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有口皆碑
第一節“編外參謀”
1959年9月，中共中央軍委成立了戰略小組，任命劉伯承為組長，徐向前為副組長。戰略小組辦公室主任由副總參謀長楊成武兼任。從此，劉伯承又以全部精力，夙興夜寐地為國防建設特别是戰備工作操勞。他撐着殘弱的病體，深入部隊，深入邊防，調查研究，了解情況，實事求是地分析問題，親自動手給中共中央軍委寫報告。從世界戰略形勢到未來反侵略戰争的戰場準備；從一種武器的研制、一條鐵路線的修築，到每個戰士負荷的減輕，無不精心擘畫和周密思考，并及時向中共中央軍委和總參、總政、總後提出建議。他常常說自己是一名“殘廢軍人”，是軍委的“編外參謀”，所提建議僅供軍委和各總部決策時參考。他一再反對人們把他的話當作什麼指示。但是，實際上，他的一系列深思熟慮、遠見卓識的建議，總是受到軍委和各總部的重視，在加強國防建設和保衛邊疆的鬥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擔任戰略小組組長期間，劉伯承所做的一件重要工作，就是參與指導了中印邊境自衛反擊作戰。
這次戰争發生在1962年10月。印度政府為了通過武力侵占中國的領土，經過了長期的密謀和準備。從1959年夏、秋之際開始，在中國的西南邊疆，印度政府不斷出動軍隊，進入中國境内，非法侵占中國領土，以武力片面改變邊界狀況，并多次制造流血沖突事件，使中印邊境地區的局勢變得十分緊張。
1962年6月，印軍在中印邊境東段，越過非法的麥克馬洪線①，入侵西藏山南的扯冬地區；在西段的中國領土上，非法設立了侵略據點。10月20日，印軍在中印邊界東、西兩段，同時向中國邊防部隊發動了大規模的武裝進犯。
中國政府以國際和平和中印友誼為重，一直主張通過和平談判，公正合理地解決邊境領土争端，并為此采取了一系列緩和邊境緊張局勢的積極措施。但是，印度當局卻把這些行動視為軟弱可欺，反而得寸進尺、變本加厲，走上了大規模軍事侵略的道路。
在忍無可忍、遲無可退的情況下，中國政府命令西藏、新疆邊防部隊奮起抵抗，從而拉開了中印邊境自衛反擊作戰的帷幕。
早在這年5月，劉伯承就預見到中印邊境的沖突，勢必發展成為一場相當規模的邊境戰争。根據西藏特殊的地理條件和當年人民解放軍進藏的經驗，他最為耽心的是部隊後勤供應和道路問題。他對總後勤部的負責人說：“看印度最近的反華态勢，後勤工作要有充分準備。去西藏有康藏、青藏、新藏三條路，康藏路和青藏路戰略意義重大。”又說：“後方基地要注意隐蔽，要鑽溝，要挖洞，要僞裝，防止敵人對我後方基地實施空襲”。
10月10日至17日，針對印軍對中國領土的不斷進犯，劉伯承又多次提出詳盡的意見。他要求作戰部隊抓緊戰前訓練，确實熟悉地形道路，“要用夜行曉襲、出敵不意戰術，集中優勢首先擊毀敵人的要害（如指揮中樞或主①英帝國主義為侵略中國西藏地方，于1914年3月24日，在印度西姆拉，由英國人亨利・麥克馬洪用陰謀詭計，與西藏地方代表秘密換文，炮制了一條所謂中印邊界線，把該線以南9萬多平方公裡的中國土地，劃歸英屬印度。但中國曆屆政府從未承認，并多次提出抗議。
要集團等）”，”全部文章要作在‘速戰速決’四個字上，切忌力量分散”。
10月18日至19日，劉伯承又專門對新疆部隊的作戰提出了重要意見，他說：“如何才能達到徹底、幹淨、全部殲滅敵人，按照毛主席的思想，要想辦法把敵人分散開打。我很擔心的是啃骨頭??戰術不是死的東西，土辦法能打勝仗，就是好戰術。”
10月20日，自衛反擊作戰同時在中印邊境東、西兩段發起。在東段，實施主要突擊的右翼部隊，迅速攻克了槍等、卡龍、扯冬等地；左翼助攻部隊密切配合，相繼攻下沙則、仲昆橋，同時迂回到章多。至當天下午，印軍大部被殲，一部潰逃。以後，邊防部隊又兵分5路，乘勝追擊，直取達旺。
各地印軍倉皇向達旺河以南逃去。昌都、林芝、山南的邊防分隊，也向當面入侵印軍實施反擊，先後拔除了呷林公、林卡、拉木多等地印軍侵略據點，進占了易古通、哥裡西娘等地。
在西段，新疆邊防部隊對加勒萬河谷、紅山頭的入侵印軍實施反擊，經1小時激戰，全殲守敵。接着又乘勝擴大戰果，掃除了班公湖兩岸及其以北地區的印軍侵略據點。
第一階段自衛反擊作戰勝利結束。在東段，中國邊防部隊越過麥克馬洪線，進駐達旺，全殲印軍第七旅，俘虜第七旅旅長達爾維準将。在西段，共清除印軍侵略據點37個。
10月24日，中國政府為了維護中印兩國人民的傳統友誼，緩和印度當局制造的邊境緊張局勢，鄭重發表聲明，提出了停止沖突、重開談判、和平解決邊界争端的三項建議。邊防部隊遂停止追擊，就地休整。
劉伯承在北京看到第一階段作戰的捷報之後，十分高興。他估計印軍絕不會善罷甘休，戰役還會繼續打下去。他抓緊時間閱讀有關資料，對照地圖研究戰事的發展趨向。他打電話給總參，詢問參戰部隊休整情況，當面印軍的動向，印軍反撲可能使用的兵力，戰區的交通狀況，那些河流能通航等等。
他要總參告訴前線部隊：“通向前面的道路要急速加修。立即組織專人調查所控制地區内的地形、道路和居民點情況，部隊到那裡，那裡的這些情況就要搞清楚、弄準确，兵要地理的問題不能忽視。這一點搞不好，就等于失去了作戰指揮”。重視地形和道路問題，主要是為了保障運輸暢通和後勤補給跟得上。因此，他再次關切地指出：“印軍後縮，運輸條件比以前好了，而我們運輸補給要困難一些，印軍可能用空軍封鎖我們，應預先作好防護準備。”“有些同志往往把後方補給作為第二等工作去處理。其實，打仗首先要考慮到用、吃、穿。”他總結了第一階段反擊作戰的經驗，反複向部隊強調：“山地戰要避免正面硬頂。有三條經驗值得注意：一是隻要有道路迂回，即使多走一些路，也在所不惜。二是無路可行，也可以利用山溝（兩山脊間的窪地）插進去，一般山地沿山溝運動最終是能夠翻過山梁的。三是順山背夾背而進，相互策應。沿河流攻擊應由兩岸并進，不要隻顧一面而遇到敵人的側擊。如迫不得已必須正面攻擊時，就要堅持勇猛的打出去。‘狹路相逢勇者勝’，這時候就不能有絲毫猶豫。”
11月中旬，印軍果然調集了更多的兵力、兵器，準備繼續向中國軍隊進攻，并置重點于中印邊境東段。為了遏制中國軍隊的正面反攻，他們在西藏山南地區的西山口一帶作了前重後輕式的分段部署，形成外線較強、側後較弱的配置。這個特點一下子讓劉伯承抓住了，他指出：“照我看，目前敵人的配置，東段敵人兵力的重點在西山口、邦迪拉方向上，該敵配置特點是：銅頭、錫尾、背緊、腹松??從西北向東南擺成一字長蛇陣對我組織防禦。
在西山口方向，敵人左翼就是它的肚子，從這裡開刀，要比砍背容易些。”
他要求部隊采取迂回包圍的戰法來加以對付，并說：“分進合擊是軍事原則，是一個重要的戰法；正面攻擊和迂回部隊，遠距離迂回和近距離包圍迂回的部隊，這個方向和那個方向的部隊，步兵和炮兵等等，都要切實協調一緻的動作。”在指揮上，他特别關照部隊指揮員：“一是道路，作專門調查，抓好這一點就抓住關鍵；二是統一的時間、計劃都有了，要确保其實施，還應采取一些相應的措施，對影響部隊開進和運動的各種因素，事先都要作好仔細的考慮；三是各方向的部隊要有獨立作戰能力。這幾點搞好了，分進合擊就有把握。”
劉伯承身在北京，心在前線，幾乎把作戰部隊可能遇到的問題，全部想到了，而且提出了一連串切實可行的對策。真可謂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裡之外。
11月14日和16日，印軍再次發動進攻。
11月16日，中國邊防部隊堅決還擊，自衛反擊作戰第二階段的戰鬥打響了。在東段西山口方向，根據劉伯承“打頭、擊背、剖腹、切尾”的指示，西藏邊防部隊采取鉗制正面，夾擊兩翼和迂回腹背的戰術，一舉形成對印軍的合擊态勢。18日，發起了總攻，先後攻占了西山口、申隔宗、略馬東、德讓宗、邦迪拉等地，擊斃印軍第六十二旅旅長辛格準将。在東段的另一方向瓦弄地區，邊防部隊主力同日晚直插印軍縱深，拔除了他們的據點，把他們趕得一路南逃。21日，逼近了中印邊界傳統習慣線。山南、林芝邊防分隊順勢進擊，很快到達了預定地區。在西段，新疆邊防部隊，拔除了班公湖地區入侵印軍殘存的6個侵略據點，并将印軍趕回到傳統習慣線印方一側。
11月21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決定在中印邊境全線停火，并從12月1日開始主動回撤。為了表示中國政府的誠意，中國邊防部隊還奉命将作戰中繳獲的大批武器、車輛及其他軍用物資，全部交還給了印度，并釋放了全部被俘人員。
中印邊境自衛反擊作戰，在軍事上、政治上都取得了偉大的勝利，使全世界主持正義的國家和人民了解了中印邊境争議的真相和中國政府的正确立場，提高了中國的國威軍威，進一步鞏固了西南邊防。
劉伯承在擔任軍委戰略小組組長期間，另一項重要活動就是深入到東北邊防一線視察，了解邊防建設和戰備工作情況。1964年7月4日，他帶領幾名參謀人員先到沈陽，爾後經吉林省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北上，到達牡丹江市。
他接見了黑龍江省委和公安縱隊負責人，乘船巡視了鏡泊湖周圍的地形，參觀了一個軍工廠。他還專程到中蘇邊境城市綏芬河視察，饒有興趣地尋訪他在1930年從蘇聯回國時的路線。隻是由于30多年的滄桑變化，綏芬河的市容已全部改觀，當年他冒着生命危險越境返國的途徑也不能辨認了。他向大家風趣地述說了化裝回國的經過情景，流露出不勝今昔之感。
就在這時，《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聯名發表了《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産主義及其在世界曆史上的教訓》（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他聽了廣播，并在拿到報紙後的當天，從下午2點鐘一直看到6點。他知道，自1957年以來，中蘇矛盾逐漸激化，至今兩黨、兩國關系已經徹底惡化，随之而來的，必然是兩國邊境局勢的緊張。他這次出行，正是想通過實地巡視和考察，掌握東北邊境地區的實際情況，找出加強防衛的有效辦法來。由于連日旅途勞累，加上每到一地，看書、看報、看地圖，進行調查研究，同當地領導人商談工作，使他的眼病又一次發作，終日頭暈目眩。但他未予理會。
7月16日，他由牡丹江赴哈爾濱。在哈市，他聽取了黑龍江省軍區負責人的工作彙報，詳細觀看了省軍區的農、林、牧、漁場分布形勢圖。回到住地，他結合邊防情況進行了分析，然後向随行參謀提出：“你們研究一下，若是象新疆那樣組建生産建設兵團，按照黑龍江邊境地區現有農場數目，在實際需要上夠不夠。哪些地區是戰略要點，如何建設生産兵團，讓沈陽軍區考慮，請他們最近提出意見來。”他還視察了軍事工程學院，在學院的書店裡買了俄文書籍。在翻看這些書時，感到視力更加減退，頭痛更加厲害。他不顧随行人員的勸阻，仍然決定到海拉爾去，現地勘察中蘇邊境布防情況，完成預定的視察計劃。
7月20日，劉伯承繼續北上，途經齊齊哈爾市，視察了兩個軍工廠。在觀看試制的火炮、炮彈圖樣和實物樣品時，他說：“現代戰争機動性很重要，我們既要生産大口徑的火炮，同時也要研究和生産輕便的、便于機動的、多種用途的火炮和炮彈，适用于山地、叢林作戰，拆卸靈便，能打空中飛機、海上的輕型艦艇、陸地上的坦克和碉堡。”
7月24日，劉伯承到達了他東北之行的最後一站，内蒙古自治區海拉爾市。在市郊北山，他認真察看了當年日本關東軍修築的地下工事群。先是結合周圍地形，詳細研究了工事外部的結構和體系。爾後親自下到工事裡邊，對其内部結構，包括進出口通道、射界範圍、離地高度、抗擊能力，以及容量、厚度、生活衛生設施等，都一一作了細緻的觀察。由于天氣酷熱，坑道内潮濕黴爛，臭味撲鼻，加之整整一個上午沒有休息，鑽出工事時，随行人員都汗流浃背，疲勞不堪。可是他卻始終興緻盎然。一出工事，他就對海拉爾軍分區負責人說，“聽說蘇軍在這裡進攻時，日本人死了不少，許多人是死在洞裡的。蘇軍也受到很大的傷亡才占領了工事。你們要很好地研究一下，蘇軍是怎樣打下來的，日軍是怎麼被殲滅的。據說蘇軍最後是用了水淹法才解決問題的。把實際情況弄清楚，調查研究後向軍委寫個報告。”他還對随行的參謀說：“我看了地下工事，又研究了日本軍隊當時總的布局。日軍在滿洲裡、海拉爾這個方向上，可能是一個師團。以滿洲裡為前線陣地，布置有一個大隊或者一個聯隊。海拉爾附近地域為基本陣地，布置有一個聯隊，預備隊為一個聯隊。在海拉爾北山構築了地下和地面相結合的碉堡工事：東面可能是彈藥庫，西面是指揮部，方向對着滿洲裡。這樣的布勢，可以研究參考。”
在返回海拉爾市的路上，劉伯承結合未來反侵略戰争的需要，談了他對國防工事構築的設想。他說：我考慮我們的國防工事，要地面與地下結合。
彈藥庫、油庫可放在地下，人員隻能少部分隐蔽在地下。如把過多兵力放在洞裡，就限制了兵力的機動，造成被動局面，打起仗來，從洞裡出來再展開，就來不赢了。他看過沿海坑道，有的太長，進出口太少，戰鬥設備太差。原子彈打來了，不是被炸死，而是破壓死。因此，怎麼保存自己、消滅敵人，怎麼發揮火力、隐蔽身體，要好好考慮。切不可把工事當作包袱背起來。進出口要多，要構成“侗字、”之”字或“蛇腹”形進出口，以利于防禦和機動。
視察中，劉伯承還就地調查邊境少數民族的生産和生活情況，到蒙古包裡作客，與牧民群衆談心，合影留念。向少數民族同胞宣傳共産黨的民族政策，鼓勵他們熱愛祖國，反諜防特，軍民聯合鞏固邊防。
7月29日，劉伯承返回哈爾濱。在25天的行程中，他和當地黨、政、軍的領導幹部現地磋商，就工事構築、武器制造、邊防建設、戰備工作、軍事訓練等問題提出了明确而切實可行的見解，為中共中央軍委、總部制定戰略計劃提供了重要依據。不幸的是，在勝利結束這次視察活動時，他的眼病加重，眼壓又高達70多度，最後确診為青光眼急性發作，不得不專車返京，入北京醫院。從此以後，他那賴以讀書、看報、審閱文電、從事著譯的左眼，視力急劇下降，雖經多方治療，競再也無法恢複到原有的水平了。
第二節“眼不見心也煩”
1966年5月，中國大地上發生了一場名為“文化大革命”的大劫難。中共中央軍委戰略小組辦公室被撤消，戰略小組名存實亡，實際上中止了工作。
從此以後，劉伯承不再有實質性的工作可做，完全處于賦閑狀态。但是，他依然把國防建設、部隊的戰備訓練，把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挂在心上。他以自己衰殘多病的身體，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内，協助和支持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等元帥的工作。對革命事業耿耿忠心，一如往日。
這年秋，劉伯承不堪城裡住所周圍造反聲浪的幹擾，搬到京郊西山住下。
不久，葉劍英和聶榮臻也搬到這裡。陳毅、徐向前經常來看望他們。于是，5位元帥在西山時有會晤，一起談論“文化大革命”的形勢，商讨保持軍隊穩定的辦法。
一天，陳毅驅車來到這裡，先去看望劉伯承。他一進書房，就向劉伯承親切問候：“劉帥，你好啊！”
劉伯承放下手中的放大鏡和一本大字号的《參考資料》，笑着回答：“是陳老總來了，快坐快坐！”
陳毅快走幾步，緊緊握住劉伯承的手，說：“怎麼樣，老同鄉，最近身體可好？”
劉伯承搖搖頭，歎息道：“不行！這不，我剛想試着看看‘大參考’，用了放大鏡，還是模模糊糊，啥子也看不清楚。看樣子，我這隻左眼也快要瞎了。”
“瞎了倒好！常言道，眼不見心不煩嘛！”陳毅往沙發上一坐，氣沖沖地說。
劉伯承和陳毅是肝膽相照、無話不談的摯友，他最了解陳毅的豪爽性格，更知道陳毅說這句話的含義，便按過話題說：“眼不見心也煩嘞，誰叫我的耳朵還不聾呢！這也是怪事，眼睛不好，耳朵反倒靈敏起來。你聽，又叫開了。”說着，他用手指了指東面的窗戶。
原來，造反派的宣傳車正在山下吼叫。劉伯承惱火地接着說：“每天這個時候就來‘上課’。要不是山下有警衛，他們的大标語說不定會一直刷到山頂上。到天黑，北京大學的高音喇叭罵大街，這裡聽得清清楚楚。”
陳毅吐出一口長氣，看來，這裡也并非清靜之地。
“快講講，城裡怎麼樣？聽說國防部大樓也被沖了，這還得了！還有賀胡子，你這兩天見到他沒有？少奇、小平同志也還好嗎？??”。劉伯承一下子提出了許多問題。
陳毅告訴他，賀龍的日子很不好過，林彪、江青罵他“不是好人”，康生誣陷他搞“兵變”；劉少奇、鄧小平的日子更是不好過，林彪、江青已經給他們扣上了“資産階級反動路線”的政治大帽子。至于沖國防部大樓的事，等一會兒問問劉志堅就清楚了。
這時，秘書進來向劉伯承報告：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3位元帥，以及總政治部主任肖華、副主任劉志堅都來了。
在會客室裡，陳毅對劉志堅大聲招呼道：“志堅呐，沖國防部是怎麼一回事啊？”劉伯承也催促說：“是呀，現在恐怕隻有你還有點發言權，快講講吧！”
劉志堅望着在座5位元帥焦急的面容，心裡很是感動。他詳細彙報了個别軍隊院校造反派沖擊國防部制造事端的全過程。會客室裡籠罩着一種令人壓抑的沉悶空氣。
現在，黨的各級組織已經被沖亂了，政府各個部門也已經被沖亂了。人民解放軍一定不能亂。如果把軍隊也沖亂了，後果将不堪設想。5位元帥心急如焚。
1967年1月5日，以王洪文為首的上海造反派，在張春橋、姚文元的陰謀策劃與指揮下，篡奪了上海市的黨政大權。一時間，“一月革命”的奪權之風在全國各地刮起。
軍隊決不能奪權，軍隊必須保持穩定，解決這個問題已是刻不容緩。1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徐向前、葉劍英、陳毅、聶榮臻和劉伯承，又聚在一起談到深夜。他們一緻認為，在非常時期要使用非常手段，必須搞出幾條命令才行。應明确規定軍隊不準奪權，不準随意揪鬥各級領導幹部，不準成立所謂的戰鬥組織等。最後，他們一起研究商定了八條命令，上送毛澤東審批。1月28日，“中央軍委八條命令”經毛澤東親自簽發，迅速傳到全軍。
然而，鬥争遠遠沒有結束。從“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林彪、江青等人就把這幾位元帥視為篡黨奪權的最大障礙。他們一直在窺測方向，尋找時機，圖謀把這幾位元帥整倒。
2月中旬，陳毅、葉劍英、徐向前和聶榮臻等人，由于對“文化大革命”的許多錯誤做法強烈不滿，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的中共中央碰頭會上，與林彪、江青等人發生了激烈的沖突。林彪、江青蓄意歪曲事實真相，颠倒黑白，把元帥們的抗争誣蔑為“二月逆流”，随即發動了一連串的批鬥與圍攻。不久，聶榮臻病倒了，住進了解放軍總醫院。
正在總醫院治療眼疾的劉伯承聞訊，不顧左眼接近失明，摸索着來到聶榮臻的病房。他緊緊握住聶榮臻的手，千言萬語一時不知從何說起。良久，才說出一句：“老兄，你受苦了。”這在平常情況下隻是普通的一句安慰話，可在那種險惡的政治環境下，它的意義和力量是難以估算的。事過19年後，聶榮臻還滿懷感激地說：當時我身處逆境，“老戰友的這種安慰是多麼珍貴！”
7月，劉伯承眼疾加重，經周恩來總理批準，赴濟南治療。
後因濟南社會秩序混亂，住地很不安甯，在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志的建議下，又轉赴南京、上海治療。治療期間，他常常對前來看望他的部隊領導幹部說，軍隊一定要保持穩定，一定要防止過火的行動，内部要團結、不要出亂子。他還用曆史上内憂外患的事例反複強調：内憂與外患總是聯系着的：沒有内憂，必無外患；如有内憂，終有外患。最要緊的是内部要一緻，時刻警惕帝、修、反鑽空子，在混亂中搞我們。
10月，劉伯承回到北京。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發展，他“眼不見心也煩”的事情越來越多了。
1968年3月，林彪、江青等人制造了所謂的“楊、餘、傅事件”，誣陷代理總參謀長楊成武、空軍政委餘立金、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武裝沖擊中央文革”，“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撲”。
并羅織罪名，撤銷了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所擔任的一切職務，将餘立金打成“叛徒”予以逮捕。對于這樣一個重大事件，作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的劉伯承，事先竟毫不知曉。對此，他感到非常意外和難以理解。于是，便坐車到葉劍英那裡了解事實真相。葉劍英告訴他，由黃永勝等人把持的軍委辦事組，已經取代了軍委常委會。今後，軍委常委将不會再開會了。聽罷葉劍英的話，他默然不語，低頭陷入了沉思。
1969年10月18日，林彪背着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擅自發出”關于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的緊急指示”，黃永勝等人以“林副主席第一個号令”的名義，把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軍委的許多老同志強行疏散到外地。陳毅到石家莊，聶榮臻到邯鄲，徐向前到開封，葉劍英到長沙，劉伯承則到武漢。
接到通知的當天，劉伯承向周恩來提出，如果真的要打仗，我願意留在北京，給軍委和總部當個參謀。如不行，就服從組織決定。10月20日，他處理了文件資料後始去武漢。以後，又由武漢轉赴上海。在上海，他繼續治療視力極其微弱的左眼。
1970年5月，劉伯承創建的南京軍事學院、北京高等軍事學院與政治學院、後勤學院合并，成立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政大學。校址設在高等軍事學院院内。他得知這個消息後，把自己珍藏的2000多冊軍事理論教材與書籍，送給了軍政大學圖書館。“九一三”林彪出逃殒命事件之後，他對前去看望他的軍政大學校長肖克說：“我現在年紀大了，眼睛也不行了。這些教材和書籍留給你們吧。希望你們把學校辦好！”
1972年1月6日，是劉伯承極為悲痛的一天。他情深誼厚的摯友陳毅，由于受到林彪、江青等人的打擊迫害，不幸離開了人世。對老戰友的深切思念，使他沉浸在無比悲痛之中。這時，他的左眼視力已完全喪失。他讓人攙扶着來到醫院，人未進門，哭聲先傳了進去。他隻恨自己雙目失明，不能最後見一見老戰友的遺容。他走近床邊，俯下身去，以手代眼，顫抖着從老戰友枯瘦的面頰一直撫摸到冰冷的胸部，嘴裡發出痛切的呼喚：“陳老總啊，我劉瞎子離不開你這根‘拐杖’喲！”在場的人看着這位八旬元戎肝膽欲裂、痛不欲生的模樣，無不潸然淚下，嗚咽失聲。
1971年林彪垮台後，中共中央撤銷了由林彪死黨黃永勝等人把持的軍委辦事組，成立了由葉劍英主持的軍委辦公會議，負責軍委日常工作。葉劍英指示總參謀部，将劉伯承自1960年以來的講話彙集起來，印發軍委各總部、北京軍區及各有關部門參照執行。
1972年2月，葉劍英主持召開軍委擴大會議，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罪行，研究加強軍隊建設的大政方針。這時，劉伯承給葉劍英寫了一封長信，信中說：“林彪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期間，我的身體漸趨不好。但是，從關心黨的事業，關心軍隊建設出發，凡是他們願意問我的，或者我想到了的問題，我都以參謀的身份向他們提出來。當然，我的那些意見，都是些老經驗、老生常談的東西，不一定适合新的情況，而他們基本上是聽了算了，很少給回過話。現在，我是個老弱殘廢的人了，又總是休息不好，精力很差。對這次軍委擴大會議，也想盡一份力量。但是，力不從心，難能給你們當個參謀了。??為了給會議研究問題提供點資料素材，我請作戰部的同志，把我1960年以來說過的一些話（限于精力和時間未加校對），把那些‘古董貨’翻出來，作為一孔之見，即送你們一份，供研究參考。”
劉伯承交給中共中央軍委的材料，概括了他對軍事訓練、院校建設、參謀工作、政治工作、後勤工作；對海空邊防建設、國防戰備工事構築；對未來反侵略戰争的戰略方針和作戰指導等一系列問題的看法和建議。這些千錘百煉的經驗之談，深謀遠慮的戰略決策，是劉伯承60年軍事生涯的結晶，也是他向黨、向人民所做出的最後一次奉獻。
第三節帥門家風
在長期的革命鬥争中，劉伯承自奉儉雹廉潔奉公，始終保持着無産階級艱苦樸素的革命本色。對子女、對親屬，他也嚴格要求，言傳身教，讓他們永遠和人民群衆同甘苦，艱苦奮鬥，自強不息。他的革命家風，一直被人們所稱頌。
進城初期，劉伯承就對夫人汪榮華說，戰争年代，我們與人民群衆同甘苦，一打仗，就把孩子寄養到老百姓家裡。我們許多老幹部的孩子，都是吃鄉親們的紅薯幹和小米粥長大的。現在解放了，國家還很窮，人民的生活也不富裕。我們的生活，特别是子女的生活，決不能特殊，要與人民群衆的生活大體相當才是。1951年，劉伯承全家從重慶搬到南京，住在城東北北極閣一幢二層小樓裡。當時，實行的是供給制。他經常檢查家裡的夥食帳，看看有沒有超出國家規定的供給标準。他還關照炊事員說：“黃瓜、西紅柿這類蔬菜在剛上市的時節，不要買來吃。”他家孩子多，剛來南京時，有4個孩子：長子太行，二女兒彌群，三女兒解先，小女兒雁翎。到南京後，汪榮華又生了兩個兒子：阿蒙和太遲。全家8口人，住房比較緊張。軍事學院營房部多次提出給他加蓋房子，或把房子改建一下，都被他拒絕了。後來，營房部趁他到北京開會的機會，在他家的樓房後面加蓋了兩間平房。他從北京回來，嚴肅批評營房部說：“你們總說我住房緊張，我一家人住着一幢小樓，老百姓有這種條件嗎？你們不能讓我太特殊了！”後來，他堅持把這兩間房分配給了他身邊的工作人員祝劉伯承對用車問題要求史為嚴格。他自己用車從來不講究、不挑剔，而且也很節剩當時，他用的是一輛舊轎車。車管部門為了他的安全，提出給他換一輛吉姆車。他堅決不同意。他平時喜歡步行，外出開會，辦事，隻要路程不遠，時間來得及，他總是安步當車。
他的車一般不準家屬子女坐。他的夫人汪榮華上下班，一年四季都是騎自行車。每年放寒、暑假，他的孩子們從外地回來，開學時從南京走，他都不準用車接送，而讓他們坐公共汽車。有一年冬天，南京下了一場罕見的大雪，汪榮華很晚還沒有回家。司機不放心，瞞着他悄悄地把車開出去，從半路上把步行回家的汪榮華接了回來。這件事還是被他發現了。第二天早上，他就批評司機不該私自出車。司機解釋說，天氣不好，又是晚上，汪榮華騎不了自行車。他說：“騎不了車可以走回來嘛！為什麼非要開小車去呢？你要記住，車是國家配給我辦公用的，家屬子女不能随便坐，辦私事決不能用公車。”
劉伯承給子女們立下這樣一條規矩：結婚以後一律搬到自己的工作單位去住，不要再和他住在一起。兒女們都理解他的這番用心：父母這裡生活條件優越，各種待遏優厚，這是黨和國家為了照顧他們為革命所作的貢獻而給予的。自己結了婚、成了家，應該獨立生活，而不應該再沾父母的光。
1970年以來，劉伯承的6個子女先後結婚，他們都同本單位的職工住在一起，節假日才回家看望父母。
太行同工人的女兒肖玉蘭結婚後，住在工作單位分配給他的一間9平方米的房子裡，廚房、廁所公用。肖玉蘭生了孩子，她的媽媽從湖南老家來照顧她。房子實在住不下，領導上給他們調換了一個18平方米的套間，廚房、廁所依然公用。
一天，汪榮華和朱德的夫人康克清，一起去看望太行一家人。太行在延安上幼兒園時，由康克清照管，太行是喊着“康媽媽”長大的。肖玉蘭的媽媽對來看望的兩位大姐說：“您看這麼擠，沒地方坐，沒地方站。”汪榮華拉着親家的手說：“單論住房子，城裡甚至不如鄉下，現在群衆還有三代人同住一間房子的哩！”康克清也笑着說：“這比延安時候好多了。那時候我把太行從幼兒園領回來，還不是我和朱老總睡床，他就睡在拼起來的椅子上。”
肖玉蘭在北京西郊的一所軍隊醫院工作，每天上下班的路上得用3個多小時，太行工作單位離家較遠，不能天天回來，生活上很不方便。她要求搬到醫院去住，但是醫院解決住房也有困難。肖玉蘭見自己提出要求不管用，想請婆婆出面。汪榮華聽了态度很堅決：“這種事我不能管！”
劉伯承的二女兒彌群結婚時，隻在機關舉行了簡單的婚禮。事後，劉伯承提出用一個星期天，全家歡聚，慶賀彌群夫婦新婚。不巧，彌群所在單位利用那個星期天組織義務勞動。彌群有些為難地把這事告訴了父親，劉伯承風趣地說：“家規依從國法，個人服從組織嘛！”
劉伯承的三女兒解先入黨前，她所在單位的黨組織派人到家裡來征詢劉伯承的意見。劉伯承非常認真地說：“如果你們要了解她在家裡的表現，我可以向你們介紹；但你們問我她能否入黨，那完全是黨組織的事，我不能發表任何意見。”
劉伯承的長孫降生時，他已雙目失明，年滿八旬。他非常高興地給孫子起了名字，并催着汪榮華趕快把名字告訴兒媳婦。家裡人每次把小孫孫抱到他面前，他都慈祥地撫摸着孩子胖乎乎的臉蛋。但就是對全家的這個寶貝疙瘩，劉伯承夫婦也嚴格要求，使他和普通人家的孩子沒有什麼兩樣。孩子在媽媽醫院的幼兒園裡長大，在一所普通小學上學，随後又考進西郊一所普通中學，口袋裡揣着月票，脖子上挂着鑰匙。
劉伯承對子女處處嚴格要求，為的是培養他們健康的思想和良好的品德。他常常對子女們說：“勤能補拙，儉以養廉，廉潔的品行要靠平時儉樸的生活養成。隻有工作上廉潔奉公，政治上才能無私無畏。”
在家裡，劉伯承冬天經常穿着袖口磨破、領口洗得發白的舊衣服，穿一雙家制的黑色布棉鞋。他的一件毛衣，袖時都破了，還一直穿在身上。夫人汪榮華看到這件毛衣實在不能穿了，便給他買了一件新的。他接過新毛衣，看了看，又放在桌上，說：“我這件舊的，補補還可以穿嘛，何必花錢買新的。”仍然舍不得把舊毛衣脫下來。
劉伯承孩子的衣服，往往是老大穿了老二穿，縫縫補補給老三。老五劉蒙上中學了，穿的還是姐姐穿過的女式黃軍裝。有一天，阿蒙放學回到家裡，嘟着嘴對汪榮華說：“媽媽，以後我不穿姐姐的黃軍裝了，同學們都笑話我。”
汪榮華仔細端詳着兒子：挺高的個頭，穿一身女式黃軍裝，模樣确實很滑稽。她忍不住笑了起來，說：“是啊，你長大了！等這件衣服穿破了，媽媽再也不讓你穿姐姐們的衣服了。”
生活上劉伯承對子女嚴格要求，學習上更是毫不放松。他一再勉勵子女們刻苦讀書，掌握真本領，腳踏實地為人民服務，但不一定要當官。他嚴肅地告誡子女：“沒有那個大德大才就不要去當那個官，即使當上了，也不能很好地為人民服務。”
1962年，他看到教育部的一個通報後，寫信給長子太行說，這次教育部通報了一個高等學校的調查，“成績優良者10人：8個是高級知識分子的子女，一個是農民兒子，一個是右派之子。而幹部子女則一個也沒有――可能這是不全面的調查，但是要警覺。幹部子女生活優裕，自由散漫，看不起人，認為學習沒有意思，自甘落後。這必須大力教育，扭轉某些落後的幹部子女的壞意識，才能繼承發揚革命傳統。”就在這封信中，劉伯承問太行：“謙虛謹慎習慣在修養否？”
劉伯承經常對子女們說：“我打了一輩子仗，身邊沒有什麼私人财産好繼承。你們也不能靠着我劉伯承這塊牌子生活。你們自己要自尊自立，自強不息。”他雙目失明以後，有一次讓幼子太遲扶着他在院子裡散步。突然間，他掙脫了太遲的手，自己摸索着向前走去，邊走邊對太遲說：“這叫什麼，這就叫自強不息。我80多歲還要自強不息，你們年輕人更要自強不息，自強不息啊！”然後，他又語重心長地告誡太遲：“我們是打掃舞台的，把三座大山推倒了，把舞台整理好了，唱戲要靠你們。你們要想唱好戲，就要好好學習，唱戲要靠真本事。”
劉伯承的6個兒女沒有辜負父輩的期望。他們都讀完了大學，在各自的崗位上為四化建設貢獻自己的才智。長子太行是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1964屆的畢業生，畢業後分配搞科研工作。他業務熟練，安心本職，曾主動放棄到部隊當高級指揮官的機會，始終堅持在科研工作崗位上，現任空軍指揮學院學術研究部副部長。二女彌群是空軍司令部業務部門的一名領導幹部。以吃苦耐勞、勤于鑽研著稱于同事之中。曾多次立功、受獎，榮獲全國“三八紅旗手”稱号。三女解先、四女雁翎是醫生。五子阿蒙在高級軍事機關當參謀，幼子太遲在軍事機關工作。
劉伯承夫婦愛子深切，教子有方，博得了人們的廣泛稱頌。汪榮華被評為北京市1986年度的“好家長”。
第四節“十萬軍帳哭劉公”
1912年劉伯承雙目失明之後，健康狀況日漸下降，不得不住院進行長期治療。戰争年代，他創傷遍體，頭、眼、腿、腳等都留下了不同程度的殘疾。
解放後，為培養全軍中、高級幹部，為國防建設和部隊的戰備訓練，他經常超負荷地工作，又使得左眼失明，傷殘破損的身體更是每況愈下。
中共中央對劉伯承的身體狀況十分關懷，周恩來3次親臨醫院探視。醫護人員也盡了自己的努力。因個别醫生診斷失誤，藥不對症，緻使病情逆轉。
毛澤東得知後親自過問，周恩來迅速作出“停藥，以養為主”的指示，才使他的病情得到控制。
然而，由于劉伯承年事已高，殘弱多病的身體終于不能恢複而長期卧床不起。
1973年以後，劉伯承喪失了思維能力。
1975年以後，劉伯承喪失了自理生活的能力。
1980年8月17日，五屆人大三次會議批準了劉伯承關于辭去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職務的請求。
1982年8月6日，中共十一屆七中全會通過了《給劉伯承同志的緻敬信》。信中說：“由于年齡和健康狀況，您不能再參加即将召開的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也不能再繼續擔任黨和國家的領導職務。您對中國革命的貢獻和崇高的品德，将為我們全黨所永遠懷念和敬佩。”
1986年10月7日17時40分，94歲的劉伯承終因久病不治而與世長辭了。
10月14日，北京一個平常的秋日，涼風瑟瑟，陰霾滿天。京西萬壽路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禮堂前廳，被裝點成黑紗纏繞園柱、挽幛懸挂橫梁的莊嚴肅穆的靈堂。
劉伯承靜卧在鮮花翠柏叢中，鮮紅的中國共産黨黨旗覆蓋着他高大的身軀。人民解放軍戰士持槍肅立，守護在靈樞兩旁。
鄧小平率全家最先來到這裡。他向劉伯承深深地三鞠躬，然後久久凝視着昔日的老搭擋、老戰友的遺容。太行山的烽火，大别山的險阻，淮海大地的硝煙，萬裡長江的怒濤，西南邊關的征塵，一幕一幕地在他眼前閃現，??慢慢地，淚水模糊了他的視線。
聶榮臻右臂套着黑紗，坐着輪椅車，由工作人員推着攀上40多級台階來到大廳。劉伯承卧病在床之後，聶榮臻多次到醫院看望他，總希望他有所恢複，能跟他說上幾句話。如今，物是人非，聶榮臻悲從中來，兩行清淚潸然滾落腮邊。
楊得志、秦基偉、王平、洪學智、肖克、宋時輪、陳錫聯、張愛萍、楊成武、陳再道、尤太忠、向守志等人民解放軍的高級将領，以及三總部、各軍兵種、北京軍區、國防科工委、軍事科學院的幹部戰士，列隊緩緩地走進大廳，默默地将右手舉到額角，向人民解放軍的締造者、功勳卓著的老元帥緻最後的軍禮。
張震、李德生，帶領全軍最高學府――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以及駐京其他軍事院校的教員、學員和工作人員，邁着沉重的腳步，懷着無比沉痛的心情，向軍隊院校的奠基人、最高學府的老院長作最後的告别。
中共中央機關、國務院機關、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北京市等部門的領導與群衆，以及少數民族的代表，步入大廳，向共和國大廈的創建人鞠躬緻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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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廳裡哀樂陣陣，1500多人依次出入，嗚咽聲、哭泣聲響成一片。
徐向前揮毫記下了首都軍民沉痛哀悼劉伯承的感人場面――日暮噩耗遍京城，淚雨潇潇天地傾。
垂首山川思梁棟，舉目九天覓帥星。
淵淵韬略成國粹，昭昭青吏記殊榮。
塗就七言染素絹，十萬軍帳哭劉公。
10月16日，劉伯承的追悼會在首都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3000多人聚集在一起，沉痛悼念這位偉大的無産階級革命家、軍事家、傑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軍事教育家。鄧小平主持了追悼會，胡耀邦緻悼詞。悼詞簡要概括了劉伯承一生的光輝業績。在長達70餘年的革命生涯中，他既為推翻帝制、保衛共和英勇鬥争，又為創建人民軍隊、實現社會主義艱苦征戰，也為推進現代化、正規化革命軍隊的建設進行了不懈的努力。悼詞高度評價了劉伯承一生的卓著功勳。指出他對黨無限忠誠，幾十年來成為全黨、全軍廣大幹部特别是高級幹部的榜樣；他的高超的指揮藝術和作戰謀略，他的精辟獨到的軍事論著，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功高不居功，位尊不戀位，權重不擅權，始終不脫離群衆，保持了勞動人民的本色；他自奉儉薄，克己奉公，嚴格管教子女，廉風、家風，堪稱社會的楷模。悼詞熱情贊揚他功高德重，深受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由衷的愛戴和尊敬。
追悼會上，胡耀邦、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彭真、徐向前、聶榮臻等獻了花圈。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中央軍委以及北京市和四川省等領導機關，獻了花圈。
這一天，天安門廣嘗新華門和外交部，都下半旗向劉伯承緻哀。行人路過，紛紛駐足靜默，向他們敬愛的一代元戎寄托自己的哀思。
中國古人有這樣兩句詩：“勸君不用镌頑石，路上行人口似碑”。說的是人生一世，做了好事善事，自有衆人稱頌傳揚，用不着自己去立功德牌坊。
劉伯承一生的光輝業績，在全國各族人民的心中，在全軍指戰員的心中，矗立了一塊不朽的豐碑。
劉伯承逝世後，他的夫人汪榮華給中共中央寫信，要求把劉伯承的骨灰撒向祖國各地。
1986年10月21日，劉伯承的長子太行、四女雁翎、幼子太遲一行三人，手捧父親的遺骨，告别母親和兄弟姐妹，去執行抛撒骨灰的神聖任務。飛機載着他們穿過重重雲層，翺翔在祖國的萬裡長空。和着徐徐的清風，劉伯承的骨灰落在了太行山，落在了淮海大地，落在了南京，落在了重慶，落在了開縣趙家場的黃桷樹林。
這位從貧苦農民家庭走出來的一代名帥.最後又回到了養育他的故土，回到了祖國山河大地的懷抱之中，回到了他指揮千軍萬馬戰鬥過的地方，與長眠在那些地方的無數烈士，永遠在一起，永遠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