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葉劍英生平大事年表
（1897―1986年）
1897年誕生4月28日（清光緒二十三年丁酉三月二十七日）出生于廣東省梅縣雁洋堡下虎形村，名宜偉，字滄白。
1902年5歲入雁洋堡鐘傲泉私塾讀書。
1904年7歲入雁洋堡古玉泉私塾讀書。
1905年8歲轉入雁洋堡懷新學堂讀新學。
1908年11歲就學于丙村鎮三堡學堂（五年制高等小學，現為梅縣丙村中學）。
1912年15歲
1月從三堡學堂畢業，考入梅縣務本中學。
冬為反對官派校長、與部分師生離開務本中學。
1913年16歲
轉入梅縣東山中學就讀。在此期間，接觸了一些宣傳社會變革的進步書刊。連任兩屆學生會會長。秋，肄業。
1916年19歲
在與雁洋堡相鄰的橫山新群小學（今橫西小學）任教半年。
冬離鄉赴南洋謀生，到達馬來西亞的治堡，寄住堂兄葉宜桐家中。後經親友介紹，到明德小學當國文教師。
1917年20歲
夏考取雲南陸軍講武學校。離開馬來西亞乘船回到香港。經越南海防、河内，取道滇越鐵路抵達雲南昆明。入講武學校12期炮科學習，改名“劍英”。
1918年21歲
在校努力學習基礎理論知識，苦練軍事技術本領。樹立畢業後返粵追随孫中山，做一個革命軍人的志願。
1919年22歲
12月22日從雲南陸軍講武學校畢業。
1920年23歲
1月30日被雲南督軍公署授予陸軍炮兵少尉軍銜，待軍政府補授實官。
春，前往福建漳州，投入孫中山領導的“援閩”粵軍，任總司令部見習參謀。
後任支隊見習教官。
春加入中國國民黨。
8月參加粵軍回粵驅逐桂系軍閥之役。
1921年24歲
春父葉鑽祥病逝。由汕頭返回梅縣故裡奔喪。治喪後返回廣州，在粵軍工兵營任職。
10月以大總統随員身份，随孫中山出巡廣西，參加北伐的準備工作。
冬在廣西桂林擔任軍官教導團教官，參加孫中山為改造舊軍隊而進行的整訓工作。不久，調任江防艦隊護航第二營營長。
1922年25歲
4月率部護航，保衛孫中山大總統由桂林沿西江到達梧州。
4月12日任海軍陸戰隊營長。
6月16日陳炯明叛變。聞陳叛變，立即與陳策率部接應孫中山登上“寶壁”艦，轉登“永豐”艦，繼而率部跟随孫中山挺進白鵝潭，與叛軍英勇作戰。
6月下旬至8月初率部繼續護衛孫中山。其間，曾同雲南講武堂同學張國森、蔡公武等10餘人，在廣州小馬店曾家祠秘密集會，通電海内外，聲讨陳炯明，堅決擁護孫中山。
8月上旬避居香港。聯絡謝良牧等繼續宣傳孫中山革命主張，揭露陳炯明叛變真相。
9月與同學張國森、梁國材等緻函鄧澤如，請其辦理南洋籌款事宜。同時，緻函海外各埠同學“勸解義囊，以纾國難”。
10月在香港得知孫中山組建讨賊軍的消息，趕赴福州。被委任為東路讨賊軍總部參謀，後任第二軍第八旅參謀長。
1923年26歲
1月與旅長張民達率第八旅參加孫中山發動的“讨陳”戰争。言嶺關大捷，名震一時。
6月與張民達一起率第八旅進攻惠州新村叛軍，殲敵3000餘人。
8月與張民達一起率第八旅增援防守博羅之許崇智部，抗擊叛軍熊略部進攻，解博羅之圍。
1924年27歲
1月20日至30日在孫中山主持下，中國國民黨在廣州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在大會的影響下，閱讀列甯的著作和反映俄國革命的書籍以及中國共産黨組織創辦的書刊，了解中國共産黨的革命主張。
應廖仲恺邀請，參加黃埔軍校的籌備工作。
5月任建國粵軍第二師參謀長，并以二師代表身份繼續參加籌辦軍校工作。
5月5日黃埔軍校正式開課。擔任教授部副主任。同時直接教授兵器學課程，是深孚衆望的教官之一。
在黃埔執教期間，接觸了許多共産黨人，受到影響，逐步接受了馬克思列甯主義。第一次提出加入中國共産黨的申請，未果。
7月應張民達師長請求，返回二師，率部迎擊進犯廣州的林虎部叛軍，獲勝。
夏奉廖仲恺命，到廣東香洲（今珠海市）創辦粵軍第二師獨立營，兼任該營營長。配合黃埔軍校的教學，培訓基層軍士。
10月15日與張民達指揮二師參加鎮壓廣州商團叛亂。
1925年28歲
1月至2月，與張民達率二師參加讨伐軍閥陳炯明的第一次東征。率領全師官兵英勇奮戰，重創陳炯明的精銳部隊，攻占潮梅地區。
3月出任梅縣縣長。
3月30日主持召開梅縣各界民衆追悼孫中山大會。
4月中旬赴潮州處理張民達的喪事。
4月27日接到香洲獨立營發生兵變的消息，立即趕回香洲。撫集餘衆，收殓烈士，并将叛亂者10餘人，由澳門引渡香洲，就地正法。
5月中旬奉命離開香洲，返回二師，率部參加平定楊希闵、劉震寰叛亂的作戰。
5月26日被正式委任為建國粵軍第二師新編團團長。
7月兼兩廣鹽務緝私處代辦。
8月為香洲烈士墓園中的赍志亭撰寫了碑記。
8月30日代表新編團全體官兵參加廖仲恺的喪禮，并書寫挽聯。
9月為老同學張國森著《雲南講武學校華僑同學旋粵記》撰寫序言。
9月底率新編團參加第二次東征。
10月初，率部進占淡水後，奉國民政府令改編為黨軍第一支隊，任支隊司令。
10月3日與香洲各界人士一起，為香洲兵變中遇難的烈士舉行隆重追悼大會，并作《滿江紅・香洲烈士》詞。
10月13日奉命留守惠州、博羅一帶，維持治安。
1925年29歲
1月奉蔣介石電令将黨軍第一支隊改編為國民黨第一軍第二十師第二團，任團長，率部暫駐東莞一帶。旋即升任第二十師副師長。
3月3日為不幸殉難的張民達申請撫恤，書寫《請褒恤張故師長》文。
7月9日國民革命軍在廣州誓師北伐。調任第一軍總預備隊指揮部參謀長。
9月至10月先後與王柏齡、王俊奉命率部參加攻打南昌之役。
11月攻克南昌後，任國民革命軍新編第二師代理師長。
12月率部由南昌移駐吉安。
1927年30歲
4月起草并領銜簽發了反蔣通電，并參與策劃吉安暴動。随即赴武漢。
參加了第二次北伐作戰。不久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參謀長，随部隊回師武漢。
在武漢期間，受第四軍裡的共産黨員的影響，進一步接受了進步的思想主張，堅定了加入中國共産黨的決心。
7月上旬經李世安介紹，周恩來同意，中共中央批準，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産黨。
7月中、下旬與賀龍、葉挺等在江西九江甘棠湖一小劃子上秘密開會，通報汪精衛等打算以召賀、葉上廬山開會名義将其扣留的消息，使賀、葉及時率部開往南昌參加南昌起義。
8月初力勸張發奎放棄尾追業已撤離南昌的賀龍、葉挺部隊的打算，使起義軍減少了被追擊的壓力，從而得以迅速打開南下廣東的道路。不久，兼任被張發奎收編的第四軍軍官教導團團長。
8月中旬率領教導團離開南昌向廣東進發。
9月在萬安第一次參加教導團中共地下組織的秘密會議。勸阻部分人提出的在萬安暴動的意見，主張把教導團帶到廣州去，在敵人心髒裡暴動。
9月底抵達廣州，繼續擔任第四軍參謀長。不久與中共廣東省委軍委負責人黃錦輝取得單線聯系，并接受其領導，秘密進行廣州暴動準備工作。
10月上旬受黨組織委托秘密前往香港，與中共廣東省委委員恽代英商讨廣州起義問題。
10月中旬說服張發奎、黃琪翔同意把教導團調駐廣州。
11月17日下令教導團參加張發奎、黃琪翔以“護黨”名義發動的逐桂之戰，将桂系軍隊逐出廣州。
11月下旬向張發奎建議守軍全力出城迎擊反攻廣州的桂軍，使廣州一時成為“空城”，為廣州起義創造了極好時機。同時，促成第四軍警衛團擴編，推薦中共地下黨員梁秉樞、陶劍寒（即陶鑄）等人擔任警衛團的主要領導職務。
12月初多次當面勸說張發奎勿聽信謠言，一再擔保教導團不會在廣州暴動。同時秘密通知教導團作好準備，防止敵人襲擊。12月11日廣州起義比原定計劃提前舉行。趕到公安局起義總指揮部，披任命為工農紅軍副總指揮，随即與張太雷、葉挺共同指揮戰鬥，迅速控制了廣州市的大部地區。
同日與葉挺一起向共産國際代表、軍事顧問諾伊曼和斯庫托夫建議抽出兵力迎擊反撲的敵軍，并提出起義隊伍應轉入東江農村地區。未被采納。
12日在指揮部緊急會議上，與葉挺、聶榮臻等再次建議将起義軍拉出去，轉向農村，與農軍彙合，均遭諾伊曼反對。
同日下午冒着槍林彈雨，往來巡視起義軍各陣地，指揮戰鬥。
同日夜撤離起義總指揮部。
15日化裝成鐵路工人，從沙面乘省港航班前往香港。
12月下旬出席中共廣東省委會議，與聶榮臻、恽代英等人總結起義的經驗教訓。
1928年31歲
上半年在香港與中共地下黨員梁廣、柯麟等人保持聯系，秘密從事革命活動。
秋由香港乘船到達上海。
12月20日根據中共中央的安排，從上海啟程赴蘇聯學習。
1929年32歲
1月抵達莫斯科，入中國勞動者共産主義大學學習，與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吳玉章等同在特别班學習政治理論。在校期間，苦讀俄語，學習社會發展史、辯證唯物主義、政治經濟學等課程。取名“尤赫洛夫”，并任中共特别班支部委員。
1930年33歲
秋由莫斯科經海參崴回國，到達上海。在周恩來的安排下，與劉伯承等人翻譯了蘇聯紅軍的步兵戰鬥條令和政治工作條例等資料。
1931年34歲
1月7日列席在上海召開的中國共産黨六屆四中全會。
1月下旬至4月初由上海經香港、汕頭、閩西到達江西瑞金。被委派負責軍委參謀部的工作。
4月17日奉中革軍委命令，擔任戰史編輯委員會總編輯。
本月參加蘇區中央局為讨論第二次反“圍剿”戰略方針而召開的緊急會議。支持毛澤東提出的誘敵深入的正确意見。
5月至9月協助朱德、毛澤東指揮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二次及第三次反“圍剿”戰役，連戰皆捷，取得了偉大的勝利。
9月18日日本帝國主義在東北制造了“九一八”事變。
11月25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在瑞金成立，任中革軍委委員兼總參謀部部長（即總參謀長）。
11月底向中革軍委提出“建設精幹的統帥機關”的建議。研究确定中國工農紅軍司令部機關的編制體制，建立健全了參謀工作制度。
12月與朱德、王稼祥等研究國民黨二十六路軍在甯都起義的具體方案。
1932年35歲
8月上旬根據蘇區中央局興國會議的決定，主持制定了樂安、宜黃戰役的詳細作戰計劃。
10月上旬任中國工農紅軍學校校長兼政委，兼任瑞金衛戍司令員。11月7日任中央蘇區東南戰區總指揮兼政委。
12月11日在紅軍學校炮兵操場主持召開“廣州暴動”、“甯都暴動”紀念大會，并講話。
1933年36歲
2月4日至12日組織紅軍學校第四期全體學員進行野戰軍事演習。
2月16日主持紅軍學校第四期學員畢業典禮。
本月為配合北線主力紅軍的第四次反“圍剿”作戰，組織東南戰區各獨立師、團及閩西、上杭一帶的地方武裝，積極開展襲敵擾敵活動，遲滞由閩入贛的國民黨軍的行動。并以閩西四縣的地方武裝為基礎，擴編成立紅十九軍，兼任軍長。
3月16日向朱德、周恩來發出《東南武裝組成之五個縱隊及其作戰任務》的電報。
本月指揮東南戰區第一、二、三縱隊進攻清流縣城，重創守敵3個團。
本月向中革軍委發出《對目前戰局及戰略意見》。提出目前應緊緊抓住西南反蔣的有利時機，集中全力在北線與敵軍決戰，以結束四次戰役，開展新的戰局等意見。
5月30日任中國工農紅軍總參謀長兼第一方面軍參謀長。
12月4日兼任建甯警備區司令員。
本月兼任閩贛軍區司令員。
1934年37歲
1月22日至2月1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被選舉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
2月3日任中國工農紅軍副總參謀長。
4月初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福建軍區司令員。
4月8日與福建軍區政委萬永誠共同簽發訓令，要求軍區所屬各部隊加強行軍、宿營時的偵察、警戒工作，不斷地進攻并消滅敵人。
春調任中革軍委第四局局長。在此期間，抵制“左”傾領導者打擊、迫害幹部的錯誤做法，保護了一些幹部。
10月10日中央紅軍開始長征，任第一野戰縱隊（又稱軍委第一縱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
10月至12月中旬以軍委第一縱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的身份參與主持總司令部的日常工作，協助朱德、周恩來指揮部隊行軍作戰。
11月在西延山區遭敵機空襲，右腿受傷。
12月18日中革軍委決定，軍委第一、第二野戰縱隊合并為軍委縱隊。
任副司令員兼第一局局長，負責部隊的行軍作戰。
1935年38歲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期間，日夜堅守在總司令部作戰值班室，處理軍務。
2月28日奉命前往紅三軍團接替在戰鬥中犧牲的鄧萍任參謀長，協助彭德懷、楊尚昆指揮作戰。
3月上旬參加中革軍委為研究成立軍事指揮小組問題而召開的軍事會議。會後，協助彭德懷、楊尚昆指揮三軍團三渡赤水，在二郎灘四渡赤水，南渡烏江。
5月至6月與彭德懷、楊尚昆率領三軍團渡過金沙江、大渡河後，繼續向北急進。
7月21日奉中革軍委命，任紅軍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
8月初主持召開紅軍總指揮部直屬單位會議，傳達《中央關于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具體部署過草地的思想動員和物資準備工作。
8月上旬到紅三十軍給幹部講解打敵人騎兵的戰術要領，指出占據有利地形和運用密集火力是與敵騎兵戰鬥的基本手段。
8月18日率領右路軍先頭部隊3個團，從毛兒蓋地區出發，經草地向班佑前進。
8月29日至31日與徐向前、陳昌浩指揮紅三十軍、紅四軍進行了包座戰鬥，殲敵1個師約5000人，打開了紅軍北上通向甘南的大門。
9月9日在巴西獲取張國焘發給陳昌浩等命令右路軍“南下，徹底開展黨内鬥争”，企圖分裂和危害黨中央的密電，立即送交毛澤東。毛澤東、周恩來等立即采取緊急措施，使黨中央于9月10日淩晨迅速率領紅一、三軍和軍委縱隊脫離險境，先行北上，在緊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
9月12日出席中共中央在俄界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通過了《關于張國焘同志的錯誤的決定》。
同日中共中央決定，紅一方面軍主力和中央軍委縱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彭德懷任司令員，毛澤東任政治委員，葉劍英任參謀長兼第三縱隊司令員，并兼任新設立的編制委員會委員。
9月17日協助毛澤東、彭德懷指揮部隊攻克臘子口。
9月18日随軍進駐甘南的哈達鋪。陝甘支隊在此整編。
9月27日在榜羅鎮看到國民黨報紙上有關陝甘蘇區的消息，遂向中央提出北上陝北的建議。
10月19日協助彭德懷指揮部隊擊潰尾追敵騎兵一部，進駐吳起鎮。
10月22日出席在吳起鎮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決定黨和紅軍今後的戰略任務是建立西北的蘇區，領導全國大革命。
11月3日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參謀長。
11月8日任中國工農紅軍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即中革軍委）參謀部參謀長。
11月下旬協助毛澤東、彭德懷指揮部隊進行直羅鎮戰役，粉碎了國民黨軍對陝甘革命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
12月下旬根據瓦窯堡會議确定的渡河東征之戰略方針和西北軍委作戰計劃，赴前線勘察渡河地點，拟制部隊作戰行動方案。
本月任東北軍工作委員會副書記。
1936年39歲
1月底與毛澤東、彭德懷在延長縣召開會議，進一步研究東征作戰問題。
2月2日緻電毛澤東、彭德懷，提出部隊渡河具體計劃。随後，率一方面軍直屬隊開往川口鎮集結待命。
2月下旬至4月下旬指揮抗日先鋒軍中路軍在石樓、中陽、永和地區牽制和吸引晉綏軍主力，配合左右兩路軍作戰。
5月上旬參與制定《西征戰役計劃》。
6月中旬奉命去蟠龍、玻璃坡、石家砭等地，了解中央軍、東北軍的兵力部署、進軍動态等情況，并利用關系，對東北軍第一○七師、第一一七師官兵進行統戰工作。
7月上旬至8月赴安塞領導東線工作委員會，進行對東北軍的統戰工作。
8月17日任洛川工作委員會書記。
8月底奉命作為中共中央常駐代表密赴西安，負責開展對東北軍、西北軍和整個西北地區的抗日統一戰線工作。
10月至12月初在西安與張學良多次會談，雙方就迅速停止内戰，聯合抗日等許多重要問題達成了一緻意見、促使紅軍與東北軍、十七路軍的關系得到了進一步改善，逐步形成“三位一體”的局面。
在此期間，還幫助張學良整頓改造東北軍部隊，與西安各界愛國人士秘密聯系，并随時向中央通報敵、我、友各方面的動态和情況，酌處各項事宜。
12月上旬由西安返保安，向毛澤東等彙報西安方面情況。
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
12月20日（左右）從保安到達西安，協助周恩來執行中共中央關于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正确方針，迫使蔣介石停止内戰，促成國共兩黨再次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同時，根據張學良的請求，以參謀長的身份參加西北聯軍參謀團，與東北軍、十七路軍将領一起制定了抵抗親日派“讨逆軍”的作戰計劃和軍事部署。
23日緻電中共中央，反映各方人士對中國共産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懷有疑慮等問題。接中央複電後，立即奔走于各方人士之間，廣泛宣傳黨的方針、政策，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12月25日至31日與周恩來、博古等分析“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的形勢，研究對策。聽取各方人士的意見，交換對時局的看法，鞏固西北的團結抗戰的局面。
1937年40歲
1月4日與周恩來、楊虎城以及東北軍、十七路軍的高級将領共同拟定三方面聯合對國民黨軍進攻的作戰方案。
1月中下旬協助周恩來奔走于東北軍、西北軍和國民黨留守西安人員之間，處理各種遺留問題，維持團結合作、共同抗戰局面。
1月30日與周恩來、博古到雲陽鎮紅軍司令部同洛甫、彭德懷、任弼時、楊尚昆、左權召開緊急會議。會議決定，紅軍應同東北軍共同作戰，仍須與南京政府進行和平談判。當晚，與周恩來、博古趕回西安，把這一決定告訴楊虎城和東北軍将領。
1月31日晚參加在西安粉巷王以哲家中召開的紅軍、東北軍、第十七路軍三方最高軍事會議。會議最後作出宜和不宜戰、促進和談成功的決定。
2月2日孫銘九等東北軍少壯派軍人槍殺主和派将領王以哲。聞訊後，立即派劉瀾波到渭南，向駐防前線的東北軍将領傳達此事件的經過，勸以大局為重，維護東北軍團結。
2月3日遵周恩來指示，與博古、李克農等撤到三原紅軍駐地。
3月8日與周恩來同國民黨談判代表顧祝同、賀衷寒、張沖會談。雙方就中國共産黨承認服從國民黨的領導地位、取消蘇維埃政府、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以及容許共産黨在适當時期内公開、紅軍的編制人員、給養及補充與國軍同等待遇等問題達成“三八”協議，報送蔣介石最後決定。
4月13日、14日奉毛澤東、周恩來電示，找顧祝同交涉西路軍餘部事，要顧下令馬步青、馬步芳不得為難即将抵達甘肅敦煌的李先念部，并要求派張文彬等去青海接回被俘的西路軍人員。
7月5日在西安與周恩來、博古、彭德懷、任弼時商議紅軍改編問題。
7月7日日本侵略軍在北平西南郊的盧溝橋發動事變，抗日戰争爆發。
7月9日将西安各抗日救亡團體連日來的意見概括整理後電告中央。
7月20日緻電毛澤東、洛甫，建議中央對蔣介石本月17日在廬山發表的談話“應有所表示”。
7月31日以中共和紅軍代表的身份與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西安行營主任蔣鼎文會晤，要他轉告蔣介石，紅軍改編至8月上旬可以完畢。
8月5日就蔣介石邀請毛澤東、朱德赴南京出席國防會議事急電中央書記處，建議：“毛不必去，朱必須去”。
8月7日與周恩來同蔣鼎文交涉，要求釋放被押至西安的紅軍西路軍被俘人員。将黃鹄顯等33名西路軍營以上幹部營救出獄。次日，又有210餘人獲釋。
8月9日和朱德、周恩來飛抵南京。
8月11日出席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政部召開的談話會。随後，被邀請出席軍政部長何應欽主持的讨論會。在會上就“政略戰略”等問題作了長篇發言。對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制定全國抗戰的戰略方針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8月13日與朱德、周恩來就同國民黨談判的條件問題緻電中共中央，建議：努力抗戰，以鞏固蔣介石的抗戰決心；紅軍立即改編、争取開動；力争發表《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催促南京發表紅軍改編後正副指揮的任命。
8月中旬協助周恩來同國民黨當局就紅軍改編後的名稱、人數、編制、正副總指揮人選以及中共在南京出版《新華日報》和《群衆》周刊等問題達成協議。此外，還同國民黨中央及地方實力派商談在南京、蘭州、武漢、衡陽等地設立中共代表團和紅軍代表處，以及江南8省的紅軍遊擊隊的改編問題。
8月18日與周恩來到“首都反省院”看望被關押的中共黨員，并保釋部分同志出獄。
8月25日就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參謀長。
9月5日應何應欽的邀請出席軍政部部務會議，并在會上作長篇發言。
9月下旬與博古同國民黨代表談判南方8省區紅軍遊擊隊主力改編問題。
9月27日為《時事類編特刊》題詞：“舉國一緻的團結與堅持，是戰勝日寇的基本條件”。
10月下旬與博古會見項英，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告項英，應注意保存南方原有的戰略據點，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能放棄獨立自主原則。
11月在南京八路軍辦事處與葉挺商談新四軍組建及堅持獨立自主的抗戰等問題。
11月下旬率八路軍駐南京辦事處人員撤離南京，抵達武漢。
12月13日南京淪陷。
12月中旬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決定，與周恩來、王明、博古組成中共代表團，駐武漢同國民黨進行談判，協商國共兩黨合作事宜。
12月21日任國共兩黨關系委員會中共方面代表。
12月23日出席中共中央代表團和中共長江中央局舉行的聯席會議，為合并後的中共代表團和中共長江中央局領導成員之一，并擔任長江局參謀處參謀長。會後，與周恩來、董必武、項英、葉挺商談組建新四軍軍部等問題。
25日，新四軍軍部在漢口正式成立。
12月26日和周恩來、王明、博古出席國共兩黨關系委員會會議。
1938年41歲
1月初受中央委托，陪同周恩來、董必武向新四軍第四支隊領導人高敬亭等傳達中共中央關于開展敵後遊擊戰争，發展抗日武裝力量的指示。
1月8日在《群衆》周刊上發表《論北方戰局》一文。
1月12日在《新華日報》上發表《目前戰局與保衛武漢》一文。
1月13日在《抗戰》三日刊上發表《把敵人的後方變為前線》一文。
2月13日為國際反侵略宣傳周“兒童日”題詞：“大時代的中國兒童，時刻準備着加強國際反侵略陣線”。
3月9日在《新華日報》上發表《論山西戰局》一文。
3月12日在《新華日報》上發表《憶孫先生在桂林》一文。
3月上旬與周恩來會見白崇溶，就第五戰區的對日作戰問題提出意見。
3月中旬和周恩來參加蔣介石召開的高級将領會議，讨論華北戰局。同時，就向八路軍提供武器和技術人才事多次與蔣介石、何應欽等談判。
3月20日與博古、董必武在《新華日報》上發表署名文章，說明與陳獨秀三次會見之經過，澄清托派制造的謠言。
本月到黃安七裡坪遊擊戰争訓練班視察并演講，對官兵和青年學生們進行敵後遊擊戰争的宣傳教育。
5月初因病赴香港就醫。途經廣州，在廣州國立中山大學、廣雅中學發表演講，并舉行記者招待會。
5月下旬同周恩來向中共河南省委書記朱理治，省委軍事部長彭雪楓等傳達中共中央《關于徐州失守後華中工作的指示》，要求河南省委立即貫徹執行。
6月28日得知國民黨當局要在鄭州北面花園口決開黃河大堤以阻止日軍西進的計劃後，與周恩來緻電朱德、彭德懷，建議注意黃河兩岸遊擊運動的聯系與發展。
夏與周恩來、博古分别會見國際友好人士斯諾、艾黎、斯特朗、史沫特萊、愛潑斯坦等。
9月2日和周恩來指示中共河南省委将工作重點移向豫東，開創蘇魯豫皖抗日根據地。
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作出決定：由周恩來、博古、葉劍英、黃文傑組成南方局，代表中共中央領導南方國民黨統治區和淪陷區中黨的工作。
10月1日在《國民公論》上發表《從抗戰經驗說到當前戰局》一文。
10月25日在武漢淪陷前數小時與周恩來等撤離武漢。
10月27日率武漢八路軍辦事處人員輾轉到達長沙。當晚，在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舉辦的時事座談會上作了題為《廣州武漢淪陷後的抗戰局勢》的演講。
11月2日與周恩來電告項英：要改善與葉挺的工作關系，應請葉挺回新四軍工作。
同日與周恩來、潘漢年、廖承志聯名緻信《救國時報》，控訴日軍暴行，宣傳八路軍在敵後的戰績，動員廣大華僑支援杭戰。
11月上旬同周恩來多次出席中共湖南省委、長沙市委召集的會議，宣講抗戰形勢和任務。在此期間，還與張治中會晤，商談協助國軍進行敵後遊擊戰問題，并答應張的邀請，擔任湖南省府高級顧問，指導遊擊戰。
11月12日出席第三廳人員在撤離長沙前舉行的紀念孫中山誕辰的集會。當夜，“火燒長沙”。和周恩來一起沖出火海，撤離長沙。随後，組織八路軍辦事處人員返回長沙進行善後救災工作。
11月25日至28日和周恩來出席蔣介石在衡山召開的南嶽軍事會議，就舉辦西南遊擊幹部訓練班事同國民黨方面達成協議，并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同意。
12月3日和周恩來由衡陽到達桂林，對八路軍桂林辦事處的工作作了詳細布置。
12月中旬同周恩來由桂林到達重慶。
1939年42歲
1月根據中共中央、毛澤東的指示，接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邀請，出任西南遊擊幹部訓練班副主任，後改任副教育長。
1月13日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按組織分工，負責對外聯絡工作。
1月下旬應邀給廣西學生軍第二團作《現階段的遊擊戰和正規戰》的演講。
2月10日率參加遊幹班的中共方面人員前往南嶽。
2月15日西南遊擊幹部訓練班（簡稱“南嶽訓練班”）正式開學。負責教授抗日遊擊戰戰略戰術。在該訓練班工作期間，積極宣傳持久戰思想，結交許多國民黨軍中願共同抗日的高級軍官，影響廣泛。
4月中旬陪同前來湖南南嶽的周恩來視察西南遊擊幹部訓練班，并廣泛會見了南嶽各界人士，引導和支持他們采取各自的方式參加抗日救亡運動。
5月7日應邀出席南嶽佛、道教救難協會成立大會，作《普渡衆生，要向艱難的現實敲門》的演講。
6月9日到達重慶，協助周恩來工作，兼任南方局軍事部長。
同日與周恩來就國共兩黨發生磨擦的情況下日軍動向問題，緻電毛澤東。
6月10日陪同周恩來面見蔣介石，商談近期抗戰與國共合作中的問題。
7月1日緻電國民政府軍委會副參謀總長白崇禧，嚴正抗議國民黨當局制造平江事件，要求迅予徹查。
7月22日與周恩來緻電國民政府軍令部長徐永昌并軍委會及各部長官，嚴正駁斥國民黨當局歪曲報告平江事件經過及對新四軍平江留守通訊處的誣蔑。強烈要求派員馳赴肇事地點，查明真相，雪冤治罪。
7月在《戰地知識》上發表《遊擊戰線上的軍事問題》一文。
8月13日在重慶紅岩村主持召開第十八集團軍辦事處追悼新四軍平江嘉義留守處被害同志大會，并作長篇緻詞。随後，寫出《論平江事件》一文。
10月19日出席重慶文化界發起的“魯迅先生逝世三周年紀念大會”。
本月與何應欽、賀耀祖會談，據理駁斥了國民黨方面在八路軍人事任免、經費用途等問題上的無理要求。
12月至次年3月國民黨發動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1940年43歲
1月4日與何應欽再次會談。針對何企圖限制中共抗日武裝力量發展的各種要求，嚴正指出：國民政府應允許八路軍的3個師擴編為3個軍9個師；承認陝甘甯邊區政府及其所轄地區；承認在抗日前線肩負敵後抗敵任務的解放區。
1月11日出席《新華日報》創刊兩周年紀念會，并講話。
3月6日至9日出席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召開的各戰區軍以上參謀長會議。以第十八集團軍參謀長的身份在會上作了《關于作戰與磨擦問題》的長篇發言。以大量事實，宣傳十八集團軍的抗戰業績，有力地駁斥了國民黨有關戰區參謀長對十八集團軍所謂“遊而不擊”、“制造磨擦”、“破壞抗戰”等等污蔑，有效地抵制了蔣介石企圖通過這次會議加罪于十八集團軍，制造輿論，進而發動更大規模反共高潮的陰謀活動。這次發言得到了廣泛同情，被譽為“舌戰群儒”。
3月14日國民黨頑固分子在成都制造“搶米事件”，嫁禍于中國共産黨，趁機查封《新華日報》成都營業分銷處，逮捕分銷處負責人、中共川康特委書記羅世文和共産黨員車耀先等10餘人。事件發生後，立即向國民黨當局提出強烈抗議，并派潘梓年去成都交涉。
3月由重慶新華日報館印行的《葉劍英抗戰言論集》在重慶出版。
4月初和林伯渠、董必武訪晤抵渝的南洋僑胞回國慰勞團發起人、華僑籌赈總會主席陳嘉庚，就有關國共兩黨磨擦問題進行了交談。
6月至8月和周恩來同何應欽、白崇禧在重慶就共産黨的合法存在、陝甘甯邊區的承認、十八集團軍和新四軍的擴編以及國共軍隊作戰區域的劃分等問題進行了多次談判。
7月7日和周恩來緻函何應欽，要求國民黨最高軍事當局立即制止韓德勤、石友三所部對新四軍、第十八集團軍的進攻。
7月17日和周恩來就國民黨軍陳長捷部進攻晉冀豫邊區事再次緻函何應欽，要求速加制止。
9月6日和周恩來電告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國民黨軍令部已向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發出掃蕩長江南北新四軍的命令。
10月4日出席中共中央南方局會議，根據周恩來的提議，任南方局統一戰線工作委員會副書記，并專設葉劍英工作組。
10月中旬蔣介石密令特務機構監視周恩來、葉劍英，不得讓他們離開重慶。
11月30日和周恩來就新四軍北移問題同國民黨代表軍令部次長劉為章進行談判。
12月5日和周恩來緻電中共中央，建議以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名義電複劉為章，要劉下令停止桂軍和霍守義師對江北新四軍的進攻。
12月中旬陪同周恩來與國民黨代表劉為章、張沖多次進行談判，要求推遲新四軍北移限期，要國民黨軍隊停止磨擦活動。
12月24日國共兩黨代表就兩黨關系問題舉行談判。談判中，周恩來、葉劍英嚴正表示：中國共産黨的讓步是有限度的，如果國民黨再不停止進攻，陝北的封鎖仍不解除，那末，發生内戰的責任全在國民黨。
1941年44歲
1月1日在《新華日報》上發表《民國三十年的元旦》一文。
1月6日“皖南事變”爆發。
1月12日接到中共中央和蘇北新四軍關于新四軍皖南部隊遵命北移，途遭國民黨軍包圍、襲擊的急電後，與周恩來立即向國民黨談判聯絡代表張沖提出抗議，要求急電制止。
1月13日和周恩來向何應欽、白崇禧、劉為章、張沖提出最嚴重抗議，要他們立刻轉達蔣介石，要求立刻解除對新四軍的圍攻。
1月14日陪同周恩來會見蘇聯駐華使館武官崔可夫，聽取他對解決“皖南事變”問題的建議。
同日和周恩來再次緻函蔣介石，要他下令立即停戰撤圍。
1月17日獲悉國民黨當局悍然宣布新四軍“叛亂”并取消新四軍番号的通令後，和周恩來再次向張沖提出嚴重抗議。
1月19日主持南方局軍事組人員編印成《新四軍皖南部隊慘被圍殲真象》的傳單，随後向國内外秘密散發。
本月陪同周恩來多次與沈鈞儒、鄒韬奮、黃炎培等愛國民主人士交談，揭露國民黨制造“皖南事變”的真相。
2月3日從重慶返回延安。
2月14日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參謀長兼十八集團軍參謀長。
2月23日緻函國民黨談判代表張沖，重申中國共産黨對“皖南事變”和蔣介石1月17日命令的立常4月30日在《解放》雜志上發表《評國民黨抗日反共的兩面政策》一文。
5月5日在延安在職幹部紀念馬克思誕辰123周年學習會上，作了題為《加緊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與軍事》的報告。
6月9日與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聯名向劉伯承、鄧小平等發出《關于冀南平原對敵鬥争的指示》。
6月組織總參謀部有關人員研究讨論蘇德戰争爆發後的日軍動向問題。
向中共中央建議，中共的戰略思想和戰争準備的重點應當放在日軍南下方面，為中共中央制定戰略思想和決策提供了重要依據。
9月12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并在會上發言。
10月29日根據葉劍英的提議，中央軍委正式作出《關于建立情報網的決定》。
11月7日與王稼祥共同主持起草的《關于抗日根據地軍事建設的指示》由中央軍委正式下發部隊執行。
11月兼任中央教育委員會委員、軍事學院副院長。
12月8日太平洋戰争爆發。
1942年45歲
2月25日為《八路軍軍政雜志》題詞。
3月與朱德等出席在延安召開的高級技術幹部會議。
4月8日和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向彭德懷、左權、聶榮臻、劉伯承、鄧小平等發出《關于由華北抽兵準備應付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指示。
夏組織參謀部人員分析研究蘇德戰場上兩軍力量對比及消長趨勢。認為斯大林格勒保衛戰勝利是整個蘇德戰争的轉折點，對中國抗日戰争的發展十分有利。将此意見上報中共中央，受到毛澤東、朱德的贊許。
11月7日在《解放日報》上發表《評蘇德戰争――紀念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一文。
12月16日在《延安日報》上發表《劉伯承同志五十壽祝》詩二首。
1943年46歲
2月7日和毛澤東、朱德、王稼樣向各戰略區發出《關于主動加強統戰工作的指示》。
2月23日為紀念蘇聯紅軍建軍25周年，在《解放日報》上發表《實行軍事教育革命》一文。
3月16日和20日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通過了《中央關于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
7月出席軍委檢查留守兵團工作會議，并發言。
夏國民黨調動50萬軍隊準備進攻陝甘甯邊區，為此向中共中央提出在加強軍事防禦的同時，着重實施政治戰、宣傳戰的方案，被毛澤東、朱德所采納并付諸實施。迫使國民黨頑固派停止了這次大規模反共磨擦。
1944年47歲
5月21日在延安出席中國共産黨六屆七中全會。
6月9日為由重慶抵達延安的“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一行21人設宴洗塵。
6月22日向中外記者作《中共抗戰一般情況的介紹》的長篇報告，在國内外産生了廣泛的影響。
7月22日以美軍上校包瑞德為組長的美軍觀察組由重慶飛抵延安。
8月3日同美軍觀察組會談，詳細介紹了敵後戰場情況和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的編制與裝備等情況。
8月6日在《解放日報》上發表《八路軍七年來在華北抗戰的概況》一文。
12月16日陪同朱德總司令與美軍觀察組組長包瑞德上校會談有關雙方軍事合作問題。
1945年48歲
4月23日至6月11日以大後方代表團團長的身份出席中國共産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委員。
6月24日出席由周恩來召集的在延安的南方局各有關同志座談會，并作了發言。
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抗日戰争随之勝利結束。
8月28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和周恩來、王若飛赴重慶，同國民黨進行談判。雙方代表于10月10日簽定了《國民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
10月8日在《解放日報》上發表《為美軍拟在煙台登陸事的鄭重聲明》。
11月4日為美軍幹涉中國内政事，發表抗議通電。11月19日在《新華日報》上發表《關于和戰的談話》。
11月27日在延安舉行記者招待會，發表《關于中國内戰問題》的談話，闡明了内戰根源，分析了内戰的前途。
12月9日中共中央決定，由周恩來、董必武、王若飛、鄧穎超、葉劍英、陸定一、吳玉章組成中國共産黨出席政治協商會議的代表團。
12月16日和周恩來、吳玉章、鄧穎超、陸定一等由延安飛抵重慶。在機場對記者就如何停止軍事沖突、成立軍事三人小組等問題發表談話。
12月18日和周恩來、董必武等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并發表談話。
12月22日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以“調處”中國内戰的名義來華，抵達重慶。23日，與周恩來、董必武訪晤馬歇爾。12月24日與周恩來在中共代表團駐地招待文化界人士。
12月27日與周恩來、王若飛同國民黨代表王世傑、張群、邵力子在國民參政會就全面停止内戰和政治協商會議的有關問題進行了商談。
12月31日與周恩來、王若飛函複中國民主同盟主席張瀾。重申中共無條件全面停止内戰的主張，表示完全同意于明歲元旦國共雙方下令所屬部隊，即日停止武力沖突。
1946年49歲
1月5日同周恩來、董必武、王若飛與國民黨代表張群經過談判，初步達成停止國内軍事沖突的協議。10日，國共雙方代表正式簽訂停戰協定，并分别向所屬部隊發布了停戰令。
1月10日出席在重慶舉行的政治協商會議。
1月11日為《新華日報》創刊8周年題詞。
1月13日和國民黨代表鄭介民、美國代表饒伯森等由重慶飛抵北平。
軍事調處執行部成立。任軍事調處執行部中共代表，調處國共軍事沖突和監督雙方執行停戰協議。
1月15日同鄭介民、饒伯森聯名發布軍調部第一号公告并附“和字”第一号命令。
1月21日同鄭介民、饒伯森聯名發布“和字”第二号命令。
1月24日至27日分别緻電各解放區負責人，對如何執行“和字”第二号命令提出具體意見。
2月28日至3月6日随軍事三人小組（周恩來、馬歇爾、張治中）視察北平、張家口、集甯、濟南等地。
4月上旬國民黨北平當局于4月3日拘押新華分社和《解放》報等單位工作人員40餘人，制造了“四三”事件。率軍調部中共代表團全體人員同國民黨當局進行堅決鬥争，使被捕的新華分社和《解放》報等全體人員光榮出獄。
5月31日在北平舉行記者招待會，呼籲中外輿論制止國民黨當局查禁北平77家報刊的反動行為。
6月21日就閻錫山撕毀停戰協定并向解放區發動進攻事，向鄭介民、饒伯森提交備忘錄。
6月26日蔣介石悍然撕毀停戰協議，以30萬大軍向人民解放軍中原軍區部隊發起圍攻，發動了全面内戰。
7月4日同羅瑞卿向各區談判小組發出《關于在力争和平與準備自衛戰争的總方針下，談判鬥争應注意事項》。
9月9日在北平召開中外記者招待會，發表了《關于安平事件調查結果的聲明》。
11月飛赴東北，解決軍事調處執行部長春分部領導人選及美方在東北設聯絡組問題。
12月7日緻函慰問陝甘甯邊區前線将士。
1947年50歲
1月1日緻電慰問普冀魯豫解放區全區将士。
2月7日在北京飯店舉行雞尾酒會，與北平各界人士話别。
2月21日率領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中共方面最後一批人員飛返延安。
3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陝西清澗縣棗林溝召開。會議決定：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留在陝北；劉少奇、朱德東渡黃河；葉劍英、楊尚昆到晉西北。
3月底4月初與楊尚昆、李維漢、李克農等率領向晉西北轉移的中央和軍委機關東渡黃河，到達山西省臨縣三交鎮雙培村。
4月11日中共中央決定：中央及軍委大部工作機構暫留晉西北，組織後方委員會，葉劍英為書記，楊尚昆為後方支隊司令，李維漢、鄧穎超為委員。
5月1日奉中共中央指示，将原軍委外事組改組為中央外事組，兼任外事組主任。
6月22日連續緻電中央，報告東北地區國民黨軍動态。
6月至7月與晉綏、晉察冀解放區領導人聯系，征召一個團的新戰士，經短期訓練并配足武器後，開往陝北。
6月至8月組織情報部門收集國民黨軍的作戰部署、兵力配置和蔣介石對戰局的判斷等情報，及時上報中央并轉劉伯承、鄧小平，以配合劉鄧大軍挺進大别山的戰略行動。
7月赴河北省建屏縣西柏坡村參加中央工委召開的全國土地會議。
9月10日在土地會議上發言。強調貫徹中央頒布的土地法大綱的重要意義。
9月作《過五台山》組詩。下旬，返回三交鎮雙塔村。
11月底，前往陝西米脂縣參加中央工作會議。同任弼時一起主持土地問題的讨論。
1948年51歲
2月中旬在三交鎮主持召開糾正臨縣土改偏向問題的會議，并在會上作了報告。
3月奉中共中央指示，率領中央後委機關到達西柏坡。
5月9日任華北中央局委員、華北軍政大學校長兼政委。
5月21日出席華北局會議。會議讨論了華北軍政大學的各項籌建工作。
5月23日到達河北省獲鹿縣南新城村，着手組織華北軍大的工作機構及配備各級領導班子。
6月9日主持召開華北軍政大學校黨委擴大會議，在會上作報告，提出了華北軍大的任務和辦校八條措施。
6月11日在全校幹部大會上作《認清形勢與任務，堅決為黨的教育事業而努力》的報告。
7月1日華北軍政大學舉行開學典禮，在典禮上緻開幕詞。
8月24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西柏坡召開的擴大會議。
9月4日向中共中央、毛澤東呈報《關于華北軍政大學的工作報告》。
11月17日在華北軍大校黨委擴大會議上作總結發言。
12月13日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任中共北平市委副書記、北平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兼北平市市長。
12月15日到達保定。
12月17日出席中共北平市委第一次會議，宣布中央批準的北平市委、市軍管會、市政府的組成及主要負責人的任命，并作了重要講話。
12月24日在參加接管北平的幹部會議上作《關于軍事管制委員會的任務、組織機構及我們如何工作》的報告。
1949年52歲
1月1日以北平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的名義，發布《北平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第一号布告》，對全市城郊實行軍事管制。
1月21日解放軍平津前線司令部同國民黨華北“剿總”司令傅作義達成《關于和平解決北平問題的協議》。移住頤和園萬壽山益壽堂。
1月29日在頤和園景福閣主持召開有傅作義的代表參加的會議，準備進行北平接管工作。
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戰役勝利結束。
2月1日任負責北平和平接交工作的機構“北平聯合辦事處”主任。
2月2日北平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從西郊進駐城内。
2月3日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北平的入城式，同林彪、羅榮桓、聶榮臻、彭真等在前門箭樓上檢閱了參加入城式的部隊。
2月4日接管舊北平市政府機構。
2月12日出席北平市慶祝解放大會，并發表講話，宣布了北平市軍事管制時期的六大任務。
2月21日出席北平市學生代表大會開幕式，并講話。
2月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先後接見前來北平的“南京人民代表團”和“上海和平代表團”，商談與南京國民黨政府進行和平談判等事宜。
3月10日向北平市軍管會各部門發布《關于處理舊人員和接管工作的指示》。
3月17日頒布《北平市人民政府關于建立稅收機構令》。
3月24日前往高碑店，迎接由西柏坡北上的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
3月25日陪同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在北平西苑機場檢閱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部隊。
4月1日至15日參加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同以張治中為首的國民黨政府代表團進行和平談判，達成了待南京政府簽字的《國内和平協定（最後修正案）》。
4月7日召集城、郊區區長會議，宣布市政府關于廢除保甲制度，建立街鄉人民政府的決定。
4月14日在北平市政府新舊職員大會上發表講話。
4月20日南京國民黨政府拒絕接受《國内和平協定（最後修正案）》。
4月21日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向人民解放軍發布向全國進軍的命令。
同日在北平市人民政府第一次科長以上幹部會議上講話，提出了北平市政工作的基本任務與發展方向。
5月23日和彭真主持召開北平市攤販代表座談會。在會上提出了對攤販進行管理與整頓的具體要求和方法。
6月4日出席北平市中小學教職員代表會議。在會上發表講話，号召廣大中小學教育工作者努力提高教育能力和水平。
6月10日出席各地來北平參觀工業展覽的代表座談會。
7月1日為華北軍政大學成立一周年紀念題詞：“不教而戰是謂棄之；不學而教是謂害之。”
7月2日出席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緻開幕詞。
7月9日參加北平市紀念“七七”抗戰12周年大會并講話。
8月1日被中共中央任命為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第一書記。
8月19日奉調赴華南工作，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任命聶榮臻繼任北平市軍管會主任兼市長。
8月中旬至9月上旬從北平南下，經武漢、九江、南昌到達江西贛州，與參加解放廣東的第二野戰軍四兵團、第四野戰軍十五兵團負責人以及原華南分局、兩廣縱隊負責人等會合。
9月7日主持召開作戰會議，制訂廣東戰役作戰方案。
9月8日與陳赓聯名向中央軍委及第四野戰軍總部電告《關于解放廣東作戰計劃》。
9月中旬連續三次主持召開華南分局擴大會議，研究并解決了華南地區黨、政、軍統一協調問題，以及後勤和支前工作問題。
9月21日出席華南分局幹部大會。23日在會上作綜合報告，談了任務與情況、城市政策、城市管理、團結會師、加強領導等五大問題。
9月28日與陳赓聯名下達《廣州外圍作戰命令》。
10月2日第二野戰軍四兵團、第四野戰軍十五兵團發起廣東戰役。
10月11日與陳赓、鄧華緻電第四野戰軍司令員林彪，表示不贊同他關于“目前我軍仍不宜攻占廣東”的意見，堅持第四兵團先參加打下廣州，再入廣西的原作戰計劃。
10月13日接到中央軍委和毛澤東關于“陳、鄧兩兵團仍執行原計劃占領廣州不變”的電令後，立即主持召開華南分局會議，和兩兵團首長部署全力奪取廣州的作戰。
10月14日人民解放軍攻占廣州。
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成立，任委員。
同日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為廣東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廣州市市長。
10月21日任廣州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
10月28日以廣州市長兼廣州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的名義，舉行盛大宴會，歡迎和慰勞參加解放廣東的人民解放軍軍政幹部。
11月4日廣東戰役結束。
11月11日廣州軍民舉行慶祝解放大遊行和人民解放軍人城式，與方方、鄧華、賴傳珠、李章達等檢閱了群衆遊行隊伍和參加入城式的部隊。
11月17日廣東省軍區成立，任司令員兼政委。
11月27日至12月1日主持召開廣州市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并緻開幕詞與閉幕詞。
12月5日指揮廣州市公安總局幹部、部分警備部隊和工人、學生對非法地下錢莊實施取締，一舉扭轉了廣州市金融混亂的局面。
12月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
12月21日湛江解放。至此廣東大陸全部解放。
1950年53歲
1月11日同方方、賴傳珠、洪學智緻電中共中央和華中局，報告海南島根據地的情況。
同日與方方、鄧華、賴傳珠向中共中央和華中局電告海口敵軍防務情況。
2月1日在廣州主持召開廣東軍區和十五兵團軍以上幹部會議，研究讨論渡海作戰問題。會議制定了“積極偷渡、分批小渡與最後登陸相結合”的戰役指導方針。
同日參加南方大學開學典禮，以校長的身份在大會上講話，并題詞：“大家同心協力，為辦好一個南方大學而奮鬥！培養幹部，擴大影響。”
春領導廣東省土地改革。根據中共中央的方針政策，結合廣東的實際，經過“全省着眼，三縣着手”的試點，研究制定一系列正确的具體政策，既符合廣大農民消滅地主階級的要求和利益，又注意保護華僑和民族工商業者的利益。
3月下旬主持召開廣東軍區第一屆剿匪會議，研究剿匪部署。
4月16日十五兵團在瓊崖縱隊的配合下，發起大規模渡海登陸戰役。
同日以廣東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的名義，公開發表《告海南島國民黨軍官兵書》。
4月主持召開廣東軍區高幹會議，進一步指出剿匪是當前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并向部隊下達了“土匪不滅，決不收兵”的命令。
5月1日海南島戰役結束，全島解放。
5月13日為《廣州市政》第五期公安專号題詞：“匪特不投誠，堅決消滅他”。
5月連續主持召開廣東軍區剿匪會議，調整部署兵力，制定剿匪工作的原則、具體政策和方法步驟。
5月為華南分局起草《關于圩鎮工作給各地委的指示信》。
6月14日至23日赴北京參加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一屆二次會議。22日，在大會上代表中南地區發言。
9月出席廣東圩鎮工作研究會議。在會上作題為《重視做好圩鎮工作》的講話。
9月出席華南首屆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并作重要講話。
10月5日至16日參加廣東省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6日，在會上作《目前形勢與當前任務》的報告。
11月1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哀悼任弼時同志》一文。
11月7日參加廣州市海珠橋通車典禮，并緻賀詞。
11月21日遵照毛澤東的電示，和陶鑄等到達廣西省南甯市，幫助廣西省委開展剿匪工作。
11月30日在廣西省委擴大會議上向各地委及軍分區負責人講話，強調要有重點，有組織，有辦法地開展剿匪工作，迅速地定期定額完成肅清全省土匪的任務。
1951年54歲
4月在廣州市第四屆各界人民代表大會上緻開幕詞。
5月1日華南軍區成立，任司令員。譚政任政治委員。
7月在中共華南分局組織、宣傳工作會議上，作《為建設一個有高度覺悟的有高度組織性的黨而鬥争》的總結報告。
7月5日至14日出席華南分局召開的廣東省第一屆沿海工作會議。在會上，對放手發動漁民群衆，開展漁業改革問題作了講話。
7月下旬至8月上旬主持召開華南城市工作會議。在會上作了《發動人民群衆，開展民主改革運動》的報告。
8月27日在廣州市第四屆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上作總結報告。
11月兼任華南墾殖局局長。
12月21日至29日出席廣東省第二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和廣州市第九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在全體委員會議上，作《在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基礎上，厲行節約，增加生産》的動員報告。12月26日主持召開華南墾殖局工作人員大會。在會上作《大力發展橡膠事業》的動員報告，闡述發展橡膠事業對于發展工業、鞏固國防、實現國防現代化的重要意義，号召大家全力投入這一光榮事業。
12月28日向毛澤東及中南局呈報《關于華南區一九五二年工作計劃綱要》的報告。
1952年55歲
1月31日出席廣州市第四屆三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在會上作《為徹底打退不法資産階級分子的進攻，争取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财産、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勝利而鬥争》的報告。
本月向毛澤東和中央軍委報告華南地區海軍建設的情況。
2月4日在廣東省和廣州市黨政軍科以上黨員幹部會議上，作《将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提高一步》的報告。
5月31日廣東區高等學校教師思想改造運動開始，對廣州各高校教師作動員報告。
6月29日至7月6日出席華南分局擴大會議。會議中心内容是批評華南分局領導工作中在農民問題上的“右傾”錯誤和“地方主義”錯誤，在會上違心地作了檢讨發言。
6月任中南軍區副司令員、代司令員。
8月由廣州赴北京治玻
1953年56歲
2月緻函毛澤東，請求回華南工作。
5月調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代第一書記、中南軍政委員會代主席。
10月由武漢返回北京。
12月7日至次年1月26日出席全國軍事系統黨的高級幹部會議。在會上作了《關于建軍若幹問題》的發言，對人民解放軍現代化建設提出了系統的意見。
1954年57歲
6月2日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夏因病去青島、北戴河療養。作《青島浴感》和《北戴河休養》詩二首。
9月15日至28日出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會上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并被任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副主席。
11月9日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裝力量監察部部長。
11月30日批準頒布1955年陸軍訓練大綱。
12月5日在軍訓部呈送的《請批準組織防原子示範演習需要的兵力、兵器、器材》的報告上作批示，提出防核武器訓練要分為講授與示範演習兩個步驟進行的意見。12月17日至29日在北京出席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在會上就現代戰争的特點及如何适應現代戰争的特點加強軍隊的現代化建設問題作了系統發言。
1955年58歲
4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訓練總監部代部長，代替劉伯承主持全軍的軍事訓練工作。
5月5日至25日和徐向前、聶榮臻在河北昌黎靶場，觀看了新裝備防空部隊的100毫米高射炮實彈射擊。
6月15日在第二次全軍在職高級指揮員戰役法集訓結業會議上作總結講評。
7月5日至30日在北京出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會議期間，就加強國防力量問題作了發言。
9月23日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二次會議決定，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和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11月組織并主持遼東半島方面軍抗登陸戰役中集團軍海岸防禦的軍事演習，擔任演習總導演，認真探索現代戰争條件下訓練和作戰的經驗。對方面軍抗登陸戰役中的若幹問題發表了重要見解。
11月18日視察第一機械化師坦克第三十二團。
1956年59歲
1月21日在《八一雜志》上發表《論抗登陸與抗着陸》一文。
3月出席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在會上作了《關于一九五六年度軍隊訓練若幹問題》的發言。
4月6日至5月3日參加訓練總監部召開的第六次軍校會議，并作總結講話。
5月21日出席空軍黨委第十四次擴大會議。在會上，對如何“飛得好、打得好”問題作了講話。
6月15日至30日出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
9月向中央軍委提交了《關于軍隊建設的一些意見》，建議要正确認識和處理好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人和技術；軍事工作與政治工作；官兵之間與上下級之間；集中和民主；軍隊和群衆及地方黨政；現實與發展；學習外國先進軍事經驗和發揚我軍優良傳統等八個關系問題。
9月15日至27日出席中國共産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委員。
10月下旬出席全軍軍訓會議和軍委訓練委員會擴大會議。會議期間，對全軍的訓練計劃、訓練的物資保障及組織領導等問題，作了總結發言。
秋向中央軍委和毛澤東提出了建立軍事科學院，開展軍事科學研究工作的建議。10月31日主持拟定了《軍事科學院組織機構與建院方案》。11月10日在《文彙報》上發表《孫中山先生的建軍思想和大無畏精神》一文。
11月15日出席中國共産黨八屆二中全會。
本月視察西北，作《西遊雜詠》組詩七首。
12月4日任軍事科學院籌備委員會主任。
12月31日至次年1月21日率領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友好代表團訪問緬甸。
1957年60歲
2月13日視察陸軍第五十五軍，對部隊訓練工作作了指示。
3月15日至5月3日主持召開訓練總監部黨委擴大會議。
3月22日出席全軍後勤先進工作者代表會議。在會上作《現代戰争中的後勤工作》的講話。
4月參加通訊兵競賽大會閉幕式，對通訊兵的重要性和今後訓練問題作了講話。
7月視察蘭州軍區炮兵第十五師和坪城炮兵靶常9月4日批準訓練總監部學院學校部《關于呈請審批步校兩年制訓練計劃》的報告。
10月15日至11月初參加中央軍委召開的訓練委員會擴大會議。10月30日在大會上作總結報告。
10月31日為慶祝蘇聯十月革命40周年，發表《向蘇聯軍隊學習》一文。
11月2日至月底和彭德懷率中國軍事友好代表團訪問蘇聯。
12月2日至18日在北京主持召開第七次全軍院校會議。
12月26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西行雜詩》七首。
1958年61歲
1月8日任軍事科學院臨時黨委書記。
1月11日主持召開軍事科學院臨時黨委第一次會議，傳達中央軍委關于軍事科學院組織系統的批示，提出院領導幹部分工意見，并讨論确定了工作計劃大綱。
1月22日至3月3日率中國軍事友好代表團訪問印度。
3月15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正式建立，随後任院長兼政治委員。在同日召開的建院大會上發表講話，提出了軍事科學院的性質、任務以及從事軍事科學研究的指導方針和方法。
4月12日在無錫接見出席陸軍第二十七軍黨員代表大會的全體代表，要求全體軍官抓緊學習，要準備随國家的經濟建設和科學技術的發展，接受最現代化的武器。
4月17日視察軍事學院。18日在全院教職學員幹部大會上，作題為《建設一支優良的現代化的革命軍隊》的講話。
本月在《八一雜志》上發表《關于現代條件下的訓練問題》一文。
5月初，在政治學院全體幹部學員會議上，談學習問題。
5月25日向毛澤東報告籌建軍事科學院的經過，對軍事科學研究工作的方針、任務、對象、方法、步驟等一系列問題，作了概括的說明。
5月27日至7月22日參加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學習貫徹毛澤東提出的“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的思想。
7月10日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發言。
7月30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大革命失敗與廣州起義》一文。
10月10日至26日率中國軍事代表團訪問波蘭。
11月17日兼任高等軍事學院院長。
12月11日在武漢主持編寫條令座談會，聽取各大單位負責人對編寫條令的意見。
1959年62歲
1月12日至28日主持召開全軍第一次軍事科學研究工作會議。在會議發言中，着重闡述軍事科研中應貫徹“以我為主”方針等問題。
2月16日在海南島榆林為駐守陸、海、空軍幹部作報告。
4月18日至29日出席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會上當選為人大常委會委員，并被任命為國防委員會副主席。
5月30日在穿山半島渡海登陸演習講評會上發表講話。
6月16日出席在大連召開的編寫戰鬥條令座談會，并講了話。
7月14日出席在南京召開的編寫合成軍隊戰鬥條令概則專業會議，并講了話。
7月27日在軍事科學院幹部會議上談學術研究的方針、方法問題。
8月2日至16日在廬山出席中國共産黨八屆八中全會。
9月26日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任中央軍委常委。
10月23日和27日和中央軍委副主席賀龍、軍委常委羅榮桓、徐向前視察炮兵第六師，并觀看了該師的實彈射擊和技術裝備。
11月7日為紀念《關于糾正黨内錯誤思想》發表30周年，在《八一雜志》上發表《中國人民解放軍永遠是黨和人民的馴服工具》一文。
11月28日和朱德、賀龍、聶榮臻、羅榮桓等領導人視察裝甲兵第一坦克學校。
11月30日在武漢主持召開軍師團營戰鬥條令專業會議。
12月7日向中央軍委提出拟在軍事科學院建立“軍事技術教研館”的建議。
12月9日在高等軍事學院、軍事科學院黨員幹部會上，作《對戰争估計和國防建設問題》的報告。
1960年63歲
1月3日出席全軍訓練工作會議，就戰争與和平及部隊訓練等問題作了講話。
1月在武漢出席審修條令專業會議，就有關未來戰争和學術研究工作作了重要講話。
1月22日至2月27日參加在廣州召開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作了《關于編寫我軍戰鬥條令與進一步開展軍事學術研究工作問題》的發言。
2月21日批準總參軍校部呈送的《關于步兵學校輪訓在職連、排幹部的請示》。
3月30日出席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
6月14日主持召開合成軍隊戰鬥條令軍師與團營部分彙稿專業會議，并作了講話。
7月22日至29日視察内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盟的海拉爾市、滿洲裡市、達赉湖和烏蘭泡子等地，聽取了該盟黨政軍領導人的彙報，作了重要指示。
作《草原紀遊》組詩。
8月2日至12日視察哈爾濱、牡丹江、吉林、延吉等地工業及軍事設施。
8月13日視察濟南軍區長山要塞區，并為該要塞區題詞：“依靠軍民團結，建成海上長城”。
8月17日至28日參加第八次全軍院校工作會議，研究全軍訓練規劃和教學改革問題。
8月31日參加李富春率領的中國黨政代表團，前往越南民主共和國，參加越南國慶15周年和越南勞動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10月24日出席軍事科學院黨委擴大會議，緻開幕詞。
1961年64歲
1月16日在《紅旗》雜志上發表《偉大的戰略決戰》一文。
1月20日至26日主持召開中央軍委訓練會議，并講話。
2月10日出席廣州軍區訓練會議并作重要講話。
3月3日在軍委條令驗收委員會電話會議上作指示。
4月上旬在廣州主持召開中央軍委條令驗收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驗收《合成軍隊戰鬥條令概則》、《連以下步兵戰鬥條令》、《空軍飛行條令》。
15日，在總結會議上作了重要講話。
5月19日出席海軍訓練會議并講話。
5月31日出席空軍訓練會議并講話。
6月5日視察軍事學院。
6月7日出席陸軍訓練專業會議并講話。
6月12日至7月14日在北京參加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會議着重研究了應付突然事變和軍隊建設中的一些問題，并作出相應的決定。
6月22日向中央軍委呈交《關于軍事訓練問題向軍委的報告》，提出全軍軍事訓練應注意的若幹問題。
7月8日根據中央軍委的決定，任中央軍委軍事訓練和學術研究委員會主任。粟裕、張宗遜為副主任。
8月5日在副總參謀長張宗遜、工程兵司令員陳士榘的陪同下，視察第一工程兵技術學校，并作指示。
8月16日視察海軍旅順基地。
12月15日至31日率中國軍事友好代表團出訪越南，參加越南人民軍建軍17周年紀念活動。
1962年65歲
3月27日至4月16日出席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
5月29日、30日參加中央軍委戰略小組會議，同劉伯承、陳毅、賀龍、徐向前等元帥研究東南沿海地區作戰問題。
6月在軍事科學院作的一次報告中，提出要“擡頭看世界，埋頭鑽學術”。
6月12日、13日聽取軍事學院政治委員王平、副院長張震等彙報教學工作，并作了指示。
7月30日批準總參軍校部關于漢口高級步兵學校學制由一年改為一年半的報告。
8月在劉華香司令員陪同下視察海拉爾、大慶、富拉爾基、碾子山等地。
9月20日經個人多次提議由陳伯鈞任院長，李志民任政委，免兼高等軍事學院院長職務。
10月26日在軍事科學院舉行的第一次軍事學術講座會上講話，号召大家努力鑽研軍事科學知識。
11月23日出席總參謀部召開的全軍訓練工作會議，并作指示。
1963年66歲
1月18日出席廣州軍區參謀工作會議。在會上作了《大力加強司令部建設，充分發揮司令部的作用》的重要報告。
1月30日呈送軍委的《關于改進高等軍事學院和軍事學院教學工作的報告》，經中央軍委批準，轉發全軍。
4月13日接見參加編寫司令部工作條例的全體同志，對編寫工作提出了具體要求。
4月28日出席國務院軍工産品定型委員會擴大會議。會上就科學研究、軍工生産與軍隊使用三者的關系問題作了講話。
5月為工程兵第一屆黨員代表大會題詞：“利我戈矛，堅我防盾。”
6月22日接見駕機起義的原國民黨空軍第十一大隊上尉飛行員徐廷澤。
9月11日出席總參謀部召開的全軍軍訓會議，并作指示。
9月15日至29日陪同國家主席劉少奇訪問朝鮮。
10月4日出席軍事科學院戰史部座談會，并作指示。
11月9日在編寫戰役教材準備會議上講話。
11月17日至12月3日出席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
12月2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訪問千裡馬的國家》一文。12月19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悼羅榮桓同志》詩一首。
12月24日至27日赴江蘇鎮江參加總參軍訓部組織召開的郭興福教學法現場表演會，觀看了郭興福表演的單兵進攻戰術和南京軍區推廣郭興福教學法的8個課目的表演。27日，向中央軍委、毛澤東提交書面報告，認為郭興福教學法是對人民解放軍訓練優良傳統的繼承和發揚，建議在全軍推廣。郭興福教學法得到毛澤東主席的贊許。
12月30日在南京軍事學院院長張震、政委王平的陪同下，視察軍事學院史料處。
1964年67歲
1月1日至3日視察南京軍事學院，聽取了張震、王平關于學院情況的彙報，并作了重要指示。
1月3日中央軍委發出指示，号召全軍開展學習郭興福教學法運動，并決定舉行比武大會。
1月21日在總參謀部召開的推廣郭興福教學法現場會議上，作了發言。
2月8日在廣州軍區學習郭興福和郭興福式的教學法座談會上作指示。2月為歐陽海烈士題詞。3月5日、9日觀看北京軍區尖子分隊軍事技術表演，并接見了表演分隊。3月13日在廣州接見炮兵偵察标兵王金陵，并觀看了他的目測距離表演。4月3日起草并發出《關于推廣南京軍區機關野營訓練的指示》。5月18日在全軍編寫戰役學南京會議上發表講話。5月28日觀看北京軍區司令部參謀李茂發等三人的标圖作業表演，并同他們座談。
6月2日視察東海艦隊艦艇部隊，并題詞：“苦學苦練，堅我東海長城”、“船堅炮利，固我海防”。
6月10日觀看海軍郭興福式“尖子”分隊的表演，并作了指示。
8月至10月先後觀看了信陽、北京比武區和防化兵、偵察兵、炮兵、工程兵、裝甲兵、海軍、空軍等“尖子”分隊的表演，并就貫徹毛澤東軍事思想、普及“尖子”經驗、狠抓基層訓練和加強各兵種訓練等問題作了指示。
10月7日在長沙政治幹部學校主持召開全軍院校政治工作會議。
11月上旬在第十次全軍院校工作會議的總結大會上，就學習長沙政治幹部學校的經驗，以及院校整風的方針、政策等問題作了講話。
11月25日參觀全軍軍訓器材展覽會的工程兵展區。
11月28日出席全軍軍訓工作會議，就軍事訓練的普及和勤儉練兵等問題作了講話。
12月8日在南京觀看南京軍區參謀業務尖子部分項目的表演，并對參謀訓練工作作了重要指示。
12月20日至次年1月4日出席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
在同時舉行的第四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常務委員。
1965年68歲
1月4日任國防委員會副主席。
1月15日聽取軍事科學院副院長宋時輪關于編寫戰役學問題的彙報，并作了指示。
5月17日接見高等軍事學院基本系五班畢業學員并講話。
6月9日視察空軍第四高級專科學校。
6月19日出席全軍工程技術院校教學改革會議。
7月3日在全軍院校政治教育改革會議上講話。
8月5日至20日在大連主持召開全軍指揮院校教學改革會議。
8月24日視察海洋島和大長山島的防務。
8月29日視察海軍指揮學校和海軍工程學院。
8月30日接見旅順基地各編隊負責人和戰役集訓隊全體人員。
9月在上海出席全軍後勤醫院教學改革會議并講話。
9月11日、17日聽取總參謀部軍訓部副部長張翼翔關于軍訓業務會議的情況彙報，并作指示。
10月25日擔任孫中山誕辰100周年紀念籌備委員會副主任。
12月3日作《紀念王傑同志》詩。
1966年69歲
1月8日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
1月15日出席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在會上就加強戰備和培養接班人等問題作了講話。
2月7日同總政治部主任蕭華在廣州聽取廣州軍區副司令員溫玉成關于華南地區設防規劃的彙報，并就海南島、湛江、柳州等地設防問題作了重要指示。
2月24日同代總參謀長楊成武視察上海地區的戰備工作，對上海地區的設防部署作了指示。
3月8日同賀龍到廣州軍區醫院看望在“八六”海戰中負傷的戰鬥英雄麥賢得，轉達毛澤東主席對他的關懷和問候。
5月23日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秘書長，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
6月14日向毛澤東、周恩來呈送《關于建立軍委常務會議問題的請示》。
6月21日批準下發關于軍隊“文化大革命”的六條指示。
8月1日至14日出席中國共産黨八屆十一中全會。14日，被補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8月9日同劉伯承對部隊圍墾生産問題作了指示。
8月16日至23日參加中央軍委常委擴大會議。會議對全軍軍以上機關和院校“文化大革命”問題作出了決定。
11月13日出席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的軍隊院校和文體單位來京人員大會（即“十萬人大會”），發表講話，對當時“文化大革命”中的錯誤做法提出批評。
11月29日出席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的軍隊院校師生大會，再次講話，對打、砸、搶等錯誤行為提出嚴肅批評。
1967年70歲
1月5日至2月11日參加接待應邀來華訪問的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并同代表團團長貝基爾・巴盧庫分别代表本國政府簽訂了若幹軍援議定書。
1月19日至20日在軍委碰頭會上，拍案斥責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人打倒老幹部和反黨亂軍的罪行，以緻右手第五掌骨遠端骨折。
1月28日與徐向前、聶榮臻等一起拟定的《軍委八條命令》，經毛澤東批示後發全軍貫徹執行。
2月14日、16日出席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的政治局碰頭會，憤怒譴責康生、陳泊達、張春橋等人亂黨、亂政、亂軍的罪惡行徑。
2月17日簽發《關于文藝團體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規定》的電報，嚴格制止一些“造反派”到各大軍區打砸搶、擾亂部隊正常秩序的錯誤行為，并要求各單位限期把他們送回北京。
2月21日主持拟定并頒布了《中共中央軍委關于軍以上領・導機關文化大革命的幾項規定》（即“七項規定”）。
2月25日至3月18日中央多次開會，同譚震林、陳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即“三老四帥”）等被冠以“二月逆流”的罪名，遭江青、康生、陳伯達、謝富治等人圍攻批鬥。
3月30日出席第二炮兵黨委擴大會議，并在會上講話。
5月25日至6月3日主持接待應邀訪華的巴基斯坦國防部長阿夫紮爾・拉赫曼・汗中将，并和拉赫曼・汗分别代表本國政府簽定了軍援協議。
7月8日參加援越高炮部隊作戰經驗介紹會，就國防工業建設等問題作了講話。
12月1日和徐向前聽取工程兵司令員陳士榘關于北線設防問題的彙報，并作重要指示。
12月4日接見來京的軍隊轉業幹部代表，傳達周恩來總理對轉業幹部的四條指示。
1968年71歲
3月林彪、江青制造所謂“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事件”，誣陷聶榮臻、葉劍英等元帥是“黑後台”。葉劍英繼續保護老幹部，堅持抗争。
7月1日出席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47周年文藝晚會。
10月13日至31日出席中國共産黨八屆十二中全會。
11月被打成“二月逆流黑幹将”，下放工廠勞動。
1969年72歲
3月受毛澤東、周恩來委托，與劉伯承、陳毅、徐向前、聶榮臻等共同研究國際形勢，讨論珍寶島自衛反擊作戰問題，并整理成《從世界的森林看一棵珍寶島樹》的報告。29日，呈送毛澤東。
4月1日至24日出席中國共産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
4月28日出席中國共産黨九屆一中全會。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同日，經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
6月至7月受毛澤東、周恩來委托，在陳毅主持下，與徐向前、聶榮臻一起研讨國際形勢和戰略問題，并作多次發言；提出盡快打開中美之間的僵持局面，恢複中美會談，為中央制定有關中美關系的戰略決策作出重大貢獻。
8月1日出席國防部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42周年招待會。
9月4日和周恩來率中國共産黨代表團前往越南河内，吊唁越南勞動黨主席胡志明逝世。
10月奉命緊急“戰備疏散”，到達湖南長沙。後輾轉到湘潭、嶽陽等地，在林彪一夥的冷遇、迫害下，飽受“流放”之苦。
1970年73歲
2月23日值蘇聯邊防軍入侵珍寶島事件一周年，作《珍寶島》詩一首。
6月8日時值端午節，寫下《懷屈原》詩一首。
7月16日由長沙返回北京。
8月23日至9月6日出席在廬山召開的中國共産黨九屆二中全會。
11月至次年春根據毛澤東、周恩來的指示，率工作組赴福建、廣東、廣西、湖北等地調查陳伯達的曆史問題。
1971年74歲
5月12日至13日視察首都防空工事。
6月19日主持謝覺哉追悼會。
7月受毛澤東、周恩來委托，主持接待秘密來華訪問的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
9月13日協助周恩來處理“九一三”事件，并揮毫寫下《斥林彪》詩。
10月3日受命主持中央軍委辦公會議，在中央軍委領導下，負責處理軍委日常工作。
10月4日向毛澤東報告軍隊系統傳達中共中央關于林彪叛黨叛國事件通知的情況和軍委今後的工作設想。
10月7日參加總參謀部處以上黨員幹部大會，就開展批林鬥争的意義與政策問題作了重要講話。
10月20日和周恩來、姬鵬飛同美國總統特使基辛格會談。
11月14日毛澤東在接見參加成都地區座談會人員時，為“二月逆流”平反說，你們再不要講他們（指葉劍英等）“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麼性質？是他們對付林彪、陳伯達、王、關、戚。”
12月19日探視病重卧床的陳毅。作《慰陳毅同志》詩。
12月根據毛澤東指示，着手籌備召開軍委擴大會議。
1972年75歲
1月6日得知陳毅逝世，特作《悼陳毅同志》詩，書贈陳毅子女。
1月10日參加陳毅追悼會。
2月21日至月底協助周恩來接待前來訪華的美國總統尼克松，并參與會談。
3月9日聽取總參謀部防化學部負責人的彙報并作了指示。
4月6日對國内測圖工作作了重要指示。
4月21日參加曾山追悼會，并緻悼詞。
4月擔任全國人民防空領導小組副組長。
5月4日聽取全國人民防空領導小組彙報，對人民防空工作的地位、城市人防工作的重點以及組織領導問題發表了意見。
6月16日召集各大軍區、各總部、各軍兵種、軍事科學院、軍政大學等單位負責人開會，讨論軍隊革命化、現代化建設問題。
7月3日在總參謀部、總後勤部《關于一九七二年通用裝備分配方案的報告》上批示：建國二十多年來，防禦工事老挖不完，請總參研究定期截止的辦法和時間。
8月1日出席國防部為慶祝建軍45周年舉行的盛大招待會，并發表講話。
8月2日觀看全軍反坦克武器展覽和彙報表演，并作了指示，要求軍、師、團幹部都要親自傳幫帶，辦好教導隊。
9月同周恩來、朱德等一起視察七機部裝配運載火箭的車間。
9月25日同周恩來、郭沫若、姬鵬飛等到首都機場，迎接應邀前來訪華的日本國内閣總理大臣田中角榮。
10月下旬會見秘魯軍事代表團。
11月5日至12月12日參加接待來華訪問的阿爾巴尼亞軍事友好代表團，并同貝・巴盧庫團長分别代表本國政府簽訂軍、援協定。11月22日和軍委辦公會議的其他領導人聽取了鐵道兵司令員劉賢權關于鐵道兵工程會議情況的彙報。28日，同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總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到會作了指示。
1973年76歲
年初，多次向周恩來、毛澤東建議，及早恢複鄧小平的工作。鄧小平從江西回到北京後，給毛澤東寫信并特見毛澤東，提出要鄧小平參加和主持軍委工作。
2月11日至24日三總部在北京召開全軍外訓工作會議。會議期間，接見了與會人員，并作了重要指示。
2月24日作《在海軍總給會上》詩。
3月1日至4月5日國務院、中央軍委在北京召開全國陸地邊防工作會議。會議期間，接見了與會代表，并作了重要指示。
7月13日在中央軍委辦公會議上，聽取軍事科學院關于《戰後世界形勢的發展與美蘇兩霸的戰略動向》的彙報，并作了指示。8月24日至30日出席中國共産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委員。在30日舉行的十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會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務委員會委員。9月21日在葫蘆島視察海軍艦艇和渤海造船廠，并為223号導彈驅逐艦題詞：“加強海軍戰鬥力量，保障海防”。
10月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