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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雖然知道去了會後悔，可是我拒絕不了他。原本是要去尼古拉斯以前上班的地方的（他把橡膠套鞋落在那裡了，需要取回來），現在打電話取消此行。就在打電話時，我在門廳的鏡子裡看見了自己，活像一個孤獨的小修女，闆着一張蒼白的臉。不過一分鐘後，我就打扮起來，戴上帽子，可以說是一頭紮進我那雙又大又黑、閱曆豐富的眼睛深處，發現那裡閃動着遠非修女一般的東西——那雙眼睛甚至透過我的香粉在閃閃燃燒——上帝啊，那雙眼睛燒得多厲害啊！
                  在去往他家的電車上，帕維爾·羅曼諾維奇又變得冷淡起來，悶悶不樂：我告訴他尼古拉斯在教會圖書館找到了新工作，但他眼神遊離，分明沒在聽。我們到了。他和他的列諾什卡曾住的三個小小的房間，現在亂得讓人無法想象——好像他和她的東西剛剛大戰了一場似的。為了讓帕維爾·羅曼諾維奇開心，我開始扮演輕佻女仆的角色。我穿上了早被遺忘在廚房一角的一件極小極小的圍裙，給拉得亂七八糟的家具帶來和平，餐桌也收拾得整整齊齊——于是帕維爾·羅曼諾維奇又一次拍起雙手，還決定做個羅宋湯（他對自己的廚藝很自傲）。
                  喝了兩三杯伏特加後，他一下子來了精神，一副說幹就幹的樣子，好像真的有什麼事情現在就要去關注一般。我迷惑起來，不能确定他這是故作姿态演戲呢（老練的喝酒專家能用這種辦法讓人看不出他喝了俄國酒），還是真以為他和我，還待在我房間的時候，就早已開始做規劃，讨論要做些什麼呢。不料他在那邊給自來水筆灌上了墨水，然後神情莊重地拿出他稱為檔案的東西：去年春天他在不來梅收到的他妻子寫給他的一些信，他當時是代表他受雇的那家流亡人士保險公司到那裡去的。他開始從這些信中引用一些段落，以證明她愛的是他，而不是另外那個家夥。這中間不停地反複說些簡短的套話，像“就是這樣”、“好的”、“現在咱們看看”——還繼續喝酒。他說來說去就一個意思，列諾什卡隻要寫了“我在内心擁抱你，親愛的寶貝諾維奇”，她就不可能愛上别的男人。如果她以為她愛上了别人，那就是她的錯誤，必須耐心地給她說清楚。又喝了幾杯後，他的态度變了，神情凝重，氣也粗起來。他無緣無故地脫下他的鞋子和襪子，然後開始抽泣，邊走邊哭，從寓所的一頭走到另一頭，隻當沒我這個人。一把椅子擋在他走來走去的道上，他擡起一隻強壯的光腳，兇猛地将它踢到一邊，順便又帶倒了玻璃水瓶。一會兒後進入了醉酒的第三階段，就是醉酒三部曲的最後一部分。現在三部曲已經聯合起來了，遵循嚴格的辨證原則，最初表現得活蹦亂跳，中間階段便是徹底的消沉。在目前階段，有些情況看樣子我和她已經搞清楚了（到底搞清楚了什麼，依然相當模糊）。那麼她的那個情人是個壞透了的人渣，應該明白無誤了。于是計劃以我為主，由我主動提出去見她，好像去“警告”她一般。也有了以下這樣的理解：帕維爾·羅曼諾維奇仍然堅決反對别人幹涉，給她施加壓力，他自己提出的建議則像天使一般置身事外。我還沒來得及理清自己的思路，就已經被緊緊纏在他密集低語的網中（他在低語的同時匆匆穿上鞋子）。我不知不覺間撥通了他妻子的電話，直到聽見她又高又響、傻裡傻氣的聲音時，我這才突然意識到自己喝醉了，做事像個白癡一樣。我摔下話筒，不料他開始吻我一直緊攥着的冰冷雙手——我又撥通了她的電話，毫無熱情地報了姓名，說有急事定要見她。她遲疑片刻後同意馬上過來見我。直到這時——也就是說直到他和我動身了，我們的計劃這才明晰起來，每個細節都成熟了，也驚人地簡單。我将告訴列諾什卡，說帕維爾·羅曼諾維奇要交給她一些極其重要的東西——和他們破碎的婚姻絕無關系，什麼關系都沒有（這一點他一再強調，像個謀士一樣做了特别叮囑），他将在她家街對面的那個酒吧等她。
                  爬上樓梯花了好長時間，宛如過了昏暗的漫長歲月。一想到我們上次見面時我戴着和這次相同的帽子，穿着相同的黑狐皮大衣，我心裡很不是滋味。列諾什卡則正好相反，穿得光彩照人，出來迎接我。她的頭發似乎剛燙過，不過燙得很差，整體來說，比從前樸素多了。她的嘴唇塗得很講究，可是周圍長滿腫起來的小水疱，害得那點兒塗出來的優雅也消失殆盡了。
                  “我根本不相信，”她說，好奇地打量我，“事情就有這麼重要。不過他要是覺得我們還沒有吵夠，那好，我同意回來，但我要當着證人的面吵。和他單獨在一起，我害怕，我已經受夠了。非常感謝你。”
                  我們進了酒吧，帕維爾·羅曼諾維奇坐在挨着吧台的桌邊，胳膊肘支着身子。他一邊用小指揉發紅的眼睛，一邊用單調的聲音給坐在同一張桌子上的一個完全陌生的人和盤托出他所謂的“一段生活”。陌生人是個德國人，極其高大，分頭油滑光亮，但脖頸上長滿細細的黑毛，手指甲咬得一塌糊塗。
                  “不管怎麼說，”帕維爾·羅曼諾維奇用俄語說，“我父親不想和官府惹上麻煩，就決定在房子四面圍上籬笆。好，問題解決了。我們家到他們家和這裡到——”他回頭望望，心不在焉地朝他妻子點點頭，完全放松下來，繼續講，“和這裡到電車軌道那麼遠，這樣他們就不能提出任何要求。不過你必須同意，沒電的情況下，在維爾納度過整個秋天可不是開玩笑的事。這麼說來，最無奈的是……”
                  我發現要聽明白他在講什麼是不可能的事。那個德國人半張着嘴，聽得很盡心：他對俄國知之甚少，想聽明白的努力過程讓他覺得快樂。列諾什卡開始在包裡亂翻，她緊挨着我坐着，我能感覺到她身上令人不快的體溫。
                  “我父親的病，”帕維爾·羅曼諾維奇接着說，“促使他下了決心。要是如你所講，你真的在那裡住過，那當然會記得那條街。一到晚上就很黑，有人碰巧看見也不是稀罕的事……”
                  “帕夫裡克，”列諾什卡說，“這是你的夾鼻眼鏡，我不小心把它放在我的包裡拿走了。”
                  “一到晚上街上就很黑。”帕維爾·羅曼諾維奇又說了一遍，說着打開了她隔着桌子扔過來的眼鏡盒。他戴上眼鏡，掏出一支左輪手槍，朝他妻子射擊。
                  她大吼一聲，拖着我倒在桌子底下，那個德國男人在我們身上絆了一跤，和我們摔在了一起，就這樣我們三個人糾纏着躺在地上。不過我還是來得及看見服務員從後面沖向肇事者，掄起一個鐵制的煙灰缸，興緻昂揚地狠狠砸到那人頭上。之後就是這類事件的常見尾聲，慢慢收拾殘局，加入其中的有吓得目瞪口呆的行人，有警察，有救護人員。列諾什卡放聲呻吟着（子彈差點射穿了她曬黑的胖肩膀），被救護車送去了醫院，但不知怎的，我沒看見他們是怎樣帶走帕維爾·羅曼諾維奇的。等一切收拾完畢——也就是說，所有的東西，街燈、房屋、星星，都恢複了原來的樣子後，我發現自己在我們這位德國幸存者的陪同下走在空無一人的人行道上。這個高大英俊的男人，沒戴帽子，身上的寬松雨衣在我身邊飄擺。起初我以為他是要送我回家，後來才明白過來，我們是在朝他家的方向走。我們在他家門前停了下來，他向我解釋——說得很慢，很沉重，不過并非毫無詩意；不知為何，他講的是蹩腳的法語——說他不能帶我進他的房間，原因是他和一個好朋友住在一起，這個好朋友對他而言就像父親、母親、妻子一樣。他的借口欺人太甚，我命令他立刻叫一輛出租車，送我回我的住處。他露出了一個驚訝的微笑，沖着我的臉關上了房門。我沿着一條街走去，雨雖然幾個小時前就停了，但街上仍然很濕，而且潮氣逼人——是的，我獨自一人一路走去，就像我從時間之初走來一般，眼前不停浮現出帕維爾·羅曼諾維奇，隻見他站起身來，從他可憐的頭上擦掉血迹，抹去塵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