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峙嶽小傳
陶峙嶽，又名陶紀常、陶鋤，号岷毓，1892年出生于湖南省甯鄉縣。他家是當地的大地主，擁有一座龐大的莊園，上百間磚瓦房。小時候的陶峙嶽生活優裕，不知人世的艱辛。陶峙嶽6歲就開始讀書，12歲考入長沙城南師範附屬小學，接受儒家教育，儒家的思想在他的内心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陶峙嶽從小聰明好學，兩年以後就考入求忠中學，由于學校管理不嚴，家人怕他荒廢學業，将他轉入湖南陸軍小學。這成為他生活轉變的關鍵。從小受儒家文化熏陶的陶峙嶽，沒想到自己會從此走上從武的道路。雖然學校當局對學生封鎖消息，不讓學生接觸政治，但社會上發生的事還是對學生産生了很大的影響。特别是革命黨人的秘密宣傳活動、長沙的搶米風潮消息，通過各種渠道傳入學校，使陶峙嶽的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1911年，陶峙嶽奉父命回鄉結婚，新娘子叫周慶儀。他們的婚姻雖然是父母包辦，但婚後兩人感情很好。新婚不久，傳來了廣州革命黨人在黃花崗起義的消息，陶峙嶽受到鼓舞，決心去武漢投考陸軍中學。他辭别了父母和新婚的妻子來到武昌，考入陸軍第三中學。開學不到兩月，便爆發了武昌起義，陶峙嶽和同學們滿懷革命熱情，拿起武器，加入到革命的隊伍中。陶峙嶽被編入黎元洪都督府的警衛隊，後來部隊解散，陶峙嶽于1912年回到學校繼續讀書，并在同一年參加同盟會，成為同盟會會員。1912年秋天，武昌陸軍第三中學遷往北京，改名為陸軍第一預備學校，1914年陶峙嶽從該校畢業。畢業以後在部隊裡接受了半年的入伍訓練，這是陶峙嶽經曆過的最艱苦、受折磨最多的一段日子。他常常自吟“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用以勉勵自己。
1915年，陶峙嶽轉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深造。一年以後，畢業回到長沙，在湖南省督軍公署任參謀處辦事員，不久，即擔任上尉參謀。1917年，陶峙嶽奉命訓練從綠林招編的部隊“護字營”。對于這支野性難馴的部隊，他注意從感情上打動他們，再慢慢曉之以理，很快就訓練出一支紀律性很強的隊伍，赢得官兵的喜愛和尊敬。
不久，他率領“護字營”參加了驅逐湖南軍閥張敬堯的戰鬥，在戰鬥中全體官兵英勇作戰，表現出很強的戰鬥力和良好的紀律性。陶峙嶽也因指揮出衆、表現突出，被提升為獨立工兵營營長。
1926年，北伐軍擊敗軍閥吳佩孚，攻克長沙，陳耀祖率部歸附長沙，接受改編。陳耀祖部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獨立第2師，陶峙嶽任團長。不久，獨立第2師誓師北伐，進入湘鄂邊境馬回嶺一帶，擔任主攻任務，他們在馬回嶺車站和敵軍正面相遇，展開激烈的戰鬥，在兄弟部隊的相繼增援下，全殲敵軍，乘勝趕往湖口、武穴等地追擊逃敵，在江西合圍孫傳芳部隊，此後配合北伐軍其他部隊一舉收複江西。1927年獨立第2師進軍安徽時，在當塗和敵軍展開了三天三夜的浴血奮戰。這次戰鬥雙方相持不下，傷亡都很慘重。三天三夜的激戰，既是力量的對比，也是意志的較量，獨立第2師堅持了下來，最後占領當塗，取得勝利，并同兄弟部隊一起收複南京。陶峙嶽作戰有功，被晉升為少将團長。1927年4月，陶峙嶽經賀耀祖介紹加入國民黨。1928年，蔣介石為達到其反革命目的，統一整編國民黨部隊，陶峙嶽任第40軍第3師中将師長。1928年5月，陶峙嶽的部隊奉命進駐山東濟南。此時，日本侵略軍制造了慘無人道的“濟南慘案”，國民黨當局一再令部隊不得出擊，使陶峙嶽領導的第7團被日軍強行繳械，軍長賀耀祖被轍職，陶峙嶽雖然免受處分，但也看清了蔣介石不顧國家民族尊嚴、自甘屈辱的嘴臉，他感到這次慘案是“平生之恥”。此時，陶峙嶽被調到第24旅任旅長，後又兼任第8師副師長，奉命率部參加中原大戰。1930年第8師奉命調往江西，參加“圍剿”紅軍。第8師未與紅軍接觸，“圍剿”即被粉碎。第二次“圍剿”中，第8師仍未與紅軍交戰。7月，蔣介石發動第三次“圍剿”。黃陂之役中，陶峙嶽旅大敗。陶峙嶽隻得率領為數不多的幾個随從倉皇逃跑，之後辭去旅長職務，告假回到長沙。這是陶峙嶽第一次與紅軍作戰，這次失敗成為陶峙嶽心頭的悔恨之結。在以後的歲月裡，他多次沉痛檢讨自己的行為，認為這是他人生的污點。由于陶峙嶽不是蔣介石的嫡系将領，因而多次受到疑忌排斥，屢遭貶逐，隻得在夾縫中求生存。面對國民黨内部的爾虞我詐、明争暗鬥，陶峙嶽苦悶彷徨，深感空有一腔熱情，卻報國無門。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抗日戰争全面展開。陶峙嶽任第8師師長，奉命由陝西帶領部隊增援上海。在蘊藻濱一帶，全體官兵同仇敵忾，一舉擊敗守敵。之後，日本陸空軍發動更為猛烈的攻勢，敵我力量懸殊，陶峙嶽率官兵頑強抵抗，堅守陣地二十二天，他自己也赢得“抗日名将”的美譽。1938年，陶峙嶽被調往陝西河防部隊，先後任國民黨第1軍中将軍長、第34集團軍副總司令、第一戰區政治部主任、第37集團軍副總司令、河西警備總司令等職。實際上，陶峙嶽在河西部隊是沒有實權的。蔣介石的親信胡宗南實權在握，多次剝奪陶峙嶽的兵權，陶峙嶽閑居西安，内心的苦悶壓抑可想而知。1945年夏，國民黨召開第五次代表大會，陶峙嶽作為軍隊代表出席了會議。
1946年春，張治中将軍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西北行營主任，委任陶峙嶽為新疆警備總司令，主要負責維護地方秩序。張治中将軍是著名的愛國将領，陶峙嶽深受其影響，積極支持張治中的和平民主政治主張。當時新疆監獄裡關押着大批共産黨員和愛國人士。國共兩黨重慶談判時，毛澤東和周恩來向國民黨政府提出釋放所有被關押的共産黨員和進步人士的要求，蔣介石被迫同意。張治中将軍長期和共産黨保持着較好的交情，所以，周恩來委托張将軍，将被盛世才囚禁在新疆監獄裡的共産黨員及其家屬子女130多人護送回延安。張治中到新疆，便委托陶峙嶽一定要派能幹可靠的人護送這批共産黨人回延安。陶峙嶽經過慎重思考，選派親信、總部交通處處長劉亞哲親自負責護送。他們制定了周密而詳盡的計劃，在安全、生活、交通、醫務等方面考慮得極為周全。劉亞哲帶着隊伍，用10輛大卡車護送共産黨員及家屬。他們從迪化出發，與扼守在必經之路上的胡宗南部隊進行了巧妙的鬥争，最後安全抵達延安。這是陶峙嶽第一次為共産黨人辦事，受到中共中央和各界人士的贊譽，陶峙嶽的思想也因此有了很大的變化。
1947年，張治中任命陶峙嶽為西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駐蘭州代張治中處理事務。1948年，新疆局勢再趨緊張，陶峙嶽再次擔任新疆警備部隊司令。當時在人民解放軍排山倒海的進攻下，國民黨軍隊節節潰敗，瀕臨覆滅。而新疆遠在戈壁荒原，已成為國民黨難以顧及的孤島。但是反動派仍然想作最後的掙紮。1949年2月，李宗仁命令陶峙嶽隻留一個旅擔任新疆防務，其餘駐軍全部調入關内，以加強長江防線，企圖抗拒解放軍渡江。早在陶峙嶽從蘭州赴新疆之前，張治中就曾對陶峙嶽詳細談過自己實現國内和平的設想，陶峙嶽深受啟發和鼓舞。此時，陶峙嶽接到内調命令後，為保證新疆局勢的安定而費心思量，想要找出萬全之策。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利益，陶峙嶽表示不願回到關内打内戰。為了拖延時日，他親自拟定了一個10萬大軍在千裡戈壁行軍的龐大軍費計劃，上報給李宗仁。他本人也以種種理由，不去南京和廣州，以争取時間，等待形勢的發展。他多次召開會議，向部屬闡述“保國安邊”的思想，要他們以國家安全、民族團結為重，以新疆人民的生命财産為重，為和平起義打下了思想基礎。他和駐南疆的副司令趙錫光秘密商談，一緻認為維護新疆局勢的穩定，保障各族人民生命财産的安全，是他們應盡的職責。他們相約三條，醞釀和平起義。1949年4月16日，國共和談破裂後，周恩來為了促進新疆和平解放，親自找到迪化市市長、共産黨員屈武談話，要他趕緊回到新疆，策動新疆部隊起義，以盡量避免或減少新疆人民的損失。屈武回新疆後，盛贊陶峙嶽的保國安邊思想，聯絡陶晉初、劉孟純、劉澤榮等人，積極襄助陶峙嶽實現和平起義的大計。9月8日，毛澤東親自召見張治中，說明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兵分兩路，從蘭州和青海向新疆進發，希望張治中緻電新疆軍政負責人，要他們以大局為重，和平起義。9月10日，張治中兩次發電，敦促陶峙嶽、包爾漢等人及時表明态度，斷絕同國民黨政府的關系，歸向人民民主陣營中來。9月15日，中共中央派鄧力群帶着張治中的電文，從伊甯來到迪化，會見了陶峙嶽、包爾漢、劉孟純、劉澤榮、屈武和進步組織“戰鬥社”、“先鋒社”的負責人。陶峙嶽向鄧力群介紹了新疆軍事情況和和平起義的準備情況，鄧力群向陶峙嶽轉達了毛澤東對新疆和平的關注及張治中的電文内容，并向他們闡明了黨中央和平解放新疆的主張及政策，對他寄予了深切的期望。9月17日，陶峙嶽與包爾漢分别複電張治中，表達和平解放新疆問題的決心，并提出了具體的意見。毛澤東在北平見到他們的電文後，深感滿意，寫信給張治中，進一步指示和平解放新疆事宜。9月22日，張治中再次緻電陶峙嶽和包爾漢，指示他們派人和人民解放軍副總司令彭德懷接洽和平起義事宜。陶峙嶽派第八補給區司令曾震五赴蘭州面見彭德懷，商談新疆起義事宜。9月25日，陶峙嶽通電全國，宣布起義，脫離國民黨政府，加入到人民軍隊的行列。9月26日，新疆省政府包爾漢、屈武也發出起義通電，新疆和平解放。毛澤東、朱德于9月28日複電，稱：“我們認為你們的立場是正确的。你們聲明脫離廣州反動殘餘政府，歸向人民民主陣營，接受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領導，聽候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的願望，我們極為欣慰。希望你們團結軍政人員，維持民族團結和地方秩序，并和現在準備出關的人民解放軍合作，廢除舊制度，實行新制度，為建立新疆而奮鬥。”陶峙嶽及所部将士和新疆各族人民獲悉這份電文後無不歡欣鼓舞。然而這次起義實際上是風波疊起，陶峙嶽在風浪尖上走過，其中的艱險難以盡述。在李宗仁命令陶峙嶽部隊内調之後，新疆駐軍内部出現分歧，形成“主戰派”和“主和派”，尤其是騎兵第1師師長馬呈祥，第78師師長葉成及其所屬第179旅旅長羅恕人，他們都屬胡宗南系統，死心塌地地效忠國民黨、蔣介石。他們堅決請求内調，實際上是反對起義，局勢變得分外緊張。陶峙嶽多次和他們交談，分析新疆的特點，指出部隊駐地分散，不能互相支援，又由于地理環境特殊，難以得到外援，民族關系又比較複雜，一旦打起來，對國家、人民，對自己都有百害而無一利，其後果是不堪設想的。不久，這三人又暗中密謀暴動，準備拘捕主張起義的劉孟純、陶晉初和屈武。危急時刻，陶峙嶽為了國家、民族利益，為了新疆人民免受戰禍，單槍匹馬，深入虎穴，闖進騎兵第1師師部找到這三個人。正在開會的馬呈祥、羅恕人等面對突如其來的陶峙嶽，頓時失去了主張。陶峙嶽經過和他們長時間的協商，終于達成妥協。馬呈祥等人答應交出部隊，陶峙嶽答應護送他們及其追随者出境，循南疆去印度，以化解内戰之禍源。而在馬呈祥等人離境前夕，胡宗南還緻電要求他們把部隊帶到南疆，他們看到大勢已去，隻好明哲保身，帶着随從、家屬，于9月24日離開迪化。當天，陶峙嶽召開會議，任命韓有文為整編騎1師師長，莫我若為整編78師師長，劉掄元為第178旅旅長，羅汝正為第179旅旅長。9月25日，陶峙嶽便通電起義。這次起義如果沒有陶峙嶽費心周旋，采取果斷措施，就很難成功。因為國民黨駐新疆部隊約有半數操縱在馬呈祥手中，他們一旦密謀暴動，阻撓起義，将會造成難以估量的損失。所以後來有人指責陶峙嶽放走馬呈祥、葉成、羅恕人等反革命分子，黨中央毛澤東都公開糾正，認為陶峙嶽這一做法有利于全局，是明智之舉，不但不應該批評，還應該給予表揚。
10月2日，迪化市各族人民在和平廣場載歌載舞，歡慶新中國誕生、新疆和平解放。陶峙嶽發表了演說。然而一小撮反動分子卻不斷策劃和制造反革命暴亂，街上常會響起斷斷續續的槍聲，出現一些反動分子的标語，新疆局勢仍然動蕩不安。迪化市内更是謠言頻起，危機四伏。陶峙嶽的心剛為新疆和平解放而欣慰，這時又壓上了沉重的石頭，他徹夜難眠。陶峙嶽四處奔走，親自下部隊作報告，分析新疆形勢、國内形勢，宣傳共産黨和解放軍的政策，說明起義的種種理由，逐步穩定了軍心。但由于新疆地域遼闊，部隊駐地分散，騷亂事件仍時時發生。
為了進一步穩定局面，10月5日，陶峙嶽親自到酒泉會見了彭德懷和王震，受到他們熱情歡迎，陶峙嶽感歎地說：“我做夢都在想解放軍早日進疆啊！”陶峙嶽在酒泉還參加了第1兵團的常委擴大會，參觀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容。對解放軍艱苦樸素的作風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彭德懷派人保護他遠在四川的親屬，使他深為感動。他和彭德懷、王震還深談了部隊整編和改造、解放軍入疆和組建軍政委員會等問題，三個湖南老鄉相見甚歡。不久，王震指揮部隊進疆，陶峙嶽萬分激動，揮毫寫下了《七絕・迎王震将軍入疆》：“将軍談笑指天山，便引春風渡玉關，絕漠紅旗招展處，壺漿相迎盡開顔。”
12月7日，新生的新疆軍區正式成立。彭德懷任司令員，王震、陶峙嶽等人任副司令員。19日，起義部隊正式開始集中整編。陶峙嶽以起義部隊最高指揮官的名義，發布了《為整編部隊告起義将士書》，要求全體起義官兵根據新政府共同綱領中關于軍事制度的精神，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的領導下，實行統一指揮、統一制度、統一編制、統一紀律。
1949年12月30日，新疆起義部隊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22兵團，陶峙嶽任兵團司令員，王震任政治委員。從此，陶峙嶽根據中共中央指示，認真做好部隊官兵的思想政治工作，整頓作風，嚴格紀律，平息叛亂，維持社會秩序。同時，大力組織和發展生産，穩定了新疆的局勢。起義前，陶峙嶽曾和趙錫光相約，将部隊交給解放軍後，即解甲歸田。解放後，在共産黨大公無私精神的感召下，他打消了引退之意，決心做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情。
1950年2月，陶峙嶽赴北京彙報工作，受到毛澤東的親切接見。他向毛澤東簡要彙報了新疆的工作情況，毛澤東非常滿意，并作出了對新疆工作的指示。毛澤東還請他共進晚餐，席間沒有大魚大肉，山珍海味，隻有幾樣湖南家鄉菜，使陶峙嶽備感親切。毛澤東和他直談到深夜，不僅談了國家大事，還談到陶峙嶽的家庭等。毛澤東還誠懇地勉勵陶峙嶽：“要好好學習，自我改造，過好三關。第一關是解放戰争關，現已過去，過得很好。第二是土地改革關，不久就要過去。第三是社會主義關，現在還沒有開始，要有思想準備。”陶峙嶽當時并不完全理解。但他确信，隻要跟着共産黨走、什麼關都會過去的。以後每次赴京開會，毛澤東都會緊緊握着他的手，稱他“陶将軍”。通過與彭德懷、王震、毛澤東、周恩來、賀龍等人的接觸，陶峙嶽深深感到共産黨人待人真誠，肝膽相照，不謀私利，生活簡樸，他的内心更生崇敬，更加堅定了跟着黨走，與人民的事業榮辱與共的堅定信念。
1950年，按照毛澤東關于軍隊參加生産建設工作的指示，新疆駐軍開始屯墾戍邊。1954年8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兵團、第22兵團和第5軍合編為新疆生産建設兵團。陶峙嶽擔任新疆軍區副司令員兼新疆建設兵團司令員、國防委員會委員。此後，陶峙嶽堅決貫徹執行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提出的“屯荒戍邊、開墾資源，進行經濟建設”的指示，親自參加生産，經常深入墾區檢查指導工作，為邊疆工農業生産的發展和經濟的繁榮，為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的改善，為邊防的鞏固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受到邊疆人民的信任和擁護。
1955年，陶峙嶽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上将軍銜，榮獲一級解放勳章。1982年9月，經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批準，陶将軍以90歲的高齡正式加入中國共産黨，成為中國共産黨黨員中一名年齡最長的新黨員。陶峙嶽入黨，也經曆了一段漫長的曆史。第22兵團成立不久，王震就向陶峙嶽談起入黨事宜，但陶峙嶽自慚形穢，不敢啟齒。1952年，王震和陶峙嶽共赴石河子視察，王震再次問及他願不願入黨，他回答：“是所願也，不敢請也。”1965年，陶峙嶽鄭重地将第一份入黨申請書交給新任兵團政治委員張仲翰。然而不久，“文革”開始，陶峙嶽入黨之事被擱置下來。1982年5月，陶峙嶽再次向黨組織遞交了入黨申請書。9月，被批準。陶峙嶽激動地喊出了“偉哉共産黨，追随幸有緣”的心裡話。
1988年，陶峙嶽将軍又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勝利功勳榮譽章。他是第一至第三屆國防委員會副主任，全國政協第三、四、五屆常委，第六屆副主席。
1988年12月16日，陶峙嶽在長沙病逝，終年97歲。
作者點評
陶峙嶽，中國共産黨優秀黨員，早期民主主義的先鋒戰士，著名愛國将領，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将領。
1949年9月25日，陶峙嶽統率駐新疆近10萬軍隊，身為新疆警備總司令的陶峙嶽率部發出起義通電，鄭重宣布：“自即日起，與廣州政府斷絕關系，竭誠接受毛主席之八項和平聲明與《國内和平協定》，全軍駐守原防，維持地方秩序，聽候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及人民解放軍總部之命令。”至此，占全國六分之一版圖的新疆獲得和平解放。新疆起義是陶峙嶽幾十年戎馬生涯的重大轉折。武昌起義前夕，陶峙嶽認為“人生在世，不能單純為了個人的溫飽家庭安樂而碌碌無為”。為了實現他的男兒志向，他投考武昌陸軍第三中學，經受了辛亥革命的洗禮，思想上有了很大的進步，常懷一顆熱忱的“報國之心”。然而國民黨内部的爾虞我詐、互相傾軋，使陶峙嶽常常深感“報國有心而用武無地”，又看到國民黨破壞統一戰線，消極抗日，對國民黨當局越來越失去信心。看不到國家和民族的前途，他自己也逐漸消沉下去，一度向佛經尋求安慰。然而他的愛國心卻從來也沒有消失過。當全國形勢發展到一定程度，他久被壓抑的熱情迸發出來，一發而不可收。他慎重地抉擇，積極幹旋，終于促成了新疆的和平解放，這是他長期追求光明、渴望和平的必然結果。他終于按自己的意願，為國家、為人民辦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實現了報國的宏偉理想。新疆起義後，毛澤東、朱德充分肯定了他的義舉，稱這“符合全國人民的願望”。張治中則精辟地分析道：新疆和平解放，除當時全國形勢所造成的強大軍事壓力外，與“陶峙嶽将軍老成沉着，善謀能斷，苦心積慮地運用對葉成、馬呈祥、羅恕人等人的威望和感情，講情說理，終于使他們未敢亂動，服帖出走，有重大關系。他們的出走，鋪平了新疆部隊起義的道路。陶峙嶽作為新疆起義的領導者和組織者，他的曆史功績将會永垂青史。
陶峙嶽在國民黨和共産黨陣營都身居高職，但他一生廉潔自律，不為錢财所動，生活非常簡樸。他的妻兒也都過着勤儉的生活。他認為“錢财之好，是人之常情，我非不好财也。不過在名譽與錢财兩者之間，權衡輕重，更不能見利而忘義”。身居高職而能如此清廉，确實難得。
陶峙嶽對于錢财看得很淡，而對于感情卻看得很重。他不到19歲就與大他兩歲的農村姑娘周慶儀結婚，新婚不久即離開妻子踏上征途。幾十年的戎馬倥偬，離多聚少，但他對妻子的感情卻從來未變過，這在當時達官貴人動不動就娶姨太太、小老婆的社會中，也是非常罕見的。