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誰曳杖過煙林

                ——讀《曹雪芹新傳》

        我也算是和西方一些著名的漢學家接觸過的人，如果再算上學漢學的西方學生和不通漢學但熱愛中國文化的西洋人，那交談過的已不能算是一個小數目，以我個人的經驗，他們對于我們自己推崇備至的、堪稱是中國古典文化的最高峰與集精華于一爐的《紅樓夢》，大體總是表現出三點态度：一、他們當然都知道其在中國文化中的重要性、代表性，而且會告訴

        你，從他們的前輩起，就不僅重視而且動手翻譯了這本中國古典名著，他們自己或通讀過或至少是翻閱過譯本；對于你同他們談《紅樓夢》，他們總是肅然而敬，很願傾聽。二、他們一般卻又都坦率地告訴你，他們個人不是特别喜歡這部作品，僅就中國古典小說而言，他們更喜歡的可能是《金瓶梅》、《水浒傳》、《西遊記》；比如瑞典學院院士馬悅然，他已将《水浒傳》、《西遊記》譯為瑞典文，但并無翻譯《紅樓夢》的打算，他說瑞典的知識分子都能讀英文或法文、德文的《紅樓夢》，而一般隻能讀瑞典文書籍的瑞典人，你就是給他們譯出《紅樓夢》來他們恐怕也不能欣賞，說到底他個人對把《紅樓夢》譯成瑞典文缺乏充分的激賞以為動力。再如一位意大利女記者前不久對我說，她讀《紅樓夢》時，覺得那叙述實在繁瑣難耐，她很虔誠地當作一樁加強東方文化修養的事來做，卻隻意識到“必要”而并無多少審美的快感，因此她甯願通過看《紅樓夢》電視劇的錄像帶來“速成”對《紅樓夢》的了解；這令我聯想起我對西班牙古典名著《堂·吉诃德》的态度，盡管楊绛女士的譯筆極佳，我也還是不能逐頁細讀這部名著的全譯本，而更樂于看據其改編的電影乃至于芭蕾舞劇。三、當你問到中國的《紅樓夢》在他們西方民間中的影響時，那回答就更會讓你尴尬，他們往往會說，作為一般西方人閱讀中國古典小說類書籍而言，也許排在最前面的是《好逑傳》、《肉蒲團》和《今古奇觀》、《唐宋傳奇》、《聊齋志異》的選本，然後可能便是《金瓶梅》；對于中國古代小說家他們可能一個也說不出來，非問，細想想，也許會有人說出施耐庵，說出蒲松齡，其至說出李漁（他寫的小說《十二樓》在西方早有譯本），能說出曹雪芹的，必是鳳毛麟角。

        西方人之難以進入《紅樓夢》的藝術世界，恰恰說明了《紅樓夢》在展示我們中國古典文化的精度、深度、高度方面達到了何等峻偉的地步。的确，一個西方人如果能像一個普通的喜愛《紅樓夢》的中國讀者（不必是“紅學”家或大知識分子）那樣，比如說在讀到第四十回中賈母暢談“軟煙羅”和“霞影紗”時，會感到津津有味，那麼，他就真是跨入中國文化宮殿的内層了。可惜中、西文化的巨大差異，使得最具中國文化底蘊的《紅樓夢》，至今未能引出西方首先是漢學家們的巨大而執著的熱情。我們都知道西方漢學界對學問摳得非常之細，比如對老子和《道德經》，其研究之多之瑣之頻，光看論著存目，便會目眩心驚。就是研究李漁的專著也很有幾本；但有沒有研究《紅樓夢》和曹雪芹的專著呢？在西方大學裡教書或搞研究的華裔用中文寫的另說，直接用西文寫的，竟非常之少，寫關于曹雪芹的專著，據有人查目，居然是零，倒是有位漢學家寫過一本關于曹寅的專書。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自己，确實有必要專門寫出至少一本給關心熱愛中國文化的外國人看的介紹曹雪芹這位偉大的中國古典作家的書，現在外文出版社出了這樣一本書，是他們特請從青春期起，即把自己的心血完全投入了對曹雪芹研究的艱難事業中，并至今鑽研不倦的“紅學”家周汝昌先生寫成的——《曹雪芹新傳》。

        請周先生來寫這本書，我以為并不是出版社的編輯在“紅學”（這裡主要是其分支“曹學”）的論争中，偏向于周先生的學術見解。其實無論請哪位“紅學”家來操觚他們都不可能放棄自己的學術見解而持一種“公論”。由于關于曹雪芹身世的紛争是如此之多，從曹家的祖籍究竟是豐潤還是遼陽，他究竟是曹寅的孫子還是侄子，又究竟是曹颙的遺腹子還是曹   的兒子，他究竟是哪年生的，在沒在南京生活過，生活過多久，他究竟有沒有科舉的功名，是怎樣的功名，他家在南京被抄沒遷往北京後，緣何一度微蘇後又成覆巢之卵，經曆了家庭的更慘烈變故後他究竟如何謀生，他後來究竟有否回遊江南之行，當沒當過尹繼善的幕僚……一直到他究竟是１７６３年還是１７６４年逝去的，那位批書的脂硯齋究竟是誰，是相當于書中的那位史湘雲的一位後來與他相依為命的女士，還是筆者的叔叔，或竟根本沒有這麼一個人等等，等等，任是誰來下筆，也不能炖出一鍋“公論”，而必得端出自己的菜碟，至少他總得在幾種主要的見解中揀出可認同者。周先生是極有學術個性的人，他也不可能跳出自己一貫的學術立場而去平等地羅列有關的材料與見解。但出版社請他出馬來寫這麼一本書還是很合适的，因為就專攻“曹傳”而言，周先生的學術觀點或許不能為一些人“苟同”，而他的深入、認真、不斷調整與修正認識到的差池的治學精神，卻是為大多數人所公認的。當然，其他的“紅學”家也還可以寫另外的這種角度的“曹傳”。

        如果按西方羅蘭·巴特他們一派的觀點，那作品一寫成，作家也就“死”了，批評家要做的事，隻是研究“本文”，管他是張三還是李四寫的呢，為作者寫傳，簡直完全多餘。但對于西方漢學家來說，欲解讀《紅樓夢》的本文，那不僅不能繞過對作者的了解，而且，還必須邁進好幾道門檻，才能登堂入室，初悟其妙。對于西方一般讀者來說，很難想像，當他們拿到《紅樓夢》的西文譯本時，會完全不看譯者所寫的序引，完全不參照譯者提供的附注，便能在本文中自由翺翔。其實就是我們中國當代讀者，完全抛開對《紅樓夢》本文以外的

        必要信息的了解，恐怕也是難以進入那種獨特的藝術世界和文化空間的。

        但為曹雪芹寫傳，關于他本人的資料之匮乏及互相抵牾，還不是惟一的困難，問題是如以他為圓心，則半徑首先必須延及他的家族，而曹氏家族的福禍榮枯，又與清朝康、雍、乾三朝皇室的權力鬥争息息相關，于是叙述的半徑又要再延及相關的曆史，這段曆史的文化當然還是大中華漢唐文化的延續，可是又有其階段性的特點，便是滿族文化和漢文化的相激蕩和相融合，于是又要再次延長半徑，涉及那一代中國文人的總體生存方式、群體素質、心理定勢與習尚、修養、趣味及他們的分流。這也還不是半徑的頂端，因為《紅樓夢》的哲學内涵、其終極追求的力度和向彼岸靠近的熱誠（這是許多西方人最感興趣的《金瓶梅》所沒有的），又是中國哲學史思想史發展到那一階段的有根之木、有花之果，于是寫傳者又把半徑再伸向李贽、湯顯祖等先賢及其思想。又由于《紅樓夢》是中華古典文化的集大成之作，具有百科全書的特點，前人早就指出：“一部書中，翰墨則詩詞歌賦……爰書戲曲，以及對聯扁額、酒令燈謎、說書笑話，無不精善；技藝則琴棋書畫、醫蔔星相及匠作構造、栽種花草、養蓄禽魚、針黹烹調，巨細無遺；……仙佛鬼怪、尼僧女道、娼妓優伶……色色俱有；事迹則繁華筵宴……宮闱儀制、慶吊盛衰……事事皆全；……可謂包羅萬象，囊括無遺，豈别部小說所能望其項背。”所以那半徑又不能不随機抖動，涉及有關的話題。偏《紅樓夢》又是一部并未完全竣工而且隻傳下八十回的殘書，它并沒有一個絕對無可争議的本文，推測其失傳部分内容的主要根據又是脂硯評語，所以在半徑的旋轉中又不得不提及有關它的版本、脂批及程、高補入後四十回後竟得以公開化，“一時風行，幾于家置一集”的原因……《曹雪芹新傳》從曹雪芹這個“圓心”出發，不斷伸出半徑，輻射旋動，又不時由遠點回縮“圓心”，濃化對曹雪芹思想、人格和藝術追求的皴染，導引讀者層層邁進《紅樓夢》一書以“千紅一窟（哭）”“萬豔同杯（悲）”的大情懷，以“沁芳”之筆，所營造出的遠非一般“愛情悲劇”或“大家族黑幕”式的作品所能望其項背的藝術空間，讀來卻有深入淺出、絲絲入扣、雲龍蟠舞、汁濃味醇之感。

        周汝昌先生１９６４年所出的《曹雪芹》和１９８０年所出的《曹雪芹小傳》，基本上是縱向叙述的方法，這本《曹雪芹新傳》取用了“畫圓”的手法，圍繞曹雪芹這個“圓心”畫出了許多個同心圓，這雖很可能是面對外國漢學界或對中國文化感興趣的外國人特别是西方人這些特殊讀者，急中生智，逼出來的招數卻構成了一大特色——它不再僅是對一個中國文化巨人的描述，它成為了通過這位巨人将你吸入偉大的中國文化磁場的馬蹄鐵，而且，這樣的寫法，對于無“學術性前提”準備的中國讀者，也頗有吸引力和教益。

        但畫圓的風險在于，半徑伸得越長，其圓周接觸的未知面或混沌面争議面便越大，因而派生出的疑窦和訟案便可能越多。而周先生在把握筆法時，“稍稍運用上一點兒推想和文學手法”，為的是“使内容變得生動一些”，用心良苦，卻犯了西方漢學家做學問的大忌。這些本拟顯瑜之處，很可能倒成了他們眼中的瑕疵。第三十五章代曹雪芹拟的長歌，絕非即興之作，凝聚着周先生多年來在曹雪芹精神世界裡掘進的心得，因曹翁的滿溢奇氣膽魄的詩作除兩個殘句外竟毫無所傳，為顯現其大詩人本色，作傳時這樣延臂求髓，我很理解，也頗贊賞，但似宜于放在《小傳》的增訂本中，那不失為供讀者參考以加深對傳主理解的一種嘗試，在這主要是對外的《新傳》中，我以為恐怕不能為西方讀者理解（能讀中文的亦未見得能品味，譯成西文則更“隔”），甚或會傷及他們對此書學術價值的充分評估，所以不如不放。

        不知為什麼，當我掩上《曹雪芹新傳》的時候，心上總粘着曹雪芹好友張宜泉《和曹雪芹西郊信步憩廢寺原韻》的收句：“寂寞西郊人到罕，有誰曳杖過煙林？”不禁鼻酸。曹雪芹究竟是誰？如夢如煙！他本應像莎士比亞一樣，成為全世界每一個知識分子都耳熟能詳并能進入其藝術世界的作家，卻由于巨大的文化差異、東西文化交流中的強勢入差，特别是他身世資料的極度匮乏，因而到目前為止，情形仍極不如人意。不錯，《紅樓夢》在國外已有二十餘種文字的譯本，英文的就有好幾種，國際上也開過關于《紅樓夢》的研讨會，“紅學”已是超國境的一界，但相對而言，日本、東南亞、外籍華人中的“紅學”家較多，在西方漢學界中，“紅學”還遠不是顯學，“人到罕”、“有誰過”？正如本文開頭所說，無論《紅樓夢》還是曹雪芹，都還沒能進入西方教育的常識符号系列，一個西方大學生不知道這本書和這個人不會被認為“無知”，而如果問一個中國大學生莎士比亞是誰他說不知道，并且也舉不出一個莎翁劇本的名字來，我們中國人自己就會奚落他“沒常識”，他自己也會臉紅。這種不平衡是令人遺憾甚至惆怅的。因之，挖掘爬梳新的史料，深化這方面的研讨，寫出更多更好的面對内外不同層次的“曹傳”，使曹雪芹的偉大與莎士比亞的偉大并幟于東西方所有有知者的腦海中，成為不争的常識，應是中國“紅學”界不懈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