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泥腳文人”的愛子

                                                              第一節家世

      1892年12月4日（清光緒十八年十月十六），劉伯承誕生在四川省開縣浦裡區趙家場鄉張家壩。在兩個多月以前，劉伯承的祖母和祖父相繼去世。

      他是在舉家服喪的哀痛中呱呱墜地的，所以乳名孝生。後取名劉明昭，字伯承。

      據《劉氏家譜》記載，劉家的祖籍原在湖北荊州府江陵縣。後來，随着清朝初期“湖廣填四川”的移民浪潮，遷到四川省雲陽縣關口鄉定居，世代以農耕為業。到鹹豐年間，劉伯承的祖父劉正富（1819―1892）因交不起租佃押金，佃不到土地耕種，被迫從長江邊移向川東山區，流落到開縣的浦裡河畔開荒度日。劉正富體格壯健，精明強幹，種田兼做鐵匠。經他修理的農具及鐵鍋、勺鏟、鉗子、剪子之類，堅固耐用。他還吹得一手好唢呐，鄉鄰間的婚喪嫁娶少不了要請他去吹奏。多種的生活手段、廣博見聞造成了他開明通達、樂于助人的性格和比較豐富的閱曆，使他很快适應新的環境，經濟來源也多于一般農戶。就這樣，劉鐵匠立住了腳跟，正式在趙家場對面的張家壩定居下來。他的六個兒子――劉文培、劉文德、劉文瑞、劉文祥、劉文吉、劉文炳，漸漸長大成人，人丁興旺，日子愈見紅火。劉正富和妻子楊氏克勤克儉，兒子們舍力勞作，這一家有些發起來了，先後積攢起一些錢财，購置了一些田産，開設起粉房、榨房。

      劉鐵匠的小兒子劉文炳（字虎臣，1862―1907）比較幸運，靠着家境殷實讀了十多年書。他就是劉伯承的父親。中國封建時代稍有條件的平民，幾乎毫無例外地進行過培養子弟讀書入仕以求改換門庭的努力，盡管這種努力往往是徒勞的。正是出于這樣的目的，劉正富盡力供劉文炳讀書，盼望從兒子一輩起能改變世代農門的低賤地位。劉文炳深知父兄的苦心，寒窗孤燈，年複一年，終于積下了滿腹的經書和八股文章，于是名聞鄉裡。他憧憬着那種“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美妙前程。可是他的夢想很快破滅了。一年秋天，劉文炳滿懷希望到縣城參加秀才考試，不料被人舉發說他家祖輩是吹鼓手，屬“倡優”之列，出身微賤，遂被逐出考常不僅如此，還被控為觸犯大清王法，要吃官司。結果花錢疏通，才算了案。從此以後，劉文炳隻得棄文務農，成為浦裡河畔有名的“泥腳文人”。

      1894年中日戰争中清兵大敗，1900年八國聯軍占領北京，标志着清王朝江河日下。英、美、法、德、俄、日、奧、意等帝國主義列強，蜂擁而上，争搶東方這塊富饒的土地。清政府接連簽訂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為了支付給帝國主義的巨額賠款，加緊了對人民的搜刮和壓榨。整個中國内憂外患，民不聊生。

      在劉伯承剛滿三歲這年，也就是父輩們“廬墓三年”服喪期滿的日子，父輩的6兄弟分家了。每人獲得了十多石谷（當地一石相當于一畝）的田地。

      同時，也分攤了因疏通官司欠下的120兩銀子的債。兄長們因為債務拖累而心中有氣，再添上妯娌們的七嘴八舌，便把往日家庭中的脈脈溫情吹刮得蕩然無存。劉文炳雖排行最末，非但不受照顧，反而隻分到了沈家灣一帶土質比較差的坡地田和3間破舊的茅屋。這3間茅屋，就是劉伯承度過童年生活的所在。地面是用泥巴夯實過的，又潮又硬。沒有窗戶，全靠門裡透進光亮。

      3間屋并列着，門全向南開。其中一間是大人和孩子睡覺的。一間擱置家具和做飯用。剩下一間，按農家習俗辟為堂屋，全家人在裡面吃飯或接待客人，雨天和夜晚就在裡面幹編織筐簍的活計。劉文炳雅趣未滅，在裡面挂起幾幅發黃的舊字畫，又将先輩制訂的《齊家規訓》，用楷書恭抄，貼在發黑的牆上。這位被擯出科場的“泥腳文人”，别出心裁地把這間破屋命名為“權理堂書室”。

      劉文炳雖然剛到中年，考場被逐的刺激和貧困的煎熬使他過早地衰老，性格刻闆，心情抑郁。加上身體瘦弱，又常患病，話很少，笑容更難得見。

      有時說上幾句，聲急氣短，招人不悅。對孩子更偏于嚴厲。在劉伯承四、五歲時，他就捧着《劉氏家譜》教他認字、記事。這本足有五個銅錢厚的譜書，是劉文炳在遭受挫折以後，“敬承先命”，“掩卷而長思”，苦苦修訂出來的。他把自己的意願、主張、憤懑和希望，都傾注在這冊小型的“家史”裡。

      期望劉家子弟能“賢哲挺生，簪纓疊起”，“令宗祧生色，譜牒增輝”。

      然而，這些封建正統的十分枯燥。年幼的劉伯承隻喜歡從母親那裡聽一些活生生的、有趣的故事。母親周寅香（1864―1946）是四川雲陽縣高陽堰灣貧苦農民周源山之女，從小生長在鐵峰山，身材比一般的四川婆娘要高大壯實，勤勞儉樸。川東一帶的習俗，“土風坐男使女立，男當門戶女出入”①。她長着一雙沒有裹住的大腳，是家庭中的主要勞力，不論是下田耕作，還是翻嘗打、曬，都能擺阖得開。至于洗衣漿衫、縫縫補補，更是得心應手的事兒。她心地善良，處事嚴謹，忍得氣，吃得虧。她雖然是麼媳婦，可實際地位卻在其他妯娌之上。兄弟們常議論分家，公公婆婆傷感備至。

      她安慰着說：“老燕銜泥朝朝累，雛燕大了各自飛。”尤其是她腦子裡積攢的那些諺語、歇後語，說起來一串串的，象什麼“多栽花，少栽刺”，“雞肚哪知鴨肚事”等等，常常脫口而出。幼年時的劉伯承最喜歡聽母親擺“龍門陣”，說天地古今，講人間趣事。象孔融4歲讓梨、嫦娥偷吃長生藥??這些看來有些雜亂的故事，卻象滴滴春雨滲入他的心田。這些，與父親的“之乎者也”、“子曰”“詩雲”之類，交口成趣，也算是苦中有樂。對劉伯承日後思想的形成和語言的發展，産生了深刻的影響。

      ①杜甫詩：《負薪行》。

      第二節最初的腳步

      “泥腳文人”劉文炳不甘心聽憑命運的驅使，他執着地要把自己通往仕途的理想，争取在兒子身上得以實現。劉文炳自從遭到“厄運”後，就在家管管帳，代人寫書信，也教過幾堂私塾。但在分家後就得以作田為主，忙地裡的活計。同時，他也深感“自家教不成子弟”，便把5歲多的劉伯承送到本村私塾念書，啟蒙老師是任壽田。學了幾個月，不能盡如人意。劉文炳決心為兒子尋覓一個有真才實學，又能嚴加管束的老師。

      這年夏天，有一位名叫任賢書的下江老頭，流落到張家壩一帶行乞，自稱是個出身微賤、累試不第的秀才。劉文炳見此人談吐不俗，滿腹經綸，頗有些同“脖相憐，便出面替他邀了一堂學。任賢書也不推辭，慨然扔掉“讨飯棍”，在緊傍劉家老屋的一所房子裡，開起一個有二十來個學童的小私塾。

      劉伯承是其中的學生之一。

      雖然進了私塾，卻關不住兒童的“天性”。劉伯承跟大多數男孩一樣，整天就知道玩耍。春季，他領着夥伴們爬樹、掏鳥窩，采桑椹。入夏，光着身子撲到河塘裡玩水、戲鬧，捕魚捉蝦、拾河螺。有時賭起“狠”來，也敢貿然去捅馬蜂窩，用水去灌蛇穴，或是爬到樹梢上，比試比試誰個最“關火”①。

      父親望子成龍心切，比别的家長更多一層管束。對兒子的淘氣行為時常進行幹涉，甚或打耳光、用棍棒也是有的。當然，更寄希望于嚴師的管教。

      然而任賢書卻和一般的先生大不一樣，他總是笑着說：“這是娃兒們的天性埃天性如同天意，不可違拗，隻可疏導。”随後，又大發感歎：“想當年秦皇漢武，華夏武風，糾糾天下。今朝偃武修文，科舉取士，武風衰弱，釀至甲午戰敗??何其悲乎！中國的武士實在是太少了。??至于管教之事，我自有道理。”

      任賢書不僅熟讀詩書，而且精通武術，尤長于拳法和腿功。他在教書之餘，還教學生練習武藝。劉伯承在他的指導下，學會了長拳、八卦掌、棍棒和投擲等功夫。為了練出彈子功，他從河灘上揀來幾撮箕鵝卵石。每天清早，朝屋後大樹上的目标投去幾十顆“飛彈”。久而久之，樹幹上打出一個燒餅大的洞穴。

      在功課方面，劉伯承從《三字經》、《幼學瓊林》等啟蒙讀物開始，接連讀《論語》、《盂子》、《大學》、《中庸》。練習毛筆字，他也一絲不苟，一筆一畫地苦練楷書。初學寫字時，為了節省筆墨紙張，他以右手食指當筆，往左手手心裡寫，練筆勢、筆鋒，揣摩“永字八法”。他用心鑽研，臨帖寫字，進步很快。

      看到這些變化，難得一笑的父親也露出了笑容。劉伯承剛發蒙的時候，有一次放學回家，母親讓他把當天念的書背誦一遍。劉伯承曉得母親識字不多，便胡亂地背了一遍。不防被父親在裡屋聽到，走出來斥責他說：“我告訴你，我沒得南莊田、北莊地，隻有一管筆、一錠墨留給你。你不用功，看你日後如何得了！”

      也許是這句話深深觸動了劉伯承。從此每天他總要最先趕到學堂。有時，家裡飯做晚了他甯可餓一頓，也不誤上學。一次遲到，中午回家跟母親又哭①四川方言，厲害、有本事的意思。

      又鬧。母親隻好大清早就将他喚醒。起床後，他一面幫着燒火添柴，一面在竈旁看書。夜晚，農家燈火如豆，是供母親紡紗用的。劉伯承就捧着書，偎在紡車旁，伴着“吱呀吱呀”的聲音一直讀到深夜。

      劉伯承受農家傳統的影響，從小就熱愛勞動。每天放學回家。他總是幫助家裡放牛、割草、砍柴。每當他背起背簍出門，後面總是跟着一群臉上抹着黑泥、挂着鼻涕的放牛娃。因為劉伯承個子高，膽子大，不信邪，有力氣，又跟老師學了兩手武術，有他在前面開路，孩子們就敢吆喝着，把黑牯牛、老黃牛趕到富人家的荒坡草地上放牧。最吸引人的是在把牛喂飽、草割滿簍以後，大家聽劉伯承擺“龍門陣”，講《三國演義》、《水浒傳》和“長毛”（太平軍）的故事，或是在他的擺布下做“占國”、“打擂台”等鬥智鬥力的遊戲。有時劉伯承也帶領小夥伴們跟鄰村的孩子們互相投擲石子，不是把“敵方”打得頭破血流，就是自己被打得鼻青臉腫。回到家裡，母親心疼地責備一番，然後照例是塞給一塊紅苕或是一個煮熟的雞蛋。父親則是一副嚴厲的神情，訓斥道：“又瘋了。忘記家訓了麼？把家譜讀三遍。”

      劉伯承知道犯了錯，隻好規規矩矩地再讀那枯燥的家譜：“??子孫惟耕讀勤儉為尚，慈善友恭為最”，“量思宏，勞思先，功思讓，名思海，位思卑，退思早??”對于這些家教，年幼的劉伯承當然不能完全領悟。但無數次反複的訓教，傳統習俗的熏陶，不能不潛移默化地沁入他的心靈，對他以後的思想、道德、性情、修養等方面的發展留下一定的影響。

      劉伯承在任賢書門下一直讀了六年書。1904年秋天轉到燈草壩“漢西書院”就讀。“漢西書院”的主持人劉華英是個廪生，同維新派、洋務派人士有廣泛接觸，受到西方文化和改良主義思潮的影響。他是個“教育救國論”者，設法自籌資金在開縣辦學。學生主要是他親房的十多個子弟。同時也摻進少數成績優秀的外姓學生。對同姓的窮苦學生，還免費供給膳食、書本和文具。劉伯承就是其中之一。

      “漢西書院”設有語文、數學、理化和地理，知識面比私塾要開闊得多，這激起了劉伯承更大的學習興趣。由于他勤奮好學，才智過人，各個科目的成績都是第一名。因此，博得了劉華英的喜愛。劉華英常常對學生們談漢口、上海等地的熱鬧場景，還講什麼英吉利、法蘭西、美利堅、日本國，都是鄉間很少聽到的新鮮事。劉伯承從這裡開始接觸到現代科學和時事常識。

      1905年，清廷下诏廢除科舉。新式學堂成了青少年求學的新出路。設在開縣縣城的高等小學堂，順應時勢，決定擴大招生。“漢西書院”的學生們聞訊，紛紛報名投考。劉伯承因家中負擔重交不起學費，遲遲未去報名。劉華英得知後，立即把劉伯承叫去關心地說：“學業要緊，事不宜遲，新學堂比我這裡要強得多，趕快去報考。一切費用由我支付。”在劉華英的慷慨資助下，劉伯承随即到縣高等小學堂報考。考試成績名列前茅，被正式錄齲學生按考試成績編為甲、乙、丙、盯戊五個班，劉伯承被編入甲班。學堂開設的課程，除國文、修身兩門外，還有外文、數學、理化、史地、體操等項。該校教師大多數水平較高，教自然科學的傅讓、朱璜等人畢業于日本弘文師範學校，思想進步，是同盟會會員。傅讓還秘密傳播一些進步雜志和革命書籍。如雷鐵崖、鄧潔等在東京出版的《鵑聲》以及《四川》雜志等。劉伯承和同窗好友經常從老師那裡得到這些刊物，争相傳閱。尤其是《四川》雜志，表面看來隻是記述蜀地的風土人情、名山大川、聞人掌故之類，實際卻是鮮明地反對英、法、日、俄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西藏、雲南、東北，揭露清朝政府賣國殘民的罪惡行徑，鼓勵人民起來進行革命鬥争，争取鐵路等項主權。就連刊物中的詩詞小品，也大都是沉痛的憂時愛國之聲。劉伯承又讀了鄒容的《革命軍》、赫胥黎的《天演論》等著作。這些，對劉伯承的思想産生了深刻的影響，使他的眼界更為開闊，了解了新的社會生活，看到了世界的潮流，初步認識到清廷的腐敗沒落和變革的必要。

      在開縣小學堂畢業以後，劉伯承又到夔府（今奉節）官立中學就讀。1907年春，他的父親因患肺病，又加上勞累和貧困的折磨，不幸離開人世，年僅45歲。他被迫中途辍學，回鄉務農。父親剛去世不久，最小的弟弟（遺腹子）又來到了世間。他的母親養活有四男三女。“四男”是：明昭（伯承）、明書（仲麟）、明昌（叔禹）、明良（季能）。“三女”是：瓊英、瑾蘭、懷珍。這時，大姐瓊英已經出嫁，家中7口人的生活重擔落在母親和年僅15歲的劉伯承身上。父親留下的遺産，僅幾間茅屋、十幾畝Y田。就連買棺材的400銅闆，還是向五伯父劉文吉借來的高利貸。

      父親剛入殓不久，刻薄的五伯父就三番五次來讨債，想趁人之危吞并他們賴以活命的田地。一天清早，五伯父找趙家場有名的潑婦趙二娘來逼劉伯承還債。母親抱着出生不久的弟弟，上前說好話求情。劉伯承搶上去說：“趙二娘，勞你的大駕，給我五伯父回個話。我劉明昭人窮骨頭硬，欠他的錢，日後一定如數奉還，分文不會少。”停了一會，又說：“你曉得，先父與五伯父是同胞兄弟。如今先父屍骨未寒，他就再三再四逼債。誰不罵他絕情寡義、為富不仁！”趙二娘無言對答，隻好悻悻地溜走。

      15歲的劉伯承象成年人一樣，和母親、姐姐一道，每日黎明即起，荷鋤下地，在貧瘠而又缺水的田地裡耕耘。一年到頭，隻能收四、五擔毛谷。除去賦稅，剩下的根本不夠家人糊口，不得己，劉伯承又上山砍柴、割草，或是挑煤、打短工來補貼家用。就這樣，長年是紅苕雜糧，糠糠菜菜。一到春荒時節，便隻好靠挖野菜、剝樹皮，摻合紅苕雜糧勉強度日，經常吃了上頓沒下頓，面黃饑瘦的小弟妹們餓得哇哇直哭。看到這些，母親的心如同針紮。

      好心的鄰居見劉家日子艱難，來勸母親把最小的兩個細娃送人撫養。母親思前想後，忍疼決定将小女懷珍和小兒明良送出去。劉伯承得知後，跪在母親面前哀求：“娘，一家骨肉說什麼也不能分離。我打短工、下煤窯再多掙一點，一定讓弟弟妹妹活下去??”一番話說得全家人抱哭一團，母親硬咽着說：“好，不送了，娘娃死活在一起。”

      從此以後，劉伯承給人打短工、幹零活更勤了。有時掙幾個銅闆，有時換幾升糧食。攬不到活兒的時候，就到十多裡外的禦河溝煤場去挑煤炭，擔到趙家場街上叫賣。每到黃昏時，母親和弟妹總是站在門前的黃槲樹下，遠遠地等着劉伯承歸來。他雖然疲憊不堪，渾身漆黑，但仍裝作輕松的樣子說：“沒事兒，媽想寬些，苦日子總有個頭。”全家人就這樣相依為命，艱難度日。

      淪落到生活的底層，使劉伯承的思想發生了急劇的變化。過去，他有條件讀書求學，有機會走一條個人飛黃騰達的道路；如今命運把他抛到了最貧賤的民衆裡面，他必須站在新的角度來觀察社會和人生。他切身體會到，千千萬萬窮苦農民耗盡血汗，難得一家溫飽的辛酸，親眼目睹了黑瘦佝背的挖煤漢子，天天提心吊膽地鑽礦洞，有時鑽進去就永遠出不來的慘狀。生路在哪裡？希望在哪裡？他的目光自然地轉向了革命的風雲。這時候，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在全國各地開展革命活動，已經有了相當的聲勢。廣東、廣西、雲南、四川等地接連不斷的反清武裝起義，震撼着清王朝的反動統治。熊克武等人在川中組織領導的成都起義（1907年）、廣安起義（1909年），引起了廣泛的反響。革命者不惜抛頭顱、灑熱血，敢于犧牲個人性命的大無畏精神，給劉伯承以強烈的感染和深刻的影響。他越來越感到自己的理想、抱負，與現存制度格格不入；民衆的利益與上層統治集團的巧取豪奪水火不容。不推翻反動、腐朽的清王朝，中華民族就沒有光明，下層民衆就不能擡頭，自己也就沒有出路。劉伯承朦胧地意識到，孫中山提出的三民主義，是埋葬帝制、富國強民的救世良方。

      當時的上海，是同盟會在國内活動的中心。劉伯承抱着對革命向往的心情和找職業的願望，于1910年邀集了上高等小學堂時的兩位同窗好友前往上海。他們茫然地在上海東撞西碰，既沒有遇見革命黨，更沒有找到孫中山，連謀生的職業也沒有着落，隻好掃興地返回故裡。

      當年年底，劉伯承奉母親之命與程宜芝結婚。這是一門早年訂的娃娃親。

      劉伯承雖一直心有不滿，但在母親的堅持下隻得同意完婚。後因他在外從事革命活動，雙方脫離了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