在結束“十二月事變”之前的近兩年半時間裡，是一種統一戰線的局面。政權、财權大多為國民黨所掌握，群衆的動員和組織，人民武裝和抗日政權建設，無一不受到限制和阻撓，中國共産黨和進步的抗戰組織的活動，經常遭到幹擾和破壞，因而根據地的許多建設工作，此時幾乎還要從頭做起。
在軍事上，日軍在晉西北周圍配置有第二十六師團和3個獨立混成旅團的部隊以及一批僞軍。他們正在準備發動大“掃蕩”，擴大占領區，而一二○師主力轉戰晉察冀，長期作戰，兩期整軍計劃都未完成，急待休整；留晉西北部隊在閻錫山“餓死、困死、趕走八路軍”的陰謀活動中，減員嚴重，新三五八旅主力七一四團僅有1000餘人，警六團、獨二團等則不足1000人，戰鬥力有所削弱；新軍長期以來以統一戰線性質的抗日武裝的面目出面，人多槍少，成員比較複雜，反頑鬥争以來，思想上問題不少，極需整訓。
最嚴重的是财政經濟問題。晉西北處在西起黃河，東至同蒲路，北到長城，南抵汾離公路之間的黃土高原上，東鄰晉察冀抗日根據地，西鄰陝甘甯邊區和國民黨軍控制的神木、府谷地區，南面為閻錫山統治的晉西南，北接綏南遊擊根據地，南北長約270公裡，東西寬約160公裡，幅員比較狹窄，而且沒有擴大發展餘地。這個地區内有30多個縣，但抗日政權管轄下的人口僅一百幾十萬，地瘠民貧，其北部更是山西有名的貧困區域。以本地資源供應衆多軍隊和地方脫産人員，支持長期戰争，人力、物力、财力都十分不足。
抗戰以來，由于日寇的摧殘，戰争的破壞，連年的天災，加上閻錫山數十年的殘酷盤剝，晉西北人民生活已極其困難。“十二月事變”期間，閻軍對晉西北又作了一次洗劫，把本已不多的财富擄掠一空。晉西北勞動力銳減，農業生産遭到嚴重破壞。據調查，到1940年初，農業勞動力比戰前減少了三分之一，騾驢減少十分之八、九，羊減少十分之六；許多土地荒蕪，耕地面積僅達戰前百分之八十四，糧食産量降低三分之一以上，棉花總産量隻及戰前的百分之三；工礦、手工業大部被毀，本來不發達的手工紡織業更是百分之百地停頓了。吃飯、穿衣成為最嚴重的問題。糧食極度匮乏。部隊艱難籌措到足夠的食用谷物，隻能以黑豆充饑。這種黑豆，本是用來喂牲畜的，現在卻成了人們的主糧，而且就是這種黑豆也供應不足，有時部隊隻能喝黑豆煮的稀飯。賀龍、關向應他們也和大家一樣。他們把黑豆皮去掉，将其碾成小顆粒，煮成幹飯，其昧苦澀。當地把這種做法叫做吃“黑豆摻慘飯”。師副官處怕賀、關天天吃黑豆影響身體健康，想設法給他們弄點白面、小米來調劑一下，但是，賀龍不允許，他說：“大家能吃，我們為什麼不能吃？”有時候，續範亭等領導人來，賀龍招待他們的也是黑豆糁糁。在穿着上，許多部隊的衣被鞋襪皆無着落，新軍幾乎完全沒有被子。财政上困難尤甚。晉西北原來使用的是閻錫山發行的鈔票。蔣介石是不準各省自行發行紙币的，但是，在1939年，閻錫山一面向蔣介石政府要錢，裝滿自己的腰包，一面私自發行鈔票，坑害百姓。閻錫山怕蔣介石幹涉，以晉興出版社作掩護，在山溝裡秘密印刷他的紙币。由于印刷質量不佳，人們把這種紙币叫做”大花臉”、“二花臉”。初發行時，每1元可買小麥1.5公斤，兩年後，由于發行過濫，屢屢貶值，以緻1元錢買不到0.5公斤小麥。閻錫山在晉西北留下了幾千萬元”大花臉”。“十二月事變”之後，這種鈔票一夜之間成了廢紙，使晉西北人民受到了嚴重損失。賀龍、關向應向中共中央和北方分局報告說：“我軍保存的大多是‘大花臉’，故‘大花臉’打倒給了我們以嚴重打擊。”抗日政府真可謂一貧如洗。部隊那一點點生活津貼一連六七個月發不出來，連買冬衣的錢也沒有。至于經濟建設，一無資金，二無經驗，更無從談起。一言以蔽之，問題嚴重，困難重重。
賀龍、關向應正是迎着這樣的困難，開始了領導建設晉西北抗日根據地的艱苦工作的。
在賀龍、關向應的工作日程上，第一位的是成立晉西北根據地的領導機構。1月26日，在賀龍、關向應回到晉西北以後召開的第一次軍政民高級幹部會議上，着重讨論了成立晉西北政權機構及制定施政綱領問題。2月1日至3日召開的第一次行政會議上，宣布成立山西省第二遊擊區行署（這是為了便于進行統一戰線工作，沿用的閻錫山政權機關的舊稱， 1941年8月1日改稱晉西北行署）。由續範亭任主任，牛蔭冠任副主任。行署成立以後，很快任命了各專員公署的專員。續範亭、牛蔭冠等在建設晉西北抗日民主政權，支持革命戰争上發揮了重要作用。2月7日，根據中共中央決定，由賀龍、關向應、滕代遠負責，将晉西南、晉西北兩個區黨委合并，成立晉西區黨委，由原晉西南區黨委書記林楓任書記，原晉西北區黨委書記趙林任副書記，領導晉西南、晉西北兩區黨的工作。2月24日，遵照中共中央1月23日指示，成立了晉西北軍政委員會，統一領導晉西北黨政軍各項工作，賀龍為書記，關向應為副書記。為了統一協調運用各種力量，還由各界代表組成了晉西北軍政民聯合委員會，由賀龍任主任委員。在軍政委員會統一領導下，逐步展開了建設晉西北抗日根據地的各項工作。
晉西北新的抗日民主政權成立以後，為了渡過難關，堅持抗戰，開展了擴兵、做軍鞋、獻金、獻糧四大動員運動。在廣大人民群衆支持下，兩個多月内，參軍青年達1.5萬人，做軍鞋12萬雙，獻糧10萬石①，獻金折合法币②181萬元，暫時解決了困難，對于壯大抗日武裝，鞏固根據地起了一定的作用。中共中央書記處1940年6月11日在對晉西北工作的指示中說：“創造晉西北根據地和四大動員都獲得了很大成績。”但是，在“四大動員”中也産生了嚴重錯誤，其實質和後果，晉西區黨委書記林楓1940年9月21日在晉西北第二次行政會議上指出：“‘四大動員’是沒有很好地把握統一戰線的原則，違犯了統一戰線，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許多本來不是要反對我們的人，由于我們過左的錯誤，引起了他們的逃跑，很多人本來可以和我們一道抗日的，但我們的錯誤做法，使他們産生恐懼，以緻影響到統一戰線的鞏①市制，1石為60公斤。
②國民黨政府1935年11月4日廢止銀本位制，采用紙币制，以中央、中國、交通銀行（後增加中國農民銀行）發行的紙币為法币。
固”。因此，糾正“四大動員”中的錯誤，便成了當時建設晉西北根據地的一個重要問題。
賀龍、關向應作為晉西北根據地的最高負責人，雖然當時正忙于組織指揮春季反“掃蕩”和準備對付國民黨軍第六十九軍可能從黃河以東對陝甘甯邊區的進攻，但是，對“四大動員”中發生的問題，他們仍然十分關注。賀龍曾對晉西區黨委副書記趙林說：“老趙呀，你們把籌來的錢、物交給部隊，這是對的。可是，工作中有缺點啊！動員嘛，還得做工作，搞強迫命令可不應該。過去我在舊軍隊工作，要籌糧籌款，就把土豪紳士們找來，要他們出錢出糧，他們還能不給？可現在我們要搞統一戰線，既要向他們籌款籌糧，還要團結他們抗日，特别是中農，搞強迫命令更不對！”此時，賀龍對這一問題的性質雖然還沒有認識到是政策過左，但己看到了問題的嚴重性，感到了自己的責任，因而，在春季反“掃蕩”結束後，他立即參加了5月15日召開的晉西區擴大幹部會議，參與總結根據地建設中的經驗教訓，部署糾正“四大動員”中的偏差。賀龍在會上指出：“四大動員”的主要問題是用強迫命令的方式讓地主、富農獻金、獻糧，有的還吊打地主，擅自搜查。這些做法不僅使地主富農害怕失去其經濟利益，而且感到人身安全無保障，對共産黨感到失望。這次會議總結了“四大動員”的經驗教訓，确定組織軍政民聯合考查團分赴各地檢查糾偏。賀龍、關向應為此從一二○師抽調了300餘名幹部組成19個工作團，參加區黨委主持的糾偏工作。
擴大幹部會議結束以後，賀龍、關向應立即派周士第去延安，向中共中央書記處就晉西北根據地建設上存在的問題作詳細彙報。中央書記處聽了彙報，于6月8日對晉西北的工作發出指示，指出：晉西北的這一錯誤是“政策一般過左，有離開統一戰線正确原則的極大危險”。賀龍、關向應對此十分重視。他們認為中共中央的指示是進一步端正和提高幹部思想，克服“左”傾傾向的巨大力量，就與林楓、趙林商量，決定立即召開會議傳達貫徹，然而，此時，日軍又發動了夏季大“掃蕩”，晉西北全體軍民投入了緊張的反“掃蕩”，會議不能開了。他們決定在高級幹部中先行傳達，并聯系實際，分項檢查政策上“左”的傾向。“百團大戰”結束後，晉西區黨委根據賀、關意見于1940年12月10日至1941年1月15日召開了地委書記聯席會議，貫徹中共中央指示，以提高幹部認識，檢查糾偏工作。賀龍、關向應參加井領導了這次會議。會議開得很成功，與會的各級領導幹部認識到，晉西北出現這種“左”傾錯誤的根源”是對中國革命性質、統一戰線政策及中國革命長期性認識不足”，從而提高了思想和政策水平。糾正“左”傾錯誤的工作也取得了成績：争取回來逃亡出去的富戶364戶，占逃亡富戶的三分之二；争取了不少中間分子和知識分子，調動了他們的積極性，統一戰線工作有了不少進展；認真執行了中共中央關于政權建設的“三三制”政策①，幹部威信也有了提高。在賀、關等領導下，這次會議使晉西北根據地的政權建設和其他各項工作走上了健康發展的道路。
因而，中共中央于1941年2月14日将賀、關、林、趙關于這次會議情況的報告提綱批轉各根據地參考。
對于一些做過了頭的事，賀龍還親自作了幹預。臨縣商會會長馮錫蕃，①抗日銀據地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權，在政府人員分配上采取的政策。一般為，共産黨員、左派進步分子、中間分子及其他分子（代表中等資産階級和開明士紳）大體各占三分之一。
在閻軍從臨縣潰逃時，困不明情況，曾随同逃離1天，第二天即自行脫離閻軍返回臨縣。後來，被人誣告，說他當過閻方的方山縣縣長，還殺害過抗日幹部，因而被臨縣新政權扣押，并沒收了他的财産。事情查清後，正值“四大動員”，又把他作為“動員對象”，要他拿出1萬銀元，不然就關着不放。
賀龍知道此事後，打電話給駐臨縣的決死四縱隊司令員雷任民，告訴他：馮錫蕃從1937年起就為八路軍辦事。1937年冬，一二○師剛到晉西北，前方指戰員沒有冬裝禦寒，賀龍讓供給部找馮錫蕃想辦法。馮錫蕃經過多方奔走，沖破諸多難關，為一二○師籌制了1萬套棉衣，價值銀洋約20萬元。此後，也經常為八路軍解決困難。賀龍說：“對于這樣一個人，我們怎麼能這樣對待他呢？他的财産已被沒收，哪裡還有1萬銀無。快做點工作，把馮錫蕃放了，送他到一二○師師部來。”在軍政民聯合委員會上，賀龍就此事向有關人員反複說明情況，指出這種做法不符合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并親自出面保釋他。幾天以後，雷任民在臨縣請馮錫蕃吃飯，對他說：”對不起你，在軍法處住了這麼久，今天請你吃點便飯，座談一下。賀老總打電話來，要你去師部。飯後，我派騎兵送你去。”到了一二○師，供給部副部長範子瑜接待了他。周士第專門來看望，對他說：“你可以到司令部來玩嘛，不用怕。賀老總為你的問題，同雷司令談過多次。賀總說，如果有誰殺害了馮錫蕃，我同他算老帳。”從此，馮錫善走上了革命道路，在根據地的商業貿易戰線上積極工作，為改善晉西北經濟環境而努力。後來，随賀龍入川，先後擔任過四川省商業廳、供銷社、醫藥貿易局、醫藥公司的負責幹部，當選為全國人大代表， 74歲高齡加入了中國共産黨。
為解決晉西北嚴重的财政經濟困難，賀龍花費了更多的心血。
1940年2月在窯頭村召開的旅以上幹部會議上，賀龍就要求各部隊集中人力、物資進行後方建設，力争自力更生，減輕人民負擔，為晉西北人民分憂。他從工人自衛旅中挑選了一批學生和技術工人，讓他們帶着幾台舊機器，以一二○師修械所為基礎，去黃河西岸陝西葭縣（今佳縣）辦兵工廠。1940年3月，他們辦起了晉綏根據地第一個兵工廠――悖牛溝修械廠（後改稱晉綏兵工廠），從此晉西北根據地有了自己的軍工企業。
對于解決晉西北嚴重的經濟困難，根本出路在于發展生産，尤其是恢複和發展農業生産。這一點，賀龍思想上十分明确。晉西北行署成立不久， 1940年4月20日，就頒布了《減租減息條例》，規定在全區普遍實行減租百分之二十五，并取消一切附加；新債和舊債的年利率一律不準超過百分之一，嚴禁對農民高利盤剝。這一條例的實施，大大地提高了根據地農民的生産積極性。接着，經過賀龍、關向應、林楓、趙林共同商量，成立了晉西區黨委财經委員會，賀龍親自擔任這個委員會的書記，統一領導晉西北的财政經濟工作。賀龍作為财經委員會書記，所做的頭一件事就是要解決金融問題。在這方面，賀龍想了不少辦法。
早在1940年1月，賀龍剛回到晉西北，就感覺到了經濟問題的嚴重性。
他把師供給部陳希雲和範子瑜兩位部長分别派到晉中和晉北，要他們到敵占區去籌款。結果，收效甚微。賀龍又派範子瑜去大青山地區籌集物資，賣到敵占區和國統區去換取晉西北急需的資金。1940年下半年範子瑜第一次上大青山，變賣了籌措到的物資，帶回三四十萬塊銀元。這時，延安的黨中央機關，經費也極為困難。軍委參謀長葉劍英、後勤部長葉季壯打電報向一二○師求援。賀龍把陳希雲、範子瑜找來，讓他們看了延安發來的電報，然後問：“你們看怎麼辦？”兩位部長心裡想，好不容易弄來的這點錢還不夠晉西北急用呢！可是，首長問話豈能不答。範子瑜隻好說：“請老總裁定吧！”賀龍又問：“你們從大青山帶回來多少錢？”範子瑜說：“三四十萬塊銀元。”
甘泗淇、周士第說：“老總，你決定個數字馬上送去吧。”賀龍銜着煙鬥沉思片刻說：“你們從中拿出三分之二連夜送到延安去。”陳希雲着急了。眼下晉西北急需用錢，送走那麼多，自己怎麼辦呢？他馬上說：“老總，我們部隊還沒有過冬的棉衣呢！”賀龍看了他一眼說：“你要頭，還是要身子？”
在他看來，支持黨中央，支持延安，是義不容辭的任務。範子瑜一共上了3次大青山，每次回來，賀龍都要讓他給延安送錢。整個抗戰期間，由賀龍決定從晉綏地區向延安送了多少錢，己無法統計了。
籌措資金不失為解決财政困難的一種辦法，但更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金融機構，才可以運用有效的機制穩定物價、發展生産、溝通城鄉物資交流、保證供給，因此，财經委員會決定建立人民自己的銀行。這是一個重大任務，由準來負責呢？賀龍、關向應、林楓都想到了劉少白。劉少白很早就同中國共産黨有接觸。他的女兒劉亞雄是加入中國共産黨較早的一批女黨員之一。
1937年8月由王若飛、安子文介紹，劉少白加入了中國共産黨，成為不公開身分的黨員。劉少白畢業于山西大學法律系預科，在河北省建設廳、天津商品檢驗局當過科長，有相當的經濟工作經驗，而且，對山西的經濟情況比較熟悉，是一個理想的人眩因此，賀龍親自出面邀請他出任總經理，籌建銀行。經劉少白多方籌措，籌集到了開辦銀行必需的資金。1940年5月，西北農民銀行在興縣正式成立，不久，又發行了晉西北根據地的貨币――西北農币。銀行的成立，農币的發行，對于穩定金融，争取晉西北财政經濟的好轉，起了重要作用。
1940年春季和夏季日寇對晉西北的兩次大“掃蕩”，特别是實行“三光政策”①的冬季大”掃蕩”，使晉西北尚未來得及解決的經濟困難更加嚴重。
賀龍在冬季反“掃蕩”勝利以後，馬上對晉西北的經濟狀況進行調查研究。
在此基礎上，他建議召開财經會議，讨論怎樣克服困難，渡過難關。1941年3月4日，晉西北行署召開财政經濟會議，賀龍在會上作了報告，他指出：“現在的問題是群衆沒有飯吃，沒有衣穿，沒有房子祝我們必須解決這些問題。這是一個中心工作，黨政軍民，要一緻努力，各級領導要深入實際，下決心把生産建設工作做出成績來。”根據賀龍的建議，這次會議确定把發展生産、加強經濟建設作為1941年的中心任務，并明确提出了“以農業為主”的發展生産方針。會後，賀龍又四出奔走，動員黨政機關，将行署、軍區、新軍總指揮部、青聯、婦聯等單位聯合起來，組成晉西北春耕委員會，統一領導全區黨政軍民開展大規模生産運動。他領導軍區後勤部門着重抓了4件事：第一件，生産糧食；第二件，解決服裝供應。主要是發動部隊種棉花，建設河西被服廠和用土特産交換布匹。到1942年夏天，一二○師每人都領到了1套夏服，并且撥給新軍8千套夏裝；第三件，解決副食品供應和燃料。
要求各部隊建立油榨房、粉房，挖煤炭。晉西北煤多，賀龍讓獨一旅、獨二旅①各抽出一部分人來開礦挖煤，供應部隊和群衆燃料；第四件，開辦商店，①即日寇對華北各抗日根據地實行的殺光、搶光、燒光政策。
①三五八旅返抵晉西北後，新三五八旅改稱獨二旅。
活躍經濟，解決部隊的日常開支。半年内，晉西北各部隊一共開了16個商店，赢利法币70萬元，農币60萬元。在賀龍領導下，部隊生産發展很快，真正起到了帶頭作用。經過黨政軍民在發展生産方面的不懈努力，到1943年，晉西北的經濟狀況，己有顯著改善。晉西北是華北與西北、中共中央與敵後各根據地聯系的樞紐。1940年10月，賀龍根據中共中央指示成立了晉西北交通司令部，由一二○師三五八旅和決死二縱隊各組織了相當于1個營兵力的交通大隊，專門擔負護送延安與敵後各根據地來往人員、物資、經費的任務。
1941年3月，他又成立了晉西北軍區交通運輸委員會，指定參謀長周士第兼任主任委員，進一步加強交通部隊，做好護疊工作。許多從晉察冀、晉冀魯豫、山東和江蘇等地去延安開會、彙報和出差的人員，都要經過晉西北，在興縣落腳。賀龍為此指定了兩個招待所，指派副官處長陳仕南負責接待來往人員。賀龍對陳希雲、陳仕南說：“興縣是延安的大門，我們要為黨中央、毛主席看好這個大門。一方面要保衛黨中央、毛主席的安全；一方面要把過往同志的生活照顧好。他們提出的要求，隻要我們能辦到的，一定要幫助解決好，使他們滿意。”1942年10月，劉少奇從新四軍回延安。一路上要通過敵人的重重封鎖線，被褥、替換衣服等都不便随身攜帶。一到興縣，供給部就給劉少奇将這些東西一一補充好。其他領導同志從敵後來到晉西北，也都是缺什麼補什麼。對于一般過往幹部也是這樣。1942年5月，晉察冀的抗大二分校一批學員遷往延安，一個100多人的女生隊，在過同蒲鐵路時，被敵人沖散，被子、衣服、生活用品全部丢光了。當她們三五成群地到達興縣時，供給部及時給她們補充了被服。賀龍知道了很高興。他說：“延安生活很困難，我們甯可自己苦一點，也不能給黨中央增添麻煩。要想方設法減輕陝甘甯邊區人民的負擔，這是我們的光榮責任，也是我們應盡的革命義務。”
1942年秋，彭德懷從太行山到延安開會，在興縣講話說：“我們從太行出來，經過若幹道封鎖線，東西都扔光了，感謝你們把所有問題都解決了：吃的、穿的，還有牲口，還特意給我們改善生活，讓我們好好休息。賀總在晉西北甯肯自己餓肚子，吃黑豆，也要招待好過往的幹部，這一點，人人皆知，我是很欽佩的。”
賀龍曆來重視文化建設，把它看作是增強部隊素質，提高土氣的重要措施之一。他親自創建了戰鬥劇社， 1939年，又從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抗日軍政大學和冀中參軍青年中動員了不少人參加劇社，編演了許多好的話劇，使戰鬥劇社成為敵後一個頗有影響的藝術團體，培養出了一批優秀的藝術工作者。後來，活躍于電影界、話劇界的著名導演成蔭、歐陽山尊、嚴寄洲等都曾在這個劇社工作過，都受過賀龍當面教誨。1941年，賀龍又四處物色愛好京劇的人材，成立了一二○師戰鬥平劇社（京劇在當時稱平劇）。他向負責組建平劇社的劉西林、張一然說：“演舊戲一定要除掉封建毒素和低級庸俗的内容，要表現曆史上除暴安良的正義人物和抵抗外侮的民族英雄，使人增長曆史知識和民族意識。”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平劇社演出了不少新編曆史劇。賀龍到延安以後，這個平劇社與魯迅藝術學院平劇團合并，組成延安平劇院。解放後，活躍在京劇界的薛恩厚，就是戰鬥平劇社的領導人之一。
賀龍領導的部隊中，體育運動曆來蓬蓬勃勃。最負盛名的是賀龍親手創建的一二○師戰鬥籃球隊，許多隊員都是他親手挑來的。在冀中，他發現了曾參加過1936年奧運會的中國籃球隊員劉卓甫，可是，人家已經當了抗日政府的縣長，可賀龍愛才如命，想方設法經冀中主任公署把他調到了一二○師。當時這個業餘球隊在陝甘甯邊區和晉綏、晉察冀根據地都是很有名氣的。有的隊員，在新中國成立以後，成了體育界的領導幹部。因此，在建設根據地工作中，文化建設自然也納入了賀龍積極參預領導的領域。
1940年5月4日，晉西北召開文化界救亡聯合會代表大會，成立晉西北文化領導機構。賀龍在開幕式上講話說：“我的意見：一，文化人要學魯迅；二，文化不能脫離政治和軍事，文化對革命要起先鋒和推動作用；三，應發展晉西北的文化。在前方作文化運動是不會殺頭或被捕的，我們反對對文化的壓迫。今天在這裡有槍杆子給你們放哨，筆杆子要和槍杆子聯合起來！今天我們的槍杆子上有馬列主義，這是不可戰勝的力量！”在聯合會代表大會的閉幕會上，賀龍即席講話說：“晉西北的大學生很少，這可見一般文化之落後。”他舉出幾個具體事例後風趣他說：“許多新的行政工作人員不會做‘官’，上面有命令，下級不知道執行，這都是文化程度不夠的緣故，所以，要發展晉西北文化。”他還談到晉西北的戲劇藝術面臨的繼承和發展問題。
他說：“戲劇一方面應注意觀衆的水準，要重視民間形式，但完全的舊形式也不能全盤搬來，要加以改造，要使内容與形式漸漸統一起來。”随着晉西北農業生産的恢複，人民生活的改善，晉西北的戲劇運動以一二○師戰鬥劇社和區黨委七月劇社為中心開展得十分活躍。1941年8月15日，一二○師政治部召開戲劇運動座談會，總結一年來開展戲劇運動的經驗。賀龍在會上講話說：“一，對于戰鬥劇社，我們要求它一方面領導和團結各旅、團的劇社，一方面還得有三大本事。什麼本事呢？第一，要能為紀念大會、幹部會議演出政治意義和藝術價值都好的多幕大劇；第二，要能在千萬人的大會上，演出有教育意義的、大衆化的、戰士們一看就懂的獨幕劇；第三，要能演出給老百姓看的、為老百姓所歡迎、所了解，而且能教育和組織他們的戲劇。”“二，對各旅、團的劇社，我們要求演大衆化的、配合政治工作，鞏固部隊、宣傳組織群衆的戲劇，同時還要提高自己的藝術水平。”“三，我們要組織戲劇遊擊小組，配合敵占區工作人員和少數武裝，以閃電的姿态到敵占區去，演些短小精悍的好戲，振奮敵占區的群衆。”“四，要多多創作，無論是戲劇、歌曲，還是舞蹈，不要老一套。唱歌，幾部合唱不好，還是齊唱受群衆歡迎。要組織采訪團到各分區去搜集材料，多創作新的東西。”“五，為了開展部隊和地方戲劇運動，我們要培養藝術幹部，以戰鬥劇社為骨幹，從地方學校和部隊中，有計劃地調藝術幹部受訓。”“六，對平劇（京劇），我認為應接受其優點，删去有封建毒素和庸俗落後的成分，用嚴肅态度來研究它。演出的劇本應該是表揚曆史上的民族英雄，使觀衆增長民族意識和曆史知識。”“總的來說，我們的戲劇要深入部隊，面向戰士，教育群衆。”不久，賀龍組織了戰鬥劇社“遊擊劇團”，到敵占區去進行武裝宣傳。他對戰鬥劇社社長歐陽山尊說：“現在抗戰進入了相持階段，部隊和老百姓都很困難，尤其是敵占區的老百姓。你們要去給他們宣傳抗戰必勝的道理，鞏固他們最後勝利的信心，并且從他們那裡搜集材料寫出作品。”這些，就是賀龍關于根據地文化建設的一些思想，雖然，談得很簡短，卻頗為深刻，涉及到抗日根據地文化藝術運動中的一些根本性問題。他的這些思想，對晉西北根據地的文化運動影響很大，無怪乎著名作家肖三在聽了賀龍講話以後感慨他說：“誰說賀龍同志隻是一介武夫？稱他為中國的恰巴耶夫①？我看，除了某些特點外，并不相似啊！”
對于大青山地區黨的建設和政權建設，賀龍、關向應也傾注了大量的心血。1940年7月，賀龍、關向應根據中共中央對綏遠工作的指示，決定将雁北和綏遠合并，成立中共綏察區黨委，由白如冰任書記。接着，賀龍、關向應又提出了建立綏察遊擊行署的意見，以統一全區行政，加強根據地建設的領導，還從晉西北抽調了200餘名幹部支援大青山地區。1940年8月，召開綏察人民代表大會，成立了晉西北行政公署駐綏遠辦事處，主任姚矗副主任楊植霖，并且成立了綏西、綏中、綏南專員公署和9個抗日民主縣政府。
抗日政權的誕生，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注意。他們反複地對大青山地區進行“掃蕩”，實行”三光”政策，摧毀抗日政權和抗日武裝。半年當中，綏西、綏中、綏南被燒毀的村莊多達1700餘座，群衆被迫大批逃亡，抗日政權和軍隊失去了依托，陷入能否存在下去的嚴重困境。
賀龍、關向應分析了這一情況，認為，大青山地區是一塊完全處于敵人分割包圍之中的根據地，和晉西北不一樣，必須執行一套靈活的政策，方能長期堅持。賀龍說：“他們那裡不能照晉西北這一套辦，一切要有利于站住腳跟。”關向應說：“除了敵人殘暴之外，主觀上是領導思想上對建立一個什麼樣的根據地不明确。”賀龍同意這個看法，認為這就是大青山地區陷入困境的内部因素。他們向大青山騎兵支隊司令員、駐綏遠辦事處主任姚矗大青山騎兵支隊政治部主任張達志，中共綏察區黨委書記白如冰提出：“大青山今天不可能建立鞏固的根據地，隻能是一個遊擊區。地方黨、政府必須正确執行革命的兩面政策，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1941年初，賀龍更加明确地告訴他們：“你們過去那種暴露政策，不利己，亦不利人，應禁止。”
要求他們不要盲目地去擴張聲勢，而應在艱苦的對敵鬥争中，執行隐蔽政策，積蓄自己的力量，保持與群衆的聯系，做紮實的工作，長期堅持遊擊戰争，并且對如何執行隐蔽政策提出了具體意見。
賀龍、關向應的這些意見，從思想上明确了在大青山地區堅持鬥争和進行建設的方向和策略，從而使那裡的抗日政權逐漸得到了恢複與發展。到1941年5月，條件成熟，經賀龍、關向應批準成立了綏察行政公署，頒布了《綏察行政公署施政綱領》，大青山地區的抗日政權建設展開了新的一頁。
①蘇聯十月革命後，反對帝國主義幹涉和國内戰争中的英雄、紅軍名将，在中國有的譯為“夏伯陽”。
保衛根據地
作為晉西北軍政委員會書記、軍區司令員、一二○師師長，擺在賀龍面前的重要任務是打擊日僞勢力，保衛根據地。他回到晉西北以後，分析了反頑鬥争以後晉綏地區軍事鬥争形勢，認為要勝利地保衛根據地，在軍事上有兩個問題必須迅速解決：一是要把一二○師與新軍置于統一領導之下，以便必要時集中力量形成拳頭；二是部隊需要進行整訓，提高戰鬥力，真正建設成為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的人民子弟兵。為此， 1940年1月26日，在史家莊晉西北軍政民高級幹部會議期間召開的軍事會議上，賀龍就與新軍領導人讨論了組織和指揮問題，并且作出了成立晉西北新軍總指揮部的決定，由續範亭任總指揮，羅貴波任政委，雷任民、張文昂任副總指揮，統一管轄決死二、四縱隊、工衛旅、暫一師。新軍總指揮部接受賀、關領導和指揮。2月26日，賀龍在臨縣窯頭村召開的一二○師和新軍旅以上幹部聯席會議上，又對晉西北的軍事工作作了統一部署。晉西北的八路軍和新軍的統一領導于是形成。
3月10日，賀龍又在窯頭村主持召開了有一二○師與新軍旅以上參謀長參加的參謀工作會議，讨論和部署晉西北部隊的整訓。賀龍對一二○師與新軍的整訓，根據不同情況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一二○師通過整訓，要”人槍充實”，“提高戰鬥力，尤其是機動性和頑強性”；新軍通過整訓要“提高質量，完全正規化”，“建成為晉西北的子弟兵”。賀龍在會上充滿激情他說：“一二○師與新軍是兄弟，我們要盡一切力量幫助新軍，而且，我們也必須取得新軍的幫助”，“今天是新軍與八路軍共同來建設晉西北”。“我們應用一切力量使這個地方成為晉察冀一樣的模範抗日根據地”。
這時，由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組織部長方強率領的總政治部考察團由冀中來到晉兩北。賀龍請方強幫助新軍整訓。方強同意了。賀龍、關向應和方強共同制定了為期4個月的新軍整訓計劃，并派出5個工作隊分赴新軍各部幫助工作。賀龍則側重領導一二○師的整訓。
他主要抓了五件事：第一件，分批集訓了3000餘名幹部，并繼續舉辦有100餘名幹部參加了高級研究班。第二件，将擴大來的兵員補充給晉西北各部隊，其中以3000人補充新軍。考慮到新軍建設的需要，其中1000人是賀龍特地從各遊擊支隊中抽出來的。第三件，進行了部隊整編和幹部調整。将新三五八旅改稱獨二旅，下轄七一四團（獨二團并入其中）、獨一團（改稱五團）、警六團（改稱六團）。命令一二○師留在冀中的5個支隊陸續返回晉西北，進行整編和補充。第四件，進行了長期建設晉西北抗日根據地的思想教育。由于一二○師長期轉戰各地，不少人沒有長期建設根據地的思想準備，認為建設根據地是地方上的事，加上，晉西北地區糧食不足，生活困難，半年來，部隊的津貼分文未發，許多人少鞋缺衣，傷病員缺乏藥品治療，因而，部隊中出現了埋怨情緒。針對這一情況，賀龍提出：必須開展一個長期建設晉西北的思想教育運動。1940年5月1日，賀龍在一二○師運動會上說：“十年内戰時期，毛主席創建了井岡山，我們建立了洪湖蘇區，我們黨建立了不少紅色根據地，後來，由于機會主義破壞，使我們失去了立足之地，被迫走了2萬5千裡。那時，根據地在那裡？在腳底闆上！這一條可讓我們吃盡了苦頭。今天要打敗日本鬼子，奪取革命勝利，我們就要建立和發展抗日根據地。隻要我們把晉西北建設好了，我們就象魚兒在水中遊，虎在山中行，任我自由了。敵人就會變成瞎子、聾子，到處碰壁，寸步難行。我們一定要樹立長期建設根據地的思想。”在賀龍号召下，晉西北各部隊普遍開展了樹立長期建設根據地的思想教育運動。這對于動員廣大官兵紮根晉西北有着深遠的影響。第五件，為新軍調配了部分領導幹部。
賀龍領導的這次整訓是在春季反“掃蕩”以後的戰鬥間隙進行的。一共用了不到3個月的時間。經過整訓，一二○師實力有了很大增強，一些主力團隊達到了3000人。全師到這年4月達到了52021人。新軍在這次整訓中，輪訓了幹部，提拔了一批在反頑鬥争中政治堅定的幹部；發展了黨員，加強了黨的組織，純潔了内部；建立健全了政治工作制度和參謀、供給、衛生工作制度。經過整編與補充，晉西北新軍達到了12093人，軍政素質有了很大提高。
這次整訓一結束，一二○師與新軍便投入了夏季反“掃蕩”的艱苦鬥争。
1940年3月9日，日軍華北方面軍召開了兵團參謀長會議。方面軍參謀副長平田正判少将在會上說：”在這一地區（指晉西北）。近來共軍滲透頗為顯著，任其發展下去，不久即可能變成完全赤色地帶。若不趁其根基尚未鞏固之前，徹底予以剿滅，則其禍害恐将波及河北、蒙疆。”會議決定，由在山西中部的日軍第一軍與駐蒙軍相配合，5月準備，6月“消滅盤踞興縣、臨縣、岢岚地區的共軍”。參加這次“掃蕩”的部隊有第一軍的獨立混成第三、第九、第十六旅團和駐蒙軍第二十六師團的谏山、石丸兩個支隊，總兵力達兩萬餘人，來勢洶洶，企圖一舉摧毀晉西北抗日根據地和當地抗日武裝。
5月下旬，日軍開始戰役準備。北面，第二十六師團到了偏關；東面，獨立混成第三獨立旅團增兵五寨、神池、甯武，獨立混成第九旅團集中于靜樂、河口、古交；南面，獨立混成第十六旅團的部隊集結在離石、大武、柳林等地。
賀龍從日軍的動向上，敏銳地覺察到日軍的意圖可能是：以重兵占岚縣、岢岚，驅逐文水、交城西北山區我軍，爾後，從東、南、北三面，采用分進合擊的辦法圍攻根據地中心區，并侵占黃河渡口，防我軍西渡，以達到逐步壓縮、分割包圍、各個殲滅的目的。他清醒地估計到，戰役初期，許多城鎮可能被日軍占領，但是，這樣一來，敵人由于深入根據地腹地，交通線拉長，新占城鎮需分兵把守，補給運輸困難，側翼暴露，也就給我軍造成了可乘之機。基于這樣的分析，賀龍決心避實就虛，廣泛開展遊擊戰，盡可能多地殺傷和消耗敵人，以逸待勞，争取戰役後期集中兵力，殲滅日軍一路。6月15日，賀龍召集作戰會議。他在會上說：日軍戰役進攻部署已經完成，不久，就會向根據地中心區進犯。我們的辦法是，内外線結合，跟他們打遊擊戰，千萬不要死拼。他命令獨二旅會同暫一師主動進攻日軍獨立混成第三旅團。
他對獨二旅旅長彭紹輝說：“你要設法把這路鬼子引到保德方向去，減輕對師主力的壓力。”他命令決死四縱隊跳到外線去，與決死二縱隊一起，切斷交通，打敵運輸，拖住獨立混成第十六旅團後腿。他命令三五八旅集結在岚縣東村地區，伺機打擊深入之敵。
三五八旅奉命向東村轉移途中，接到報告說，合擊靜樂縣兌久鎮的村上大隊700來人，撲空以後，轉到了靜樂縣米峪鎮，遠離了他們的據點。旅長張宗遜認為，村上大隊孤軍深入，我們有力量吃掉他。他向賀、關作了報告，得到了批準。17日，張宗遜指揮三五八旅和獨立二支隊在曹家掌、■練村将村上大隊包圍并展開進攻。村上大隊大部被殲，還有100來人據守窯洞頑抗。
第二天，賀龍得知有兩路日軍分别從靜樂和古交增援村上大隊，張宗遜如不轉移，将會落人敵人合擊之中，遂命令三五八旅立即撤離，避開援敵。張宗遜不甘心丢掉這100來敵人，在率領旅主力轉移前，留下四團收拾殘局，并限令他們，不管能否吃掉這100來人，黃昏前必須撤離。四團猛攻頑抗之敵，黃昏前解決了戰鬥。增援的日軍趕到米峪，見到的隻是他們同胞的屍體。這次戰鬥，三五八旅共斃傷日軍500餘人，抓了4個俘虜。
直撲興縣，妄圖合擊軍區指揮機關的是獨立第九混成旅團的主力。強敵進攻，當避其鋒銳、擊其情歸。賀龍率師部轉移到興縣西南一個叫湍棗的小村子裡。這裡位于可能成為敵人合擊目标的興縣以西谷地的一側，離黑峪口和黃河都不遠。續範亭率新軍總指揮部和1個警衛連在東南面三、五裡的另一個小村子裡。
賀龍命令在這裡停一停，看看日軍的動向，再作抉擇。次日清晨，天下着毛毛雨，師機關和直屬隊天不亮就吃了飯，作好了轉移準備，等待判明情況。突然，新軍總指揮部方向槍炮齊鳴。參謀跑來報告說：從康甯鎮方向來的1個中隊的日軍與新軍總指揮部遭遇了，新軍總指揮部隻有1個警衛連，怕頂不祝賀龍聽了說：“不用慌，讓師警衛連去頂一下。機關的幹部、戰士當中有槍的都留下來，一起到東南面的土崗子去，準備掩護，其餘的跟我走。馬上派人通知續總指揮，快撤下來跟我們轉移。”他和關向應從容地走在前頭，帶着師部通過村子西南的小路下到黃河邊上，沿黃河南去。續範亭撤下來和賀龍會合，他對賀龍說：“師長，情況緊急啊！”賀龍銜着煙鬥一笑：“沒關系，轉一會就把他們甩掉了。”果然，如賀龍所料，指揮機關安全地轉移了。
為什麼在緊張情況下，賀龍常能化險為夷呢？他周圍的人說：賀龍為人精細，記憶力極強，對敵情，特别是地形道路了解得一清二楚，因此，哪裡可能是敵人合圍的重點，哪裡可能是合圍的空隙，他都能判斷得很準确，決心也下得快。關向應說：“人們說，老賀的腦子裡有一張詳細的地圖，這是真的。”賀龍卻認為：“關鍵是掌握好‘利害變換線’，适時占據一個機動位置，不早不晚地跳到合圍圈的外面去。”這一次，情況突然，比較危險，但賀龍還是率部及時地從湍棗蠕繞到了日軍側後，順利轉移到了武家峁。日軍又一次撲了空，發動這次戰役的主要目的沒有達到。
兩天後，賀龍得悉，南北兩面的日軍己撤回原據點，占據興縣的日軍還沒有走，正在放火燒房子，有撤走的兆頭。賀龍高興他說：”好，到時候了。”
他決心集中兵力，在興縣以東的二十裡鋪，伏擊從興縣東退的敵人，打他一個措手不及。他命令在康甯鎮的三五八旅和在窯頭以西的獨一旅7月3日前趕到二十裡鋪至明通溝以南山地設伏；命令從冀中回來的獨立三支隊、五支隊到興縣陽會崖以北山地設伏，形成一個日袋。同時命令獨二旅監視從保德、岢岚地區南下的敵軍。按照老習慣，他又指定張宗遜到現地指揮參戰各部隊，實現他的決心。對于在外線的決死二、四縱隊、工衛旅和一二○師特務團也作了相應的部署，然後，把師部推進到興縣羊灣裡。
7月4日上午，日軍獨立混成第九旅團的2000多人分成3個梯隊沿大川向東撤走，落入賀龍布置好的口袋裡。獨一旅放過先頭部隊，猛烈襲擊日軍本隊，打得英勇頑強，給敵人重大殺傷。但是，由于有的參戰部隊未按時到達伏擊位置，口袋出現了漏洞，緻使日軍搶占了有利地形，就地轉入防禦。
第二天，從保德南下的獨立混成第三旅團1000來人到達興縣，與獨立混成第九旅團彙合，向東突圍，日軍總人數超過3500人。賀龍考慮到己無法達到全殲的目的，于是，命令撤出戰鬥，用尾擊、側擊、截擊等手段，盡可能多地殺傷日軍。日軍于6日撤回岚縣。二十裡鋪戰鬥共殲敵700餘人，給獨立混成第九旅團以重大打擊，反“掃蕩”就此結束。曆時月餘的夏季反“掃蕩”，一二○師和新軍各部隊進行大小戰鬥250餘次，共殲滅日僞軍約4500餘人。
半個月以後，7月20日，八路軍總部下達了以破擊正太鐵路為中心的《戰役預備命令》，部署著名的“百團大戰”。在戰役第一階段，八路軍總部要求賀、關将主要兵力置于陽曲南北，破擊平遙以北的同蒲鐵路。賀龍考慮，晉西北夏季反”掃蕩”剛剛結束，部隊尚未休整、補充，就此長途南進，困難不少，因此，他向朱德、彭德懷建議：一二○師主力在同蒲鐵路北段配合正太路戰役，破襲陽曲、忻縣和朔縣、甯武段同蒲鐵路；陽曲以南平遙以北鐵路，由正在文水、交城活動的工衛旅及一二○師特務團負責破擊。彭德懷認為，賀龍此建議切實可行，表示同意。
在“百團大戰”的第一階段，賀龍精心指揮，要求嚴格。有的參戰部隊行動緩慢，他十分惱火，在三五八旅攻克靜樂縣的康家會以後，立刻專電晉西北各部表揚三五八旅，同時嚴肅指出：”全師應克服一切困難，毅然以英勇的動作與勝利參加百團大戰。如有彷徨觀望，畏縮不前，借口種種困難，不堅決執行任務，須給以嚴重處罰。”因而，在第一階段中，一二○師戰果顯著。他們攻占康家會，襲擊陽方口，攻人五寨城，破擊了忻靜、汾離、太汾3條公路和同蒲鐵路北段，殲滅日僞軍2700餘名，俘虜日軍25人。
“百團大戰”第二階段，朱、彭命令一二○師破擊忻（縣）甯（武）段同蒲鐵路，配合正太路破擊戰，并規定各部隊在9月21日統一行動。接到電報，賀龍考慮：現在應當抓住日軍被我打得暈頭轉向之機，繼續攻擊，最好不要待到21日。他立即向彭德懷請示：一二○師準備提前于15日行動。接到賀龍的電報，彭德懷非常高興。他在9月7日複電，表示完全同意15日破擊忻甯段同蒲鐵路計劃，并說：“連日，增援正太路之敵正在該路以南與劉、鄧集團作戰，該路以北聶集團連日收複會裡村、上下村、興道等據點，正圍攻盂縣中，你們乘此機會破擊極好（如能提早幾天更好）。”
這一階段，賀龍指揮一二○師和晉西北新軍三打頭馬營，襲占石湖河車站，激戰黃松溝，戰鬥50餘次，殲滅日僞軍1700餘名，俘虜日軍6人，破壞鐵路60餘公裡，汽車路100公裡，控制了陽方口到忻縣間的鐵路線。
“百團大戰”沉重地打擊了日軍。日本華北方面軍承認：“此次襲擊，完全出乎我軍意料之外，損失甚大，需要長時間和巨款方能恢複。”“百團大戰”提高了中國共産黨和八路軍的聲望，堅定了全國人民的抗日信心。賀龍也為此作出了自己的貢獻。經過大半年的對敵鬥争，晉西北的人民抗日武裝有了很大發展，各地都新建了為數不等的遊擊隊、自衛隊，而且人員穩定，組織健全。10月15日在興縣成立了晉西北抗日武裝自衛隊總部。晉西北各部隊經過整訓，己形成了統一領導。為了進一步推動晉西北的軍事建設，1940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批準成立晉西北軍區，并且同意賀龍、關向應的建議：在晉西北成立4個軍分區。由一二○師和新軍旅級機關兼軍分區機關，由旅或縱隊首長兼任軍分區首長。1940年11月7日，晉西北軍區在興縣成立。中共中央軍委任命賀龍為司令員，關向應為政委，續範亭為副司令員，周士第為參謀長，甘泗淇為政治部主任。晉西北軍區的成立，标志着賀龍、關向應領導的晉西北軍事建設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1942年8月，中共中央晉綏分局成立，晉西北軍區改稱晉綏軍區。
在建設和保衛根據地的鬥争中，賀龍雖然工作十分繁忙，但仍然時時關注各部隊的進步，特别是各部隊之間的團結。他很注意密切與新軍領導人的聯系，盡力從各方面幫助和推動他們在政治、軍事上繼續提高。經過不斷接觸，他與新軍總指揮續範亭、決死二縱隊司令員韓鈞等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賀龍的思想、風格給了他們深刻影響。續範亭賦詩稱贊賀龍說：“體國公忠似趙雲，堅強活潑更超群。雲龍氣概難比拟，李牧廉頗兩将軍。”1940年12月14日，日軍開始了冬季大“掃蕩”。除了原來在晉西北周圍的獨立混成第三、第九、第十六旅團和第二十六師團的部隊外，又調來了第三十七、第四十一師團各一部，總兵力達2萬多人。他們采用“鐵壁合圍”的辦法，對離石、臨縣、岚縣、岢岚、興縣等地瘋狂“掃蕩”，重點在興縣。
此時，晉西北的部隊，由于在“百團大戰”中損失的人員還來不及補充，部隊缺額較大。針對這一情況，賀龍采取了不同往常的做法。他命令各分區拿出一、二個團，以營為單位分散打遊擊，主力避開敵人合圍，跳到圈外，在運動中尋機作戰，并組織精幹遊擊隊深入敵後襲擾敵人。他要求在這次反“掃蕩”中，人人參加遊擊戰，“使進入邊區之敵不論晝夜，不論行止都受到我軍擾亂、襲擊”。他建議政治部的訓練隊和區黨委的黨校組織工作組，深人各分區幫助群衆堅壁清野，組織地方武裝作戰。
日軍這次“掃蕩”确乎不同尋常。他們每占領一個城鎮，即以此為依托，派出小股兵力四出“清剿”，一旦發現八路軍主力或領導機關，馬上出動大股兵力分進合擊；合擊撲空，再分散成若幹小股，齊頭并進，反複搜索。所到之處實行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12月29日，日軍放火燒了興縣城，往東撤走，3天後突然返回，再占興縣。賀龍率領軍區和區黨委機關轉回到興縣西南，便在小善畔遭到了返回興縣的一股日軍的攻擊。因預有準備，前一天，軍區和區黨委機關便由位于谷地的小善村等處移至西面山上的小善畔等處，并且布置了嚴密的警戒。雖然隻有直屬的兩個警衛連、l個偵察連和1個通訊連應戰，情況比較緊急，但從晨至暮節節抗擊，使敵人毫無所獲。賀龍最不願意打這種占不着便宜的仗。戰鬥中他對周士第說：”這個仗沒意思，趕快走算了。”他随即命令警衛排長肖慶雲：“你去通知警衛連，一定要堅持40分鐘到50分鐘，還有，把甘主任叫回來。”甘泗淇從部隊一回來，賀龍就說：“快走！”他領着機關人員向日軍來路的側面，沿一條小路安全轉到了興縣東南地區。肖慶雲感到奇怪，為什麼往前去反而能甩掉敵人？他去問賀龍：“老總，為什麼不往後撤，反而往前插呢？”賀龍笑着說：“敵人不熟悉這裡的地形嘛，你找個空子不就鑽到他後邊去了。”
這次反“掃蕩”，賀龍指揮一二○師及新軍各部隊， 40天作戰217次，殲敵2500多人，破壞公路125公裡，橋梁23座，迫使日軍于1941年1月24日撤出了根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