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1926 ：成熟歲月1913~1926 ：成熟歲月-2
親愛的媽媽：
終于一個人了！終于安靜了！好好舒口氣！我的信周三才能發出。我們這些天一會兒碰到喜劇，一會兒碰到悲劇。我們保住了幾個住在租界的密謀者的腦袋，他們卻來回地給我們制造麻煩，并且在中國政要面前把使館弄到最尴尬的地步。我的同事正在去上海的路上，他要到那裡會見這些有趣的人。我呢，我繼續逮捕人，在住宅裡，在大街和小巷裡……哎，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新職務呀！
歐洲人占據的漢口，包括五個租界：英國的，俄國的，法國的，德國的和日本的。公共的領域是外灘，一半河岸，一半公路，繞河好幾公裡。每個租界都分為兩部分：一個正式租界，不經過允許，中國人不能居住，而且這種中國人的居住權總是可以被撤消的。另一個是“後租界”，完全是中國的，隻是很清潔，沒有不良氣味。在我們的租界裡，有六千多名外來居民，所有關于司法、治安的規定都對他們有效。你自己可以看到這是個有矛盾的情境：你能想象，三萬巴黎人歸屬在法國政府的權威下，卻由外國使館來管理嗎？如果這隻是矛盾，并沒什麼關系，最糟糕的是，這是個艱難的結。誰會發明這樣一種組合呢？在1860年可能還有理由。如今，我們希望能去除它。
漢口，1913年7月8日
你想讓我給你介紹幾位漢口的人物嗎？從我們的仆人開始吧。廚師阿那米特，一個中文詞也不懂，對法文卻是能說會寫！真是不錯。他一天到晚守着爐竈，我一星期也見不到他一次。張，男仆，理發師，裁縫，清潔工，總管家。老實人中的老實人。（替他的主人節省錢财）我幾乎是被迫省掉很多必要的東西，因為他認為那太貴了。自從到這裡之後，我就徒勞無功地好幾次要求買一個字紙簍，價格是八元。這個一絲不苟的公務員甯可讓我把紙在地上亂扔，也不願讓我為這樣一個奢侈品而破産。
我已經和你談過一些我的中文老師了。這是個市立中學校的學生，他父親是巴黎大學法學院的本科生。他法語說得很好。他的兄弟之中還有一位語言學家，我給他頒發了學位證書！這個老師很善良，我們有最純粹的友誼：我竟然需要花三個小時來說服他在月底接受我給他的報酬。然而第二天，他還是非常得體地請求我再也不要給他任何東西，“以免破壞了友誼”。咱們還沒有這樣一位教授的概念！他用非常可愛的中文，請求我向你緻意。勒孔特先生和我想把他送到法國去，因為他看上去真有數學天才。誰知道：沒準你不久後會見到他呢！
漢口，1913年7月30日
尤是我的朋友、老師和學生。他請我在租界一家飯店吃了一頓美味的午餐。他的一個兄弟也來了。我們又一次品嘗了野雞翅，蓮籽，還有另外十道非常合我口味的菜肴。喝的是加香味的中國酒。探索美食之後，我們乘火車到了漢水的盡頭，漢水和長江交彙的地方，漢口在它的西岸。然後，我們乘船慢慢下到漢口租界。我們喝了檸檬汁，以獲取抵抗酷熱和烈日的力量。這一天是由一場射擊比賽開始的，我參加了法國志願組。因此，我被邀請每周日到兩三公裡之外的射擊場去。我們在250米外射6發跪姿的，再射6發站姿的。我運氣不平衡：閉眼射的那發其準克無比，睜着眼射的那些稍差一點。
革命好像被壓制到萎靡了。袁世凱按中國說法是頭号人物：他有勇有謀，這兩方面優點他都十分明顯。
再會，親愛的媽媽，吻你
儒勒
1913年的8月，漢口的氣溫達到了曆史最高記錄，酷熱使人很難輕松下來。儒勒在這裡慶祝了他的28歲生日。如果這時有什麼鄉愁侵襲他的話，很快就被他新找到的友情驅散了。這些友情一個來自他的同事特依，還有一個來自他的中文老師尤。這位他來到中國後找到的第一個中國朋友十分重要。首先，尤使他可以逃離長期以來很難忍受的西方人聚集的晚會，而去分享一頓簡單的飯菜，一杯檸檬汁或是一段莫裡埃的戲劇朗讀……尤其重要的是，他給了儒勒一個更加親密、更加真誠地接觸中國人民的機會。從各種偏見裡擺脫出來，包括自身文化的，來自駐華的法國僑民的，更普遍的是來自他那個時代的偏見。儒勒就這樣深深地融入了中國文化，以至于他常常誇耀地說，他在法中混合法庭上，用“中國式的，至少是一半中國的方式”來處理事務。
這年10月，袁世凱被提名為中華共和國總統。為了保證外國勢力的支持，他把孫中山流放到了日本，後者則在那裡等待着曆史給他的更大的機會。儒勒同意大多數人的觀點，談到袁世凱作為政治人物的“品質”的時候，他非常準确地說：“中國離和平地享受‘共和制的優越性’還遠”。
漢口，1913年8月6日
親愛的媽媽：
這是給你寫信和我過生日重合的一天，人是要老的。我不再期待長得更大一歲的年齡了，我希望年輕幾歲，其他已逝的歲月能過得更好一些。我邀請了特洛依和尤來吃晚飯，以使這個日子更快樂一些。……
我和尤現在是真正的朋友。他使我更加信任他的種族，因為實際上，他也有一種完全歐洲式的微妙精緻的感受方式。一周内一兩次，我讓他課後留下來分享我晚上加餐的雞蛋。我們閱讀莫裡哀，我希望，我們能漸漸地讀到他的悲劇部分！
漢口，1913年8月19日
親愛的媽媽：
據統計數字，我們已經超越了以前所有高溫的記錄，今天有41度，而17天來的平均溫度是39度。……
革命似乎要結束了，政府處處獲勝。政府要麼用武器，要麼用金錢來保持自己的勝利。交易可以說是公開的。袁世凱了解他的國民，他恰如其分地對待他們。隻是在中國目前這種脆弱的經濟狀況下，這麼昂貴的方式不可能長久使用。
人們傳言說，反袁勢力準備在明年發動政變。可是，做好準備的總統通過刺激性的挑戰，逼迫他們立刻進入戰鬥。玩得漂亮！所有反抗的首領，以孫中山為首，都逃到日本去了。在日本的庇護中，他們要重新開始秘密工作，就像他們為了推翻清朝而進行的一樣。中國近期還不能和平地享受“共和制的優越性”。
我是不是記得告訴你，博達爾的夫人最近将要臨産了？
漢口，1913年9月3日
如果相信這裡的報紙的話，那麼就會發現整個四川都在反對袁世凱，隻有成都還受政府控制。周圍的省份派軍去鎮壓反叛的人。這個不幸的省份真的不再需要更多的詛咒了。你問我北方派和南方派的意義。如今，這兩個詞表示支持和反對袁世凱的人。這位共和國的總統大人，根本不把議會當回事，讓議員們去叫嚷，盡管有時他們叫得有道理。他進行的是獨裁統治。自由，甚至他敵人的生命，都是微不足道的。但不可否認，這個國家已經受夠了動蕩，隻要能收拾秩序，讓人們平安度日，人們願意接受一位主人。
漢口，1913年10月7日
親愛的媽媽：
我看到混合法庭在你那裡找到了一位發出嚴厲傳喚的法官。聽你的口氣，我快要變成一個濫用權威來欺壓别人的怪物了。這種誤會的最初原因，是因為你用法國方式看待這些事情，而我，我用中國的，至少是一半中國式的！别忘了，首先，這個混合法庭既然是混合的，就自然有一個中國法官。法庭的判決也要經過兩位助理法官的一緻同意。如果說歐洲人的一邊比較嚴厲，那位中國法官在那裡是為了獲得一個比較輕的判決。我們談過的那樁案件（吸鴉片者），你認為判決結果“重了兩倍”。你一是以什麼為标準來說的呢？我這邊有一個中國的法律條文，判處這樣的罪行1000大洋（差不多3300法郎），我隻罰了他700大洋（1750法郎左右）。這有什麼過分的呢？從那之後，我還有另一個判得比較輕的案例，一切都得看被告的條件和社會地位來說。在頭一批罰得比較重的案子裡，被告是銀行家、大商人，等等。其中有一些人請求我免去他們當衆出庭的尴尬。我本來還可能為這個收受我想得到的任何東西。
你提醒我注意在租界華人中的形象。我承認我不怎麼關心這個，因為我處理的都是小罪犯，他們的敬意有多大意思呢！我就像對普通居民一樣，對待租界政府的警察和各類雇員。人們可能說我是“鐵腕”的，卻沒人能說我是不公正的。
漢口，1913年10月14日
這周的大事是共和國得到正式承認。上周一選出了總統，當天，或者是第二天，所有的公使團就和新政府進入了正式的關系；所有的領事館（除了我們的）都接到了關于這些事件的通告，并且受到去承認當地政府的邀請。對于我們，不僅沒有接到通知，反而是自己去向公使團要通告。
周三晚上，我們接到通知說，國家副總統，湖北都督黎元洪第二天早上10點要來領事館拜訪。法國領事館于是開始付出特殊的代價：為給他榮耀而開夜車縫制中國的旗幟。
周五，從11點到下午2點在都督家接受接待。大國家的領事坐着自己戰艦逆流而上；第二等級的領事（墨西哥、挪威、法國等等）沒有船隻，就要求搭乘前者的船。我們被英國戰艦接納，受到了熱情接待。有小船把我們從“金沙”号上運向岸邊。下了這種船，我們要走過一條搖晃的通道才能上岸，沒掉進水裡，真要奇迹。梯子上好像填滿棉花球一樣，軟綿綿的。真是一次障礙賽。最終，我們上了岸，被安排登上仿佛是來自史前的破車，車夫的裝束沒法顯示出那種特權。激情的遊行在狹窄的街道上進行，可能有幾個太冒險的看熱鬧的公民被擠扁在牆上。中午，公使團長嘶破嗓子發表演說，因為遠處的各國戰艦正在鳴禮炮。李将軍緻了回謝詞，喝香槟酒，無數的中歐客人鼓掌。再會！……我們在門邊看到四輪車消失，在毒辣的陽光下等待了10分鐘。重新登上“金沙”号，人們請我們吃午餐。然後，我們離開武昌，同時鳴響十三聲禮炮。我無意中被放在禮炮旁邊的房間裡，覺得自己的頭在第一陣炮聲中炸裂了。我在24小時内失去了聽覺。船在奏炮期間也有不少損壞……
如果有這樣的年代，一個号召就使人民團結在共同的苦難周圍的話，1914年就是這樣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第一個年頭，比起1900年來說，真正開啟了二十世紀。
對儒勒來說，1914年還不是充滿緻命的先兆的年頭。它其實開始得不錯。他的上司真正被他的人格魅力征服。漢口領事勒孔特先生對儒勒贊不絕口。他的後任，雷歐先生也在年度報告裡對儒勒大加贊美。儒勒急着把這一切都彙報給了母親。
出于受到這種贊賞而帶來的激情，儒勒開始更加随性地說話。在他的一份十分個人化的關于“混合法庭”的報告中，他對這個機制的運行進行了辛辣的分析。并且利用這個機會，用他特有的方式，他十分生動地讓上司注意到他辦公室的破舊失修的狀況！最讓人驚訝的是，盡管儒勒忽視了外交語言的嚴格規範，卻引起了上級的關心和支持。一直到法國公使本人——孔蒂先生，駐華最高級别的官員之一，也表現出這種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