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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龍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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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民主革命的鬥土

書籍名:《賀龍傳》    作者: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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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國舉義到兩把菜刀鬧革命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西方列強無暇東顧,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了對中國的侵略。袁世凱為了當上皇帝,複辟帝制,不惜賣國求榮,勾結日本侵略者,下令各省督軍加緊鎮壓革命黨人。湖南督軍湯芗銘殘酷鎮壓湖南人民的反袁反帝運動,大肆捕殺革命黨人。反動勢力的倒行逆施引起了湖南人民極大憤慨,展開了“倒袁反湯”的猛烈鬥争。在這種形勢下,桑植縣中華革命黨組織向賀龍提出了三項任務:第一,懲殺本縣大劣紳朱海珊。賀龍接受并完成了。第二,帶隊伍當團總,準備應變。賀龍拒絕了。他說“我恨的就是團總,不幹!”盡管陳圖南一再解釋,賀龍堅決不同意。第三,派人到警備隊當兵,了解那裡情況。賀龍找幾個人打入了警備隊。不久,中華革命黨又命令賀龍到石門、沅陵兩縣的團防局和巡防軍中去策反,煽動嘩變,組織反袁武裝。賀龍約了幾個人以販羊作掩護,先到桃源去摸情況,然後單身去了沅陵。沅陵是湘西首府,駐軍千餘人,其中有些人和賀龍在趕馬時有過①《中國國民黨大事記》,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59頁。另見桑植縣公安局曆史檔案材料。

  
      交往。賀龍到沅陵後以交友結拜為名,宣傳反袁驅湯。經過半年的活動,秘密組織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準備拖搶舉義,不料被人洩露了機密,賀龍隻得連夜離開。走到與大庸縣交界的地方,碰上了10幾個土匪。他們把賀龍當成“肉票”捉到熊壁岩賈家大院。恰逢沅陵警備隊前來襲擊搶匪,将土匪和賀龍一同抓到沅陵,關進監牢。幾天以後土匪被斬首。因為在審訊中土匪說賀龍是抓來的“肉票”,賀龍才沒有被殺。但是因為他是“販羊人”,縣衙裡的貪官污吏想從他身上撈油水,便反誣賀龍通匪,不予釋放,并放出可以出錢贖人的口風。消息傳到桑植,賀龍的父親急忙帶着幾個人趕到沉陵,用錢買通官府,把賀龍保釋出來。賀龍雖然遭此劫難,但并不氣餒,繼續按中華革命黨的指示先後去大庸、慈利等縣積極活動,廣泛聯絡有志之士,宣傳革命宗旨,全身心地投入了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鬥争。

  
      1915年5月,袁世凱基本接受了日本政府提出的旨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獲得了日本政府在經濟、政治、軍事上的全面支持,悍然于12月12日宣布把中華民國改為“中華帝國”。31日,宣布改次年為“洪憲元年”,準備登基當皇帝。這一系列複辟行徑,遭到了全國人民的激烈反對。孫中山和中華革命黨發表了《讨袁宣言》,聯絡各地革命力量舉行武裝起義。1915年12月25日,雲南省首先宣布獨立,組織護國軍。不久,貴州、廣西、廣東、浙江、陝西、四川各省紛紛響應。

  
      湖南的中華革命黨人也在積極醞釀舉兵。賀龍奉命到石門縣泥沙鎮策動兵變。泥沙鎮有200多戶人家,近千人口,設有團防局,有槍80餘支。省督軍署警察隊長唐榮陽的弟弟唐臣之任團防局長。此人敲詐勒索無惡不作。當年趕馬,賀龍多次來往于泥沙鎮,熟悉當地情況,在當地幫會、客商和士兵中都有朋友。1916年1月,賀龍與姐夫谷績廷等幾十位志同道合的鄉友,趕着騾馬來到泥沙。恰巧大庸縣革命黨人羅占侯起兵讨袁,派吳佩卿等來泥沙奪槍。賀龍就和吳佩卿一起商定了奪槍計劃,由吳佩卿等在趕場的時候設賭場誘使團丁聚賭,賀龍等在飯莊擺下宴席請團防局中相識的團了赴宴,趁團防局空虛,尋機奪槍。

  
      1月21日是春節前泥沙鎮最後一次大集,四鄉農民來得極多,鎮子上熱鬧非凡。吳佩卿的賭攤招來了一批聚賭的團叮賀龍在一家飯館擺下4桌酒席,請來了團防局的另一批團叮正在歡宴,谷績廷匆匆奔來低聲對賀龍說:“好戲開場羅!”賀龍點頭,讓姐夫陪着客人,自己走出飯館。門外的同伴朝賀龍說:“隻有一個哨兵守在門口,局長雜種和隊長在抽大煙,闆壁上有20條槍哩!”“快!”賀龍帶着10個夥伴直奔團防局,捉住哨兵,沖進局裡,活捉了局長唐臣之和團防隊長。他們一槍沒打,一人沒傷,繳獲了20支槍。

  
      回到飯館,賀龍向正在大吃大喝的團丁宣布奪槍成功,并曉明大義,希望他們一起讨袁。團丁們當即表示,願随賀龍舉義。集市上,吳佩卿也得了手,繳了一些槍。

  
      奪槍支,砸團防,鎮上大亂。賀龍來到集市中心,跳上石凳,向人們大喊:“父老們,我們提了團防局的槍,抓注了幹盡壞事的團防局長,想出頭的就跟着我們去打倒袁世凱和他在湖南的走狗。打倒帝制,恢複民國!有和團防局長結了仇的,我勸你們和我一起幹大事去,不願意一起于的,我也勸你們離開泥沙,到外地去謀條生路。不然,這個唐家崽子的哥哥從省裡帶上大隊警察來,一準下狠手,就會是野豬還願一拱而光喽!”

  
      賀龍剛講完,許多窮小夥子擁到賀龍跟前,叫嚷着要跟賀龍當兵讨袁。

  
      賀龍拉起這支隊伍,乘勝沖人泥沙附近的南北鎮和皂市,奪取了那裡團防隊的40餘支槍。不到幾天,賀龍的隊伍發展到了300多人,取名為“湘西讨袁獨立軍”。賀龍率領這支隊伍與慈利、大庸、桑植、永順、龍山等縣的各路義軍聯合起來,人數達萬餘,浩浩蕩蕩地對保袁武裝駐守的石門縣城發動了兩次圍攻。剛剛組織起來的民軍不僅缺乏訓練,槍彈很少,又沒有統一指揮,攻城時一擁而上,攻不下來就一哄而散,各自回家。一時轟轟烈烈、聲勢浩大的民軍迅即解體。

  
      但是,各地民軍首領并未灰心。1916年2月,賀龍在慈利與民軍首領們商定:一方面派人去四川找正在作戰的雲南護國軍總司令蔡锷,要求派兵到湖南打擊擁袁武裝;一方面利用農曆二月初二(公曆1916年3月5日)土地菩薩誕辰衆鄉民慶壽的時機,再次起義,各自攻占本縣縣城。賀龍返回洪家關不久,派往四川的人回報說蔡锷難于分兵人湘。賀龍想,一千條一萬條,隻有一條管用,就是自己手裡有武裝!有人有槍還怕打不垮敵人?民軍散了,還可以再搞起來。當前需要先打掉一處敵人,才能号召人們擴大隊伍。賀龍想起桑植境内的那個芭茅溪鹽局稅卡,那裡有一些槍支。奪槍除害,擴大聲勢,賀龍下了決心。

  
      1916年3月16日,賀龍約了21名青壯年,帶了1支火槍、3把馬刀,3把菜刀,連夜奔往芭茅溪,會合了預先派來的偵察人員,深夜摸進稅卡,打死頭目,繳獲了12支槍,又打開倉庫,把财物和鹽巴分給了群衆。當時在西南幾省,鹽巴貴如金,窮苦的百姓很難吃到。賀龍開倉放鹽無代價地分送給大夥,深得群衆擁護,要求加入賀龍隊伍的窮人一時多了起來。接着賀龍又率領民軍打下了分水嶺團防分局,繳槍4支,再與另一支民軍會合,打開了上溪河鹽局,聲勢大振。

  
      1916年春,護國軍一部從貴州開進湘西,與擁袁軍隊作戰,屢獲勝利,湘西各路民軍也聯手參戰。大庸民軍首領羅占侯派人來到洪家關,協助賀龍召開桑植縣讨袁軍成立大會。與會民軍首領一緻推舉剛滿20歲的賀龍擔任桑植讨袁軍總指揮。事後賀龍率部奔襲慈利縣的三官寺,擊斃罪惡很大的都團總;攻占桑植縣城,趕走縣長,宣布桑植獨立,護國讨袁。縣内農民黃龍清聚衆起義,焚燒田契債據,打開地主糧倉,放糧給貧苦群衆。地主武裝聯合向黃部進攻。賀龍急忙率軍趕去援助,打垮地主武裝,聯合了這股民軍。此時,讨袁巨浪已經席卷湘西地區,全區21個縣,有16個縣宣布獨立。湖南其他地區的情況也大體相同。孫中山派程潛來到湖南,召開全省讨袁大會,就任湖南護國軍總司令。賀龍被任命為湘西護國軍左翼第一梯團第二營營長。賀龍組織和指揮的民軍正式編入了護國軍序列。

  
      在各省反袁鬥争節節勝利的打擊下,袁世凱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并于1916年6月死去。袁世凱死後,他屬下的那些軍閥分裂成直、皖、奉等派系,争權奪利。在南方各省,響應孫中山号召參加護國戰争的将領們,也為争奪地盤互相兼并。在袁系軍閥與原來擁護孫中山的一些将領之間,出現了勾結、妥協的情況。中國政局一片混亂,湖南也不例外。左右逢源的譚延]擔任了湖南省督軍。

  
      這時,擁袁武裝王子豳部仍在全力進犯湘西護國軍。羅占侯、賀龍率軍反攻,将王部圍困在大庸城内。譚延]派人調停羅占侯、賀龍和王子豳之間的沖突。羅、賀聽了譚延]的意見率部移駐常德,但是卻上了當。不久,譚延]以整編為名,令卿衡突然繳了湘西護國軍的槍。賀龍适因外出得以脫險,隻帶了3個部下,兩支槍返回了洪家關。湘西的反袁民軍在袁世凱死後失去了鬥争目标,有的被拉攏成為軍閥部隊,有的被繳械解散,刹時間煙消雲散。

  
      在這兩年的反袁鬥争中賀龍雖然積累了不少作戰經驗,但卻被錯綜複雜的政治鬥争搞得十分迷恫。袁世凱死了,北洋軍閥控制的北京政府依然如故,同是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人卻互相傾軋,形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何在?賀龍找不到明确的答案。

  
      賀龍回家不久,在湖南政法學堂讀書的堂兄賀連元來信邀他去長沙商讨革命大事。9月,賀龍來到長沙。譚延]知道賀龍在湘西有一定聲望,在湖南局勢仍不穩定的情況下,為了籠絡人心,便委任賀龍為湖南省督軍府谘議,還撥出兩隻船交給賀龍,讓他收稅發财。面對這一名利雙收的差事,賀龍表示:“我拉隊伍為的就是反對苛捐雜稅,打倒貪官污吏,你們讓我在長沙當官收稅裝進我的口袋,這不是黑起良心害老百姓麼?”他斷然拒絕了譚延]的籠絡。

  
      賀龍到長沙的時候,湖南省的中華革命黨組織正以“正誼社”名義進行革命活動,準備利用辛亥革命元勳黃興遷葬長沙的機會,反對譚延]賀龍和羅占侯、賀連元走訪中華革命黨人林德軒,巧逢正誼社主要領導人都在那裡,他們熱烈歡迎賀龍。這樣,賀龍與革命黨組織又取得了聯系。林德軒,湖南石門人,早年留學日本,加入同盟會,他對年輕的賀龍很為賞識。他說:“你賀雲卿有雲,雲從龍,改名叫賀龍嘛!”這個建議,得到了在座的正誼社成員的贊同,從此,賀文常改名賀龍。正誼社要求賀龍炸掉譚延]的公館。原來,譚延]身為革命黨人,卻和北京政府暗相勾結,他标榜反袁,依靠反袁武裝攫取湖南軍政大權,卻又排擠革命黨人,消滅反袁民軍,因而引起了湖南革命黨人的強烈不滿。正誼社的鬥争矛頭主要指向譚延]及其師長趙恒惕、湖南善後督辦主任梅植根,提出了“攻譚、殺趙、滅梅”的口号。賀龍接受任務後,就在他住的坡子街福元旅館着手準備。不料,因正誼社謀刺梅植根未遂,引起了軍警大搜捕。他們在賀龍住處搜出手槍1支,炸彈2枚,賀龍被捕押入大牢。

  
      革命黨人立即設法營救。他們獲悉譚延]趙恒惕與湘軍第二師師長陳複初有矛盾。陳利用與北京政府陸軍次長傅良佐的關系告過譚延]使譚陷入被動。革命黨人認為兩害相權取其輕,陳複初擁有1個師的武裝,與北京政府關系很深,應該是主要的打擊對象。于是革命黨人決定利用譚、陳矛盾,變攻譚為拉譚,與之談判,要求釋放賀龍,共同打擊陳複初。譚延]認為此事于己有利,便釋放了賀龍。

  
      1917年8月,北京政府下令免去譚延]的督軍職務,委任傅良佐繼任,遭到湖南各界的反對。革命黨人決定在傅良佐未到任之前,将先行人湘的秘書長、副官長刺殺。這個任務又交給了賀龍。但傅良佐的先行人員遲遲未來,謀刺計劃沒有執行。

  
      賀龍在長沙看到了軍閥官僚政客們的明争暗鬥,認清了他們的嘴臉。兩次謀刺失敗,也使賀龍對中華革命黨采取的這種鬥争方式是否正确産生了懷疑。

  
      由于北京政府首腦段祺瑞反對恢複國會,宣布臨時約法無效。8月25日至9月1日,孫中山在廣州召開國會非常會議。會議決定組織中華民國軍政府,推舉孫中山為大元帥,開展護法活動,反對北京政府武力統一中國的主張。湖南革命黨人響應孫中山的号召,決定由林修梅在湘南、張溶川在湘西起義。賀龍奉命返回湘西發動武裝鬥争。

  
      賀龍回到家鄉很快就組建了一支200餘人的隊伍,擔任了湘西護法軍遊擊司令,并立即與其他護法軍一起攻擊侵入湖南的北洋軍閥部隊。冬季,護法之戰取得了很大勝利,進踞湖南的北洋軍閥部隊被迫停戰言和。督軍傅良佐棄職逃走。12月1日,鄂軍第一師師長石星川在江陵宣布“自主”,脫離北京政府。16日,鄂軍第九師師長兼襄陽鎮守使黎天才宣布“自主”,任湖北靖國聯軍總司令。北京政府派兵鎮壓。孫中山電令湘西護法軍将領率部援鄂。

  
      12月,賀龍率所部随湘西護法軍總司令張溶川開往常德,準備人鄂援助反對北京政府的武裝。這時,湘南護法軍總司令林修梅派左翼遊擊司令羅福龍來找賀龍。張溶川懷疑賀龍将率部去湘南歸附林修梅,便以會談為名,将賀龍、羅福龍扣押,吞并了賀龍的部隊。賀龍、羅福龍被關押7天後釋放。

  
      賀龍對護法軍吞并護法軍既苦惱又想不通。此時,賀龍的父親賀土道來到常德,見到剛剛出獄的兒子,就勸他回鄉務農,圖個平安,再不要在刀尖子上滾打了。

  
      賀龍對父親說:“爺爺給您改名叫立堂,是盼望您能立起宗堂。奶奶給我改名叫振家,是盼望我能振興家業。結果呢?您七立八立,揭不開鍋;我七振八振,當了騾子客。後來,我們父子擁護孫中山,明白了建立民國打倒貪官污吏的道理,明白了平均地權,讓窮苦農民有田種的道理,活着就該為這個道理幹!”

  
      賀士道說:“你趕馬時,人家關過你兩次:參加了革命黨,又坐了三次班房,算得是死裡逃生喽。不如好好收場,莫幹了。”

  
      賀龍說:“莫幹?該死的朝天,不該死的萬年。我不拖槍,上對國家不忠,下對祖宗不孝。我就不相信隊伍拖不起來,孫中山搞隊伍還不是成了垮,垮了再搞,搞出個民國來。”

  
      賀士道歎着氣說:“道理是滿對的,隻是搞不好就會掉腦殼。既然你橫下一條心還要幹,我年過60,這條老命也就豁出去了,和你一塊幹!”

  
      想說服兒子,反被兒子說服了。賀士道老人與兒子取得了一緻的認識後,返回了家鄉。從此一直同賀龍一起投身革命鬥争,直到壯烈犧牲。

  
      賀龍的部下谷膏如從被吞并的隊伍裡逃出來找到了賀龍。兩人認為,在洪家關還有兩條槍,隊伍雖被吞并,但還會有逃出來的;桑植一帶,隻要賀龍振臂一呼,就有許多人跟着于。要革命,就要重新組織隊伍,重新搞槍。

  
      于是,賀龍決定離開常德回鄉重新組織隊伍。當他路經桃源縣時,碰上了趕馬時的朋友劉開章。賀龍向他借了一筆錢作為路費和組織隊伍的活動經費。

  
      賀龍告别朋友走到桃源縣和慈利縣交界的兩水井時,碰見一個走得滿頭大汗的小夥子,向賀龍打聽去桑植洪家關怎麼走。

  
      賀龍問他:“你去洪家關于麼事?”小夥子說:“我的爺讓我去投奔賀龍,還說賀龍很仗義,跟上賀龍,他才放心。”賀龍問:“你爺是哪位?”

  
      小夥子說:“當年跟賀龍一起在泥沙奪槍的吳佩卿,和賀龍有過命的交情。

  
      我是他的侄孫兒叫吳玉霖。”賀龍笑了:“我就是賀龍!”吳玉霖沒想到這位比自己年紀大不了多少的年青人就是賀龍。他突然雙膝跪倒,驚喜若狂地說:“賀叔祖,受孫兒一拜!”賀龍急忙攙起吳玉霖笑着說:“不要從佩卿那裡排輩份,我們各交各的朋友,咱們年紀差不多,我就叫你老弟吧!”賀龍問他:“你找我來打算幹什麼?”吳玉霖說:“跟着你殺富濟貧。”賀龍笑着搖搖頭說:“過時喽,光殺富濟貧不夠,要打出一個讓貧苦農民都有田種的天下!”吳玉霖高興地解開衣襟露出腰間斜插的兩把程亮的菜刀說:“我沒得槍,磨得兩把快刀,砍貪官惡霸腦殼,一刀頭落,用不着兩刀。”賀龍抽出菜刀看看,稱贊地說:“好嘛,看不出你還是個有心人。菜刀也是武器,有它就能奪槍,拿菜刀也能幹革命!我也沒得槍,見面分一半,一人一把菜刀,如何?”吳玉霖笑着點頭,跟賀龍一道走了。

  
      走着走着,賀龍發現從常德方向走來了一些人。這些人護衛着一乘4人擡着的轎子,神氣十足地朝慈利方向走去。轎前有幾個兵開道,轎後有兩個兵背槍壓陣。大概是太疲憊了,後面的兩個兵步子越走越慢,和轎子逐漸拉大了距離。這兩個兵背着的兩支漢陽造步槍引起了賀龍的興趣。他和吳玉霖商量了幾句,就不緊不慢地跟牢了這兩個掉隊的護兵。走到連三彎的偏僻小路上,賀龍和吳玉霖猛撲過去,掄起菜刀,結果了護兵,奪了兩支槍,飛快離去。事後得知,那乘轎子裡坐的是到慈利上任的縣長。此後,賀龍就憑着用菜刀奪下的這兩條槍,重新召集18位志同道合的夥伴,組織了一支小小的隊伍,從石門渡澧水北上,自動和湖南援鄂的護法軍一起,在荊江兩岸與北洋軍閥部隊作戰,不斷取得勝利,在援鄂的兩個月的轉戰中,賀龍的部隊發展到了100多人、70多支槍。後來,賀龍在參加中國共産黨第七次代表大會之前填寫的履曆表上寫着:“1917年底,曾用兩把菜刀,發展到百餘人的隊伍,任援鄂軍第一路總司令所屬之遊擊司令。”

  
      多年來,賀龍兩把菜刀鬧革命的事迹廣為流傳。1927年,毛澤東領導湖南秋收起義之後,在井崗山下的三灣改編起義軍時說:“賀龍同志兩把菜刀起家,現在當軍長,帶了一軍人。我們現在不隻兩把菜刀,我們有兩營人,還怕于不起來嗎?”賀龍“兩把菜刀鬧革命”的故事,一直成為革命隊伍中的美談。①征戰湘鄂川黔1918年3月,北洋軍閥的部隊大舉進攻湖南,  26日進占長沙。

  
      27日,北京政府任命第七師師長張敬堯為湖南督軍兼省長。湖南的護法軍紛紛撤退。賀龍率民軍從公安退到澧州。

  
      1918年春,賀龍去石門縣拜會湘西護法軍第五軍軍長林德軒。林早已聽說了賀龍帶18勇士自動援鄂,轉戰10縣的事,十分歡迎賀龍來訪。他向賀龍介紹說,孫中山雖為軍政府大無帥,但雲南、廣西原來接受孫中山領導的人卻不接受孫中山的委任;軍政府内部也矛盾重重,護法前途不容樂觀。他委任賀龍為湘西護法軍第五團第一營營長,率部駐防桃源。不久,賀龍的一些舊部聞訊前來投軍,加強了賀部實力。在讨袁和護法戰争中,賀龍組織武裝幾經起落,到如今終于打開了一個小小的局面。

  
      1918年9月26日,在湖南的護法軍将領譚浩明、譚延]、程潛、林修梅等與北軍将領吳佩孚、馮玉祥等數十人聯名通電,要求北京政府代總統馮國璋頒布停戰令。實際上,在湖南的南北雙方武裝已經大部停火。進入常德的北軍旅長馮玉祥與湘西護法軍業已達成諒解,重新劃分了防區。林德軒的第五軍移往湘西北,賀龍率第一營駐防桑植。

  
      這時的桑植正陷于凄風苦雨之中。5月,“神兵”①撲城,8月又患水災,縣内政事廢馳,盜匪叢生,民不聊生。縣城内居民不足2000,卻有奄奄待斃的饑民200多。賀龍率部進入縣城後,立即赈濟災民,三令五申告誡所部官兵對讨米的饑民不得歧視,一律給飯吃。賀龍親自找來縣長,要他打開官倉,每天撥出幾百斤米,指定一批住戶煮稀飯赈濟災民。當年得過救濟的百歲老人袁芹姑回憶說:“賀龍營長回縣那年,進城讨米的人全靠賀營長救濟。我家3口人,每人每餐領到一大碗稀飯,合起來有一大瓢,再拌些青菜,就能活命了。”

  
      在市政建設方面,賀龍也盡力而為。城東有一處險道叫烏龜咀,是桑植通往大庸的必經之路。由于道險路窄,多少年來,不時有人從這段路上摔下河谷。然而,官府對此卻視而不見。賀龍駐防桑植以後,立即帶頭捐款,動員商家富戶出錢興工,鑿石開山,将這段路修成了但道。賀龍還組織人力将城外泥濘坡陡的一段路改建成128級台階的石闆路;将城内主要街道平整加寬,鋪上青石路面;把通往四鄉的幾條崎岖山路加寬到2公尺左右,也鋪上石闆。這樣一來,使這一湘西山城的人民,生活便利了很多。在修路中,賀龍以工代赈,又救濟了許多災民。

  
      賀龍回顧自己走過的路,痛感學習文化增長知識的必要。駐防桑植後,生活比較安定,他開始廣交知識分子。因此,他的客人中有許多新老知識界人士。新派文人、前清的拔貢、秀才、民國的留學生都成了他的坐上客。其中一些人成了賀龍的良師益友。有的被聘為随營老師,給賀龍講解中外曆史、兵法軍制和古書古文,使賀龍受益良多。

  
      曾參加武昌起義的前湖北荊宜施鶴總司令唐栖之1918年秋天路過桑植,賀龍邀請他檢閱部隊,請教建軍良策。唐建議賀龍“注重軍訓”。在陳圖南的協助下,賀龍開辦了軍事講習所,招收青年和選拔官兵120餘名,以①指當時農村中一種通過封建迷信活動組織起來的農民武裝。他們作戰時喝符水,揮刀矛,很剽悍。這種組織有的為土豪控制成為反動武裝,有的則是反抗官府守土衛民的武裝。

  
      3個月為一期,學習孫中山的演說以及政治、軍事、文化,每天三操兩課。

  
      賀龍親自兼任講習所主任。他請軍校畢業生周敬新主持教務:聘桑植籍留學生和在長沙、常德等地讀書回鄉的谷純如、陳少南、鐘慎吾、賀連元等為教官。鑒于學員文化程度低,學習吃力,進步緩慢,賀龍又請師範學校畢業的廖茂才為文化教官,并委以秘書、助理營副之職;請長沙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畢業的肖珍元主講時事,加強時事教育。賀龍自己常和學員一起出操上課。

  
      賀龍廣集人才,培養骨幹,注重訓練,使他和部隊的官兵都有了長足的進步。

  
      正當賀龍忙于整軍經武,改善縣政的時候,群衆對駐防桑植、永順邊境的護法軍團長馬吉祥所部軍紀敗壞、為害人民一再提出控告。為此賀龍多次向林德軒報告,但不見回音。賀龍又向馬團的上級旅長報告。經旅長允許,賀龍趁馬吉祥帶少數人來桑植城裡吃喝玩樂的機會,派兵将馬擊斃。不料,卻引起了總司令林德軒的不滿。不久,林德軒率部開往常德。賀龍恐林挾嫌打擊,未随其行,留在桑植擔任了獨立營營長。林德軒走後,賀龍就放開手腳,統一了縣内的地方武裝,處決了幾個民憤很大的惡霸,使桑植的社會秩序在一個時期内頗為良好。賀龍率部駐防桑植的1年裡,在整軍、建政等方面都取得了相當成績。在湖南政局動蕩,形勢混亂的情況下,賀龍成了各種勢力都不敢輕視的人物。

  
      1919年夏,賀龍接到了兩張委任狀:湘西巡防軍統領陳渠珍委他為支隊司令;澧州鎮守使王子豳委他為團長。陳、王主動籠絡賀龍有諸多原因:一是賀龍在湘西頗具聲望,擁有武裝,政績斐然;二是陳、王都想乘國内和湖南政局動蕩之機擴大勢力。1919年夏,北京爆發了反對北京政府賣國罪行的大規模群衆運動,即有名的“五四”運動。各省紛紛響應,大大推動了民衆的覺醒,加深了北京政府各派系之間的矛盾和分裂。在湖南,南方軍隊内部也出現了矛盾。南方軍隊多數分屬湘軍總司令程潛和表面上服從孫中山、實際上擁戴桂系的前湖南督軍譚延],少部分保持着相當的獨立性。這年6月,譚延]發動驅程運動。程潛出走後,譚延]進而企圖将湘西也納入自己的控制之下。湘西各路武裝,按曆史淵源雖然多屬孫中山軍政府體系,但由于軍政府鞭長莫及,大都各行其是。這些武裝的領導人,得知譚延]企圖興兵統一湘西,便紛紛擴大實力,以求自保。在這種形勢下,陳渠珍、王子豳争着委任賀龍,就不是偶然的了。

  
      賀龍與陳渠珍素無關系,與王子豳還對抗過。賀龍當年在泥沙奪槍組織民軍攻打石門,打的就是王子豳。進攻失敗後,賀龍大姐賀英的房屋就是被王部燒毀的。護法戰争時,賀龍任營長,率軍攻打大庸縣城,又一次與王子豳作戰。近年來,王子豳雖然轉向了孫中山的軍政府,但與賀龍并無往來,更未消除隔閡。不過,賀龍考慮:若對陳、王的委任斷然拒絕,勢必引起沖突,以自身的力量與之對抗,很可能使部隊受損,鄉裡塗炭,于軍于民都極不利。加上賀龍所部離開林軍以後,無人發饷,靠桑植一個貧困縣供養這許多兵,已經相當不易,急需擴大供應來源,減輕人民負擔。于是,賀龍召集會議商讨對策。會上,一種意見主張接受陳渠珍的委任,因為陳的勢力距桑植較近,難于抗衡;另一種意見主張接受王子豳的委任,因為王在澧州,距桑植較遠,賀龍的隊伍可以保持相當獨立性。賀龍權衡利弊,決定接受王子豳的委任。參謀谷膏如極力主張投靠陳渠珍,看到賀龍不贊成他的意見,企圖謀殺賀龍,拖走隊伍,因被賀英發現,倉惶逃跑。谷膏如逃跑後,煽動“神兵”頭目王朝章率部偷襲洪家關,血洗賀氏家族,殺死14人,傷30餘人。賀龍聞訊立即率部救援,将“神兵”圍殲于魚田坪。“神兵”頭目王朝章被群衆處死,谷膏如逃脫,投奔了陳渠珍。賀龍趕到洪家關時,那裡己是一片瓦礫。他滿懷悲憤安置了親屬鄉鄰,  30多個滿腔仇恨的青年參加了賀龍的部隊。

  
      1920年春,賀龍報請澧州鎮守使王子豳配發本部300支槍,300箱子彈。

  
      王雖答應了,卻遲遲未見發來。賀龍請父親賀士道。弟弟賀文掌攜帶書信禮物,由副官賀植卿陪同去浩州拜會王子豳領取槍彈。這一行動被谷膏如偵知。

  
      他邀集匪徒陳繼之部數百人,攔路設伏。賀士道身中數彈,落水犧牲。賀文掌被捉去,用大甑蒸死,數十名士兵被殺。不久,锺慎吾率部殲滅了陳匪。

  
      谷膏如逃脫,不知去向。賀英聽到父親和弟弟的死訊,回洪家關奔喪,要砸毀谷家祠堂,替父報仇。賀氏族人也都義憤填膺,準備動手。賀、谷兩個家族的沖突一觸即發。賀龍聽到後,飛速趕來勸阻。他向大姐和族人說:“槍杆子在我們手裡,殺幾個人容易得很,可這個仇不能報。”族人極為不滿地說:“殺父之仇,滅族之恨,為什麼不能報?”賀龍說:“賀、谷兩家世代通婚,互相嫁娶的不滿千也有幾百人。光我家就有一個姑姑兩個姐姐嫁給谷家人。要是他殺我,我殺他,世代姻親變成世代仇人,外面的‘大腦殼’(即大人物)随便的就能把我們毀掉。他們那管你是賀家人,還是谷家人?洪家關可遭了殃。谷膏如不認人,我賀龍認人呀!”賀龍這種顧全大局的氣度,說服了賀英和族人,也感動了谷姓一族。他們派出本族頭面人物前來賀家賠禮道歉,在賀士道靈前隆重緻祭,一場械鬥大禍得以防止。24歲的賀龍獲得了賀、谷兩個家族和鄉親們的愛戴和尊敬。

  
      這年,賀龍與土家族姑娘向元姑結婚。賀姓家族因賀龍與前妻結婚多年未能生子,按照當地習俗,為賀龍舉行了“喪婚”,借以告慰先靈。這次結婚,賀龍并未參加,由賀龍未出嫁的小妹賀絨姑抱着大公雞,與新娘在亡父神主牌位前拜了天地。

  
      這年,湖南督軍張敬堯下台。譚延]再次掌握了湖南軍政大權,但他仍然腳踏南北政府兩隻船,使民衆和革命黨人又一次大為失望。

  
      1920年7月19日,澧州鎮守使王子豳被其副使卿衡謀殺。王的兒子王育寅于7月24日在慈利東嶽觀率9個團7000人舉兵報仇。自任常澧護國軍總司令,要攻取慈利縣城與卿衡決戰。他派人向賀龍說明起兵原因,請求出兵助戰。

  
      賀龍對卿衡早有認識。1916年,湘西護國軍“整編”時就曾遭他暗算,賀龍的隊伍被他繳械。卿衡是個政治投機分子,而王子豳卻是逐步靠攏孫中山的。因此,賀龍決定率部支持王育寅。他們會面後,決定賀龍所部攻打北門;王育寅軍從另外兩個方向進攻。7月29日,賀龍率部首先展開攻擊,消滅了北門守軍1個營。另兩路也相繼發起攻擊。經過激戰,守軍潰敗,卿衡逃走。王育寅向省方通電要求緝拿卿衡,并使本部武裝正名列編。譚延]卻複電指責“王育寅稱兵作亂,擾亂湘省治安,責令限期繳械”,并令湘軍出兵讨伐。

  
      面對嚴重形勢,王育寅自感孤軍難保。賀龍建議他派人去廣東請求孫中山派老革命黨人、前湘軍旅長林修梅前來主持大計。王育寅立即派代表去廣州向孫中山求援。8月16日,粵桂戰争爆發,孫中山正在組織力量讨伐桂系軍閥,需要取得湖南支持。譚延]不願公開支持孫中山,王育寅來求援,表示擁孫,對孫中山和粵軍有利。孫中山發電表示:“王育寅報仇雪恨,古稱孝勇,更以為國為湘之急,共襄大業”。①他又電湖南當局:“王育寅派員來,自請援粵,文以其頗知大義,遂令林修梅親往該處視察一切。”①9月,林修梅來到慈利,就任湘西靖國軍總司令,王育寅副之,委賀龍為第三梯團團長,通電發兵,援粵讨桂。孫中山複電鼓勵,并緻電譚延]稱:林軍讨桂是湘軍的光榮。

  
      但譚延]不予理會。

  
      林修梅率部于10月中旬攻占常德,準備往廣西攻打桂軍,支援孫中山。

  
      譚延]倚桂系為後台,急令大批湘軍攔阻、攻擊林修梅部。雙方交戰數月,林部因衆寡懸殊而失敗。賀龍率部返回桑植。湘西靖國軍支持孫中山,全力援粵,征戰半年,賀龍有很大貢獻,但也遭到湘西一些地方實力派的忌恨。

  
      當賀龍率部返回桑植時,湘西鎮守使陳渠珍派兵設伏,企圖消滅賀部,卻反被賀龍打敗。陳渠珍見動武失利,即委派一名親信擔任桑植縣長,命其遊說賀龍歸附于他。賀龍因所部頻繁征戰,槍支彈藥已感不足,又苦幹部隊無處發饷,更不願加重鄉裡負擔,就接受了陳渠珍的委任,擔任了湘西巡防軍第二支隊支隊長。

  
      1920年12月,湖南督軍譚延]去職,由譚部師長趙恒惕接任。

  
      趙于1921年7月間發動援鄂戰争②令陳渠珍率部出湘。賀龍由于不了解這一戰争的目的,不願參加,按兵不動。經一再電催,才随湘西武裝向公安移動,途中,援鄂陣線已散,賀龍奉命進駐桃源,擔任沅水下遊防務。

  
      賀龍在桃源與知識界人士廣為交往。思想開明的桃源女師校長彭施滌,以湘西政治搖籃聞名的省立二師校長田佐漢、陳伯陶等都成了賀龍的佳賓。

  
      陳圖南和他的同學花漢儒也來到桃源。陳圖南此時鼓吹起了無政府主義,花漢儒則信仰馬克思主義。花帶來許多進步書籍,他對賀龍說,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的蘇俄已經消滅了剝削階級,沒收了大資本家和地主的土地财産,推翻了沙皇政權,打垮了帝國主義的武裝幹涉,工農當家作主了。又說,社會主義也适合中國,一旦中國廣大工農覺醒,一定會走列甯領導的俄國十月革命道路。他還向賀龍講了“五四”運動的偉大意義。

  
      賀龍對這些從來沒有聽到過的新思想産生了極濃厚的興趣,對俄國革命更是神往。他請花漢儒天天為他介紹俄國革命和社會主義,講解進步書刊上發表的文章。賀龍像小學生那樣專心聆聽,提出一個又一個的問題。

  
      花漢儒告訴他,蘇聯有一個布爾什維克共産黨,全世界有一個總的國際黨(指共産國際)。賀龍問中國有沒有共産黨?花漢儒說有許多共産主義小組,剛剛成立了共産黨。

  
      這些交談,在賀龍恩想上點燃了熾熱的革命火焰。他後來說:“當時我聽陳圖南講的克魯泡特金的那一套無政府主義,無論在理論上、政權上、國家軍隊問題上,都沒有什麼根據。而談社會主義的,條條有理,有根據,對于我的思想是一個很大的啟發。”“他們講的黨,對我很有幫助??這時候,共産黨在我腦子裡印象就相當深了。自從我知道了共産黨,我就注意找共産黨了。”不久,賀龍奉命移防辰溪、浦市。花漢儒返回原籍,陳圖南留在賀龍這裡擔任了副支隊長。

  
      ①孫中山:《複王春初函》,《孫中山全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第1版,第310頁。

  
      ①孫中山:(複湖南省議會電》,《孫中山全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第1版,第360頁。

  
      ②指川湘兩省出兵驅逐北京政府任命的兩湖巡閱使兼湖北督軍、直系将領王占元,助鄂自治的戰争。

  
      1921年,孫中山召見原川軍師長石青陽,令其返川援助四川第一軍熊克武部反對依附北京政府的四川第二軍劉湘部和黔軍袁祖銘部。1922年春,石青陽路經湘西時,向其舊部下陳渠珍借兵。陳渠珍隻想當湘西王,不想入川,便極力向石青陽推薦賀龍。其實,陳渠珍深知賀龍堅定地擁護孫中山,擔心賀龍久居其下可能生變,便乘機将賀龍遣出湘西。但是,依照孫中山的意圖去援助革命派打擊軍閥,卻十分符合賀龍的心願。他向部下說:“我很想見到孫中山。别人說他是孫大炮,我看中國就是需要這樣的大炮。清朝政府怕他,北京政府怕他,就是因為這門大炮威力大。他把四萬萬同胞鼓吹起來,這門大炮威力還了得嗎?”他愉快地接受了援川的任務。

  
      1922年春夏之交,賀龍率部随石青陽到達川東西陽縣龍潭,會見了熊克武的第一軍代表。石青陽召開會議,傳達孫中山的指示,并被推舉為川東邊防軍總司令,所轄部隊以賀龍指揮的三四千人為主力。之後賀龍率部攻占涪陵、擊敗黔軍袁祖銘部,賀龍被委為川東邊防軍警衛旅旅長,擔負長江防務。

  
      8月,第一軍、第三軍聯合劉存厚部擊敗第二軍。

  
      1922年秋,賀龍率部移駐彭水。在這裡,他明令廢除苛捐雜稅,奸商、惡霸一經查實,立即嚴懲。他興辦女子小學堂,以興女子入學之風,除封建陋習之弊,并帶頭捐銀元400元為開辦費。他整饬軍紀,處決了一名久随其征戰并有親屬關系,但違法亂紀的連長。這些做法深得民心。一些零星的土著武裝自動來歸,當地青年紛紛入伍。賀龍的部隊得到了擴大,增編了1個騎兵團。

  
      1922年6月16日,粵軍總司令陳炯明叛變,8月9日孫中山被迫到上海避難。遠在川東的賀龍得知孫中山處境困窘,即派人赴滬晉谒孫中山,表示為革命事業當竭盡全力支持孫中山。孫中山甚為感動,複函賀龍:雲卿先生鑒:周參謀持來大紮,備悉一是。邊徼久戍,艱苦逾恒,而壯志不渝,忠誠自矢,此真可為幹城之寄,當勉望于無窮者也。

  
      川中久苦内戰,迹來以各将領互開誠悃,共企新圖,遂有開發實業計劃。前各以書來陳說,文曾力贊其成,不獨為弭息内争,昭蘇民困之要圖,而給養有恃,簡練益精,一俟會讨有期,建築而下,且可以襄成大業,幸協圖之。

  
      我駐閩各軍實力充裕,稍事休息,即須出讨。駐桂之張、朱各軍,現已下迫梧州,西江震動,陳逆料難久追。切望秣厲待時,共戡大難。此複,即詢戍綏此後,賀龍與孫中山領導的政府信使往還不斷,使他在戰事紛壇、政局混亂的形勢下能辨明方向,有所遵循。

  
      1923年1月,陳炯明兵敗。2月,孫中山由滬返穗,再組大元帥府,下令讨伐受北京政府支持的西南軍閥,以求先平定南方再揮師北伐。

  
      4月13日,賀龍率部重返涪陵,參加同北軍的作戰。春夏之交,北軍合力進攻,熊克武部屢遭挫折,重慶、成都相繼失守,賀龍所部也退出了涪陵。

  
      6月4日,孫中山任命熊克武為四川讨賊軍總司令,但懋辛、呂超、石青陽分别擔任第一、第二、第三軍軍長。賀龍為第一混成旅(亦稱川軍第九混成旅)旅長,仍歸石青陽指揮。熊克武受命後率部反攻。賀龍所部與湯子模師、周西成旅協同,完成了攻取涪陵,切斷長江交通,阻止北軍增援的任務。

  
      1923年8月底,在川的北軍急電吳佩孚:“限4日運械彈到渝即行反攻,否則危矣。”①坐鎮武漢的北軍首腦吳佩孚即以日清公司客輪宜陽丸、雲陽丸裝運大批軍火開往重慶,并派軍械處長張遠矶押送。

  
      這兩艘運軍火的船是日本的,船長是日本人,挂着日本旗,從武漢,沿長江上駛重慶,哪個中國人敢攔阻!因此,吳佩孚認為萬無一失。

  
      他想錯了,這樣的中國人是有的,那就是賀龍!

  
      賀龍派往武漢偵察的參謀得知日船行動的消息,急忙趕回涪陵向賀龍報告。賀龍認為這件事非同一般,立即與前敵總指揮兼師長湯子模、旅長周西成研究對策。有人說,要放船到重慶卸下軍火充實敵軍,對我極為不利,但扣船又會惹下大麻煩,不如阻止通行,迫其返回武漢。賀龍站起來,把手一揮說:“轟回去不行。這是送上門的禮物。扣船!沒收全部槍械彈藥,我們手上也缺嘛!扣了它,我們多了一大批槍支彈藥,敵人少了一大批槍支彈藥,一加一減,這個仗我們必勝。更要緊的是,這些東西是吳佩孚勾結帝國主義的罪證。我們不是賣國的北京政府,是孫大帥的革命隊伍,一定要給他們一個下馬威,長長中國人的志氣。”②賀龍的主張義正辭嚴,得到了湯子模的支持,周西成則猶猶豫豫地點了頭。

  
      如何扣船?賀龍提出:日本輪船以經商為名航行長江。日本商人更是見錢眼開,貪圖小利。可以派人化裝成老百姓,乘小船圍住日本船,就說從重慶往下水來辦貨,如今打仗,回不去了,請求搭日本人的船回去,我們可以多付錢。日本人為了賺錢,準會允許登船。上了船,就由不得他們了。

  
      大家認為這個辦法好,可以不公開動用武力,不在江上開火。于是決定由賀龍負責扣下“宜陽丸”,周西成扣下“雲陽丸”。

  
      賀龍回到旅部,把一些部下找來,朝他們笑着說:“日本人的宜陽丸明早開到涪陵,上邊裝滿了吳大帥運到重慶來打我們的軍火。船要扣下,軍火沒收。我親自化裝登船。要防止日本人逃跑,派1個連、1排炮兵在荔枝園碼頭上遊的龜龍關設伏,瞪大了眼睛盯住宜陽丸。他們要敢反抗逃跑,你們就開炮,敲沉它龜兒子。這樁事關系重大,隻準全勝。從今天起,全旅進入戰鬥狀态!這出戲,我們扮演喽!”

  
      有人擔心賀龍親自登船會遭到危險。賀龍說:“危險到是碰上過許多,就是沒跟日本人打過交道,碰他一碰,看看是我賀龍危險,還是他們得不到安逸。”

  
      第二天拂曉,長江江面上霧氣蒙蒙,兩艘日輪沿江而上,駛近涪陵,接近碼頭。隻見碼頭上站着幾個客商,要求出重價搭船去重慶。日本人果然停船抛錨,讓小船劃過來。

  
      賀龍衣着闊綽,手持“文明棍”,一副大老闆模樣,率先登上小船。幾個化了裝的衛士緊傍賀龍左右。七八艘小船上的人登上了輪船。賀龍輕揮手杖,化了裝的官兵迅速控制了駕駛台、機器倉、貨艙、船長室和買辦室等等重要所在。後來上船的官兵也控制了甲闆和其他地方。

  
      賀龍把手一揮說:“檢查!”官兵散開,檢查立即開始。

  
      在中國行船以來,這位日本船長還沒有遇到過敢于檢查日本船的人。他憤怒了,竟然拔出手槍就要朝賀龍開槍。賀龍的衛兵們搶先一步,當場擊斃①  1923年9月21日四川《國民公報》。

  
      ②原川軍邊防軍參謀長(新中國成立初期曾任川西行署民政廳長)邱翥雙回憶。

  
      了這個日本船長。船上其他的人都老實了。

  
      檢查結果,繳獲子彈82.2萬發,炮彈300發,手槍數十支,捉住了吳佩孚的軍械處長和兩名日本人。

  
      賀龍他們走出碼頭的時候,碼頭上人山人海,一片震天動地的歡呼聲。

  
      多年來飽受日本侵略者欺淩的人民群衆,今天揚眉吐氣了。涪陵幾所學校的師生也趕來參加看守宜陽丸。遺憾的是旅長周西成膽小怕事,隻派副官登船,使裝滿槍支的雲陽丸逃回萬縣,還把上了船的副官捉住帶跑了。

  
      賀龍扣船大獲全勝,湯子模立刻向熊克武報告。賀龍和湯子模還向在漢口的日本日清公司發出了抗議信,指出:“現在我軍正奉命讨伐吳佩孚、劉湘,兩軍對壘之際,該公司輪船公然為吳佩孚載運大量武器彈藥,前往接濟被我圍困之敵,顯系故意違反國際公法,參與中國内戰,與本軍為敵。

  
      “涪陵為作戰區,早經宣布戒嚴。該公司雲陽、宜陽兩輪,既已到岸接客,何以不接受檢查?雲陽丸何以砍錨逃脫?宜陽丸何以開槍射擊?使我官兵受到傷亡!由于兩輪嚴重違犯中國戒嚴法,該公司應負如下責任:“甲,對我方傷亡官兵,應賠償一切損失,承擔一切後果。

  
      “乙,依據戒嚴法規定,供犯罪之物沒收。宜陽、雲陽兩輪,是此次犯罪主體,應依法沒收。除宜陽丸已經我方扣留外,現在逃之雲陽丸,應由公司交出,一并沒收。

  
      “丙,該公司應向本軍正式道歉,并保證以後不再違法私運軍火及其他禁運貨物。”

  
      抗議信還強調指出:“根據中日内河航行通商條約第七條明白規定,不得私運軍火、毒品及其他禁運物資。如不遵守條約,故意違犯,其情節重大者,得停止其營業。試問此次雲陽、宜陽兩輪,公然參與我國内戰,在作戰區内,冒煙突火,輸送武器,難道情節之重大有過于此嗎?本軍素持寬大,如該公司能夠不吝改過,辦好善後,則處罰隻沒收兩輪,否則我軍執法相繩,除禁止在本區營業外,還将報我政府,停止其全部營業,以做效尤。”

  
      賀龍迅速把繳獲的彈藥支援了熊克武所率各路讨賊軍。熊克武下令總攻重慶。賀龍率領第一混成旅協同友軍積極作戰,大敗敵軍,攻克重慶。

  
      仗是初步打勝了,可是,日本輪船運送軍火一案,尚未了結。各方都緊張活動起來。日本政府向北京政府施加壓力,北京政府以及依附它的雲南、四川當局左一個電報,右一個疏通函件發到熊克武那裡,甚至發到孫中山面前。賀龍是直接當事人,向他為日清公司說情的達官貴人就更多了。

  
      日本國駐宜昌總領事貴布根和駐重慶副領事康吉有風風火火趕來面見賀龍和湯子模。

  
      貴布根是日本帝國官方代表,盛氣淩人。他說,重慶、宜昌領事事務由他主管,日清公司的事由他負責談判。他質問賀龍:宜陽丸的船主、領江和買辦等6人失蹤,聽說被殺死,應由誰負責?并說被扣押司輪宮崎等兩人應立即釋放,如果有罪,也應按領事裁判權,由日方處理。

  
      賀龍嚴肅地說:“日方船主、領江是不是失蹤,我不曉得。如果屬實,我方也概不負責,是他們拒絕檢查,首先開槍。我軍沒有等着挨打的習慣,當然要自衛,我方也有傷亡,又該哪個負責?你們日本人性命莫非比我們中國人高貴不成?扣押輪船嘛,我們已給你那個日清公司寫了抗議信,如何善後,我們提得清清楚楚。你們違犯戰争狀态時期我方頒布的戒嚴法,當然要按我們的法令辦理。”

  
      日本總領事責問賀龍:“他們到底犯了什麼法?什麼罪?”

  
      賀龍火了,把桌子一拍,站起來厲聲地說:“什麼罪?砍頭的罪!你們私運軍火,參與别國内戰,不是犯砍頭罪是什麼?”

  
      貴布根又端出了領事裁判權。

  
      賀龍說:“我隻管戒嚴權,誰要在我的防區搞鬼,我就抓他問罪,砍頭!”

  
      日本總領事見吓唬不了賀龍,隻好灰溜溜地走了。

  
      北京政府、四川當局不顧與孫中山、熊克武一方還處于交戰狀态,不斷派人來向賀龍求情。賀龍一概置之不理,并且進一步提出:日商必須賠禮道歉,賠償我軍100萬元,才能釋放兩個被扣押的日本人。

  
      吳佩孚的軍械處長表示認罪,賀龍予以寬大處理,将其釋放,還發給了路費。至于那兩個日本人,日方強橫交涉失敗,又舍不得出錢賠償,賀龍當然不予釋放,把他們扣押了1年多。直到賀部回到湖南,日方履行了賠款和賠禮道歉的條件,賀龍才予以釋放,也發給了他們一筆路費。

  
      後來,賀龍談到這段曆史時曾經說過:“這件事對我刺激也很深呢!和那兩個日本人一起捉來的還有吳佩孚一個軍械處長叫張遠矶。你看呀,那兩個日本人不過是普通的軍火商人,可是好多‘大腦殼’打電報來說人情。對那個軍械處長呢?連信都沒人寫一封。這太不把自己人當人了。他還是國家的官吏呢!這一來,我不但更加痛恨日本侵略者,也更加痛恨北京政府了。

  
      我對那個軍械處長很優待,才押到黃角垭就放了,走的時候還送過盤纏錢。”

  
      1923年冬,北軍再占重慶。賀龍率部退守成都。不久,讨賊軍内部分化,陣線瓦解,熊克武去職,成都丢失,四川讨賊之戰失敗。

  
      這給賀龍的震動很大。3年援川戰争,讨賊軍之所以失敗,除了帝國主義支持的北京政府派兵援助四川軍閥之外,更重要的是,讨賊軍本身也多為封建軍閥武裝,他們的領導人擁兵自重、争權奪利、爾虞我詐、互相吞并,背叛孫中山的主張。這種情況使賀龍對孫中山依靠舊式武裝進行革命能否成功,産生了疑慮,也促使他進一步思索怎樣才是正确的道路。

  
      有一次,參謀劉達五問賀龍:“你覺得廣東政府怎麼樣?”賀龍說:“孫中山是個偉人。可是,他依靠的還是軍閥隊伍,早晚是靠不住的。要革命就要有本錢,不是經商,可以借錢作買賣。”他問劉達五,“你聽說過俄國革命沒有?”劉達五說:“前幾年就聽說過,隻是不大清楚。”賀龍說:“聽說沙皇、貴族、資本家統統被打倒了,由工農當家搞共産。我很想知道這個共産黨是怎麼‘共産’法,和孫中山的平均地權有什麼不同。中國也有共産黨了。不過,我想,不管怎麼‘共’,要有‘産’才‘共’得成,窮人反正不會吃虧。”

  
      又一次,賀龍問劉達五:“你認為我走的路子對嗎?”劉達五說:“你常常講,要為受苦人打天下,誰能說這條路子不對?不過打來打去,還沒有打出天下來,你也還在摸夜路呀!”賀龍說:“你說對了,清朝倒了,袁世凱死了,全國還是亂糟糟的。大小軍閥各霸一方。我們在四川打了3年,真是神仙打仗,凡人遭殃,吃虧的還是四川老百姓。中國地方這麼大,為什麼這麼窮,這麼弱?就是給這幫軍閥、官僚搞亂了。不打倒這些人,老百姓還能指望過好日子嗎?可是困難哪,這麼大一個爛攤子,哪個能夠收拾?我們這幾千人又能怎麼樣?我天天都在想這個問題。”

  
      正當賀龍等一些愛國忠貞之士憂國憂民之際,孫中山在中國共産黨幫助下,改組了國民黨。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國民黨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20多名共産黨人參加會議,起了重要作用。大會确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共産黨人李大钊、譚平山、毛澤東、林祖涵(林伯渠)、瞿秋白等10人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候補執行委員。孫中山在蘇聯和中國共産黨支持下創辦了黃埔陸軍軍官學校,  1924年11月,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周恩來出任政治部主任。孫中山有了新的奮鬥目标,國民黨重新有了生氣。

  
      1924年夏,賀龍率部駐貴州省銅仁縣。賀龍的秘書長嚴仁珊的親戚、在黃埔的銅仁籍學生周逸群和一些桑植籍的黃埔學生給賀龍寄來了許多書刊和關于廣東時局、黃埔軍校、國共合作等情況的信件。賀龍異常興奮,認真地閱讀了這些書刊和信件,并請嚴仁珊為他講解。

  
      讀完這些書刊,賀龍高興地說:”确實這樣去做,在政治上就确實找到了出路。”他結合自己多年奮鬥的體會,很贊賞中國共産黨的主張。他說:“看來,隻有找到共産黨,革命才有辦法。”經過慎重考慮,他決定去廣東找共産黨,旅長職務交由第一團團長谷青雲擔任。他把這個決定報告了熊克武。

  
      這時,熊克武正在籌備組織建國聯軍,準備乘北洋軍閥各派系間的矛盾已經發展到兵戎相見的機會,按孫中山的意圖,假道湘西,攻入湖北,奪取武漢,讨伐曹锟、吳佩孚,正迫切需要人才。賀龍在四川作戰時,功勳卓著,是忠于孫中山的難得的骁将,在湘西又有很高的威望,熟悉湘西民情地理。

  
      所以,熊克武不同意賀龍此時去廣州。

  
      賀龍雖然未能親自去廣州,思想上卻有了飛躍。在國共合作形成,革命勢力有了很大發展之後,賀龍對孫中山及廣東革命政權增強了信心,對中國共産黨及其基本政策也有了一定了解。所以後來賀龍率部返湘駐守常德,國民黨湖南省黨部執行委員、中共湘區省委委員夏曦來訪,并請求給予經濟援助時,賀龍熱情接待了他并資助其5萬銀元。1924年底,毛澤東派兼有國共兩黨省委委員身份的陳昌到常德專程拜會賀龍,兩人相處也極融洽,結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

  
      十年征戰,十年求索,賀龍執着地向真理前進了。

  
      經略澧州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戰争爆發,孫中山認為完成北伐統一中國的時機已到,遂于11月10日發表《北上宣言》,聲明北伐目的“不僅在推翻軍閥,尤在推翻軍閥們賴以生存之帝國主義”。同月,孫中山任命熊克武為川滇黔建國聯軍前敵總司令兼建國川軍總司令。熊受命後,派人與湖南當局趙恒惕磋商,向趙說明“假道湘省北伐,決不幹涉湖南内政”,并命令湯子模為前敵總指揮,賀龍率所部為先鋒,離黔入湘。

  
      賀龍先緻電湘西當局,曉以假道北伐大義,遂出兵進入湖南,直趨湘西首府沅陵。賀龍所部沿路秋毫無犯,軍紀嚴明。陳漢洲等一些地方武裝紛紛聞風來投。賀龍收編了幾支部隊,順利進軍,湘西震動。陳渠珍避往鳳凰縣;鎮守使田應诏躲入烏宿大山。他們令所部旅長楊永清急電賀龍詢問:“此次來沅,宗旨若何?永清等莫測高深,而近查兄之所為,實有令人大惑不解者??”①為了消除湖南當局的誤解,賀龍再次通電聲明:“本軍此次假道入湘,早已派人與湘政府接洽,對于湘政無任何用意。現經湘西各縣,仍屬假道為宗旨,于湘省地域主權毫無侵犯。”①賀龍在湘西素有威望,又不主動攻擊湘西地方武裝,緻使湘西當局是戰是和猶豫不決,所以,賀龍的部隊沒有遇到強烈抵抗順利地進入了沅陵。随後,熊克武也率軍開進湘西。

  
      在沅陵,賀龍的司令部設在舊府衙。衙外有一塊因為“辰州教案”設立的高達兩米的大石碑。所謂“辰州教案”是1902年兩個英國傳教士唆使一個壞女人制造了一場流行病,當地群衆死亡千餘人。群衆了解了疫病的起源,捉住那個女人,沖進教堂,将兩個英國教士打死。在英國壓力下,清政府将辰州官吏統統革職查辦,有的被處決,還逮捕無辜群衆300餘人,嚴刑拷打。

  
      尤其令人發指的是,把10名群衆捆在一起用火炮轟死。英帝國主義除了向中國政府勒索1萬英磅(折白銀8萬餘兩),還強迫刻了這塊大碑,用以污辱湘西民衆。②賀龍搞清楚了此碑的來曆,不禁義憤填膺,大聲說:“這太可惡!

  
      太醜人了!打死兩個洋人,賠了八九萬銀子,殺了那麼多百姓,還殺了兩個參将,兩個遊擊,還要一五一十的寫上,立他媽那麼大的一塊碑,好像深怕中國人的臉丢不完一樣。”他命令将碑立即炸毀。

  
      1924年11月13日,孫中山為了與北京政府謀求實現國家和平統一,帶病北上參加國民會議。行前發出命令,再委熊克武為建國川軍總司令,轄川軍第一、第二軍,與建國滇軍、黔軍及服從孫中山的部分湘軍,待機北伐。

  
      按這種安排,西南地區的一些軍隊要駐在湖南境内。這是湖南當局不能容忍的。

  
      11月下旬,熊克武決定賀龍所部進駐津市、澧州;湯子模軍進駐大庸、慈利、石門一帶。常澧鎮守使唐榮陽認為這是對他的嚴重威脅,便以全部兵力遠出阻攔,被賀龍、湯子模部擊潰。賀龍率部繼續向津市、澧州挺進。唐榮陽糾集餘部在津澧外圍嚴陣以待準備決戰。賀龍以主力逼近澧州,似欲與唐部決戰。唐榮陽見賀龍率部來攻澧州,急調駐津市守軍星夜來援。賀龍卻①  1924年9月12日四川《國民公報》。

  
      ①  1924年9月13日長沙《大公報》。

  
      ②《湖南近百年大事記述》第199頁。

  
      派王育英團乘虛襲占津市。唐知中計,又匆忙調主力向津市反撲。賀龍親率主力和津市的王團實施夾擊,擊潰唐部一個旅又兩個團,另1團陣前倒戈投降。11月30日,賀龍抵達津市,發現唐部許多官佐的眷屬滞留津市,惶恐不安,便張貼布告曉谕各方:“唐部官佐眷屬,一律妥為保護,如有借故擾害,定即嚴拿懲辦”。唐部眷屬對賀龍所部軍紀森嚴極為欽佩,對賀龍尤為感激。消息傳到澧州,唐部官兵也很感動,軍心動遙賀龍部隊乘勝圍攻澧州城。唐榮陽部大敗,逃向石門。12月2日,賀龍部占領澧州。

  
      進入津市、澧州後,賀龍親訪父老鄉親,察看民間疾苦。他了解到曆任官府對人民剝削極為殘酷,苛捐雜稅名目繁多,每年搜刮銀元高達20萬元以上。津澧一帶連年遭受旱澇災害,群衆生活極為困苦。于是,賀龍宣布取消一切苛捐雜稅。津澧人民歡呼稱慶。

  
      賀龍的基本隊伍原來隻有3個團,入湘後收編的有10個團,人槍己逾萬,但部隊素質差别很大。新收編的部隊多次發生違紀擾民之事,如果不着力整頓訓練,北伐大業難成。于是,賀龍決定在司令部設新兵訓練處,以能征善戰的團長王育英為處長。命令各部隊“自本日(12月20日)起,各部兵士務須逐日出操兩次,對于學科亦須上講堂兩次”。又決定開辦軍官講習所,從部隊中挑選有文化的軍官300名入學,每期3個月。1925年1月10日,講習所改為軍官教導團,在澧州隆重開學。賀龍在開學典禮上說:“我們現在正處在列強競争、内政不修的時候,要想鞏固國防、刷新政治,必須以軍政為前提,訓練一支具有軍事素質的軍隊。”“從來那些訓練有素的軍隊,都非常注意訓練部隊的實力。所以能以小敵大,以少勝多??練兵之道,首在教育,古今中外都是如此。我們的部隊雖然成立已久,但因長年轉戰,東征西讨,時刻在槍林彈雨中生活,所以對訓練抓得不夠,以緻作戰雖然勇敢,而造就不大。”“設官教導,實難再緩。希望全體官佐肩負重任,挺起精神,精研深造,檢驗揣摩,自始至終,努力前進!”①賀龍對部隊的管理抓得很緊,軍紀嚴明,執法無私。駐澧州東門一帶的收編隊伍,軍紀很壞,賀龍将其包圍繳械。第六梯團團長田鴻鈞早年曾随賀龍在泥沙奪槍起義,參加過湘西暴動,與賀龍是老關系,後來投靠唐榮陽,賀龍入湘,即倒戈投賀,有一定功勞。但田鴻鈞縱容部屬勒索商人、欺壓百姓,賀龍仍堅決将該團繳械。田鴻鈞率部頑抗被擊斃,所屬部隊被解散。這些嚴厲措施,對整肅軍紀起了很大作用。為使部隊有法可依,賀龍頒發了軍警《巡查守則》,命令各部官兵一律遵行,并建立軍警稽查處負責查糾。對違反守則者,當衆處分。這個守則的内容是:“1.着軍服乘坐人力車者,立即禁阻之;2.酗酒滋事者責罰;3.與人民口角者查究之;4.服裝不整者糾正之;5.聚賭者責罰;6.估借民間物品者責罰;7.擅拉民夫者責罰。”賀龍還規定:“凡無端滋擾人民及侮辱官佐眷屬,以及賭錢、嫖娼,在公共場所滋生事端者,人槍一并解部懲辦。”②這些規定扶植了正氣,打擊了歪風,維護了部隊紀律,提高了部隊素質,深受津澧人民擁護。春節期間,澧州各民衆團體捐款為士兵趕制寒衣,下鄉收買稻草送給部隊。賀龍嚴于治軍、關心人民疾苦,在澧州曆來駐軍中是從未見過的。

  
      ①  1925年1月19日長沙《大公報》。

  
      ②  1925年2月13日長沙《大公報》。

  
      1925年2月8日,賀龍被委任為建國川軍第一師師長,授中将軍銜。2月16日,賀龍在就職儀式上說:“龍當激勵保國衛民之夙願,以盡義務于國家。”2月18日組成師部,并着手整編部隊。全師編成兩個步兵旅,騎兵、炮兵各1個團,機槍、工兵各1個營,手槍隊和補充團各1個。升任谷青雲為第一旅旅長、賀敦武為第二旅旅長。全師有長槍9440支、機槍78挺、短槍840支、各種炮56門、戰馬500多匹,官兵1萬餘人。整編中,撤換了品德極差的軍官,以軍官教導團培訓出來的軍官補缺;對被繳械的隊伍中比較好的軍官或留下來量才任用,或送軍官教導團深造;對族人親屬中早年就追随賀龍征戰的,也一樣嚴格地論功行賞,量才使用,不予特殊照顧。于是幹部中就産生了德才兼備、功勞大的晚輩,擔任其長輩的上級官長的情況。賀龍指出:軍中隻講軍法,不講輩份,不能任人唯親唯尊,隻能唯賢唯能。

  
      經過整編,賀龍率領的第一師素質有了很大提高,成為敵對雙方都不敢輕視的力量。建國聯軍前敵總司令熊克武來檢閱部隊時,稱贊該部“秣馬厲兵,士氣益勵、堪稱表率”。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逝世。噩耗傳來,賀龍極為悲痛,令部隊停操1月,降半旗3天以示哀悼。孫中山逝世後,廣東革命政府的人事及軍隊高級将領是否變動?形勢如何發展?是賀龍極為關心的事。他嚴令全師加強戒備、靜觀變化,并派人去了解各方動态。

  
      形勢确已在急驟變化中。湖南督軍趙恒惕收起了敷衍廣東政府及北伐軍的假面具,成了北京政府的急先鋒。3月27日他令湖南省議會通過武力驅除川軍案,并發出通牒,限建國川軍在兩星期内全部出境。

  
      熊克武在常德召開緊急會議研究對策。依照廣東政府胡漢民來電精神,決定川軍于4月中旬離湘赴粵。3月下旬,熊克武親在澧州令賀龍率師同去廣東。熊克武對他說,去廣東是要“聯絡舊同志,組織新政府。”

  
      賀龍對熊克武曆來尊重,但是,在是否去廣東這個重大問題上卻持反對态度。當年,賀龍決心去廣州,是為了尋找中國共産黨,探求新的革命道理和正确的革命道路。現在,反對去廣州,是因為他已經得知孫中山逝世後,廣東軍政各方首腦正在争權奪利,駐廣東的福建、雲南、貴州軍隊将領都想乘機擴大自己的權勢。川軍再去廣州,不僅增加矛盾,還可能被吞并,對繼續完成革命大業有百害而無一利。此外,還有一個不開赴廣東的重要因素,那就是賀龍率軍返湘後,雖然勵精圖治,部隊面目一新,但還不十分鞏固。

  
      所部官兵大都是湘西人,聽說本師可能開赴廣東,一些人就泣涕請命要求留鄉守土。如果斷然開赴廣東,部隊很可能分裂。至于熊克武去廣東的目的,賀龍更不贊同。他後來回憶說:“熊克武曾兩次來澧州找我。第二次來的時候,他提出要去‘聯絡舊同志,組織新政府’。我和嚴仁珊說,聯絡舊同志,是什麼同志?組織新政府,又是什麼政府?北京政府是反動政府,廣東政府是革命政府,如果再組織政府,是隸屬廣東政府,還是隸屬那裡?我不同意熊克武的意見,并通過嚴仁珊要熊克武解釋這個問題。從此,我和熊克武來往就少了。”賀龍還向熊克武說明,他的部隊從民國五年(1916年)讨伐袁世凱以來,就是遵照孫中山的主義幹的。幾經挫折,幾番再起,為主義而戰不屈不撓。這次不随總司令去廣東,就是不能背叛主義,以免将來背上不義之名。可見,賀龍和熊克武已經出現了政治原則上的分歧。

  
      熊克武無法說服賀龍,回了常德,熊部第二軍軍長湯子模便對賀龍施加武力威脅。3月17日,湯軍兩個旅圍逼津市攻擊賀部,被擊退。

  
      與此同時,湖南當局趙恒惕正籌劃對建國軍用武。他一面電請北京政府對湘西用兵,一面調湘軍3個師開到益陽,進逼常德。5月8日,熊克武率湯子模等部南去,津澧隻剩下賀龍這個師了。趙恒惕大軍臨近,或戰、或撤、或和,成為需要賀龍迅速作出決斷的頭等大事。依當時的形勢,上策是備戰求和。于是,賀龍發表留湘通電,表示:“去歲追随熊錦公北伐,假道湘中,從師轉戰,負弩前驅,行戰彌月,始達津澧”。但因“半載屯兵,毫無進展??報國既難如願,害民尤所痛心,午夜訪徨,優心如搗,不得已,勉徇部屬之請,實行還湘,保衛桑梓。”①湘軍返鄉,名正言順,給湖南督軍趙恒惕出了難題。趙恒惕依附北京政府,殘酷鎮壓革命,剝削三湘人民,賀龍這樣一支革命武裝留在湖南,當然成了他的眼中釘。但是,趙正以其主力和建國湘軍作戰,沒有足夠力量同時攻擊賀龍。省府内又有接納賀部,讓賀龍任澧州鎮守使的建議。趙恒惕權衡利害得失之後,以湖南省政府名義委任賀龍為澧州鎮守使,管轄7個縣。同時,派省議員熊貢卿為省政府代表常駐澧州鎮守使署監視賀龍。賀龍很清楚趙恒惕的用心,為了能夠暫時避免不利的戰事,便接受了委任。賀龍後來說:“中國鎮守使多得很,連北京政府都不知道封了多少。他們把你沒辦法了,就給你一頂鎮守使的烏紗帽,他們要是能把你吃掉,大概連骨頭都嚼成渣渣了。沒有辦法,啃不動,嚼不爛,怎麼辦?當個鎮守使吧。我這個鎮守使就是靠槍杆子打出來的。”

  
      熊克武去了廣東,被蔣介石以“叛國罪行”囚禁于虎門。曾經轉戰川黔,為護法建有功勳的入粵四川建國軍或被繳械,或流入湘黔被收編、遣散,從此消失。由于賀龍對複雜形勢判斷正确,不懷私念,策略得當,才保留并且發展了一支忠于國民革命的武裝。

  
      賀龍在澧州立即展開了多方面的活動。首先對澧州附近一些惡迹昭彰的隊伍進行讨伐,以鞏固防區,使自己處于攻守進退都有主動權的地位。他率部進攻盤踞石門縣一帶的前澧州鎮守使唐榮陽部。唐部旅長率部倒戈,殘敵數千一觸即潰,唐榮陽逃往武漢。賀龍進而揮師攻克大庸等地,掃平了各路殘雜武裝。5月18日,回到分别了5年之久的家鄉桑植洪家關,祭奠祖先,看望親族故友。

  
      賀龍家中原來的房子已經被敵對武裝燒毀。繼母正在修建一棟木石結構的大屋,房架搭起來了,剛剛上梁。賀龍回來看到正在興建的大屋,對親屬、鄉親們說:“你們看看,左鄰右舍對門當戶這些茅草木屋,單單我家修一座大殿,當成菩薩來供,這不是成心叫人罵我賀龍嗎?”他斷然決定不準再修。

  
      親友們紛紛勸說,你當了師長,當了将軍,修個大一點的屋子也是應該的,再說,屋架已經搭完,大梁已經上妥,搭成個屋算了。賀龍還是不答應,他說:“不要修了,蓋個屋頂,讓它空着,讓往來趕場的鄉親也好有個躲風避雨的地方。”後來,賀龍參加了共産黨,領導湘西武裝鬥争,這幢供四鄉來往群衆躲風避雨的棚子還是被國民黨反動派燒掉了。

  
      幾天後,賀龍返回澧州,立即投入救災工作。澧屬7縣連年戰禍,加之3個來月滴雨未下,田地龜裂,寸谷不收,十室九空,到處躺着餓死的人,有的村子裡農民們易子而食,悲慘之極。

  
      ①《賀龍通電》1925年4月21日長沙《大公報》。

  
      賀龍一方面向省裡發出要求赈荒救災的急電,一方面帶領一批部屬到各地視察。看到一些農民餓得半死,而大地主們卻囤糧不賣,哄擡價格。賀龍怒火沖天,下令打開地主的糧倉,把糧食無代價地發給饑民。回到澧州他立即召開各縣救災赈荒善後會議,制定赈濟措施。賀龍在會上提出了《買谷備荒案》、《勸種雜糧案》等方案。①各縣按照賀龍指示,責成殷實富戶預交1年田賦,迅速籌辦糧食,立即開始低價售糧并無代價地赈濟災民。賀龍還号召各縣農民廣種雜糧,生産自救,并且相應地作出了三條規定:一,各縣不得閑置耕地;二,嚴禁種鴉片煙,以免妨害農業;三,定期派員到各縣考察廣種雜糧的成效,根據成績好壞,給予獎懲。

  
      各縣災民擁入澧州,有的沿街乞讨,有的淪為盜賊娼妓,有的倒斃街頭,加上城裡百業蕭條,失業者甚多,難民和失業居民生活都極端困難。賀龍決定恢複和擴建“九澧貧民工廠”,招收失業貧民和災民600多人,使一批災民及失業者一家大小有了飯吃。賀龍經常到這個工廠視察,還對廠長說:“貧民進了工廠,就有飯吃,掙了工錢,能養活一家三五口人。一個工廠600名工人就能養活二三千人,城裡的失業問題和災民的生活問題也就差不多解決了。工廠改名平民工廠,平等的平,要和工人講平等,我們不是騎在工人腦殼上的大老闆。”

  
      在救災的同時,賀龍提出了《維持教育經費案》。他對教育非常重視,在一次會議上說:“教育是開發民智的根本。現在的學校不能不整頓,如果高小畢業生和初中畢業生升學考試全推光頭,這樣的學校簡直等于零。”他針對實際情況提出了三項整頓教育的意見:第一,嚴格選擇教員,免誤青年;第二,學風不正皆因校長因循所緻,對校長尤須嚴格考察;第三,教育經費困難,大都由于專管人員侵吞以緻虧空,以後對于虧空學校、侵吞公款者,當事人員無論何人,逃往何處,均需通緝嚴辦。爾後,又派澧縣知事(縣長)賀壽文專程下鄉視察縣屬各校,進行整頓,還雷厲風行地為各學校追回虧欠的經費2100串錢。他自己曾多次向一些學校捐款,參加學校活動。在短短時間内,澧屬7縣的教育事業面貌一新。

  
      在治理澧州的工作中,賀龍還大力整頓了十分混亂的金融,以工代赈修築了公路。

  
      經過幾個月的整頓,澧屬7縣民心大定,生活逐漸安定下來。中國共産黨湘區省委曾在報告中寫道:“賀(龍)比較與我們有關系,且對民衆亦較好”。

  
      1925年5月30日,在上海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全國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帝愛國運動。湖南各地紛紛成立“雪恥會”,反帝愛國運動在湖南迅速展開。湖南當局趙恒惕殘酷鎮壓,使這一運動受到很大摧殘。但在賀龍管轄的澧州卻形成了轟轟烈烈的反帝愛國熱潮。7月中旬,賀龍邀請長沙“雪恥會”代表來澧州講演,還向上海、長沙等地工人、學生組織發出電報表示支持。當時,長沙《大公報》報導說:“澧州鎮守使賀雲卿氏,以此次青滬慘案,舉國悲憤??滬上罷工已達數十萬,自應設法援助,俾克堅持到底。爰于昨日(7月5日)緻電駐省辦事處嚴仁珊秘書長,就近由長沙中國銀行彙寄捐助3000元??”。賀部第二旅旅長賀敦武也給上海、長沙等地學生發出電報,慷慨陳詞,電報說:“滬上外人殺我學生、工人,駭聞之①《賀龍提出四大議案》,1925年9月1日長沙《大公報》。

  
      餘,不勝發指??敦武乃一介武夫,夙聞匹夫有責之義,願率數千健兒,誓為後盾,謹此電聞。”賀龍還約請在聲援“五卅”運動中有突出表現的桑植籍學生50多人聚會座談。賀龍向他們提出了”中國為什麼不太平”等政治性問題,學生彭玉珊等作了慷慨激昂的回答。賀龍為家鄉的進步青年有了良好的政治素質和較高的文化水平而高興。後來,賀龍得知彭玉珊因為思想激進被校方開除,即資助他去廣東,進入共産黨人李富春主辦的國民革命軍政治講習所學習。彭玉珊以後參加了中國共産黨。

  
      賀龍對待“五卅”慘案及全國反帝愛國運動的鮮明态度,使趙恒惕大為不滿。此時,又發生了一件事。來往于長沙、常德、漢口間的日商“戴生昌号”貨輪,在”五卅”慘案後,因津澧商民抵制,發生嚴重虧損。日本駐長沙領事館以駐津市的賀部劉超雄團長受賀龍指使,強令商家不許與日商往來,違犯《通商條約》及《保護外僑》協定為借口,向湖南省政府提出抗議。

  
      趙恒惕如奉聖旨,立即電令賀龍迅速查處。賀龍複電說,此事乃愛國行動,無可非議。日領事詭稱劉團長命令津市商号不許貨物發載“戴生昌”号等情,查無實據,顯系“戴生昌”号捏詞誣告,必須嚴詞诘責。

  
      賀龍旗幟鮮明地支持共産黨領導的反帝運動,使趙恒惕下了消滅賀部的決心。10月10日,趙恒惕在長沙召開湘軍首腦會議,決定讨伐賀龍。他任命師長葉開鑫為“讨賀”前敵總指揮,師長賀耀祖為中路指揮,師長劉為左路指揮,湘西巡防統領陳渠珍為右路指揮,并聯絡湖北督軍肖耀南命令王都慶、盧金山、宋大需、于學忠各師擇要防堵,企圖把賀龍所部一網打荊但是,趙的參謀長龔浩卻向賀龍亮了底,書記官長陳伯陶趕赴澧州把趙的作戰計劃告訴了賀龍。

  
      10月13日,葉開鑫等聯名發出讨賀通電說:“賀龍駐澧數月,即少有财産者,無不避徙境外。”而在同日的長沙《大公報》上,卻刊登了石門縣各公法團體為民請命的通電:”湘西苦兵久矣??近複天災流行,歲比不登,赤地千裡,流離載途,闾阖疾苦,不堪聞問。賀鎮守使乘積弊之餘,剔除繁苛,休養斯民。不謂謠诼繼起,常德駐軍又有進逼津澧之說。果爾,則澧城前途何堪設想。我省長受全省付托之責,自當一視同仁,不分畛域。應懇當機立斷,以利民福為前提??謹貢刍荛之言,為九澧人民請命??”。兩分通電對比鮮明。為民請命雖然阻止不了趙恒惕出兵,不過是非功過卻十分清楚了。

  
      根據雙方兵力對比情況,賀龍決定撤出澧州。他命令第一旅移師慈利、石門;第二旅進駐大庸,與第一旅互為犄角,作好應戰準備;讓大姐賀英帶領全體随軍眷屬返回桑植。10月12日,趙軍兵圍澧州,賀龍率部轉移,并通電全國,闡明是非。10月16日後,趙部吳尚團進占慈利城,賀部反擊,吳團傷亡慘重,棄城而逃。在永順,賀部與葉開鑫師激戰,殲其補充營,擊潰其1個支隊和前來攔截的陳渠珍部1個團。此後,賀龍率部經月餘轉戰退入川黔邊境,保存了5個團主力,精銳盡在。

  
      從1925年4月至10月的半年時間裡,賀龍擔任澧州鎮守使率軍駐紮澧屬7縣,取得了當時湖南少有的輝煌政績,顯示了賀龍多方面的才能。

  
      賀龍在澧州期間,與王琳結婚。1927年,南昌起義失敗後,賀龍從香港秘密抵滬。黨組織将王琳及賀龍長女賀金蓮接到上海。不久,賀龍奉命去湘鄂邊組織武裝,創建根據地,王琳和賀金蓮留在上海,不幸被捕。賀金蓮受敵折磨病逝。王琳後經黨組織營救被釋放。

  
      1925年11月上旬,賀龍率部進入四川秀山、貴州松桃一帶,遇到川軍第四師第七旅陳子江部阻攔。賀龍了解到陳部兵力不大,一面備戰,一面派人與其聯絡,并親自會見陳子江,說明來意,還送給陳2門山炮,7支短槍。

  
      陳子江自知兵力不足,又感于賀龍豪爽坦蕩,便默許賀龍所部住在陳的防區内。不久,黔軍第十三旅、第十五旅各派代表前來,企圖摸清賀龍率部來貴州的意圖和兵力。賀龍讓熟悉黔軍的秘書長嚴仁珊與他們接洽,講明賀龍所部不是潰敗之師,而是打垮了湘軍3個主力師的勝利者,是為了避免給湘西人民帶來戰亂之災,才避讓到這裡的。兩旅代表見到賀軍實力頗強,隻好同意賀龍在此駐防。

  
      賀龍的指揮部駐在松桃縣。這裡是苗族聚居地區,地瘠民貧、生活極苦。

  
      賀龍号令部隊要特别尊重苗族風俗習慣,并貼出榜文,明确宣布本軍紀律森嚴,絕不擾民,并且擠出部隊本來就不很充足的糧食赈濟貧苦苗民。這些措施得到了苗民擁護。可是,擁有數千苗族武裝的團總田大福卻不服氣,親自來到縣城找賀龍,聲稱要比個高低。賀龍告訴這位苗族首領,他的部隊打軍閥、打土豪、打土匪,不打老百姓。他質問田大福,  11月25日,外國人到松桃惹事,為什麼不去下戰書?田大福說:“洋人已被逮到寨堡。”賀龍稱贊說:“好,有志氣,敢在外國人面前抖威風,比那些吳大帥、趙督軍強得多喽!”并請他看看自己的部隊。田大福欣然接受,随賀龍繞城一周。沿途他看到了裝備整齊、威武雄壯的隊伍,排列的大炮、機槍,最後來到營部休息。營長羅統一向賀龍報告說:“本營官佐兵夫286人,自到松桃,每天領米2鬥4升5合,平均每人8勺,未及半飽。”田大福大吃一驚,問賀龍飯都吃不飽,怎麼打軍閥?賀龍說:“捆起肚子也要打!我們從澧州撤退時每人3升米,頂往了趙恒惕3個師。軍閥和土匪一樣,開到一個地方先搶糧。

  
      我們是革命軍,不能做傷害老百姓的事啊!你也曉得,這松桃縣多是苗族兄弟,貧困得很,我們還省出糧食幫助他們呢!”田大福深受感動,對賀龍和他的部隊深為欽佩。他說:“我不能眼看你們的隊伍在這裡挨餓,得給你們搞點吃喝。”他回去以後,果然派人送來了一批給養。松桃縣小而且窮,實難解決賀龍這支軍隊的供應。1926年1月2日,賀龍率部進駐銅仁縣城。賀龍從前曾率部在這裡駐紮,給群衆留下過良好印象,因而受到了群衆熱烈的夾道歡迎。

  
      賀龍進駐銅仁後,得到各界民衆的熱情幫助,缺衣、少食、減員這三大難題都獲得了解決。在這裡,賀龍又召募了大批苗族、土家族、侗族青年;收編了原滇黔聯軍歐百川團、胡澤芝團和一部分銅仁的地方武裝共4000餘人,将他們編為6個獨立團,并召收知識青年200多名,以原軍官教導團為基礎,開辦了随營軍官學校,為部隊增加了新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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