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創建紅四軍，開辟湘鄂西
從上海到鄂西1927年11月初，賀龍到了上海。中共中央為賀龍安排了秘密住處，和周逸群住在一起。
賀龍住下不久，就見到了周恩來。他看見周恩來身體雖很消瘦卻比以前健康，感到十分欣慰。他對周恩來說：“部隊打散了，我賀龍一個人來見你，真是不甘心哪！”周恩來安慰他說：“賀龍同志，現在國民黨懸賞10萬大洋捉你，你的頭很值錢喲。”賀龍說：“我這顆頭早交給黨喽！不論在任何情況下，我都跟着黨走！”周恩來告訴賀龍說，中共中央已經對他的工作作了考慮，讓他到蘇聯去學習軍事，同去的還有林伯渠和劉伯承。賀龍表示服從組織的安排。
11月16日，一個共産黨秘密機關被敵人破獲，敵人知道賀龍到了上海，下令嚴密搜查。賀龍隻得停止一切活動，嚴密隐蔽起來。第二天，劉伯承、林伯渠登船走了，賀龍未能成行，在中共中央機關等了十幾天，仍然走不成。
在這段時間裡，賀龍反複考慮自己以後如何行動有利，他想，既然去不了蘇聯，就去搞紅軍吧。他把這個想法告訴了周逸群，請周逸群向周恩來報告。賀龍後來回憶，南昌起義失敗後，自己有一股不服氣思想，不相信就打不赢蔣介石，所以就想回湘鄂西建立武裝，以為總會搞起來的。過了幾天，周恩來再次會見賀龍。賀龍又向他談了自己要去湘鄂西搞武裝鬥争的想法，并說：“從武漢到湘西沿長江一帶的車灣、藕池、新堤、調關的駐軍，有些是我過去的部屬。
長江兩岸土匪多得很，大多數是被逼上梁山的窮苦農民，是可以收編改造的。
湘西是我的家鄉，我從民國五年開始就在那裡拖隊伍，和北洋軍閥打了10年仗，我人熟地熟，幹起暴動來更方便，有成功的把握。”
周恩來問：“一路上的安全，你有幾分把握？”賀龍說：“問題不大，上了船我自己當心點，到了漢口，我就能活動了。沿長江走水路回去，我有把握，你難道忘了，我叫賀龍，龍歸大海嘛！”兩人哈哈大笑。
1928年1月6日，在中共中央常委會議上周恩來把賀龍的要求提了出來，并且詳細介紹了賀龍的曆史，分析了賀龍的情況。共産國際代表當即表示不贊成。這位外國人擔心賀龍“回去要變成軍閥”。周恩來卻堅持認為賀龍應該去湘西，到那裡可以充分發揮他的作用。1月8日，中共中央常委會研究兩湖暴動問題。周恩來再次提出賀龍的要求和自己的看法。最後，中共中央常委同意了賀龍回湘西搞武裝鬥争的要求。
臨行之前，周恩來請賀龍、周逸群吃飯。他告訴賀龍：中共中央決定組成中共湘西北特委，由郭亮任書記，賀龍、周逸群、徐特立、柳克明為委員，負責發展工農武裝，開展遊擊戰争，建立蘇維埃政權，還告訴賀龍、周逸群，到了漢口便與湖北省委書記郭亮聯系，接頭地點是謝弄北裡17号。
1928年1月中旬，賀龍、周逸群等離開上海去武漢。
賀龍剃掉了蓄留多年的短胡子，身穿水獺領皮大衣，頭戴海龍帽子，圍着寬羊毛圍巾，戴着深茶色水晶眼鏡，打扮成一個大資本家的模樣。周逸群打扮得像個管帳先生。盧冬生和曾在葉挺邵隊裡當過團長的史庶元（施元）、原第二十軍第一師警衛營營長膝樹雲等也都化了裝。他們在敵人軍警憲特嚴密搜查下上了船。在船上，一個國民黨特務看賀龍象個大闊老，纏着要和他打麻将牌，想從他身上撈上一筆外财。雖然賀龍他們總共隻有50元旅費，賀龍仍從容地坐下來，笑着說：“好，好，閑着解悶麼！”一場牌打下來，賀龍反而赢了這個特務幾十元。這場麻将，使特務認定賀龍是個闊老無疑。一路上反而少了不少麻煩。賀龍一行，到了漢口，找到謝弄北裡，沒有用接頭暗語，就闖了進去。郭亮的愛人看見賀龍他們這副打扮，以為是來了特務。
這時，從後屋出來一個人，看見賀龍，怔了一下，連忙立正敬禮，興奮他說：“啊呀，總指揮，你怎麼來了？”
此人是葉挺原來的副官長劉鳴先，和賀龍是熟悉的。這樣，他們與武漢的中共黨組織接上了關系，和湖北省委書記郭亮見了面。
此時，中共湖北省委正準備在武漢組織年關暴動。原計劃由賀龍以前下屬的團長蔡申熙擔任總指揮。賀龍來了，中共湖北省委要賀龍擔任暴動總指揮。在研究暴動的安排時，賀龍說，要接受南昌暴動千裡遠征的教訓。武漢暴動成功當然很好，若是失敗，就立刻把暴動武裝拖出去，江北的到污陽會師，長江以南的拉到湘東，和農村暴動結合起來。會上還研究了關于發展遊擊隊，發展黨等事宜。
不料農曆臘月23日，即1928年1月15日，武漢國民黨特務機關破獲了中共地下黨組織的一個印刷所，搞到了省委暴動計劃，省委書記郭亮租的房子，是由這個印刷所出的鋪保。郭亮、賀龍、周逸群等因而迅速轉移。武漢當局為了防備暴動，立即調動部隊加強戒備，還派人沿街叫喊：“共産黨要暴動了！”形勢突變，暴動計劃己無法實施。這時恰巧賀錦齋派人來給中共湖北省委送黃金，賀龍見到來人，得知賀錦齋在洪湖藕池一帶打遊擊，已經拉起了一支有100餘人槍的農民武裝，近日，他們抄了一家銀号，搞到1000多兩黃金，派專人送來漢口。知道了這個情況，賀龍、周逸群決定立即去洪湖。賀龍一行10餘人，攜帶短槍5支，包了一隻小汽船，由水路離開武漢。
船到鹦鹉洲，敵人乘小船來檢查，帳房先生給敵人塞了點錢，敵人見錢眼開，立刻放行了。行至新堤（今洪湖縣治），當地駐軍戒備森嚴。賀龍派人了解附近敵情，得知觀音洲隻有敵人的一支團防隊伍， 10幾個人， 10條槍。
賀龍問周逸群：“把槍搞來如何？”周逸群有點猶豫他說：“隻有幾支短槍，行嗎？”賀龍朝周逸群笑笑說：“有短槍就能搞到長槍。”船靠了岸，賀龍、周逸群等人迳直朝觀音洲團防隊部走去。團防隊長以為是大官來視察，急忙吹哨緊急集合，列隊歡迎。賀龍走到團防隊長面前抓住他的手，摘下墨鏡，說：“認得嗎？我是賀龍，特來向你借槍。”團防隊長吓得跪了下來。有個團防隊員企圖開槍，盧冬生一槍将他打倒，其他人一擁而上，把團防士兵手中的6支漢陽造步槍，4支駁殼槍奪在手中。
賀龍說：“給他開張借條，就說我賀龍借到隊長大人10支槍，200發子彈。”
1月19日，賀龍一行乘船到了監利縣的反嘴（當時屬嶽陽）。隻見江北岸有幾間草屋，江邊和屋前站着許多人，在向船隻招手叫喊。
賀龍一揮手說：“迎上去！我們手裡有槍喽，還怕什麼？隻是不要先開槍。”
船靠近岸，一個魁梧的漢子飛也似地跳上船，一把抱住賀龍，激動萬分他說：“雲卿啊，大哥啊，總指揮啊，我曉得你是任憑什麼敵人也打不死的！”他又撲向周逸群，緊緊握住他的手說：“逸群哪，周主任，我們是三輩子緣份哪，又重逢喽！”說完，朝岸邊那一群人揮臂大喊着：“我們的總指揮來喽！”
他就是賀錦齋。
這意外的會合，使岸上、船上的人全都歡呼起來。賀錦齋的隊伍大概有一百七八十人，有幾個人還是參加過南昌起義的老戰士。賀龍很激動，揮舞雙手，大聲他說：“我們又見面了！千轉萬轉又轉到一起來了。當年，我們有兩萬人，可惜被敵人打垮了，這算不了什麼。你們幹得好啊，比我賀龍還幹得早，有成績。從今天起，我們一起幹，我加入你們的行列，要不要我啊？”。
人們歡呼起來，報以熱烈的掌聲。
賀龍一行上了岸，坐下來以後，賀龍問周逸群：“我們先在這裡搞起來，如何？”賀錦齋說：“我們不是已經搞起來了嗎？”賀龍說：“你隻搞了一半，拉了隊伍，沒搞暴動。”賀錦齋不明白，他抄了銀号，抄了大土豪的家，給省委送了3次錢，還不是暴動？賀龍說：“問問逸群就搞明白喽。”周逸群告訴賀錦齋，中共中央‘八七’會議以後，中央給湖南、湖北都發了指示，11月中共中央又作出決議，要求進一步在鄉村大大發展遊擊戰争，殺盡土豪劣紳，燒大地主的房子，分配土地，分地主的東西，搗毀與沒收政府的征收機關，停止繳納一切田租捐稅，廢除一切債務，等等。周逸群說：“錦齋呀，你們搞得雖然不錯，可還算不上真正的暴動。”
賀錦齋搖搖頭說：“殺盡土豪劣紳，燒地主的房子？房子是一條街、一大片，你燒大地主的，就燒不到老百姓的嗎？”
當時，賀龍、周逸群并沒有認識到這是些“左”的政策，在執行時是會遇到問題的。賀錦齋這樣一說，他們有些猶豫了。周逸群說，他要先調查一下。
于是，他們決定，在農曆大年初一，先去向當地貧苦農民和漁民拜年，做調查工作。
正月初一一大早，賀龍、周逸群、賀錦齋帶了一些糧食、銀元、挨家挨戶去向窮苦人家拜年。人們悄悄地向他們反映：這兒有個大土豪李振濤和土匪勾搭在一起，綁票勒索，奸淫掠搶，無惡不作，老百姓深受其害。
賀龍聽了怒氣沖沖他說：“給這個大土豪拜年去！”帶着近百人來到李振濤家。
見到李振濤，賀龍臉色一沉說：“我是賀龍。”李振濤吓得變了臉色，扭頭就跑。賀龍拔出手槍連打兩下，李振濤應聲倒地。
周逸群走進堂屋，看見屋裡擺着一面大鼓。他找到筆墨，在鼓面上寫下了一行大字：“殺盡天下土豪劣紳”。落款是：賀龍。
賀龍率領的武裝從此展開了打擊土豪劣紳的鬥争。他們打出第四十九路工農革命軍的旗幟，活動于荊江兩岸。但是，他們還沒和中國共産黨在當地的黨組織聯系上。
有一天，賀龍和盧冬生正站在江邊，一隻小船靠近了岸，從船上跳下一個人，急急忙忙地向他們奔來。這個人邊跑邊叫着：“總指揮，我可找到您了。”
賀龍認識這個人，是1917年初，賀龍離湘援鄂，參加護法戰争時加入他領導的部隊的。隻是名字記不起來了。
那人告訴賀龍，“四一二”事變以後，他們組織了10來個共産黨員拖了幾條槍搞暴動，找過石首中心縣委，可是，縣委不承認他們。
賀龍說：“你立刻再去告訴中心縣委，就說我賀龍在這裡！”
“好！”那人很快便走了。
就這樣，賀龍、周逸群與石首中心縣委、鄂中特委以及鄂中、鄂西的幾支暴動武裝取得了聯系。1月底，吳仙舟領導的石首遊擊隊、肖人谷領導的鄂中遊擊隊與賀龍在下車灣會師。由于中共湘西北特委成員郭亮、徐特立、柳克明另有任務未到，書記由周逸群擔任。賀龍、周逸群與中共鄂中特委書記婁敏修、委員肖人谷、鄧赤中，中共石首中心縣委書記李兆龍，中共監利縣委書記熊傳藻等舉行聯席會議。決定将鄂中、石首遊擊隊與賀錦齋領導的武裝合編為3個大隊，仍用第四十九路工農革命軍番号，由賀龍任總指揮，賀錦齋任軍長，原第二十軍營長膝樹雲為第一大隊長，原第十一軍的團長史庶元為第二大隊長，肖人谷為第三大隊長。任務是消滅對農民協會和廣大群衆危害最大的土匪和土豪劣紳，發動長江兩岸農民進一步掀起暴動浪潮。
賀龍後來回憶這段經曆時說：“這時，打土豪的方法還很簡單，因為受到對白色恐怖的報複情緒影響和盲動主義的指導，施行的政策也有錯誤。大緻的情況是，看那家屋子闊氣，就搞那家，然後把沒收的财産分給群衆。開始，群衆不敢要，遊擊隊就沿街貼标語，把東西撒在城鎮外面，由群衆去撿。後來，許多人才敢來領。老百姓很奇怪，說紅軍也穿便衣，和土匪一樣打扮，可是不要錢，打土豪劣紳，向着窮人。那時正是‘左’傾盲動主義高潮時期，做群衆工作，找農民談話，組織農民協會，受批評；殺土豪，燒他們的房子，受表揚。”事實确實如此， 1927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緻兩湖省委信中就有這樣的指示：“在鄉村中大大發展遊擊戰争，殺盡土豪劣紳、燒大地主的房子，分地主的東西??”因此，賀龍、周逸群在鄂西暴動中也提出過“殺三萬地主”的口号，盡管事實上并沒有辦到。
在賀龍指揮下，第四十九路工農革命軍在石首、華容、監利地區經過10多天戰鬥，攻克了上車灣、朱河、磚橋、長岡廟、調弦口等市鎮，消滅了大批土匪及團防武裝，繳槍百餘支。在車灣一帶，有一個從四川過來的渾名張煙灰的大土匪頭子，手下有100多人，七八十支槍。賀錦齋初建武裝時，與此人有過聯系，但未能合作。賀龍計劃利用這個關系把張煙灰弄來，搞掉這股土匪，為民除害。張煙灰如期而至，賀龍、周逸群、賀錦齋親自迎接，請他吸鴉片煙以示禮遇。張煙灰身帶兩支駁殼槍，警惕性頗高，是個有經驗的匪首。賀龍和他談論起四川一些有名的将領，對他說：“我就是賀龍，不要把我認錯喽！”張煙灰知道面前的這人是在四川、貴州、湖南、湖北負有盛名的賀龍，狂妄态度有所收斂。賀龍以看看他的手槍好壞為名，收了他的槍。
盧冬生馬上将他擊斃。群匪無首，頓作鳥獸散。不久，賀龍又率部繳了國民黨一個騎兵團的五六十支槍。第四十九路工農革命軍發展到五六百人，成為洪湖地區最大的革命武裝。他們的行動，鼓舞了遭受殘酷鎮壓的工農群衆，有力地配合了南縣、華容、石首、江陵、公安、監利、污陽等縣的武裝暴動。
在這些暴動中産生了陳香波領導的江陵遊擊隊，屈陽春領導的另一支石首遊擊隊，加上已有的沔陽遊擊隊和鄒資生領導的公安遊擊隊，鄂西、鄂中和洞庭湖北岸地區的遊擊武裝有了一定的力量。
2月中旬，第四十九路工農革命軍應中共石首中心縣委的請求，攻打監利縣城。戰前，偵察不實，以為城内敵人不多，戰鬥開始後才發現守軍有兩個團。革命軍以寡敵衆，奮勇攻城，傷亡很大。大隊長滕樹雲、史庶元負傷。
賀龍、周逸群親率士兵沖鋒，也未成功。敵人的軍艦開來支援守軍，炮擊不停，造成很大威脅，工農革命軍被迫撤退。戰鬥結束以後，賀龍、周逸群在石首縣焦山河召集湘西北特委和遊擊隊領導人開會，研究今後的行動。在上山（去湘鄂邊）還是下湖（留在洪湖地區）問題上，意見不一。有人認為，各路遊擊隊都是由當地農民組成的，許多人不願遠離本鄉本土，賀龍應當留在鄂西領導武裝鬥争。而賀龍、周逸群認為，在上海，中共中央交給他們的任務是到湘西北開展工作。那裡的反動統治，相對來說，比中心區域薄弱，賀龍又熟悉那裡的情況，有相當的号召力，更易于發展革命武裝。考慮到這些因素，賀龍、周逸群決定，把洪湖地區所有部隊交給中共石首中心縣委和中共鄂中特委領導，賀、周與賀錦齋帶少數人前往湘西北執行中央賦予的任務。留在鄂西的武裝要發展遊擊戰争，恢複地方黨組織，相機消滅敵人。待湘西北武裝及鄂西武裝發展到一定規模時，在公安、松滋一帶會師，拓展更大的局面。2月20日，賀龍、周逸群、賀錦齋、盧冬生和中共石首中心縣委宣傳部長李良耀等10餘人，踏上了去湘西的征途。
洪家關舉義
賀龍一行在去湘西北的途中，經過許多市鎮，發現都駐有國民黨軍，巡查很嚴，給他們帶來了不少困難。為了避免沖突，許多地方都要繞道走。但是，從鄂西到湘西，也有不少駐軍和團防武裝的首領是賀龍當年的部下，有些人對賀龍仍然十分崇拜。
聽說賀龍來湘西，有的就準備帶着隊伍前來投奔。對沿途是否擴大武裝的問題，賀龍和周逸群作過認真研究，認為如果收留這些隊伍，雖可增加人槍擴大影響，但要籌糧、籌款，一路上又大都是貧困山區，将會遇到不少困難。
而且這些隊伍成份複雜。不進行徹底改造，恐怕難于順利帶到湘西。所以，他們決定不接受要求收編的隊伍，以便及早趕到桑植，在鄉親的幫助下，組織自己的隊伍。
一天，賀龍一行走到湖南浩縣境内的一個小村子裡。正準備吃飯休息，忽然聽見村裡人聲嘈雜，雞飛狗叫，像是有軍隊進村了，人們都掏出了武器。
賀龍擺擺手說：“莫急，先搞清楚再講，我去看看。”賀錦齋和盧冬生攔住他說：“我們去，你樹大招風。”賀龍笑着說：“在這塊地方，我當過鎮守使，樹大招風不假，樹大也能頂風呢！”便大步走出門去。
出門不遠，賀龍就看見二三十個當兵的在抓老百姓的雞鴨。一個當官模樣的人發現了賀龍，愣了一會，忽然跑過來，畢恭畢敬地朝他立正敬禮。賀龍問：“你是幹什麼的？”那人回答：“報告鎮守使，我是排長。隊伍沒得人發饷，我帶着兄弟們想搞點子吃喝。”賀龍皺起眉頭說：“我就住在這裡，你們給我放哨，要保證我的安全。”排長連忙稱是。賀龍又說：“聽着，不準禍害貧苦百姓，等我們走後，你可以在村子裡挑個土豪劣紳大戶搞他一票嘛，搞些錢财分給弟兄們。”
排長喜出望外，連忙把隊伍安排在村子四處，布置了明崗暗哨。他自己持槍站在賀龍住的屋門外。賀龍一行吃過飯，又睡了午覺，才離開村子。
到了石門，賀龍得知這裡的共産黨組織已經有了很大變化，中共縣委軍事部長羅效之帶隊伍叛變了，餘下的少數武裝由曾慶軒帶領在南鄉堅持鬥争。路過江垭，賀龍見到了徐小桐；在竹葉坪，見到了鐘慎吾。他們都是賀龍過去的部下，現在也都擁有武裝，要求加入賀龍的隊伍。賀龍一一勸阻，答應以後再來尋找他們，一起幹革命。鐘慎吾告訴賀龍，返回桑植時不要走空殼樹，因為當年拖槍逃走的第二十軍營長陳策勳正率領隊伍住在那裡。接受他的建議，賀龍一行繞路于2月28日到達闊别己久的家鄉桑植縣洪家關。
他的一些親屬和老部下各自都擁有武裝。這些武裝的情況十分複雜：有的是在北伐時期隊伍整編時，遣散回鄉後又拉起隊伍等待時機的；有的是在汪精衛叛變前夕，賀龍的大姐賀英察覺到時局要變，在武漢買了槍回家鄉，由她組織起來，準備和敵人對抗的；有的是随賀龍參加南昌起義失敗後，拖槍返回家鄉準備和敵人繼續鬥争的；也有少數是多年來就在洪家關一帶稱雄稱霸的。他們各自為政，誰也管不了誰。這一帶貧窮落後，籌糧弄錢都十分困難，為了各自的生存，常常發生利害沖突，矛盾不斷發展，目前正在醞釀互相火并。
賀龍走到離洪家關15裡的地方，得到了這一消息。他連忙派人送信，讓他們不要輕舉妄動，等賀龍回來解決。這些武裝的頭領都服從了。
賀龍趕到以後，将他們召集在一起說：“退下子彈，再不許打了，都跟我幹革命。我把話講明白，這次回鄉，是幹共産黨，幹工農革命軍，幹土地革命，推翻蔣介石、汪精衛，打倒反動政府。我們南昌暴動的隊伍在廣東被打散了，我就不服氣，你們呢？”人們嚷了起來：“哪個龜兒子才服氣，我們打不垮這些家夥才有鬼！”賀龍說：“對啊，咱們的隊伍幾起幾落，總是會搞起來的。不過，這次與過去大不相同，我們搞的是為工農打天下的革命軍，想跟着我賀龍升官發财做不到，要吃苦！哪個不想幹，就講清楚，我絕不阻攔，可有一條，不準和反對派攪在一起反對革命。”
大家都表示願意跟着賀龍幹革命。
賀龍指着周逸群說：“你們都認識周主任，他是共産黨，我賀龍也是共産黨，你們的師長賀錦齋也是共産黨，就請逸群同志給你們上上課，講講共産黨鬧革命的道理。”
當夜，中共湘西北特委決定組成中共桑植縣委，李良耀任書記。第二天，賀龍率領剛建立的工農革命軍占領了桑植城。不到1個月的時間，賀龍召集到的武裝己有3000多人。他們高舉工農革命的大旗，開始了發動群衆，打土豪，建立革命政權的工作。
4月初，賀龍前往湖北鶴峰縣籌款，國民黨軍大舉來犯。工農革命軍剛剛組成，初次在一起作戰，賀龍又不在，沒有堅強統一的指揮，幾次戰鬥失利，便大部潰散了，賀龍與周逸群也失掉了聯系。周逸群轉往鄂西地區開辟工作。賀龍在桑植、鶴峰邊境收集失散的隊伍。到5月初，他又集合了三四百人。
初戰失利的根本原因是這支隊伍在政治上很脆弱。他們雖然名為革命軍，但對革命還沒有真正的認識。他們隻服從賀龍，相互間行動不協調，甚至互不信任，作戰一失利，便潰散了。賀龍将失散人員重新聚合起來以後，彼此又互相埋怨。賀龍說：“莫怨這個怨那個，我們再打一仗嘛，看看誰行！”他派出的偵察人員了解到占據桑植的一個辎重連正在撤離桑植。這個連是敵軍的後衛，在桑植搶掠的财物大都由它攜帶。賀龍決定給予打擊。聽說要打仗，人們都興奮起來。
賀錦齋建議：“打埋伏吧！辎重連有油水，會有保護的，不會隻是1個連。”賀龍說：“對頭。我們埋伏在小埠頭，打伏擊。大家要清楚，如今，我們不是家大業大兩萬人的第二十軍，是三四百人的小隊伍。我們每個同志都是幹革命的本錢，要盡量減少傷亡。”賀龍慎重、周密地對戰鬥作了布置。
敵人認為賀龍的部隊剛剛被打垮，不會有什麼嚴重情況，便大搖大擺地走進了賀龍給他們安排的口袋。
一個沖鋒，全殲了這個辎重連，還打死了敵人的旅參謀長，繳獲了許多物資、彈藥，重新占領了洪家關。這次戰鬥之後，失散人員又回來一批，并有新的隊伍來參加，工農革命軍又有了1500餘人。
7月，中共湘西特委代表陳協平來到桑植，帶來了中共湖南省委指示。
省委決定将湘西北特委撤銷，并入湘西特委；在部隊中成立中共湘西前敵委員會，領導紅軍及紅軍所在地區地方黨的工作；前委由賀龍、陳協平、李良耀、賀錦齋、張一鳴等組成，賀龍為書記。工農革命軍定名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賀龍任軍長、黃鳌任參謀長。下屬第一師（七八百人）和由文南浦、賀桂如、賀佩卿等領導的幾個支隊（共700來人）。第一師師長賀錦齋，黨代表張一鳴。
中共湘鄂兩省黨組織在短短幾個月裡，陸續向紅四軍派來了一些領導骨幹。其中有臨澧縣委書記汪毅夫、慈利縣委書記鄧俠清、湘西特委委員張一鳴、曾參加南昌起義的第二十軍的團長劉達五、羅統一、黃埔第一期畢業、曾任北伐軍第二軍政治部秘書、湖南省軍委主席的黃鳌等。他們的到來，給了賀龍有力的支持，對紅軍和根據地的發展和建設起了重大作用。
紅四軍的組成，初步統一了部隊編制，但成分複雜、思想仍然混亂。不少人對革命認識十分模糊，甚至毫無認識；有的對黨的某些政策不滿；有的想跟随賀龍升官發财；有的甚至想拖隊伍去當山大王，等等。對于搞土地革命，建立紅色政權和工農紅軍，無論是賀龍還是一些老黨員，也都是一個新的課題。除了中共中央那些正确或不正确的指示之外，沒有現成的辦法可以遵循。前委委員、師長賀錦齋對中共中央制定的某些政策認識不清，也講了一些與之相悖的話。賀龍與前委決定對紅四軍進行思想整頓。在前委會議上，嚴肅批評了賀錦齋，并給予适當的黨内處分。這樣，不僅使賀錦齋認識了錯誤，也教育了部隊。與此同時，賀龍和前委還決定：“（1）原有的部隊必須漸進的予以徹底改造，加緊下級幹部和士兵訓練工作，同時吸收進步的士兵為黨的中堅分子；（2）擴大土地革命和蘇維埃政權的宣傳，發動廣大的農民起來鬥争。”①整頓工作剛剛開始，前委和賀龍就接到中共湖南省委和中共湘西特委的指示，要紅四軍到石門縣活動，配合石門、臨澧、澧縣、桃源地區的鬥争，特别是支持石門南鄉的暴動。石門縣的暴動武裝曾經具有相當規模和聲勢，但在大批敵軍“清剿”下，已于7月間失敗了，共産黨組織也遭到嚴重破壞。
而這些情況，湖南省委及湘西特委并不了解，所以仍要求賀龍率紅四軍去石門。
賀龍率紅四軍于8月25日進抵石門北鄉磨崗隘，會見了石門中共組織的負責人，聽他們介紹了當地情況，決定首先恢複和發展北鄉黨組織，發動農民暴動，在磨崗隘、渫陽一帶建立蘇維埃政權，進而聯合附近各縣武裝力量奪取石門，再向常德、桃源發展。遺憾的是，這個計劃與石門及附近幾縣的實際情況仍不相适應。西北鄉的中共黨組織幾乎不起作用，紅四軍連向導都找不到，對敵情也不了解。恰在此時，湘西特委機關遭到破壞，特委委員蔡以誠等被捕，供出了湘西特委“最近決定由賀龍割據石門，向臨澧縣發展，聯絡南（縣）、華（容）、安（鄉）3縣同時向常德進攻”的計劃。于是，湖南敵人集中3個師和幾個縣的團防武裝開赴石門進攻紅四軍。這樣嚴重的敵情，省委、特委都未通知賀龍，使紅四軍陷于非常危險的境地。
紅四軍先在磨崗隘附近開展工作。9月5日，奔襲澧縣大堰擋、王家廠，消滅了當地團防武裝和稅務機關，召開群衆大會，處決反動頭目，焚燒債券地契，将财物分給貧苦農民。7日返回渫陽，便遭到第十四軍教導旅李雲傑部襲擊。紅四軍在對敵情毫無所知的情況下，倉促應戰失利，參謀長黃鳌犧牲。紅四軍退到泥沙鎮，9日清晨，又遭敵軍襲擊，部隊傷亡很大，師長賀錦齋犧牲。經敵人兩次襲擊，全軍僅餘200餘人，由賀龍率領西撤，9月底，轉移至湖北鶴峰縣堰垭附近的大山中。洪家關一帶的後方基地被敵軍侵占，紅四軍的人員補充、物資供應都發生了極大的困難。時已初冬，天氣寒冷，紅四軍處在高寒山區，仍然身穿單衣，連賀龍也沒有可換的衣裳。部隊缺糧少醫，生活極其艱難。一些人悄悄地逃走了，部隊減員至100餘人。這時的① 1928年9月賀龍給中共中央的報告。
紅四軍真是到了山窮水盡的境地了。
在這危急時刻，賀龍的大姐賀英帶着一批糧食、棉花、衣服、藥材和子彈趕來了。
見到大姐，賀龍百感交集，難過他說：“半年多，我把隊伍組織起來，垮掉了，又組織起來，又垮掉了。如今，這個隊伍不是我賀龍的，是黨的。
我們這個隊伍是黨的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啊！我賀龍是黨的湘西前敵委員會書記啊！肩膀上的擔子重，我挑得起，隻是許多政策我搞不清楚，怕給黨帶來損失哪。”賀英說：“你搞的是共産黨，你組織起的隊伍，就要發展黨員、團員，要他們懂得革命道理，這才能打不垮、拖不爛嘛！過去，人家跟着你，為的是當官、發财，雖然你是實行三民主義的，他們發不了多少财，可總有個薪饷埃如今，沒得薪饷發，沒得官好升，他們投你圖個什麼？如果不讓他們懂得革命道理，哪能穩得住？還不是五根手指抓豆子，抓一把，撒一把？”
幾十年後，賀龍回憶這次和賀英的談話時說：“石門垮後比較苦，我身上的衣服都換不下來??腦子也清醒了些，個人英雄的驕傲勁兒也減少了一些。我把廖卓然、陳協平、張一鳴等召集在一起找我姐姐談。我姐姐說要好好整頓隊伍，就整了3個月，共編成9個班，每個班都有黨員、團員。”
在整頓中，賀龍又遣散了一些年大體弱和政治上不堅定的人。紅四軍隻剩下了91人， 72支槍。一些老黨員、老幹部，像參加過南昌起義的營長、連長當了排長、班長；有些大革命時期擔任過縣委書記的人，當了班長、戰士。人數雖少，但都甘心為革命獻出一切。他們不考慮職位高低，不計較待遇厚薄，一心為革命，一心為工農翻身解放，有堅定的信念，又有豐富的戰鬥經驗，部隊中也形成了共産黨的堅強領導。從此，紅四軍便成了一支拖不爛打不垮的武裝。因此，這次整頓，可以說是紅四軍建軍史上的一個轉折點。
創建湘鄂邊根據地
在紅四軍整頓期間，中共湘西前敵委員會受湘西和鄂西兩個特委委托，負責領導紅四軍和湘鄂邊地方黨，更名為中共湘鄂西前敵委員會，賀龍任書記，張一鳴、陳協平、李良耀、汪毅夫、羅統一為委員。
1928年11月中旬，前委得到中共施鶴部委報告說：部委在鹹豐、利川一帶“神兵”中的工作頗有成效。前委同時發現敵軍有向紅四軍進攻的迹象。
為了發展武裝、創造根據地、避開大股敵軍的進攻，賀龍和前委決定：紅四軍到宣恩、鹹豐、利川地區活動；留賀英所部在原地堅持鬥争；派中共湘西特委委員汪毅夫到鶴峰縣邬陽關聯系由共産黨員陳宗瑜領導的以伐木、燒炭工人為骨幹的“神兵”，動員他們參加紅四軍。
11月底，賀龍率紅四軍到達宣恩、鹹豐、利川一帶以後，才了解到中共施鶴部委有名無實。部委書記楊維藩在黑洞“神兵”王錫九部當了第一師師長，但并未開展黨的活動和政治工作。這一帶的“神兵”有10多萬人，而楊維藩所在的第一師隻有五六十人。絕大部分“神兵”為地主豪紳所控制。以紅四軍的這點力量，要想在這裡掌握“神兵”、建立根據地的可能性很校賀龍早年曾來往于這個地區，對這裡的基本情況有所了解。他決定對各股“神兵”的情況作進一步調查，然後利用矛盾，加以分化，同時在“神兵”中進行深入的宣傳工作，灌輸階級觀念，孤立“神兵”頭領，争取擴大紅軍，然後返回鶴峰、桑植地區，再圖發展。
經過半個月的工作，紅四軍争取了“神兵”中的貧苦農民二三百人。12月中旬，賀龍率部向東轉移，順勢襲占了建始縣城，接着又在前往邬陽關的途中消滅了兩處團防武裝。三次戰鬥，共殲敵100餘人，繳槍100餘支，擴大了紅軍的影響，沿途還吸收了一部分貧苦農民參加紅軍。
12月31日，賀龍率紅四軍在邬陽關與陳宗瑜領導的武裝300餘人會合，實力進一步得到了加強。1929年1月8日，蔣介石與桂系軍閥李宗仁、白崇禧準備開戰，施鶴地區國民黨軍主力他調。賀龍乘虛攻占了鶴峰縣城及周圍市鎮，擊斃縣長，消滅了部分團防武裝。
紅四軍占領鶴峰以後，前委和賀龍立即着手建立根據地的工作。1929年1月13日，在縣城召開群衆大會，宣布成立中共鶴峰縣委和鶴峰縣蘇維埃政府，以吳錫（主席）、汪毅夫、陳宗瑜等7人為工農兵代表；公布了《蘇維埃政綱》和《耕田農有法令》，取消苛捐雜稅，焚燒地主田契文約，展開了地方工作。至3月，打倒土豪劣紳的鬥争，已在廣大農村中普遍展開，并準備分配土地。黨、團組織、農民協會以及群衆武裝――農民警衛團也逐漸建立起來。鶴峰縣成為湘鄂西第一個建立了蘇維埃政權的革命根據地。
在開辟和建設鶴峰根據地期間，賀龍收到了中共中央1928年10月4日寫的《中央給賀龍同志信》。信中傳達了中共“六大”精神，對紅四軍不屈不撓的英勇奮鬥給了充分肯定，同時提出：“??你們現在的實力并不很強，而龍兄在那裡的目标太大，徒引起敵人聯合猛力的向你們進攻，若龍兄仍不脫開，減小目标，這部分實力恐終久不能保存而要被敵人消滅。中央現在很希望龍兄來中央幫助中央軍事工作，務望接信後，即在你們現在的群衆中選出一位在群衆中有相當信仰能作指揮工作的，代替你的工作，同時，中央可即派一軍事工作同志來任參謀幫助他計劃及一切，龍兄即刻啟程前來中央是為至要。”
這是中共中央對處在鬥争第一線而且有很大影響的領導同志的關懷，但是，因為賀龍在湘鄂西地區和紅四軍中有着崇高威望，對這裡的民情、地形極為熟悉，與當地群衆有着廣泛的聯系，他在這裡的領導工作很難由别人代替。所以，湘鄂西前委于1929年3月8日向中共中央提出：“雲卿同志因紅軍無人負責及路途阻隔之故，暫難來中央工作，這并不是雲卿不願來滬，實在是事實的困難。”中央同意了湘鄂西前委的意見。
接到中共中央的來信以後紅四軍在堰坯、紅土坪等地進行了整訓，傳達和學習中共“六大”決議。依據中央“六大”精神，結合紅四軍中存在的不良傾向，開展了反對軍閥主義和“拖隊”思想的教育；開始按照官兵一緻的原則建立民主制度，要求多用會議形式研究和解決問題，以克服單純命令行事的作風；整頓了黨的組織，建立了比較健全的政治機關，加強了政治工作和對黨員的經常教育。同時，紅四軍又進行了整編，人員已達1000餘，槍300餘支，其中包括以陳宗瑜為大隊長的紅色“神兵”特科大隊。保留這種“神兵”形式的武裝，在湘鄂邊這個比較落後的地區與有封建迷信思想的土著武裝作戰，有其特殊的作用。這也是賀龍的一個創舉。
紅四軍占領鶴峰全境，轟轟烈烈地開展根據地建設的工作，群衆組織紛紛建立，工農群衆積極參加土地革命，使周圍各縣國民黨當局驚恐不已，紛紛向長沙、武漢報警。桑植縣代理縣長向湖南省政府發出電報說：“賀匪剽悍，全湘著名，職縣團防雖多??自守力尚不足，懇速派雄師，殲滅巨匪。”
湖北清鄉督辦電告湖南省主席說：“賀龍用兵多詐，出沒無常，非雙方兜擊，不足以絕根株。”兩湖當局乃令施鶴7屬①清鄉司令和桑植、石門兩縣團防聯合進剿紅四軍。利川、來鳳、鹹豐3縣團防畏賀龍聲威，借口路遠沒有派兵。
發動圍攻的是鶴峰團防頭目、湘鄂西民團聯防總指揮王文軒，桑植團防劉子維、向鳳翔，五峰團防孫峻峰等部，及恩施、建始幾支團防共3000餘人。他們分數路合擊鶴峰，企圖奪取縣城，圍殲隻有1000餘人的紅四軍。
紅四軍前委立即研究對策。賀龍認為，敵人以優勢兵力對我進行包圍，如果分兵防堵必然被動。他提出由農民警衛團節節抗擊桑植等縣團防，紅四軍全力打擊王文軒部。賀龍說：“王文軒這個人我很熟，當年還是朋友呢。
我和頑固派打仗，他保持中立，态度還說得過去。去年回桑植，他曾給過我錢和糧食。革命一深入，我們搞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據地，他這個大地主、大民團頭子變臉了，成了反共的先鋒官。立場不同，好朋友拔刀相見的事，我經曆得太多了。他号稱總指揮，有權号令各路團防，消滅他這一股，别的敵人必定驚慌失措，沒得咒念。這些反動頭子是從來不會齊心協力的。”于是，前委決定紅四軍全部在縣城以東10餘公裡的張家坪伏擊王文軒部。這次伏擊打得非常成功，擊斃了王文軒，消滅其下屬官兵數百人。接着，賀龍又率部擊潰了恩施縣的團防，其他團防隊聞風而逃，鶴峰境内再無故蹤。
賀龍決定乘勝向桑植一帶發展。4月上旬，紅四軍進到龍潭坪一帶，6月上旬攻占縣城，立即在桑植境内開展地方工作，發動群衆，建立各種革命群衆組織，消滅反動地方武裝，擴大紅軍，進行根據地各項建設。經過1個多月的努力，桑植、鶴峰兩縣根據地連成一片。湘鄂邊根據地初步形成，紅四軍擴大到3000餘人。
1929年6月底，湖南警備軍第一軍軍長陳渠珍令其下屬向子雲部從永順①指恩施地區的恩施、建始、利川、宣恩、來鳳、鹹豐、鶴峰7縣。
向桑植進攻，企圖在工農政權還沒有完全鞏固的時候一舉摧毀之。
得知這個情況，賀龍寫了一封信給向子雲，叫他不要進攻，“來則送禮而已”。可是，向子雲認為去年賀龍在桑植“鬧紅”時， 3000多人的紅軍經不住1個旅的攻擊，現在賀龍的紅軍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照樣經不住正規部隊打。他将賀龍的勸告置之腦後，派團長周寒之帶領兩個半營向桑植進犯。
賀龍命令紅四軍主力到桑植南岔渡口埋伏進來，派幾支小部隊邊打邊跑誘敵追趕，又把南岔渡口船隻放到西岸，讓向部過河。當時，一些經過北伐戰争和南昌起義的老戰士都習慣猛打猛沖，認為一步一步後撤是丢人的。賀龍提醒他們：情況千變萬化，打仗也不能一成不變。現在紅軍人少，槍支彈藥更少，就要打巧仗。既能殲滅敵人，又少受損失，才是一個好指揮員。賀龍說：“敵人以為我們兵不強，将不勇，不經打，他們占桑植城很容易。好嘛，就讓這幫家夥放開膽子往裡闖。我們一步一步後退，就顯出個不經打的樣子，這有什麼，最後是我們吃掉他嘛！”
果然，周寒之帶了1000多人邊打邊追到南岔渡口，看見渡口的船隻仍在，以為賀龍部隊已經潰不成軍，急忙下令搶渡過河，迅速奪取桑植縣城。
可是，周寒之的部隊剛渡過河，便遭到紅四軍主力猛烈襲擊，頓時大亂，随即被殲。周寒之本人也被擊斃。紅四軍在賀龍指揮下打了一個漂亮的殲滅戰。
7月中旬，向子雲帶領兩千餘人和部分團防再犯桑植。賀龍決定将他們放進縣城，爾後反擊。紅四軍撤退之前，拆去了桑植部分城牆，燒毀城門，使之不利敵人固守。紅四軍主力隐蔽在城北梅家山、八鬥溪、白家沖一帶；一部分隐蔽在西界、茅岩準備斷敵退路。15日早晨，向子雲的特務營從赤溪渡口渡過澧水，9時左右進入桑植縣城，後續部隊逐次渡河跟進。賀龍抓住敵人逐次進兵的弱點，向城内之敵發起進攻。四團攻東門，一團攻西門，二團、獨立團直插汪家坪，截斷城内敵軍退路并阻擊其後續部隊。向子雲部突遭猛烈沖擊，亂成一團。進入城内的特務營大部被殲，後續敵軍急忙搶占高地，企圖頑抗。紅四軍乘勝猛攻，并以一部兵力擊敵側背。向子雲部潰不成軍，倉惶撤向渡口，企圖渡河逃走。赤溪渡口一帶河床狹窄，水勢湍急，又逢上遊暴雨，河水猛漲，船隻己被紅軍撤去，敵人無法過河，被壓縮在河灘上，大部繳械投降，一部随向子雲泅水逃跑，多數溺死在江中。向子雲的屍體一直漂流到了津市，脖子上還挂着駁殼槍。赤溪之戰，紅四軍殲滅敵軍2000餘人、繳槍1000餘支，取得了建軍以來的空前勝利。
南岔，赤溪兩戰兩勝，鞏固了新建立的根據地，鼓舞和教育了群衆，也推動了根據地的建設工作。
由于群衆踴躍參軍和補充了少數俘虜，紅四軍又進行了一次整編。營以下單位都設立了專職政治幹部，連隊建立了共産黨支部和士兵委員會。為培養幹部，從軍隊和地方選調一批學員成立了軍事政治訓練班，由曾在南昌起義時擔任團長、在海陸豐暴動時擔任過師長的中共湘西特委委員董朗主持。
南岔，赤溪戰鬥的勝利，說明紅四軍有了長足進步。賀龍在總結作戰經驗教訓時說：“我們三千，他們三千，我們把他們吃得光光的，隻傷亡幾十個同志，這種仗很合算羅！”
大家紛紛說：“你指揮得好啊！”
賀龍搖搖頭說：“錯了！一年前，在家門口，我們三千，他們三千，仗打下來，我們散完了，後來，又擴充到1500多人，石門兩仗一打，隻剩下一二百人，我賀龍連件換洗衣裳都搞沒了。這一敗一勝，說明了什麼？第一條，我們紅軍變了，已經有了黨的堅強領導，再也打不散，打不爛了；第二條，我們每個班都有了黨團員，團結一班人，沖鋒在前，撤退在後，我們紅軍就成了鐵軍、鋼軍；第三條，我們建立了工農政權蘇維埃政府，得到了人民的擁護和支援，我們生了根啦！再嘛，你們大家齊心協力，你們指揮得不錯，會打機靈仗了。我賀龍算什麼？一槍沒放，一個俘虜沒抓到，大不了是出了些點子嘛！”
8月，賀龍為了擴大根據地，打擊最反動的敵人，率領紅四軍進攻大庸縣西教鄉。
西教鄉是桑植到大庸的必經之地，也是著名天險。這裡的大地主熊相熙擁有一支300多支槍的武裝，築有堅固的寨堡，幾十年在這一帶稱王稱霸。
他勾結、支持、收留堅決反共的地主團防武裝，無惡不作，成為桑（植）鶴（峰）根據地鞏固和擴大的嚴重障礙。由于湘西衆多的土著武裝首腦大多與賀龍有些曆史淵源，賀龍回到湘西後，為了不樹敵過多，以利于革命武裝和根據地的創建，與一些土著武裝首領有過聯絡，并且區别情況，團結友好的，争取中間的，打擊反動的，收到過很好的效果。但是，随着革命的深入，這些土著武裝的頭目，多數站到了反共反人民的一邊。熊相熙則起着更惡劣的作用。所以，攻打西教鄉的政治意義，實際上大于軍事意義，也是一次正确的策略運用。
8月7日，賀龍率紅四軍發起進攻。賀龍還約來他的舊部下、當時隸屬國民黨湖南省主席何鍵的吳玉霖團助攻。這種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調動國民黨的部隊來攻打反動土著武裝的作法，在土地革命戰争時期，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經過6天6夜苦戰，到8月13日晨，紅四軍攻下了全部寨子。
熊相熙率殘部退往大庸、慈利交界地區。紅四軍又于8月下旬攻取了慈利重鎮江垭、九溪等地。當地團防紛紛逃竄。
由于賀龍打擊了最反動的地方勢力，大庸、慈利的許多土著武裝首領或表示不與賀龍為敵，或願讓出“防地”，或派人前來修好。賀龍進攻西教鄉，打擊熊相熙，達到了鞏固根據地的目的。
這時，賀龍得悉駐常德、桃源一帶的第五十二師有糾集陳渠珍及湘西各縣團防大舉進犯湘鄂邊根據地的企圖，桑植一些村鎮的反動殘餘勢力也乘紅四軍主力出擊的機會，發動騷亂，殺害區鄉政府及農民協會的幹部。因此，賀龍率部返回根據地，鞏固後方，準備反圍攻。紅四軍回到桑植後，立即鎮壓叛亂，并利用戰鬥間隙進行休整、訓練。賀龍派前委委員李良耀、張一鳴、陳昌厚、郭天民等一批老黨員深入農村，協助縣委整頓地方工作，清洗一些混人革命組織中的壞分子，撤換一批不稱職的工作人員，指導和協助地方黨組織發展黨員，健全黨的基層組織，加強對黨員和幹部的政策教育，向人民群衆廣泛宣傳土地革命，發動群衆全面參加根據地的建設。經過一系列工作，根據地内部更趨穩定，出現了新的面貌。
1929年9月，賀龍與軍部軍政訓練班教員、共産黨員蹇先任結婚。
9月，蔣介石與張發奎之間發生了戰争，雙方軍隊紛紛向澧縣、石門、常德等地集中。第五十二師第一五四旅和湘西幾支團防武裝逼近桑植。賀龍決定避開強敵，蘇區黨、政、軍組織及革命家屬轉移至桑植北部，待查明敵情之後，再機動作戰，收複桑植。當紅四軍向北轉移時，由于偵察失誤和等候己暗自脫離革命的一支小部隊，延誤了行動時間，在樟耳坪遭到襲擊，傷亡三四百人，加上部分人員失散、逃跑，減員近千人，被迫撤到鶴峰根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