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龍小傳

                                                        1896年3月22日，賀龍誕生于湖南桑植洪家關的一個農民家庭。4歲時就跟随祖父賀良仕練拳習武、鍛煉意志，經多年磨練，養成了他的豪爽俠義之氣。賀龍5歲時入私塾識文斷字，啟蒙老師是他的堂叔賀星樓。賀龍天分極高，每日所學幾乎過目不忘。賀星樓不僅向他傳授知識，還經常向其講述賀氏宗族反抗朝廷、殺富濟貧的義舉。這些故事很早就在賀龍心中紮根，促成了他不畏強權、剛直不阿的秉性。

      小時候，賀龍的家鄉年年遭災，母親卧病在床，使得本來就不寬裕的家更是雪上加霜。為了維持生計，年幼的賀龍常在家打柴、割草、放牛，農閑時節與父親一道外出縫衣賺幾個手工錢以養家?口。艱難的生活使得他不得不辍學務農，失去了進一步求學的機會。15歲時，他向姐夫借了一匹花騾子翻山越嶺跑生意，開始了風餐露宿的“趕騾客”生涯。長年沿途所見所聞不僅增長了他的見識，還使他在與稅警抗争的過程中親身感受到反動政府橫征暴斂所帶來的惡果，進一步加深了他的反抗意識。

      1914年，年僅18歲的賀龍在留學日本歸國的革命黨人陳圖南的介紹下加入中華革命黨，開始從事反袁護國的革命活動。當時陳圖南給賀龍布置任務要他殺掉大劣紳朱海珊，想辦法帶兵當團總，并派人到警備隊去以當兵為名潛伏下來以了解敵人情況。賀龍當即欣然承諾，随後就打着賣羊的幌子去沅陵秘密偵察，在了解了敵人的一些基本情況後便決定返回桑植。誰知天有不測風雲，在回桑植的路上，一身布衣的賀龍竟被土匪當作“肉票”綁了去。被綁的第二天，沅陵警備隊前來剿匪，本是人質的他反被當作土匪投入大牢，真是剛出狼窩又入虎口。後來，在父親賀士道與堂兄賀壽文四處托人、多方保釋下，身陷囹圄一個多月的賀龍才得以出獄。在這件事中，反動軍閥草菅人命、不分青紅皂白的做法對賀龍的觸動很大，使他認識到隻有拿起武器起來鬥争，幹到底才有出路。

      1915至1916年，全國反對袁世凱的革命浪潮風起雲湧，湘西地區的革命鬥争也如火如荼地展開了。1916年1月21日，賀龍領導了聞名一時的湘西暴動，後因袁世凱派重兵前來鎮壓，數量、裝備上都處于劣勢的起義軍被打散，賀龍隻好回到桑植積蓄力量，靜待時機，以圖東山再起。随着護國軍在戰場上的節節勝利，賀龍認為時機已到。3月16日晚，賀龍與韋進齋各自帶着一把菜刀帶領窮哥們一道借着夜色從洪家關悄悄出發，一路無聲無息地直奔芭茅溪鹽局。在打鬥中，稅警們的槍在賀龍面前成了中看不中用的“燒火棍”，他砍死了稅警隊長姜玉清，大家搗毀了鹽局，一把火燒毀了所謂的“借據”，12根“燒火棍”也成了他們的戰利品。這就是一直為人所傳誦的“賀龍兩把菜刀鬧革命”的真實故事。毛澤東在“三灣改編"中為鼓勵起義軍曾舉此例，他說：“賀龍兩把菜刀起家，現在當軍長，帶出了一個軍。我們現在不隻兩把菜刀，我們已經有了兩個營的兵力，還怕幹不起來嗎？”。從此，賀龍在洪家關樹起了桑植縣讨袁護國軍的旗号，開始了轟轟烈烈的讨袁護國行動，随後，在湘鄂的交界山區中多次組織暴動和起義，并被任命為湘西護國軍第1團第2營營長。

      1917年，段祺瑞執政府竊取政權，名為民主實則獨裁。10月，孫中山在廣州通電全國不承認北京的段祺瑞政府，出師北伐，護法戰争開始。同時，孫中山電令湖南護法軍将領林修梅“與在湘各軍接洽，勉事進行，以樹大業”。賀龍在孫中山的号召下又投身到護法運動中，組織起一批武裝力量，被任命為湘西援鄂民軍第一路遊擊司令，率軍參加支援湖北戰場的戰争。不久，賀龍在戰争失敗後率部返回湖南，一路招兵買馬又将隊伍發展起來，最後在家鄉桑植縣駐防。賀龍身為一方父母官，一心為當地人民服務。他架橋修路、赈災救民。同時殺掉了一批魚肉百姓、為害一方的土豪劣紳以安撫鄉鄰。賀龍雖然多年帶兵，但軍紀嚴明，其部下從不騷擾百姓、肆意滋事。每到一地就積極參與地方治安秩序的維護與治理，派兵剿滅土匪并四處巡邏以保證百姓的生命财産安全。他還積極支持婦女解放運動，在駐防浦市期間應聘兼任女校名譽校長，鼓勵女生“擡起頭，挺起胸”，努力學習，并為女校捐資大洋300元。賀龍當時的所作所為得到了當地人民的極大稱贊。民衆給他送了一面錦旗，上書“經文練武”四個大字，開明紳士也為他立碑，稱贊他是“德媲宗韓”。

      但是由于當時中國革命的道路不明朗，沒有一個先進的理論、先進的組織作指導，他的反抗還是出于自己作為一名出身貧苦的農民不堪壓迫、不願受人淩辱的自發行為，同時也與他俠義豪爽、愛打抱不平的性格有密切關系。1921年7月，中國共産黨在上海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宣告中國共産黨成立。同年9月，賀龍在率部駐防黃石期間，留日學生陳圖南、花漢如到其部隊住了一段時間，賀龍與他們朝夕相處，從他們那裡開始了解共産主義和共産國際，思想上受到啟發。1922年7月，中國共産黨在上海召開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二大”闡述了中國社會的基本情況和當時的革命任務，第一次提出了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綱領，制定了更加完備的黨章，同時決定參加共産國際。此時，陳炯明在廣東發動反革命叛亂，派兵圍攻總統府。形勢危急之時，賀龍派人晉見孫中山表明支持革命之志，令孫中山非常欣慰。1923年，年僅27歲的賀龍已經成為熊克武部下的一員幹将，位居旅長。9月5日，賀龍得知日本輪船“雲陽丸”與“宜陽丸”裝載一批軍火從漢口駛向涪陵，而這一批軍火是吳佩孚偷運給其爪牙趙榮華的，此陰謀一旦得逞，勢必造成敵我力量的變化從而影響大局。賀龍當即決定由他率部攔截“宜陽丸”，由周西成部負責攔截“雲陽丸”。9月6日拂曉，賀龍帶領便衣隊10多人攜帶短槍，喬裝打扮為客商乘坐小船悄悄接近“宜陽丸”。在接近敵船的時候，敵人發覺不妙便開槍射擊，賀龍率領部下奮勇反擊，他自己更是不顧槍林彈雨登上敵船。經過一番激戰，擊斃船主和其他押運兵數人，繳獲子彈82萬多發，抓獲吳佩孚部軍械處處長張遠矶，逮捕了日本軍火商。是役，敵人損失慘重，賀龍在整個過程中不畏外國勢力的幹涉，體現了中國人的骨氣和崇高的民族氣節。

      1924年1月2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這次大會的召開與共産黨的竭力幫助是分不開的。會上，孫中山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1月23日，大會通過宣言，确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而後幾年中，賀龍率部四處轉戰，在湘西度過一段比較平穩的時期，由于賀龍自身具有一定的實力，又會帶兵，為人剛直不阿，深得民心，因此其部漸漸有發展壯大的趨勢，從而遭到各派軍閥、地方勢力的聯合進攻。為了保存實力，賀龍不得不在川、黔、湘、鄂四省交界的莽莽山林中“打遊擊”。

      1926年，唐生智起兵反對當時湖南的省長趙恒錫，迫使其辭職，賀龍得知消息立即發表通電表示支持，與唐遙相呼應，賀龍在湖南的身份也因此得以合法化。同年6月，唐生智宣布參加國民革命，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第8軍軍長兼北伐軍中路前敵總指揮，開始率部對湖南境内的反動軍隊發起進攻。7月9日，國民革命軍從廣東揮師北伐。北伐戰争是一場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戰争，因此沿途得到廣大人民群衆的大力支持，各方群衆積極為北伐軍提供糧草、情報，慰問将士、救護傷員。一路上北伐軍勢如破竹，很快就占領了長沙。賀龍被唐生智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第8軍第6師師長兼任湘西鎮守使。賀龍深刻認識到北伐戰争的革命性，他說：“北伐戰争是打土豪劣紳、打軍閥、打外國強盜的，是謀求中國統一的，非常符合我的心意。”8月，國民革命軍政治部将共産黨人周逸群派到賀龍部隊駐紮地常德，周逸群在同賀龍接觸的過程中，通過仔細觀察，發現賀龍為人光明磊落、胸襟坦蕩，便有意向他灌輸馬克思主義，使他了解到共産黨是一個為勞苦大衆求解放、謀福利的先進組織，是一個緻力于民族獨立、民族解放的黨。這些先進的理論使一直苦苦追求自由、平等而又無法找到出路的賀龍豁然開朗，仿佛黑夜中看見了指路的明燈，兩人常常促膝談心。雖然對賀龍來說，與周逸群相識隻是短短的三日，但是這三天卻是賀龍由一個富有正義感的地方實力派人物逐漸成長為一名優秀的共産黨員的關鍵。随後他便熱切地希望加入中國共産黨并提出了入黨請求。

      北伐戰場上，賀龍率領軍隊一路攻克臨澧、慈利、公安、荊沙。在荊沙戰役中，賀龍的愛将賀敦武不幸犧牲使得他非常難過，但他義無返顧繼續進行着打倒帝國主義、打倒直奉軍閥的革命事業。同年11月，賀龍親自去漢口彙報軍務并且結識了時為國民革命軍第6軍政治部主任的林伯渠。12月，賀龍的軍隊經過一天激戰攻克宜昌。在這一次戰役中，賀龍的軍隊英勇無比，僅損失數人便繳獲敵方大量武器彈藥。戰鬥結束後，賀龍對部隊進行了整訓，用繳獲的武器裝備來武裝自己，原來所用的槍支彈藥則運回桑植老家用來武裝後方，這為後來建立湘鄂邊革命根據地打下了基礎。

      在革命形勢高漲的同時，一股反革命的暗流也在蠢蠢欲動。蔣介石當時已掌握了軍政大權，同大資本家、大買辦秘密接觸并獲得了他們在金錢、人力等方面的支持。他表面上高談革命、高談“共同進步”，暗地裡卻積極部署着反革命的計劃，并指使手下與左翼力量、共産黨的組織尋釁滋事，不斷地制造摩擦、糾紛事件，為其進行所謂的“清黨”運動制造借口。賀龍的部隊在宜昌駐防時也發生了摩擦事件，當時國民黨右派紛紛叫嚣要解散賀龍的部隊。為了避免無謂的損失，武漢國民政府派吳玉章以調停為名，将其部調防到鄂城負責武漢三鎮外圍的防衛，實則是為了保存革命的實力。1927年2月賀龍被任命為獨立第15師師長，直接受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指揮。蔣介石見賀龍的地位日益重要便生出拉攏之心，不久便派他的秘書李仲公到漢口以宴請賀龍為名來試探他，準備以高官厚祿相許，企圖誘使他投向蔣介石一邊。當時，宴請的地點設在漢口日租界内劉湘的辦事處，李仲公準備了一桌子的山珍海味款待賀龍，賀龍一看這布置，心裡明白李仲公是來當說客的。二話不說，當即将李仲公拘留後送司令部處置。4月12日，磨刀霍霍已久的蔣介石見時機成熟便大開殺戒，先是以“工人内讧”為名，繳了上海工人糾察隊的槍，随即大肆捕殺革命群衆和共産黨員。三天内，共産黨員、革命群衆300多人被殺，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蹤。一時間，白色恐怖迅速籠罩全國。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背叛革命，開始大規模逮捕、屠殺共産黨人和革命群衆，第一次國内革命戰争失敗。

      大革命失敗之後，國共兩黨決裂，國民黨掌握了國家政權，而共産黨卻被迫轉入地下活動。共産黨決定搞武裝鬥争，以革命的武裝來對抗反革命的武裝。在這緊急關頭，賀龍挺身而出，堅決支持共産黨的革命事業。1927年7月，周恩來在周逸群的陪同下找到賀龍，向他介紹了蔣介石反共和國民黨已走向反動的事實。賀龍當即表示，同國民黨決裂，堅決服從共産黨的指揮，搞無産階級革命。此時，國民黨将領黃琪翔、朱培德也趁機對賀龍百般拉攏，但他不為所動。之後，他根據共産黨的指示率部從武漢出發，經九江赴南昌。此時，中共中央決定組織南昌起義。1927年7月28日，周恩來再度會見賀龍，把起義的計劃告訴賀龍并征求他的意見。當時，還沒有加入中國共産黨的賀龍向周恩來表示：“我完全聽共産黨的命令，黨叫我怎麼幹我就怎麼幹！"周恩來向他下達了率領第20軍參加起義的決定，賀龍表示堅決執行命令。賀龍受命擔任起義軍總指揮，與周恩來、朱德、葉挺、劉伯承共同領導起義。8月1日淩晨，起義槍聲打響，賀龍一馬當先，率領自己的部隊攻打朱培德的總指揮部，經過3小時激戰，起義軍占領了敵軍總指揮部和省政府，并協同第10師殲滅敵第79團，消滅了國民黨南昌守軍。南昌起義勝利後，起義軍召開了參謀團會議，會上讨論了南下計劃、建立第3師和政治綱領等問題。賀龍說：“我不主張到廣東，我覺得湖南邊境農民運動做得好，有群衆基礎，不至千裡行軍感到疲勞，同時兵員又容易補充。”由于當時對如何選擇革命道路還處于探索之中，會議還是決定南下廣東建立革命根據地。南下途中，起義軍遭到反動軍隊的圍追堵截。9月初，起義軍到達瑞金，根據賀龍的要求，他在這裡經周逸群、譚平山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産黨，周恩來參加了賀龍入黨儀式并講了話。賀龍表示，永遠跟黨走，為實現共産主義奮鬥終生。随後賀龍被編入中央特别小組并率領部隊出發去長汀。

      南昌起義的隊伍在攻打潮汕地區時，由于敵我力量懸殊連連受挫，面對強大的反動武裝，起義軍失敗了。根據周恩來的指示，賀龍等人繞道香港去上海尋找黨中央。在上海找到黨中央後，賀龍了解到黨中央堅決搞武裝鬥争，走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的精神，主動要求到湘鄂川黔一帶搞武裝暴動。黨中央同意了賀龍的要求，他立即奔向了腥風血雨的戰場。

      大革命失敗，武裝起義連連受挫，革命鬥争進入低潮，革命高潮時期一度活躍的地區，

      此時到處灑着烈士的鮮血。在這種情況下搞武裝鬥争談何容易。但賀龍從來不怕艱難曲折，從不懼怕戰争和死亡。本來黨組織讓他與劉伯承一同去蘇聯學軍事，但他覺得自己入黨時間短，需要在風雨中鍛煉，主動要求留下來搞武裝鬥争。

      1928年1月，賀龍進入洪湖地區組織革命武裝。在一年的時間裡經曆了“三起三落"，在洪湖地區很快就組織起數百人的隊伍，打起了“工農革命軍"的旗幟，并組織發動了“五縣年關暴動"，沉重打擊了反動武裝的氣焰，激發了農民的革命熱情，隊伍很快發展到1千多人。但由于沒有及時抓部隊建設和建立根據地，農民暴動很快就歸于失敗，鬥争也被迫轉入地下。3月，賀龍回到自己的家鄉拉隊伍，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建立起3千多人的武裝部隊，這支隊伍的成分複雜，有的是親族關系應召而來，有的是賀龍在舊軍隊中的部下。隊伍還未來得及整頓和訓練，就遭到國民黨正規軍隊的進攻。這支松散的隊伍經不住強大敵人的進攻，很快就失敗了，剩下不足1千人。賀龍率領剩下的人退入湘西，經過整頓後繼續堅持武裝鬥争，打土豪，發動群衆，紅軍又有了發展，并在小埠頭設伏取得殲敵數百、擊斃敵旅參謀長的勝利。之後，暴動隊伍正式改編為工農革命軍第4軍，由賀龍任軍長。但從8月至10月，這支隊伍連遭國民黨正規部隊的襲擊，死傷慘重，最終剩下100多人。

      面對困難和挫折，賀龍革命之心堅定不移。他總結了失敗的教訓，在剩下的人中經過整頓隻留下91人，成立了黨支部。1929年到來的時候，賀龍率領着這支不足百人的隊伍在鄂西地區連續打了幾個勝仗，在鶴峰縣，全殲縣團防大隊，繳獲槍支100餘枝，并在這裡建立起紅色縣政權。經過一年多的艱苦鬥争，賀龍領導的這支隊伍不斷壯大。1930年7月，賀龍率部在公安與紅6軍合并，組成紅二軍團，隊伍發展到1萬多人，湘鄂西革命根據地也連成了一片。後來王明“左"傾機會主義控制了黨中央，并把錯誤路線推行到各根據地。王明的代表夏曦進入湘鄂西根據地，他排擠賀龍，推行“左"傾冒險主義，結果葬送了根據地。

      曆經磨難的賀龍，不怕失敗和挫折，他又與關向應一起率紅3軍向西南方向挺進，打了幾次勝仗，扭轉了被動局面，建立起湘鄂川黔根據地。1935年11月，賀龍奉命率部長征。1936年7月，賀龍、王首道率領的紅二方面軍到達甘孜與紅四方面軍會師。在甘孜會議上，賀龍與朱德等堅決反對張國焘的分裂主義，迫使張國焘同意北上。到達陝北後，毛澤東對賀龍的革命精神給予了高度的贊揚，稱他是紅二方面軍的旗幟。

      抗日戰争爆發後，賀龍任八路軍第120師師長。他奉命率部開赴晉西北抗日前線。1937年9月10日，賀龍率部參加了忻口戰役。一個星期之後他率部在雁門關設伏，擊毀日軍運輸汽車一百多輛，斃敵500多人，奪回雁門關。1938年2月，他派兵襲擊太原日軍機場，破壞同浦路，一度使日軍運輸補給線中斷。随後他率部在晉西北與日軍再戰，殲敵1500餘人，奪回七座縣城。

      1938年底，賀龍奉黨中央指示率部挺進冀中。冀中平原是日軍一系列重要據點的心窩。北有北平，東有天津、滄州、德州，西有保定、石家莊，這些城市都是日軍的重要據點。在冀中插入一支部隊，就會使冀中周圍各城市的日軍随時都感到不安。

      賀龍率部于1939年2月進入冀中，不久即迎來了日軍的掃蕩。冀中地區是一望千裡的闊野平原，在春冬季節部隊不容易隐藏，這對打慣了山地遊擊戰的部隊是全新的作戰環境。賀龍針對這一新情況，采取了避敵鋒芒、與敵周旋、先疲後打，各個擊破的作戰方針。4月下旬，日軍一部進攻河間縣東北部的齊河村。賀龍認為這是一個殲敵的機會。就利用敵人尋我決戰的心理在村中埋伏一營兵力拖住敵人，組織另外幾個團迅速圍殲敵人。同時派出部隊阻擊增援之敵。齊村戰鬥持續三晝夜，殲滅日軍精銳部隊700多人，創造了平原地區大規模殲敵的範例。

      1939年夏，冀中平原連降大雨，太行山洪水下瀉，日本侵略者企圖利用大水消滅冀中平原上的我軍，于是就掘開滹沱河、子牙河、潴泷河，頓時，華北平原一片汪洋。賀龍立即下令開展全軍性的遊泳活動，并号召水上練兵。從水鄉帶出來的老紅軍戰士立即成了訓練骨幹。在很短時間裡，北方幹旱地區和山村成長起來的戰士也學會了遊泳。在戰士們學會遊泳之後，賀龍又大搞水上練兵，很快形成了水上戰鬥力。在群衆的支援下，120師建造了許多木船、木筏，展開了水上偵察，水上遊擊，利用大水與日寇鬥争。日軍本想利用大水消滅我軍，結果未占到半點便宜。

      1939年9月下旬，賀龍率部在行唐以西的陳莊，包圍了日寇第8混成旅，經數日激戰，殲滅日寇1400多人。11月，賀龍指揮120師配合聶榮臻部在黃土嶺殲敵1500多人，擊斃日軍中将旅團長阿部規秀。賀龍率部在晉冀抗日最前線與日軍激戰兩年多，指揮大小戰鬥數百次，斃傷日僞軍兩萬多人，擴大并鞏固了冀中抗日根據地。

      1942年6月，賀龍調任陝甘甯晉綏聯防軍司令員兼财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當時正值敵人對我根據地實施經濟封鎖的時期，經濟困難非常突出。賀龍領導軍民開展了大生産運動，派359旅開墾南泥灣，貫徹了毛澤東的“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方針，把部隊打仗的熱情全部用于勞動生産上，打破了敵人的經濟封鎖，渡過了經濟難關，終于于1945年迎來了抗日戰争的勝利。

      抗日戰争勝利後，賀龍率領晉綏野戰軍協同晉察冀野戰軍取得了綏遠戰役的勝利，殲敵12000人，解放了緩東等地。内戰爆發後，賀龍先後擔任晉綏軍區司令員、晉綏野戰軍司令員、陝甘甯晉綏聯防軍司令員、西北軍區司令員等職，率部轉戰于西北戰場。他配合彭德懷，指揮部隊頂住了國民黨數十萬大軍的壓力，粉粹了國民黨軍隊對晉綏解放區的多次進攻，使晉綏、晉察冀和熱河解放區連成一片。

      1946年7月，賀龍率領晉綏野戰軍打了晉西北戰役，一舉攻克朔縣、甯武、繁峙等八座縣城，極大地震動了山西軍閥閻錫山。1947年3月，國民黨集結重兵進攻陝甘甯邊區，彭德懷指揮西北野戰軍與敵周旋，賀龍緊密配合組織，集中人财物力全力以赴給予支援，有力地支持了西北戰場我軍的作戰。在組織後勤支援的同時，賀龍還組織部隊參戰。

      1949年底，賀龍率18兵團和第7軍配合第二野戰軍進入巴蜀作戰，乘敵人驚慌逃向成都方向時，抓住戰機一舉殲敵8萬餘人。不久，賀龍率部配合第二野戰軍發起成都戰役，一舉解放成都，消滅了國民黨軍隊胡宗南集團，迎來了全國的解放。

      建國初期，賀龍任西南軍區司令員，領導并完成了對國民黨90萬起義、投誠部隊的改造，還與劉伯承、鄧小平共同領導了西南地區的剿匪鬥争。在一年多的時間裡，西南軍區部隊消滅土匪85萬人，穩定了西南地區的局面。

      1950年10月，賀龍派兵進入西藏，以武力解放了昌都，殲滅反動的藏軍主力。然後向西藏地方政府宣傳共産黨的統戰政策。在政策的感召下，西藏地方當局派出代表赴京與中央人民政府簽署了《十七條協議》，随之人民解放軍和平進駐拉薩，西藏得以和平解放。

      在國家的和平建設時期，賀龍除了擔任國務院副總理、體委主任外，還擔任了中央人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工業委員會主任等職。特别是在1964年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期間，他重視戰備訓練，強調部隊正規化、現代化建設，為我軍的建設積極工作。“文化大革命"開始後，賀龍遭到林彪、康生、江青等人的迫害，面對殘酷的打擊，賀龍剛直不阿、嫉惡如仇，最終于1969年6月9日被迫害緻死。臨終前他在痛苦的煎熬中已進入時斷時續的昏迷狀态。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他仍然堅信真理，正義必勝，人民是最公正的。他說：“人民是最公正的裁判。誰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不會忘記；誰在人民面前犯了罪，人民也絕不會饒恕。”

      賀龍含冤而死後，毛澤東曾說過：“我看賀龍搞錯了，我要負責"。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曾多次指示為賀龍平反。1974年9月29日，中央發了《關于為賀龍同志恢複名譽的通知》。1982年10月，中共中央又作出了“為賀龍同志徹底平反的決定"，充分肯定了賀龍為中國革命作出的不朽貢獻和功績。

      作者點評

      賀龍元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勳之一，他一生忠于中華民族、忠于黨、忠于人民、忠于社會主義事業，是一位傑出的無産階級革命家，具有卓越的軍事指揮才能。他為人胸懷坦蕩，做事表裡如一。從他參加革命時起，始終保持着為革命事業奉獻一切的堅定信念，始終充滿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在他身上充分體現出了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的風采。

      他的一生充滿傳奇色彩，尤其是“兩把菜刀鬧革命”的故事已經成為他參加革命的一種象征。在第一次國内革命戰争處于低潮的時期，很多在革命高潮時加入革命隊伍的投機分子紛紛脫離革命隊伍甚至背叛、危害革命事業，賀龍同志卻在這革命面臨嚴重危機的緊急關頭，毅然投入到中國共産黨的行列，别人說他是“皮鞋不穿穿草鞋，高樓不住鑽蘆葦”，他自己也說過“我是在黨最背時（湖南方言：倒黴的意思）的時候加入中國共産黨的”，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賀龍元帥對共産主義事業的必勝信念和為之奮鬥的大無畏的革命精神。

      自從加入中國共産黨以後，賀龍對黨極為忠誠，始終堅持黨指揮槍的原則，從不把自己所帶領的部隊當作自己的資本，堅決服從黨的指揮，從不讨價還價。在自己的工作安排上，無論是當軍區司令，還是當在别人看來沒有什麼“實權”的新中國體育部長，他都毫不推辭，心悅誠服地執行黨的決定，體現了一名共産黨員的原則性、組織性、紀律性。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一批老革命家紛紛受到沖擊，被批鬥、迫害，賀龍也未能幸免。林彪、四人幫一夥網羅、捏造罪名對他進行殘酷迫害，在迫害面前，他表現了一名共産黨員堅貞不屈的氣節和高尚品質。他始終沒有屈服，沒有對前途失去信心，更沒有對黨有任何抱怨。他始終相信黨、相信人民、相信曆史。正如他自己所說：“人民是曆史的真正主人，是最公正的裁判。誰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誰在人民面前犯了罪，人民也決不會饒恕。”曆史果然證明他所言不虛。1975年6月9日，周恩來在出席賀龍骨灰安放儀式時指出：賀龍“幾十年來為黨，為人民的革命事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在他的一生中，無論在戰争年代，或在全國解放以後，他是忠于黨、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線、忠于社會主義事業的。”1982年中共中央為賀龍同志徹底平反，指出他的一生“是戰鬥的一生，革命的一生，光輝的一生”。

      可以說他的确符合毛澤東對他的評價――忠于黨，忠于人民，對敵鬥争狠，能聯系群衆，是一位出生于平民、起于戰亂、敢于鬥争，為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立下不朽功勳的開國元帥，是一位值得人民永遠記念、愛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