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一九五八年的風波
第一節風波的緣起
曆史的發展從來都不是徑情直遂的。
正當劉伯承領導軍事學院不斷前進的時候，1958年開展的所謂反對教條主義的鬥争，使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也使軍事學院乃至全軍的軍事訓練遭到嚴重的挫折。
這場鬥争從軍事學院開始，進而波及軍隊各個院校，并蔓延到各部隊和機關，使全軍的軍事訓練走了一段大的彎路，從而大大延緩了人民解放軍正規化、現代化建設的進程。
1956年2月，蘇聯共産黨召開第二十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夫在會議期間作了全盤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當時，中共中央和毛澤東認為，全盤否定斯大林是不對的。同時也認為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在破除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揭露其錯誤的嚴重性方面具有積極意義。因此，中共中央堅持全面評價斯大林的正确立場，同時又以斯大林的錯誤為鑒戒，探索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正确道路。
4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讨論而寫成的編輯部文章《關于無産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
4月25日，毛澤東主席發表了《論十大關系》的重要著作，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任務。同時，也提出了“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國學習，”不能盲目的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運”。并明确地指出“學術界也好，經濟界也好，部還有教條主義”。
6月，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學習《改造我們的學習》等五個文件的通知，要求全黨認真學習《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關于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關于無産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等5篇文章，“克服實際工作中的主觀主義即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特别是克服學習馬克思列甯主義和外國經驗中的教條主義傾向，克服學術研究、報刊宣傳、教學工作中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也發出了貫徹中共中央指示的補充通知。
軍事學院反對教條主義的運動，就是在上述國際、國内背景下開始的。
早在這一年的5月，劉伯承在中共軍事學院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在全面總結學院工作的同時，就提出了防止與反對教條主義的問題。
8月，劉伯承赴京出席黨的七屆七中全會和“八大”預備會議，從北京三次寫信給院黨委，明确地表示：“我們學了5年多的東西，總算有了幾條，教條主義的思想有些發展（即将蘇聯經驗搬用過來），這是合乎情理與事實的。在學習五個文件中，反主觀主義（即教條主義與經驗主義），着重反教條主義是對的。”
9月4日，劉伯承又一次寫信給院黨委，提出反對教條主義的方法。他說：“在檢讨時必須發揚民主，進行恰如其分的批評和自我批評，肯定那些是對的，就繼續發揚；否定那些有錯誤和缺點的，就改正。不要過分追究個人責任，作過火的鬥争??如說有錯誤，那是院長、政委主要領導青的責任。”
由此可以看出，劉伯承對于反對實際工作的教條主義傾向，态度是明朗、誠懇的，是實事求是的，也是勇于承擔責任的。
從9月10日開始，軍事學院黨委學習五個文件，進行思想整頓。10月上旬，劉伯承在出席中共”八大”會議之後，回到南京，主持召開了院黨委擴大會，總結檢查全院工作。并召開戰役系學員座談會，聽取對學院工作的意見。
當時，學員反映比較強烈、意見比較集中的問題有兩個：一個是“6小時一貫制”的課業制度，感到不符合中國人的生活習慣，吃不消；一個是“三堂會審”的考試制度，感到太緊張，太嚴格。當初，劉伯承堅持制定這兩項制度，出發點是對學員嚴格要求。讓學員學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他考慮，學員都比較年輕，大部分在30歲左右，應該讓他們多學點東西，這于國防事業，于他們個人成才都有好處。後來，在執行過程中，由于學員們一再提出意見，劉伯承曾多次派人到地方高等院校調查，不斷加以改進。例如，在上午4小時課後加一餐點心，解決“吃不消”的問題。這次，根據學員們的意見，對這兩項制度又做了更大的改動，把“6小時一貫制”的課業制度改為8小時學習制，在考試方法上，進一步增加了考查學員理論聯系實際能力的内容。還對教材内容、講授方法也進行了改革，受到學員們的普遍歡迎。
類似這些實際工作中的問題，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是在所難免的，一經發現，也是能夠很快糾正的。關鍵是要有個實事求是的态度。在院黨委和劉伯承的領導下，軍事學院學習五個文件的初期，糾正實際工作中的教條主義傾向，正是堅持了這種态度，所以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由于在長期革命戰争中身體受到嚴重摧殘，加之6年來創辦軍事學院的日夜操勞，64歲的劉伯承越發感到精力難支，腦子、眼睛都出現病症。于是，他向中共中央軍委請假治療，并建議由陳伯鈞代理院長，鐘期光代理政委。
11月6日，劉伯承赴上海就醫。臨行時，他對學院的其他領導人感慨地說：“看來，今後我隻能當個名譽院長！”
治療過程中，劉伯承仍念念不忘軍事學院的工作。他拖着病殘的身體，多次給院黨委和陳伯鈞、鐘期光等人寫信。在信中，他或提議：“戰史系的訓練計劃，必須靠我們本身根據目的、對象作出，不要多靠顧問”；或囑咐：“對《原子化學條件下的戰役戰術》一書，請組織翻譯，準确譯出，我可作校正，這于國防事業的研究太重要了。”
早在1954年12月初，他曾應蘇聯紅軍的邀請，與國防部長彭德懷等人一起，赴蘇聯參觀蘇軍“在使用原子彈條件下軍進攻戰鬥的實兵演習”。在整個演習過程中，他看得十分仔細認真，對一些有疑問的地方還直接用俄語向蘇軍有關人員詢問。因為他感到，自從1945年美國在日本長崎、廣島投擲原子彈以後，原子化學武器的研制和使用已經進入了新階段，對未來戰争必然産生極其重要和深遠的影響。回國後，他給軍事學院的全體教研人員和高級系、戰役系的學員做了長篇學術報告，介紹蘇軍原子化學武器的裝備狀況，闡述在原子化學條件下諸軍兵種協同動作的重要性，強調在原子化學條件下作戰，尤須加強集中統一指揮，提高各級指揮員的軍事、政治素質。他還把從蘇聯帶回的這本《原子化學條件下的戰役戰術》一書及其他一些資料交翻譯室，讓他們翻譯出來。由于各種原因，這件事一直沒有完成。這時他在病床上突然想起來，就立即寫信催促。拳拳之心，可歎可欽。
在1956年12月下旬的一封信中，他又就開展學術研究，以及反對教條主義等項工作提出意見與建議。他指出：“科學研究在軍事上，若從繼承和發揚優良傳統出發，即從适應現代國防要求出發，我們似乎應着重研究‘戰史’，尤其是研究毛澤東的持久戰和抗美援朝戰争的經驗。同時，我們似應着重研究我們所學現代戰争在原子化學條件下的戰役戰術。以上兩種研究又必使之結合起來，以求适應于今後戰争可能發展的情況。”并就此聯系到反對教條主義問題，強調：“我們反教條主義，提高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正是為了善于學習，善于緻用。現代國防需要的科學知識，我們實在太差，所以毛主席指示學院‘努力學習，保衛國防’??黨的“八大”政治決議要我們解決主要的矛盾，即‘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那我們隻有在提高國防科學水平上去努力吧！”
這封信長達2000字。在信的末尾，他署名之後這樣寫道：“1956年12月26日眼花手抖書此”。
他這種為了黨的事業而忘我工作的精神，實在令人感動。
這一年的年底，原軍事學院上級速成系第一期學員，後調回志願軍第十五軍第四十五師任師長的崔建功，來醫院看望劉伯承。
劉伯承看到自己的學生在朝鮮前線打了勝仗回來，心裡是非常高興的。
他招呼崔建功在小客廳坐下，和他拉起了家常，親切地詢問他的工作、生括和家庭情況。
談到上甘嶺戰役時，劉伯承意味深長地說：“軍事原則，不論是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不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古今中外吧，百分之七八十是基本相同的，一緻的。如集中優勢兵力消滅敵人，誰不這樣說？關鍵是要活用原則，根據中國革命戰争的特點來運用，與當時當地的實際情況相結合。你在上甘嶺打得好，但軍事學院并沒有教給你怎樣打上甘嶺戰役，隻教給你一些基本原則。到了戰場上，就要靠你結合當時當地的實際情況，靈活地運用。”
劉伯承還舉例印證說：
“同一孫子兵法，馬谡的用法就是教條主義，孔明就不是；龐涓、孫膑同師鬼谷子，可是一個是教條主義，一個不是教條主義；王明和毛主席讀的同是馬克思、列甯的經典著作，一個是教條主義，一個不是。所以，教條不教條，重點不在先生，而在學生；重點不在學，而在用。”
劉伯承這一番話，再次說明反對教條主義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貫徹理論與實際結合的原則，更好地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外國經驗；而不能否定一切，采勸左”的一套做法，采取虛無主義的态度。顯然，這是針對當時正在全軍開展的反對教條主義的運動而言的。
這一年，為了發展軍事科學研究事業，劉伯承向訓練總監部代理部長葉劍英作了關于制定中國人民解放軍學位學銜章程、學位論文答辯與學位學銜授予章程，以及學位學銜審定委員會組織章程等一系列重要報告，以促進研究生的培訓工作和軍事科學研究工作不斷向前發展。
這一年，劉伯承還領導創建了戰史系和化學兵系。至此，軍事學院計有戰役、戰史、高級速成、高級函授、政治速成、基本、情報、海軍、空軍、炮兵、裝甲兵、化學兵等12個系，有學員3125人。成為一所既有陸軍，又有海、空軍；既有軍事，又有政治；既有速成，又有完成；既有面授，又有函授的全軍最高綜合性軍事學府。這是軍事學院發展的鼎盛時期。
第二節原則的争論
從1957年春開始，軍事學院反對教條主義的運動，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
2月下旬，國防部來人到軍事學院檢查工作。3月初，向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軍委寫了專題報告。報告中說，“軍事學院自1950年成立以來，經過全院同志的積極努力，克服困難，取得了許多工作成績，首先是比較系統地介紹了蘇聯的軍事學術，并進行了傳授，雖然不是介紹和學習了全部，但是一般的内容都已經學習了，也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其次是，正由于對蘇聯軍事學術有了一定的了解，使整理我軍的經驗，編寫我軍的條令、教範，具備了更好的條件。再次是建立起來了一個相當規模的軍事學院，??并為海、空、炮、裝等兵種分别成立學院準備了基礎，這是經過該院全體同志艱苦經營締造的結果。最後就是為部隊、機關、學校培養了一批幹部，這些幹部對于合成軍隊和技術兵種的作戰指揮、組織訓練、戰術和技術，都具備了一定的知識。這些成績是顯著的。”
報告接着說：“但是在過去幾年的教學中，存在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教學工作中的教條主義相當嚴重。最主要的表現是教學内容和我國我軍當前的實際情況不大相适應。在教材和作業想定中，對于我軍黨委集體領導和首長分工負責相結合的制度，對于我軍的政治工作制度照顧少，多半是采用了‘一長制’的精神。編寫教材和作業想定的根據，沒有注意我軍現有的裝備技術條件以及我軍最近的将來可能達到的裝備技術水平，而是把蘇軍已經高度機械化的裝備技術條件作為依據。在戰術演習中，除了注意到一般地形條件下的攻防戰術之外，很少針對我國大部分沿海地區山地多、河流多、水田多的特點，忽視了我軍長期在複雜地形條件下所采用的滲透、穿插、迂回、包圍等戰術活動，把大部分演習都設想在一般起伏地帶，都設想為大規模的正面攻防戰。這樣教學的結果，固然一方面可以使幹部取得一些現代技術條件下的戰争規律知識，但是，另一方面就包含着一個危險，這便是一旦發生了戰争，我們的軍隊就可能不會以劣勢的裝備去戰勝優勢裝備的敵人，也可能不會在山地、水網、河川地帶進行作戰，将使我軍在戰争初期遭受不必要的損失。”
報告在分析産生錯誤的主客觀原因時說：“在軍事學院産生這些缺點，是有客觀原因的。在學院開辦的最初幾年，沒有适合我軍情況的現成教材，因此許多教材不得不請蘇聯專家替我們編寫；學院人力不足，忙于應付施教，不能兼顧研究我軍自己的經驗；我軍的各種條令遲至今日沒有編寫出來，使教學無所依據。這都是可以理解的，??從學院方面來說，在成立了6年多之後，對于結合我國我軍的實際情況進行教學，仍然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
特别是經過1956年9月全院學過五個整風文件，學院中的許多同志已經感到有反對教條主義必要之後，而院黨委仍然徘徊、猶豫、拖延，未能下定決心，就使黨委領導在教學工作上落後于客觀實際了。”
這個報告，對軍事學院建院以來取得成績與存在缺點的評價，顯然是不符合曆史事實的。報告在肯定學院成績時，并沒有明确指出成績是主要的，隻是說“取得了許多工作成績”。在批評學院缺點時，武斷地說“教學工作中教條主義相當嚴重”。對于學院成立以來一直堅持黨委制、政治工作制，編寫了我軍的戰史教材和戰例彙編，三次派見學團去朝鮮學習志願軍的作戰經驗，以及在軍政課程中都貫穿了毛澤東著作的學習等等均未提及，而是批評軍事學院的教材和想定作業中“多半是采用了‘一長制’的精神”，沒有注意我國的地形條件和我軍現有裝備技術條件，忽視了我軍的傳統的戰術。
一旦發生戰争，我軍“可能不會以劣勢的裝備去戰勝優勢裝備的敵人”，“在戰争初期遭受不必要的損失”。最後，不提軍事學院在學習五個文件、反對教條主義中工作有何改進，有何成績，而是批評院黨委”對反教條主義，仍然徘徊、猶豫、拖延，未能下定決心”。這樣，就把軍事學院實際工作――有的已經改正過來，有的正在改正之中的缺點，上綱上線為院黨委和學院主要領導人指導思想上的教條主義路線錯誤。
國防部的這個報告，打亂了軍事學院正常教學秩序。院黨委和各部、系都不得不成立中心組，全體學員停課一周，學習貫徹報告精神，大張旗鼓地開展反對教條主義。同時，國防部的這個報告，也為1958年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發動全軍範圍的反教條主義運動定下了基調，作了理論上、思想上的準備。
劉伯承對這個報告采取了積極、慎重的态度。他雖因腦部舊傷複發一直在上海治療，但仍指示陳伯鈞、鐘期光召開院黨委擴大會議，學習貫徹報告精神，并作出了關于深入開展反教條主義的決定。這個決定，明确提出“學院成立以來的工作成績是基本的、主要的”，認為缺點和錯誤的性質是“在學習馬克思列甯主義和外國經驗中的教條主義傾向”。對于國防部報告中關于教學工作中教條主義相當嚴重的批評，委婉地陳述了自己的看法，指出，軍事學院的訓練方針、訓練内容和對解放軍經驗的估計，對蘇聯先進經驗的學習，基本方向和原則都是正确的，應該充分肯定。工作中出現的一些缺點錯誤，是屬于貫徹執行中具體措施方面的問題。
在當時反對教條主義已經形成氣候，軍事學院承受着首當其沖的巨大壓力的情況下，劉伯承和黨委一班人，隻能用這種曲折婉轉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原則立常7月3日，劉伯承曾傾注過無數心血的戰役系52名學員畢業了。他們經過3年的正規訓練，在文化知識、政治理論水平及軍事指揮藝術等方面都有很大提高，成為全軍正規化、現代化建設的棟梁之材。
戰役系學員畢業後，軍事學院開始了分校建院的工作。7月底，中共中央軍委任命劉伯承為高等軍事學院院長兼政委。然而，劉伯承的健康狀況使他實在難以擔任此職。他于8月6日寫信給毛澤東和彭德懷，呈請免任高等軍事學院的領導職務。信中寫道：“原來就是殘衰多病的身體，勉任6年學術工作，極感吃力。自1953年患虛脫症以來，腦力、服力、神經和創傷諸舊病反複糾纏，已經難于看書提筆，休假也多；因而不能時常參加教材編審工作，不能更多參加思想提高工作，而深入基層的民主生活、紀律生活和實習工作也逐漸減少以至于無。
這是整頓三風所不允許之事，也是忝列此職成為疚心之事。據此，請求免任我以高等軍事教育這麼更重要的新職，并請在移交南京軍事學院職務之後，乘間療養一個時期。一俟病愈，再赴北京專任軍委委員參加實習機關工作。”
劉伯承的這個請求，後經中共中央軍委批準。
9月13日，軍事學院召開大會，歡送劉伯承離任，歡迎新任院長廖漢生到職。
幾千名教員、學員和機關工作人員，懷着難以形容的心情，傾聽鐘期光緻詞。劉伯承由于在上海治療，未能出席大會。但是，鐘期光仍然滿懷深情，講起了劉伯承創建軍事學院的功績。他動情地說：“劉院長關懷國防建設，以國事為己任，60歲高齡，常帶頭學習；且戰略眼光遠大，常以有備無患，幹部應向科學進軍，學多學深一點作号召；特别謙虛謹慎，日夜工作，制軍語、譯外文、校條令、寫教材、上大課，無一不是以身作則，特别關心與指導政治思想工作的進行，尤其注意檢查效果。
十次整風，常稱‘為黨作好事，開路單子，向何處去，過社會主義關’；在反對高、饒反黨聯盟整風時，他就以此作警語來教育幹部。這些模範行為，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這番話，猶如一股暖流，在幾千名與會者的身上湧動着。這是軍事學院黨委對劉伯承創辦軍事學院6年工作的實事求是的鑒定與評價。它，道出了廣大教職員工的心聲。
令人惋惜的是，這位人民解放軍的締造者之一，人民解放軍院校建設的奠基人之一，國内外著名的軍事家、軍事理論家和軍事教育家，競從此離開了他澆灌過無數心血的軍事學院，而且實際上也離開了整個軍事教育與訓練工作的領導崗位。
幾個月之後，訓練總監部代理部長葉劍英來到軍事學院視察，在向2000多名教職員工發表講話時，專門講了一段贊譽劉伯承的話。他說：“我們劉伯承同志40多年的戰場生活、軍隊生活，俄文、中文、戰鬥經驗，象他這樣是很少的，很紅、很專，但就是不劍他曾八九次受傷，為革命、為人民流了很多血，是我們國家和人民的寶貝，應該很好地維護他的健康，負責國家大事。”
正當反對教條主義之風，已經“起于青萍之末”，即将“盛怒于土囊之口”的時候，作為劉伯承的老戰友，從領導“八一”南昌起義以來，就一直與劉伯承一起，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并肩戰鬥；全國解放以後，又一直與劉伯承一起，為人民解放軍的正規化、現代化建設共同工作的葉劍英，在大庭廣衆之中，講的這番充滿革命激情的話，顯然是意味深長的，是發人深思的。軍事學院2000多名教職員工報以最熱烈的掌聲。
這一年，劉伯承病痛與憂慮交加。在醫院的病房裡，他對自己的身體狀況作了這樣的描述：“感覺殘老身體就象一部長久用損的汽車，小修未好又經幾年過份使用之後，遂成一部難好易翻的破車。??左腦後部與兩太陽穴處常作脹痛，眼複流淚水至頭部昏眩”。反教條主義運動更象一塊壓在他心頭上的大石塊，使他日益擔心剛剛走上軌道的軍隊正規化、現代化建設被迫中止。醫生為了減輕他的病痛和緩解他的焦慮，建議他外出遊覽療養。這年深秋，他前往風景絕佳的皖南黃山。面對巍峨聳峙的奇石，蒼勁多姿的青松，變幻飄渺的煙雲，湧突流淌的清泉，他感到無比振奮與陶醉。他進而聯想到在這塊雄偉秀麗的土地上曾經有過的革命風雲，一種抑制不住的激情湧上心頭，欣然吟詩一首：抗日之軍昔北去，大旱雲霓望如何。
黃山自古雲成海，從此雲天雨也多。
沉浸在對往昔如火如茶鬥争生活的回憶裡，他似乎忘卻了眼前的病痛和煩惱。
第三節懷仁堂的掌聲
1958年春，中共中央在南甯、成都，連續召開了工作會議，繼續大批所謂“反冒進”。結果，黨内不切實際、急于求成的“左”傾思想迅速發展起來。各地區、各部門“大躍進”、“放衛星”的計劃争先恐後地提了出來。
5月5日，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召開。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提議，通過了“鼓足幹勁、力争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并輕率地改變了八大一次會議作出的關于國内主要矛盾已經轉變的正确分析，斷定當時國内主要矛盾仍然是無産階級同資産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5月25日，中共八屆五中全會增選林彪為黨的副主席。
就是在這樣的形勢之下，中共中央軍委于5月27日至7月22日，召開了有高級幹部1000多人參加的擴大會議，把反對軍隊工作中的教條主義的鬥争推向了高潮。
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林彪，從會議一開始就煽風點火、含沙射影、暗箭傷人，起了推波助瀾的惡劣作用。他說：“有人一提起學習就想到外國，專學外國的東西，以為隻有外國的東西才是好的。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觀點”“不要一談到外國的東西就津津有味，把本國的東西看作是‘土包子’”“我們的經驗很豐富，不能把黃金當黃土甩掉了”。
他還聳人聽聞地說：“有的單位不把毛主席軍事著作作為軍事基本教材，隻作為參考材料，是不對的。有的單位連參考也沒有列上，就更不應該。”
林彪所指責的這些問題，事實上哪個單位也不存在。他這樣說完全是别有用心，是不點名地攻擊軍事學院和訓練總監部，攻擊主持這兩個單位工作的劉伯承和葉劍英。
6月23日和29日，毛澤東在中南海聽取彙報和召集有關人員座談時，就一系列問題發表了意見。在談到形勢時，他說：“趕上英國不要五年，兩年三年就可以了。五年可以趕上蘇聯，七年――最多十年就可以趕上美國。
有了糧食、鋼、機械，十年内又不打仗的話，人民解放軍就大有希望，威力會大大地加強。”在談到軍事工作中有無教條主義的時候，他說：“現在有四種說法：一種是說沒有，一種是說有，一種是說很多，一種是說相當多。
說沒有教條主義是不存在的。究竟有多少，這次軍委會議要實事求是地加以分析研究，不要誇大，也不要縮校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
在談到軍隊院校工作時，他批評說：“現在學校奇怪得很，中國革命戰争自己的經驗不講，專門講‘十大打擊’，而我們幾十個打擊也有，卻不講。
應該主要講自己的，另外參考人家的。”在談到軍事學院和訓練總監部的問題時，他又批評說：“不知道軍事學院、訓總到底有多少馬克思列甯主義。
馬列主義本來是行動的指南，而他們當作死條條來啃，馬克思、列甯在的話，一定批評他們是教條主義。”
毛澤東還講了一些錯誤評論劉伯承功過的活。
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精神，采取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方式，批判軍隊工作中的所謂教條主義路線、資産階級軍事路線、反黨宗派活動等等，開展所謂的兩條軍事路線的鬥争。
軍委擴大會議開始後，在外地治病療養的劉伯承，接軍委指示，到北京出席會議。在赴京的頭一天，他思緒翻滾，一夜沒有成眠，左眼球紅紅的。
在火車上，又呈失眠狀态，左眼球更紅了。到了北京，他得了青光眼，眼壓高達73度，不得不住進北京醫院，一面治療，一面準備檢查材料。
對劉伯承是否要在會上作檢查的問題，毛澤東曾關照說：“讓劉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來參加會議作檢讨，表示個态度就可以了。”
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也說：“劉伯承同志工作積極認真，對組織是尊重的。他今年已66歲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緊張。”
豪爽、耿直的陳毅，看到劉伯承這個樣子，心裡更是難受。他趕到北京醫院，對劉伯承說：“你寫啥子檢讨嘛！要寫，我替你寫，寫一百個字就行了。”
但是，在當時那種政治氣氛之下，劉伯承不能不力疾出席，在會上作檢讨。
7月10日，中南海懷仁堂座無虛席，1000多雙眼睛凝神注視着主席台上的動靜。當執行主席宣布大會開始時，鴉雀無聲的會場上，籠罩着一種極其嚴肅而又令人壓抑的濃重氣氛。由人攙扶着，邁着蹒跚的、沉重的步子的劉伯承，剛剛出現在主席台角的時候，全場立即掌聲大作，延續了大約半分鐘。
才逐漸停息下來。許多人鼻子酸了，眼睛潮了，眼窩裡貯滿了淚水。這掌聲，這淚水，飽含着熱烈的歡迎和由衷的愛戴，也伴合着會心的諒解和深情的歎惜。
年近古稀而又殘病交加的劉伯承破扶到講台前，宣讀自己的檢讨。他表示擁護毛澤東主席的指示，感謝同志們的批評。嚴于律己、嚴于責己是劉伯承幾十年來的一貫作風。這次，在“左”的思潮統治一切，上面點名批評，下面有人非議的情況下，自然更免不了對自己過份苛責，說了一些過頭的、違心的自我批評的話，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實事求是同樣是劉伯承幾十年來的一貫作風。他在發言的前半部分，仍然客觀他說明了一些事情的真相，全面總結了軍事學院的工作。
劉伯承說，軍事學院創辦之初，中央軍委即給予明确指示，軍委發來了祝詞，毛澤東主席批準了訓練方針。“據此，我們就抓住三個環節：（一）傳統教育（黨史、政治上作、戰史、戰例，并專設了戰史系）；（二）現代作戰訓練（戰術、戰役、海軍、空軍、炮兵、裝甲兵和化學兵等）；（三）實行正規制度：即統一的指揮、統一的制度、統一的編制、統一的紀律和組織性、計劃性、準确性和紀律性（毛主席訓詞），四大制度，四個共同條令。
這三個環節以我軍傳統教育為基礎，使之貫徹到現代作戰訓練和實行正規制度上面去。”
劉伯承還具體地說明了在傳統教育方面，“教了毛主席著作，且經常以毛主席思想方法和中央決議整風和做思想工作，教黨史，教政治工作，編講戰史，并曾經三次組織赴鑰鮮學習作戰經驗，和組織學員編出許多戰例，彙集作為課業之用。成立戰史系主要學黨史，毛主席軍事著作。”劉伯承還說，在校正蘇聯紅軍1944年野戰條令時寫了序言，着重闡述了以毛主席《中國革命戰争的戰略問題》的思想方法，作為學習外國經驗的指針。
最後，劉伯承強調指出，在訓練内容、訓練制度方面，如“六小時一貫制”和考試方法等具體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在學習五個文件以後，在軍委指示之下，在院内學員抵觸和院外批評之下，大體改正過來”。
總之，劉伯承用大量事實說明，軍事學院的各項工作，是遵照中共中央軍委和毛澤東的指示去做的。并不是自己的經驗不講，專門講“十大打擊”；更不是如林彪所說的“專學外國的東西，以為隻有外國的東西才是好的”，“把本國的東西當作‘土包子’”，“把黃金當黃土甩掉了”。
軍委擴大會議後期，“溫度”越來越高，過火的批評鬥争越來越兇。訓練總監部被說成是“教條主義的司令部”，軍事學院被說成是“教條主義的大本營”，許多主管院校教育與訓練的領導幹部，被說成是“資産階級軍事路線的代表人物”而遭到批鬥，有的甚至被打成“反黨宗派集團”而開除黨籍，清除出軍隊，或遣送邊疆勞動改造，緻使一些同志後來竟含冤死去。許多院校教授會、教研室主任一級的幹部，甚至一些從事軍事教學多年的老教員，也被指為“傳播資産階級軍事路線的媒介”而被調離院校，改行做其他工作或處理轉業。
這樣，就嚴重打擊了院校幹部和軍事訓練幹部的積極性，使得他們不敢抓院校工作，不敢抓軍事訓練，不敢學習外國經驗，不敢開展軍事學術研究活動。建國以後剛剛起步的全軍正規化、現代化建設受到嚴重挫折。這，就是這次軍委擴大會議反對教條主義，開展所謂的兩條軍事路線鬥争的結局。
在這場鬥争中推波助瀾的林彪，于這次會議之後的1959年9月，當上了國防部長，開始主持軍委日常工作。
林彪上台後，打着革命旗号，以極“左”的面目出現，繼續發展反對教條主義運動的惡果，更使軍隊建設遭到嚴重破壞，直至文化大革命的空前浩劫。全軍院校被砍掉100多所，軍隊正規化、現代化建設瀕于夭折。其損失之大，是難以估量和無法挽回的。
軍委擴大會議結束之後，劉伯承回到南京。
1959年1月19日，劉伯承攜眷從南京移居北京。離開南京的那一天，軍事學院的許多領導幹部到江邊為老院長送行，并要送過江去，一直送到浦口火車站。
劉伯承執意不肯，他搶先上了船，向送行的人揮手告别。
渡船徐徐向對岸駛去了，而停留在東岸的人們久久不肯離去。他們遠遠地望着渡船，望着站立在渡船上的老院長的身影，默默無語。漸漸地，漸漸地，渡船看不見了，老院長的身影看不見了。
這時，軍事學院新任院長廖漢生，慨然說出了這樣一句話：“這個老首長，沒有少受罪！”
這位指揮百萬雄師過大江，出任過新中國第一任南京市長；又在南京創辦了全軍第一所高等軍事院校的老元帥，就這樣孤單單地離開了虎踞龍蟠的石頭城。
曆史畢竟有着它自己不可更易的規律。一切颠倒的真僞、善惡、是非.終将回複它們的本來面目，得到應得的評判。1978年以後，随着中國共産黨指導思想和路線的根本轉變，對一系列曆史冤案、錯案進行了實事求是的平反昭雪。1980年秋，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明确指出：1958年“那次反教條主義是錯誤的”。這個重要結論，最終解除了套在劉伯承身上的政治枷鎖，也解放了當年跟他一起遭到沖擊和批判的一大批人，更重要的，是對人民解放軍一段輝煌的發展史作出了正确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