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第三次“左”傾路線危害下
分局書記來了以後賀龍率紅二軍團離開洪湖根據地轉戰大江南北将近1年，曆經艱難險阻，終于在1931年10月返回洪湖。他和全軍指戰員都非常高興。然而，賀龍面臨的并不是順利的坦途。
1931年初，第三次“左”傾路線統治的中央向各根據地派出了一批中央代表。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夏曦就是當年3月被派到湘鄂西來的。他到達以後，組成了由他擔任書記的中央分局。這時的洪湖根據地，在周逸群、段德昌、萬濤等一批堅定而有經驗的領導人和廣大人民群衆一緻努力下，經過英勇奮戰，已經取得了反“圍剿”的巨大勝利。但是夏曦一到，不作調查研究，便全盤否定湘鄂西的各項工作，風風火火地推行各項“左”的政策，并排斥創建洪湖根據地和紅軍的主要領導人周逸群。夏曦這種作法引起了廣大幹部和群衆的不滿。不久，困遭受嚴重水災，洪湖根據地陷入了巨大困難之中。對于如何解決水災帶來的嚴重問題，領導人之間又産生了意見分歧，加劇了矛盾。黨内鬥争日趨激烈。
紅三軍主力與紅九師會合之際，正是這種複雜局面方興未艾之時。這是賀龍未曾料到的，而且極其迅速地擺到了他的面前。
依照紅三軍前委的決定，賀龍、萬濤率部于10月2日攻克鐘祥，3日到達京山縣永隆河地區。當時襄北（即漢水以北）地區隻有國民黨軍六七個團，而且配置分散。賀龍認為在這裡開展攻勢，對洪湖根據地将是有力的支持，當即攻占了嶽口、張截港，打通了與洪湖根據地的聯系。他和萬濤建議中央分局和省委速增派幹部來新區開展工作。賀龍又命令紅三軍與地方幹部組織運輸隊，将繳獲的大批糧食和物資運往洪湖根據地，支援人民克服困難。
對賀龍和紅三軍的上述行動，夏曦不僅不予支持，反而無理地加以指責。
湘鄂西省軍委主席團由夏曦、賀龍、萬濤3人組成，賀、萬皆在前方，可是，夏曦竟然以省軍委主席團名義，于10月8日發出了由夏曦、唐赤英（代賀龍）、彭之玉（代萬濤）三人簽署的給紅三軍的訓令。指責“第九師出潛江後改變軍事計劃而冒進脫離蘇區，以緻紅軍不能抽調，而使（長江）南岸的蘇維埃政權，除石門七區外全體被摧殘。”又指責賀龍率紅三軍在襄北的行動是“沒有決心來鞏固蘇維埃政權和鞏固的向前發展，是表現了第三軍的領導脫離蘇區，不要後方，不要群衆的反國際路線的立三路線”。①夏曦還指定了紅三軍新前委成員，竟把政委萬濤排除在外。
賀龍見到這份莫名其妙的訓令，啼笑皆非，但仍須執行。他率紅三軍于10月12日再克沙洋，迅速進入洪湖根據地中心地帶。紅三軍一到，夏曦便以違抗軍委命令的罪名撤掉了萬濤的軍政治委員職務，給紅九師師長段德昌、政委陳培蔭以警告處分。随後，夏曦自己接任了紅三軍政委。他以紅三軍實力不足為借口，以臨時省委名義決定把各師師部取消，将部隊縮編為5個大團，并特别規定軍部受省軍委指揮，限制了賀龍對部隊的指揮權。這一系列決定，不僅使大批幹部降級使用，而且造成了指揮上的混亂。
廣大指戰員深感迷惘和不滿。
面對這些無理行動，賀龍不能保持沉默了。他剛到達周老嘴的時候，竟① 1931年10月8日《湘鄂西軍委分會對第三軍的訓令》。
然連房子也找不到一間，隻好與其他同志擠在一起。第二天，賀龍和夏曦便展開了争論。夏曦堅持認為他的所作所為是完全正确的，賀龍耐心地扳着手揩頭一件一件事地分析說：“我是中央分局委員、軍委分會副主席、紅三軍軍長，可是這些重大決策都不征求我的意見。是分局領導省委，還是省委領導分局？為什麼要取消各師？這個決議是錯誤的，我可以不執行嘛！請召開個黨員大會，大家投票，如果贊成你的，我離開這裡，回中央去。”夏曦理屈，隻好承認不對，卻又讓賀龍去找萬濤。賀龍問：“為什麼找萬濤？省委書記是楊光華。你有什麼陰謀？什麼鬼？省委可以随便作出取消各師師部的決議，你說執行不執行？派紅九師出去，你交付任務時的談話和決議是兩個東西，這是不是陰謀？江南失敗是誰的過錯？處分了段德昌又不通知他，對嗎？紅三軍南下錯在那裡？你來洪湖才幾天，情況不熟，與紅軍關系不深，與群衆不熟，便錯誤地處罰幹部，今後怎麼再與他們見面？你組織紅三軍前委，卻不要政委萬濤參加，豈不是非驢非馬的組織？你辦的幾件事，那一件是有黨性的，對得起黨的。再講件芝麻大的事，我這個當軍長的回到蘇區連房子都沒有住的，你就睡得安穩？”夏曦陰沉着臉默默地聽着，一聲也不吭。
在中央分局的一次會議上，賀龍與夏曦又發生了争論。賀龍提出，調出一部分紅軍的口糧，救濟因遭受嚴重水災而挨餓的群衆。夏曦卻反對，他認為紅軍的口糧并不多，也沒有那麼多的運輸力，哪能管得了幾百萬群衆吃飯？
賀龍火了，他說：“群衆都快餓死了，我們共産黨不關心他們，還搞什麼革命？這幾年，群衆已經做出了很大犧牲。失去了群衆，我們在洪湖還能站得住腳嗎？”在賀龍的堅持下，部隊集中全部騾馬和舟船，不分晝夜地把糧食運給了受災群衆。賀龍騎的那匹大紅馬也用來運糧食。還組織了一些會水的戰士，下水為老百姓搶救财産。
夏曦的錯誤領導，受到了廣大幹部的批評。但他仍固執己見。在萬濤要求下，湘鄂西省委隻好派人去中共中央彙報，請求指示。中共中央在幾個具體問題上糾正了夏曦的錯誤，而在總的路線方面仍支持夏曦，甚至憑空指責向夏曦提出批評的人是“一部分敵人以至黨内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立三主義者、鄧中夏信徒，必然會利用中央分局的部分錯誤來作複仇的鬥争來攻擊中央分局的整個路線，以緻攻擊國際與中央。”還要中央分局對那些懷疑、不同意、不滿和不堅決執行中央路線的同志，進行殘酷的鬥争和無情的打擊。
這自然助長了夏曦錯誤的發展。但是，由于中央也認為紅九師迎接紅三軍是正确的，要求立即恢複第七、第九兩師建制，全軍上下為此而高興。
賀龍建議允許紅三軍離開遭受大水災的根據地中心區，到外圍打擊敵人，以解決糧食問題和進一步鼓舞士氣。由于大部隊長住洪湖中心區，吃飯問題确實難以解決，而且敵軍已有進犯的征兆，夏曦無奈，隻好同意賀龍的建議。
1931年11月上旬，賀龍率紅三軍在後港等地殲滅川軍兩個營後，轉至襄北，攻下皂市，殲滅守軍大部，俘敵800餘人，又在天門、京山一帶牽制敵軍曆40餘天。不久鄂豫皖根據地的紅四方面軍在反“圍剿”戰鬥中取得勝利，部分敵軍調往平漢鐵路以東。賀龍抓住這一有利時機，再次展開攻勢。
這時，敵第四十八師以其工兵營占皂市，以特務團兩個營駐龍王集，一個營駐陳家河。1932年1月19日，賀龍令紅九師再克皂市，守敵逃往應城，紅九師尾追不舍， 21日包圍了龍王集和陳家河。敵工兵營來解圍，大部被殲。
龍王集的敵軍在突圍中亦被全殲，陳家河守敵投降。蔣介石嫡系第四師第十二旅趕來增援，旅部和兩個團又被紅九師和漢川獨立團殲滅。這幾次戰鬥共殲滅第四十八師特務團和工兵營全部，第四師十二旅大部及一部分礦警、民團，俘第十二旅旅長張聯華以下官兵近4000人，繳槍3000餘支。紅軍僅傷亡300餘人。國民黨武漢綏靖公署主任何成浚急令第三十四師、獨立第三十七旅和川軍向洪湖根據地進攻。賀龍率紅三軍七、九兩師以及由房縣返回的軍教導團與軍部獨立團合并組成的紅八師，以靈活的戰術給了各路敵軍嚴重打擊，粉碎了敵人向根據地的進攻。
不久，國民黨第十軍軍長徐源泉為恢複應城、嶽口間的交通，以10個團的兵力向襄北“進剿”。3月5日，第四十師第一四四旅進至文家墩。賀龍得到這個情報，即令紅九師、漢川獨立團殲滅該敵。6日中午紅軍突然發起猛攻，全殲第一四四旅，旅長韓昌俊以下2000餘人被俘，第一四二旅趕來增援，被紅七師和紅九師一部擊潰。其他各路敵軍急忙撤退。僅僅兩天，便将敵軍的這次“進剿”粉碎了。
賀龍率領紅三軍連續取得重大勝利，卻又受到了夏曦極為荒唐的指責。
對于文家墩戰鬥，夏曦說，是冒險行動，僥幸取勝。紅九師師長段德昌對賀龍說：“看看，打了勝仗還得挨批評。”賀龍卻笑着說：“挨了批評，還是打了勝仗嘛！”
從賀龍率紅三軍返回洪湖到文家墩戰鬥，大約5個月的時間裡，共殲敵2個旅1個團、6個營，繳槍5000餘支，紅三軍在戰鬥中得到了壯大，發展到1.5萬餘人。洪湖（鄂西）根據地擴大到東西達250餘公裡，南北100餘公裡，人口近300萬，各縣都成立有警衛營或連，不少區、鄉也組織了遊擊隊，共有槍2800餘支，根據地又新建立了鐘祥、京山、應城等9個縣蘇維埃政權。本來，形勢還可以繼續向好的方面發展，但是由于第三次“左”傾路線在各個方面的進一步貫徹，捆住了賀龍和紅軍的手腳，局面就逐步向不利方向轉化了。
苦戰一載
1932年1月，賀龍從前方趕回來參加了1月22日至30日召開的中共湘鄂西區第四次代表大會。
夏曦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說，在他領導下取得了巨大的成績。這一颠倒是非的論斷，引起了絕大多數代表的激烈批評。主張從本地區實際情況出發制定政策的輿論成為大會發言的主流。賀龍心情興奮，夏曦閉目無言。大會第四天，派往中央彙報工作的省蘇維埃秘書長尉士均和中央派來參加分局領導并擔任湘鄂西軍委主席和紅三軍政治委員的關向應趕到了。關向應傳達了中央支持夏曦的指示。中央把萬濤等抵制和批評夏曦一系列錯誤的作法指責為“對中央分局進行反黨的派别鬥争，是反中央，反國際路線的小組織活動”。
中央錯誤的結論，迅速扭偏了大會的方向，全面維護了夏曦貫徹的第三次“左”傾路線。自1931年秋季開始的黨内一些重大原則問題的争論被壓了下去。在這場鬥争中，賀龍多次堅持了正确意見，并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取得過一定成效。但是，在總的路線和許多重大問題上，賀龍無法糾正得到中共中央支持的錯誤。他隻能大處服從，小處靈活處置了。
中共湘鄂西第四次代表大會确立了第三次“左”傾路線在本地區的全面統治。但是，夏曦不會打仗，對紅軍還沒有能夠絕對控制。賀龍幾次違背夏曦的意思，指揮紅三軍進行了勝利的作戰，夏曦對此是不滿意的。“四大”結束以後，中央分局及省委又通過了幾個決議和決定①在這些文件中，除了用賀龍指揮紅軍取得的勝利證明“左”傾路線的絕對正确外，更多的是指責賀龍和紅三軍，說他們的行動還沒有“萬分積極化”，“等待防禦，以主力作牽制行動”等錯誤“還沒有完全糾正過來”；把主張紅軍主力在必要時進行靈活的遊擊戰的同志斥責為“因循守舊”，“保守主義”，“黨内的主要危險”；強調必須“轉變到大規模平地戰、城市戰，為奪取中心城市而鬥争”等等。這些決議，以組織手段壓制賀龍、段德昌等紅軍領導人，迫使他們為貫徹執行那個新的争取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的路線，不停頓地強攻硬打，結果是把紅三軍一步步推向了被動地位。
3月底，國民黨軍集中了15個團以上的兵力向皂市、天門以西的襄北地區進行“清剿”，企圖與紅三軍決戰。當時紅三軍正依照中央分局“打下京山，擴大新蘇區”的指示，強攻京山，傷亡雖然很大，卻沒有成功。敵軍大舉進攻時，紅三軍主力奮力迎戰，從3月30日上午至4月5日，在瓦廟集一帶與優勢敵軍激戰7天。雙方都未能取勝，各自撤退。瓦廟集之戰，敵人先後投入11個步兵團及若幹特種兵和空軍共2萬餘人。紅三軍以7個團的兵力連日反複勇猛攻擊，殲敵約2000人，擊落敵機1架。但是，紅三軍消耗很大，傷亡2000人以上，彈藥消耗很多，無法補充，戰鬥力大為減弱。敵人也察覺到了這一點。國民黨軍前敵總指揮徐源泉說：“紅三軍曆年所得之于國軍之兵器及彈藥耗于斯役殆盡，而肅清鄂中區匪患之成功，實基于此役。”對這①指1932年2月《湘鄂西中央分局為擁護紅軍勝利繼續擊破敵人第四次“圍剿”發起廣大群衆運動的通告》；1932年2月2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關于目前時局估計及湘鄂西黨與紅軍緊急任務決議案》：1932年3月5日《湘鄂西中央分局關于擴大襄北及荊南新蘇區決議案》；1932年3月14日湘鄂西中央分局《關于中央蘇維埃對日宣戰和紅三軍勝利後，湘鄂西黨與紅軍、蘇維埃的緊急任務決議》；1932年3月5日湘鄂西中央分局、省委《為執行擴大蘇區告地方及紅軍中全體同志書》。
樣得不嘗失的消耗戰，夏曦卻誇耀說：“象這樣7天7夜持久劇烈的戰鬥，是在中夏路線領導下的二軍團所絕沒有的”，“是執行國際路線在中央分局領導下的紅三軍大轉變的成功。”
瓦廟集戰鬥後，夏曦不顧紅三軍連續戰鬥的疲勞和大量減員，命令賀龍用布爾什維克的速度進攻。賀龍隻得率紅三軍再次逼進敵占城鎮，曆時1個多月，沒能取得較大戰果。
5月2日，敵軍以20個團向襄北的刁汊湖區”圍剿”。夏曦的對策是“全力消滅進攻之敵”。23日，紅三軍主力向第四十四師第一三二旅及補充二團展開進攻，殲其先頭部隊一部。敵人固守張家場及附近村莊，陸續增派援軍。
激戰到30日，紅三軍見殲敵已無可能，乃主動撤退。這次戰鬥持續8晝夜，敵人傷亡800餘人，紅三軍傷亡1500餘人，又打了一個消耗戰。
打消耗戰，是不合賀龍心願的。後來他說：“瓦廟集打了一個禮拜未打下，分局還給了指責。張家場戰鬥也不該打。”這反映了當時賀龍等紅三軍領導人既要力争打好仗，又不能不執行夏曦決定的苦衷。而夏曦卻認為沒有殲滅大量敵軍是内部反革命分子破壞造成的。由于數次戰鬥消耗巨大和第一次大規模錯誤“肅反”的打擊，大大損傷了紅三軍和根據地黨政機關、群衆團體的元氣，形勢急驟惡化。
6月初，川軍乘紅三軍主力在襄北苦戰之機，以10餘個團的兵力進犯洪湖根據地，侵占了許多城鎮。賀龍率紅三軍飛速回援。紅九師于6月9日趕到新溝嘴，在根據地人民和赤衛隊支援下，殲敵1個多旅，俘3000餘人，繳槍2500餘支。紅七師截擊撤退之敵又殲其一部。新溝嘴戰鬥的勝利保衛和擴大了根據地。事後夏曦繼續堅持要賀龍率紅三軍再去襄北，逼近應城、皂市，圍困京山，争奪敵重兵據守的地區。
6月，蔣介石成立了“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自兼總司令，調集50萬部隊向紅軍發動空前規模的第四次“圍剿”。進攻湘鄂西根據地和紅三軍的是其左路軍10萬餘人。7月初，敵左路軍總指揮徐源泉集中21個團向襄北進攻，同時令川軍10個團向襄南進攻，企圖将紅三軍壓迫至長江、襄河之間殲滅之，一舉鏟除洪湖根據地。
夏曦主持下的湘鄂西中央分局，面對如此嚴峻的局勢，仍照中共中央指示，命令紅軍不停頓地進攻。還以極大精力全面開展大規模的錯誤的“肅反”運動，在紅軍和根據地所有的黨政機關、群衆團體中，誣殺了大批有經驗的、忠貞的領導幹部，使紅軍和根據地陷入了外有強敵壓境、内部自我摧殘的危殆局面。強敵當前，賀龍率領紅三軍盡最大努力頑強作戰。他依照實際情況将紅三軍一部撤至襄南，主力轉至敵側，以牽制敵軍，尋機殲敵，同時，發動遊擊隊、赤衛隊、少先隊偵察、牽制、擾亂、迷惑敵軍，動員廣大群衆堅壁清野。這些措施給敵軍造成了很多困難。敵第十三師師長萬耀煌叫苦說：“軍隊經過時，幾至人煙絕迹，間留少數婦弱，凡有詢問皆盲無所知。軍隊過去，赤衛隊複出而滋擾，逃難良民（指外逃地主豪紳等）縱欲回鄉組織鏟共團體又恐軍隊他調無所保障，亦多畏縮不前。”
因為敵軍以幾倍于紅三軍的兵力進攻襄北，兵力密集，紅三軍沒有殲敵有生力量的機會，賀龍決定全軍轉至襄南，尋機殲擊川軍。7月底，紅三軍在荊門的曾家集、沈家集一帶與川軍郭勳部打了一仗，由于敵大批援軍很快趕到，而沒有将其殲滅。敵軍步步逼進，洪湖根據地日益縮小.糧食奇缺，形勢萬分危急。在此情況下，夏曦的戰略指導思想來一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由冒險進攻變成了單純防禦。他命令紅軍構築堡壘固守，懷疑固守抵抗失利的指揮員為“改組派”①。紅九師師長段德昌反對這種消極防禦的打法，又不得不按照命令去修碉堡。他邊修邊笑，自我解嘲。為此，夏曦還給了他處分。為了死守根據地中心區域，求得糧食和物資，夏曦不顧賀龍的反對，命令紅七、紅八兩師進攻敵人重兵據守的沙市、草市。結果，不但未取得糧食，反而傷亡慘重，加劇了局勢的嚴重性。賀龍向夏曦提出，敵軍主力己進入襄南，紅軍應該集中主力轉到外線，在運動戰中相機殲滅敵軍以打破“圍剿”。賀龍指出：“隻要我軍主力轉往外線實施機動作戰，就可能迫使進攻蘇區的敵人後撤。”“我軍逼近應城，威脅武漢，敵人一定會撤。這樣不僅可以開展襄北的鬥争，也可以鞏固老區。
襄北還有賀炳炎、宋盤銘的獨立團嘛。”但是，夏曦不同意賀龍的建議，他認為防守與鉗制敵人應該兼顧。決定将主力紅軍分為兩路：紅七師、警衛師主力以及洪湖中心區各縣地方武裝由夏曦直接指揮固守根據地；紅八師、紅九師和警衛師1個團由賀龍、關向應率領轉入敵後鉗制敵人。後來賀龍曾說：“當時我就估計一定要失敗。為什麼？第一，分兵不對頭，指揮不統一。
實際上大部兵力留在根據地内部，除七師、警衛師一部分，軍委警衛營外，留蘇區的還有各縣警衛團、警衛營，都是很能打仗的隊伍。可是，夏曦搞寸土必争，做碉堡，使部隊分散挨打。第二，大搞‘肅反’，人人誠惶誠恐。
第三，真正的反革命――地富分于又進入根據地了。這些人有船，就坐船以群衆面目滲進來了。因為有這種估計，所以我在轉往外線時就告訴谷志标把地圖帶上，可惜地圖後來丢了。”
夏曦上述決定造成的後果是不難預料的。賀龍率紅三軍八、九兩師在荊門地區打擊川軍。雖有小勝，卻未能給敵以殲滅性打擊。于是轉至襄北，敵以5個旅對紅三軍進行追堵攔截。從1932年9月，賀龍指揮紅三軍主力在應城、安陸、随縣、棗陽之間，時分時聚，與敵周旋，使敵軍的多次圍攻未能得逞，但是，紅三軍主力也未能牽動已進入洪湖中心區的敵軍。由于離開了根據地，紅三軍主力在傷員安置、物資供應、兵員補充方面都發生了嚴重困難，戰鬥力進一步削弱。在一次行軍中，倉促與敵第五十一師遭遇。賀龍親自帶着少數部隊頂住了敵人的猛烈進攻，使全軍未受到多大損失，便脫離了險境。軍分會參謀長唐赤英對賀龍說：“我過去看錯了你。今天如果不是你，我們的部隊就完了。”賀龍在無法大量殲敵的情況下，便避開強敵，采用遊擊戰術，不斷打擊小股敵人，保存了紅三軍的主力。
固守根據地的紅軍在夏曦指揮下卻遭到了毀滅性的損失，突圍中又丢掉了電台，從此失去了與中共中央的電訊聯系。後來被迫轉至襄北與紅三軍主力會合。因為夏曦沒有撤離洪湖的準備，沒有适時對根據地的機關團體、工廠、醫院作應變安排，以緻這些單位被進入根據地的敵人摧毀殆荊湘鄂西中央分局領導下的其他幾個根據地在敵軍大舉進攻洪湖地區時也都先後失敗。1927年秋收起義後創建和發展起來的湘鄂西根據地，全部被第三次“左”傾路線葬送了。
夏曦與賀龍會合後，賀龍和紅三軍廣大指戰員才知道洪湖根據地已經喪①原是大革命後期國民黨内的一個派别，人數不多。據有關文獻和檔案資料記載，”改組派”從未打入過中共各級組織和紅色根據地黨政機關。在根據地和紅軍中發動“肅反”運動，肅清“改組派”，是毫無根據的。
失。大家滿懷悲憤，堅決要求打回去。但是，夏曦己失掉信心，不同意大家的意見。到了10月份，夏曦得知紅四方面軍主力已撤離鄂豫皖蘇區，便決定紅三軍經豫南、陝南繞道轉往湘鄂邊。數月來，紅三軍不停地行軍作戰，減員甚多，彈藥消耗極大，部隊疲憊不堪，加上不斷進行“肅反”，弄得人人自危。以這樣軍心不定的疲憊之師，在反動統治嚴密的敵占區和敵軍的堵截追擊下長途遠征，任務之艱險是可以想見的。
11月初，紅三軍從随縣越桐柏山進入河南。國民黨正規軍不停地追攔截堵，當地反動武裝不斷襲擾，給紅三軍造成了極大困難。紅三軍各部隊隻得交替掩護，邊打邊走。所到之處，村寨緊閉寨門，拒納紅軍。紅三軍隻好露宿野外。時值冬季，部隊缺衣少被，給養匮乏，白天得不到休息，夜間難于睡眠，在與敵人激戰中又不斷遭受損失，減員甚多。進入伏牛山區以後，每日以百裡速度行軍，仍擺脫不掉敵人。到了西峽口附近，賀龍把賀炳炎叫來說：“非設法打個勝仗不可，你帶1個團埋伏在覺春附近的山口子上，打敵人的伏擊。”賀炳炎受命而去。敵人大搖大擺地追來。突然遭到紅軍的猛烈攻擊，措手不及，被消滅一部，被迫停止追擊。紅三軍進至陝南，賀龍得知武關及其附近有敵軍1個旅，周圍還有兩個旅，便對參謀長唐赤英和紅九師參謀長王炳南說：“我看要打武關。這是一個考驗，一定要打勝。不打勝仗，我們沒法走。”賀龍親自進行了戰鬥動員，紅軍一鼓作氣攻下武關，殲敵1個營。從此以後，才取得了一些主動。這時，包括賀龍在内的廣大指戰員生活極其艱苦，有時隻能以柿子和高粱杆子充饑。到12月底，這支跨越了7000華裡的鐵流，終于到達了湘鄂邊的鶴峰縣境，從出發時的近1.5萬人減至9000人左右。
“自己為什麼要搞垮自己？”
1932年12月30日，賀龍指揮紅三軍攻占鶴峰城，全殲保安團300餘人，軍部進駐毛壩。此時的湘鄂邊根據地已不存在，隻有幾支人數不多的遊擊隊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堅持着鬥争。1933年1月初，夏曦應賀龍提議召開了他和賀龍、關向應3個人參加的湘鄂西中央分局會議。會議讨論了三個問題：一是恢複根據地和整頓紅三軍；二是打下一個縣城以便休整部隊；三是停止“肅反”。賀龍提出：全力恢複湘鄂邊根據地，以鶴峰為後方向比較富庶的湘西發展，先取得桑植，為久已疲憊的部隊取得一個适于休整的地區。夏曦同意恢複根據地，卻反對整頓紅三軍和停止“肅反”。他認為洪湖失敗的原因是“暗藏在黨、蘇維埃和紅軍中的大批反革命‘改組派’的破壞”；主觀上的錯誤“是反機會主義鬥争不徹底和對反革命的黨的警黨性異常不夠”，所以主張在紅三軍中進行清黨（審查黨員，重新登記），并且繼續“肅反”。
賀龍堅決不同意。關向應支持賀龍，夏曦指責他右傾。賀龍力争說：“肅反停一個時期，以後有反革命再說麼！”夏曦堅決不同意，賀龍無奈，找關向應說：“你當書記，我們開個會選一下麼，選出誰是誰。”關向應嚴厲批評賀龍無組織無紀律。賀龍有苦難言，對于如何進行武裝鬥争。因為夏曦一籌莫展，隻得聽賀龍的。賀龍說：“現在還沒有仗打。周圍都是團防，我們不打，沒有人敢打我們。有人打我們，我可以寫信叫他讓開！”
會議對恢複蘇區達成一緻意見後，賀龍即率紅三軍于1月13日占領了桑植城。盤踞湘西的“土皇帝”新三十四師師長陳渠珍懾于紅軍的聲威，為保存實力，一面命令所部加強戒備，一面寫信給賀龍，要求紅三軍不要打他的部下周燮卿旅，并表示可以讓出大庸等幾個縣。賀龍将信交給夏曦和關向應看，夏曦說陳渠珍是在玩手段。賀龍說：“目前紅三軍極度疲憊，彈藥奇缺，沒有冬衣，甚至草鞋都沒有穿的，糧食也十分困難，很難和敵人作戰，更沒有取勝的把握。在這種情況下，應該利用敵人的内部矛盾，和陳渠珍達成暫時的妥協，争取一個休整和發展的時間。那怕先拿下桑植全縣也好麼。”關向應同意賀龍的意見。夏曦反對。于是，找來宋盤銘、段德昌共同商量，他們也都贊成賀龍的意見。夏曦卻指責說，這是右傾和革命不徹底的辦法，并斷然下令向周燮卿的第三旅進攻。結果正如賀龍所預料的那樣，進攻沒有成功。敵軍反擊，紅三軍被迫退回鶴峰毛壩。這是紅三軍到湘鄂邊以後第一次大戰鬥。初戰失利，暴露了紅三軍的弱點，助長了敵人氣焰，紅三軍失掉了本來可以作為依托的桑植，處于更加被動的境地，給以後的鬥争帶來十分不利的影響。
1933年1月下旬，夏曦在中央分局擴大會議上突然提出了解散黨、團組織和所謂創造新紅軍的主張，并且堅持繼續進行“肅反”。與會人員強烈反對。賀龍說：”解散黨，我不同意，我在舊軍隊時就想參加黨，到南昌暴動才加人。我隻曉得紅軍是黨領導的。”段德昌說：“你把紅軍搞完了，蘇區搞垮了，又要搞垮黨，你是革命的功臣還是罪人？”宋盤銘說：“我從小被黨送到莫斯科，在莫斯科加入黨，解散黨我不同意。”會議沒有照夏曦的意願作出決定，他深為不滿。不久，中央分局作出了發展鶴峰周圍地區和整編紅三軍的決定，撤銷紅八師，調出部分人員去做地方工作。從4月起，各部隊分頭在鶴峰、建始、宣恩、巴東等縣的一些地區發動群衆，建立區、鄉政權，組織遊擊隊，分配土地，還先後擊敗了幾縣團防武裝和湖北保安團的進攻。
1933年5月6日，賀英領導的、多年堅持在桑植、鶴峰邊界地區的遊擊隊遭敵襲擊。為創建湘鄂邊根據地和紅軍作出過重要貢獻的賀英在戰鬥中犧牲了，同時犧牲的還有賀龍的二姐賀戊妹等人。
經過紅三軍指戰員的艱苦努力，到6月下旬，湘鄂邊根據地又擁有了鶴峰等10餘個縣的邊界地區約20多個區、100多個鄉的地方，人口近10萬。
但是，這個地區山多路險，土地貧瘠，人煙稀少，紅三軍所需糧食要靠到遠離根據地的地方用打土豪的辦法來解決。為了奪取和背運回糧食，經常要與敵軍的襲擾、攔阻作殊死鬥争。部隊長期處于疲勞狀态，指戰員們經常吃不飽，不得不尋找野菜、野果來充饑。身上還是從洪湖撤出來時穿的破爛夏服，無法更換，饑餓寒冷，大大增加了部隊非戰鬥減員，紅三軍的實力一再削弱。
令人難以理解的是，夏曦完全無視這些實際情況。他的主要精力仍然用于“肅反”。早在3月間，他就武斷地決定進行第三次大規模“肅反”，不顧賀龍多次堅決反對，悍然捕殺了湘鄂西省委委員、省軍委主席團委員、紅九師師長段德昌。夏曦逮捕段德昌時，賀龍質問說：“你為什麼抓德昌？”
夏曦冷冷他說：“他是改組派！”賀龍問：“你有什麼根據？”夏曦說：“段德昌從前方帶信來要求帶隊伍回洪湖，這就是拖隊伍逃跑叛變。”賀龍火了：“你毫無道理，德昌寫信來是向你建議嘛。他要真的拖隊伍去洪湖，何必寫信來，又何必回軍部？”夏曦理屈，但仍叫着：“一定要殺！”賀龍大聲說：“我堅決反對，德昌是有大功的，算什麼改組派？絕對不能殺！”夏曦拍桌子狠狠他說：“哼！我決定了！”面對夏曦動用”最後決定權”，賀龍隻得服從，他痛苦地流下了熱淚。與此同時，夏曦還捕殺了賀龍的老戰友、湘鄂邊特委委員、原獨立師師長、紅九師參謀長王炳南這位創造湘鄂邊根據地的傑出領導人和一批團、營幹部。接着，在五、六月間，又進行了第四次“肅反”，逮捕了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員、紅九師政委宋盤銘，捕殺了紅七師師長葉光吉和政委盛聯均等一批幹部。這次“肅反”一直延續到1934年春季。
到了3月24日，夏曦不顧賀龍、關向應等反對，還是作出了解散黨、團組織和省蘇維埃的決定。從此，紅三軍中就沒有黨、團組織和政治機關，隻剩下了夏曦、賀龍、關向應3個黨員。
1933年6月，蔣介石任命徐源泉為湘鄂邊“剿匪”總司令。7月中旬，敵軍以14個團的兵力發動進攻，月底侵占了湘鄂邊根據地絕大部分地區。紅三軍轉移至宣恩、恩施、鶴峰交界地區。中央分局在燒巴岩開會研究鬥争方針，決定鞏固現有蘇區，開辟新蘇區，赤化宣恩全縣，組織來鳳、龍山、鹹豐、利川一帶農民遊擊戰争。對于如何開辟新區，賀龍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性建議，他說，首先建立若幹工作基點，然後由點到面，有步驟地發動群衆，展開工作；對待地主豪紳應該按其罪惡大小，财産多少區别對待，主要打擊罪大惡極的；對團防和“神兵”要盡力争娶瓦解，以免樹敵過多而造成不應有的困難。但是，賀龍的建議遭到夏曦的反對，又指責“這是革命不徹底的方法”。賀龍說：“你是要千家怨，還是一家怨？是得罪千家好，還是得罪一家好？”經過争論，夏曦勉強同意了賀龍的意見，然後決定分兵執行開辟新區和鞏固現有蘇區的任務。賀龍、關向應率紅九師開辟新區；夏曦率紅七師保衛根據地。至12月，兩路紅軍面對優勢敵軍輾轉作戰，四處流動，都沒有達到原定的目的，最後又合并一起。此時，紅三軍隻剩下了3000餘人，相當于兩個團的兵力了。缺糧、缺衣、缺彈、缺藥的情況更加嚴重，加上不停地“肅反”，紅三軍已瀕臨毀滅的邊緣。
這個期間，蔣介石乘紅三軍處境窘迫，派國民政府參議員熊貢卿為代表，到湘鄂邊向賀龍遊說。1925年賀龍擔任澧州鎮守使時，熊貢卿作為省府駐澧州鎮守使官邸代表與賀龍相識。此次，他奉蔣介石之命，來對賀龍勸降。賀龍憤怒了，下令逮捕了熊貢卿， 1934年1月23日在龍山茨岩塘，集合部隊進行公審。迎着凜冽山風，賀龍站在岩石上對大家講話。他說：“今天，我們要槍斃一個壞蛋，他叫熊貢卿。他是幹什麼的呢？是蔣介石派來勸降的說客。這對我們紅軍是一個極大侮辱。同時他又是一個奸細，我們絕不可以放他回去。蔣介石的算盤完全打錯了。他完全是癡心妄想！艱苦困難吓不倒紅軍，高官厚祿收買不了紅軍，陰謀詭計也騙不了紅軍！”1934年3月17日，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說：“去年12月蔣介石派一代表熊貢卿來遊說賀龍同志，企圖收編。熊先派一梁素佛來，賀龍同志首先即發覺和暴露來人之陰謀，認為侮辱，提到中央分局。我們為要得到蔣介石對中央蘇區及四方面軍之破壞工作的消息，遂允熊來。據熊說，蔣已派4個人（有兩個是浙江人）到四方面軍去，中央蘇區亦建立多年工作，此等人均做上層收買工作。我們乃将熊事公開舉行群衆審判槍斃之。”
紅三軍兩個師會合後，中央分局決定創造湘鄂川黔邊新的根據地。1933年12月22日，賀龍率軍襲擊黔江城，殲敵1個團大部。爾後轉到鹹豐、利川一帶活動。1934年1月初，襲占利川城，俘敵100餘人。川、鄂軍隊來攻，紅三軍到利川、鹹豐、宣恩、龍山等縣邊界地區遊擊。湘敵來攻，紅軍轉往永順、桑植、大庸、慈利等縣遊擊。因為彈藥極少，很難進行有效戰鬥，又轉到西陽、秀山一帶。由于夏曦的錯誤領導，特别是不間斷地“肅反”，部隊的危難情況沒有改變。
當時，各根據地不按照中共中央指示進行“肅反”是不可能的。但是，盡管“左”的“肅反”政策是中央制定的，但各地區主要領導人的政治品質和政策水平仍對“肅反”造成損失的嚴重程度有極大關系。湘鄂西“肅反”造成的災難性後果，夏曦負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責任。
在“肅反”問題上，賀龍身為中央分局委員、軍委領導成員和紅三軍軍長，不能說毫無責任。但是，他曾多次與夏曦進行鬥争，也多次救出一些遭逮捕并準備處決的同志。在湘鄂邊與夏曦分開活動時，賀龍率領的部隊中就沒有進行“肅反”，而且把被夏曦逮捕的宋盤銘釋放了。對于這場錯誤的“肅反”，賀龍也有一個認識過程。1961年4月20日，賀龍向有關人員談紅二軍團的曆史時，有人問他；如果他當時與夏曦鬥争再尖銳些，再堅決些，像段德昌那樣的領導同志是不是可能不被殺？賀龍回答說：“那時，我是個新黨員，隻懂得遵守黨的紀律和服從組織決定。‘肅反’的中期和後期與夏曦确也有過多次尖銳的鬥争，但最後總是認為按黨的紀律隻能服從他。起初，中央指示湘鄂西要進行‘肅反’，還批評湘鄂西中央分局、省委開展‘肅反’不力。當時國民黨強大，我們弱小，鬥争殘酷。中央說有反革命打進蘇區和紅軍，我們也是相信的。後來，夏曦不停地一批又一批地殺人，其中有許多人都是從大革命時期就跟我的，怎麼會是‘改組派’呢？我才懷疑，才和夏曦有了分歧，進行鬥争。夏曦說我是軍閥出身，我到不怕，是不是他說我是軍閥，我就變成軍閥，我心裡有數。隻是怕弄不懂黨的政策，搞錯了。還有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按中共中央規定，政治委員有最後決定權，中央代表、中央分局書記更有最後決定權。那怕所有的人都反對，隻要中央分局書記一個人贊成，也必須按書記的決定執行。這是非服從不可的。捕殺師、團幹部，我和夏曦争，從來争不赢。對基層人員隻好不征得他的同意，就下令釋放。
夏曦皺着眉頭不吭聲，人也就放了。這類情況我幹了許多次。保大的，保不下來，隻好服從。後來，實在忍不住了，我向關向應政委建議讓他代替夏曦當中央分局書記，關向應嚴肅地批評了我。我那時政治水平不高，一些事也弄不明白，自己為什麼要搞垮自己？心裡很苦。”當賀龍談到夏曦決定殺段德昌，他拍桌于力争未果那段經曆時，淚流滿面，悲痛不已。
在肅反中，夏曦也并非不想迫害賀龍。夏曦率部從洪湖突圍出來與賀龍會師後，在王店他對賀龍說：”你在國民黨裡有聲望，做過旅長、鎮守使、師長、軍長等大官，改組派利用你的聲望活動??”并要賀龍寫申明書。賀龍對他說：”你也給我寫申明書。民國十二年，我在常德當混成旅旅長時，你拿着國民黨湖南省黨部執行委員身份的名片來找我，向我要10萬塊錢。我請你吃飯，為你開了旅店還送給你5萬塊錢。雖然沒有收條，但這号事實。
你殺了這麼多同志，你是什麼黨員？你給我寫申明書！”兩人相持不下，關向應急忙出來調停，才緩和了僵局。在繞道陝南轉往湘鄂邊的行軍途中，敵軍前堵後追，形勢十分危急。可夏曦還想對賀龍下手。他令人繳了賀龍、關向應兩人的警衛員的槍，還逮捕了兩個警衛員。賀龍忍無可忍，質問夏曦：“你這是什麼意思？為什麼你的警衛員的槍不下？我還有一支手槍，你要不要？”夏曦語塞。他也知道賀龍在紅三軍中威望極高，紅三軍到了湘鄂邊，還少不了這樣一個既熟悉情況又能指揮作戰的軍事領導人，才沒有貿然行事。
到了1934年4月，由于紅三軍已瀕臨絕境，也由于賀龍等不斷進行鬥争，夏曦不得不采納了一些改變具體政策的建議。這些政策，有許多是1928年至1930年賀龍領導紅四軍時，在湘鄂邊地區實行并且取得過成效的，例如争取一些反抗國民黨的地方武裝和團結、改造“神兵”等等。這些變化雖然不可能從根本上觸動“左”傾路線，但有助于改善紅三軍的困難處境。
這個月，賀龍決定進攻彭水，消滅那裡的敵軍，爾後向鄰近各縣發展。5月8日，賀龍率部冒大雨急行50公裡襲占彭水城，殲敵1個營，俘敵400人，繳槍300支，士氣大振。當賀龍準備乘勝攻取西陽時，夏曦變卦了。他認為：“彭水面山背水，易攻難守，敵人打來難以應付”，命令紅三軍立刻西渡烏江，進入貴州。6月1日紅三軍占領沿河縣城。
黔東是一個貧窮落後的山區。這裡交通閉塞，地勢險要，封建迷信勢力很大。沿河、德江、印江、松桃等縣及毗鄰的四川西陽，秀山邊界地區，耕地、人口均很少，但這裡的漢、苗、侗、土家等民族的勞動群衆飽受壓榨剝削，對革命有着強烈的要求。
賀龍早年率領部隊，兩次來過這裡，給廣大群衆留下了深刻印象。這裡敵軍力量薄弱，對疲憊不堪的紅三軍開辟根據地、整頓部隊、恢複戰鬥力是有利的。
這時，紅三軍内部也在起着積極的變化。賀龍和其他一些領導人堅決要求結束不停頓的遊蕩，建立根據地，恢複黨、團組織、政治機關。賀龍說：“野雞有個山頭，白鶴有個灘頭，紅軍沒有根據地怎麼行呢？”在他們的強烈要求下，紅三軍重建了政治部，軍政委關向應也有了一些主動權。接着，配備了部分團的政治委員和連指導員，恢複了軍黨務委員會和黨、團組織。
提拔了一批幹部，辦了兩期幹部大隊，培訓學員600餘人，賀龍與學員一起出操上課，親自抓培訓工作。因為“肅反”中首當其沖的是幹部和黨團員，不少人心有餘悸，不願恢複黨籍，也不願當幹部。賀龍、關向應不得不親自找幹部談話，進行說服，為此付出了艱辛的努力。在他們領導下，紅三軍緊張地進行了建設根據地的工作。在1個多月的時間裡就建立起了沿河、德江、印江、西陽等縣蘇維埃政權。7月21日和22日，在沿河的鉛廠壩召開了黔東特區第一次工農兵蘇維埃代表大會，選出賀龍等80人組成黔東特區革命委員會，先後組成了1500人的5個地方獨立團和400人的10個遊擊隊，又将冉少波的千餘“神兵”及各獨立團一部合編為黔東獨立師。到1934年9月，黔東根據地已擁有5個縣， 10萬以上人口， 17個區革命委員會， 67個鄉蘇維埃政權，并且分配了土地。
邊遠荒僻的山區發生了地覆天翻的變化。人民群衆熱烈擁護紅軍、擁護共産黨，即使是在反動統治機構工作多年的國民黨政府官吏也不得不承認紅軍深得人心。沿河縣郵政局長戴德初在給貴州省郵政局的報告中說：“紅軍攻克沿河縣城時，局長偕同家小逃出戰區??甫至大龍坡下，共匪千餘已由捷徑包圍而來，遂與家小暫遁入山。殊匪到達該地，即行宿營。局長所藏林外即為賀龍軍部所在??後恐被人察覺，又乘夜逃上山巅。次日該匪仍不移動，時有牧牛小孩突來山上，見其手持一紙，閱之知為匪宣傳标語――紅軍之任務及紀律――見有保護郵政及郵差一條，于是下山親谒賀龍，當将避難遭遇一一面訴。賀軍長以為系受片面宣傳之誤會，情極可原，将局長所帶之物驗檢之後，遂令所部勿得留阻，至此始得安然回局，所有票券款項均無損失??該匪内部組織異常嚴密，命令貫徹，士卒強悍，官兵享受一律平等，紀律之佳，出人意外??該匪所過，專擒軍政、稅收人員及民團富豪教士，而于貧苦工農、失業遊民則給資贈産??。買賣公平，一般小商，莫不大獲其利，其于宣傳工作，尤為注意。人心歸附，如水下傾”。“神匪歸者絡繹不絕，聞風響應者，各地皆是”。這分報告盡管用了污辱性的稱呼，但所述情況卻反映了紅軍執行政策收到的良好效果。
7月21日，中共中央的交通人員帶來了中央1934年5月6日寫給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和中共中央五中全會決議等文件。8月初，中央分局開會通過了《接受中央指示及五中全會決議的決議》，對夏曦所犯錯誤進行了初步批評。盡管中共中央五中全會決議仍是第三次“左”傾路線高峰中的産物，但批評了夏曦在湘鄂西進行的3年多的“肅反”和其他一些錯誤，使夏曦準備進行的第五次“肅反”未能實施。紅三軍中長期存在的人人自危情緒從此開始減輕，因而還是有很大積極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